聚焦農民工老齡化：是城市引力大，還是年輕人更顧家？

【文/觀察者網 吳婭坤】

4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羣體正在持續老齡化。

一方面，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由2010年的35.5歲顯著上升至2017年的39.7歲；

另一方面，50歲以上農民工（即通常所説的高齡農民工）在每年新增農民工中所佔的比例正越來越大。

2014年，當年高齡農民工的增加量（597萬）第一次超過了全部農民工的增加量（501萬）。到2017年，中國農民工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481萬人，同年，高齡農民工比上年增加了711萬人。

這同時也説明，在高齡農民工大幅增加的同時，非高齡農民工整體是有小幅萎縮的。

觀點：大量農村勞動力留在鄉村照顧家屬

基於農民工主要從事體力勞動這一性質，用工單位在有的選擇的情況下，總是會儘可能地僱傭青年農民工。

那麼，高齡農民工增長迅速、比重擴大，所反映出的現實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枯竭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章錚不這樣認為。

在章崢看來，眼下農村依然有足夠的勞動力可以選擇進城務工，但這些人選擇留在農村的很重要原因是**“留在鄉村可以照看家屬”**。據章崢估算，目前鄉村還有超過1.6億的勞動力。扣除其中一部分因種種原因只能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例如，通過生產特色農產品獲得了滿意收入），能夠成為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至少在5000萬以上。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勞動力需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照看生活上無法自理或無法完全自理的家屬（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婦等）。而絕大多數的外出農民工，都是“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無法在掙錢養家的同時照看家屬。而前文提到的非高齡農民工羣體出現小幅萎縮，也正是因為有部分人選擇放棄城鎮而留在鄉村。

統計局給出的數據也從側面佐證了這一點。

數據顯示，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佔65.6%，女性佔34.4%。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佔31.3%，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中女性佔37.4%，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

在全部農民工中，未婚的佔19.8%，有配偶的佔77.8%，與上年基本持平。外出農民工中，有配偶的佔64.5%，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比本地農民工低25.7個百分點。

這也就是説，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農民工佔比均有所下降。

不過，統計局給出的另一組數據卻表明，本地農民工中，50歲以上所佔比重為32.7%，比上年提高3個百分點，而外地農民工中，50歲以上所佔比重僅為9.2%，也只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

這似乎又説明，高齡農民工更願意在户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業，在户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外從業的農民工主要還是以青壯年為主。對於農村兒童，還是主要由媽媽或者爺爺奶奶擔負着照看職能。

建築工地清一色的老人，是因為年輕人不吃苦？

無論是什麼原因致使越來越多的老人選擇進城務工，農民工老齡化已經成為了現實。

此前也曾有媒體聚焦農民工的老齡化問題。某包工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他手下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了90%以上；而高齡農民工為了承擔起繁重的體力勞動，大多時間要靠吃肉補充體力，“力工的工資基本是按日計算，幹一天給一天的錢，不幹就沒錢。在工地，有體力才能賺得多，沒體力，就賺得少”，有高齡農民工對記者如是説。

還有高齡農民工和包工頭將農民工老齡化這一現象歸結於力氣活又苦又累，年輕人不願意幹，只有高齡農民工吃的了這種苦，“誰不想要年輕壯實又踏實肯幹的人啊！但近五六年已經在建築工地找不到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了，清一色的全是老人”。

甚至由於相關規定禁止60歲以上的農民工上一線作業，不少高齡農民工將白髮染黑來應付檢查。

高齡農民工在零下20度的天氣下為業主送沙子，一天收入一兩百

“沒有養老金，得趁能幹再多賺點兒”

為什麼年過50、甚至60還要在工地幹活？澎湃新聞此前採訪了103名接50歲以上農民工中，其中絕大多數都説出了這樣的話——“趁着還能幹，多賺點兒”。

從制度設計來説，我國的養老保險已經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即一個人只要願意參保，都可以找到適合他的制度。

政策規定，農民工可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也可以參加新農保。然而，不同制度的保障水平差別是非常大的。大量農民工的真實境況與制度設計的美好場景之間彷彿隔着一扇“玻璃門”——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看得到夠不着，新農保保障水平太低又不足以養老。

就算是可以通過補繳來加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但能夠補繳得起的也是少數，高齡農民工養老問題難以徹底解決。

尤其是對於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來説，面對着養老方式從“養兒防老”向養老保險的轉換，他們陷入了“養老保險靠不着、養兒防老靠不住”的兩難困境中。

甚至有學者認為，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農民工養老問題是無解的：不允許加入，農民工將老無所依；允許加入，養老保險基金將難以承受。

從根本上來説，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是建立在傳統僱傭關係基礎之上，而農民工往往得不到、也不願意簽訂穩定的勞動合同。如果無法建立較為穩定的勞動關係，那麼養老保險制度想要在農民工身上得到執行就更加難上加難。

數據也可以説明這一問題。2009年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降低了農民工繳費的費率，為單位繳費12%、農民工個人繳費4%至8%，遠低於城鎮職工單位繳費20%、個人繳費8%的費率，但從效果來看，2009年末至2016年末的這7年間，農民工參保率只提高了不到10個百分點。

城市居不易，滯留還是返鄉？

除了以後的養老問題，高齡農民工更擔心的問題還是眼下的生存。

隨着產業升級，就業市場對各階層勞動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農民工羣體也是一樣。“送快遞、外賣，手機不會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沒見過”，許多受訪的農民工都認為受自身身體狀況、文化水平所限，自己未來能得到的工作機會將會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進一步對這一羣體施加着壓力，“現在想買點什麼都覺得貴，就盼着一年到頭不生病”。

那麼返鄉呢？返鄉也會出現問題。

一方面，很多人不願意因為養老問題而給子女造成太大負擔，或者很多子女因低收入水平下或不在身邊而無法為父母提供養老的生活保障，再或者這批五六十歲的高齡農民工自身還有父母需要照料，很多人就算返鄉種田也無法養活自己，“沒精力也沒技術，種點自己吃還可以，但總有地方需要花錢”。

此外，在外務工多年，重新融入鄉村社會，也是高齡農民工擔心的問題，“我在外邊呆了20多年，回去確實有點不適應”。

目前的這一批高齡農民工，基本上就是改革開放後較早離鄉出來的一代青壯年農民大軍，當年主要在18歲到40多歲，如今多數已是55歲到70歲左右了。這批人當年隻身或舉家投身國家經濟建設，可謂“犧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農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不少家庭夫妻難聚，孩子流離就學轉學難，家鄉父老沒法照顧。

但由於當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訓，可能在城市常年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職業，對自己人生沒有長遠規劃，這批人現在無論是留守城市還是返鄉，都有很大的困難。

但無論如何，在當年那種低工資、低保障、難維權、艱苦甚至惡劣的生存生活條件下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和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高齡農民工，理應得到關注、受到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