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女權主義反烏托邦小説別再虐待女性了 | 文學、血淚與噩夢
“這個世界給女性帶來的噩夢已經夠多了，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在小説中構建出一個更可怕的世界了。”
在“界面文化”微信公眾號今天（22日）刊登的一篇譯自《衞報》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現實中女性遭遇的苦難已經足夠折磨人，但隨着《使女的故事》第二季播出再掀“女權主義”狂潮，女權主義反烏托邦作品並沒有任何休戰之意，而出版商們也十分樂意推動這波浪潮。
然而，劇中的殘忍暴力不斷刺痛觀眾的同時，我們並沒有對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找到解決辦法，“Me Too”這樣的運動僅僅建立起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全文如下：
一位女性被強姦導致懷孕，卻不準墮胎；她被合法拘禁起來，最終被迫剖腹誕下嬰兒。另一位女性想要離開自己飛揚跋扈的丈夫，但由於收入不高，捉襟見肘而不能遂願，因為政府出台了一項“防止家庭破裂”的政策，規定夫妻二人的收入都將打入丈夫的賬户。還有一個女人報案性侵，但警方非但不相信她，反倒以誣告之名起訴了她，然而施害者依然逍遙法外，更多女性隨時可能受害。在一段錄音中，一個誇耀自己“摸女人的下體”的男人當選了美國總統。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都是發生在愛爾蘭、英國和美國的真實故事。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劇照：“一連串的折磨接踵而至，永無止境。”圖片來自：Take Five/Hulu
《週末夜現場》的四位女員工在一個音樂MV中回應了那些被“#Me Too運動”震懾到的男人：“歡迎來到地獄 / 這些並不新奇 / 我們一直面臨着麻煩 / 只因我們有胸。”從西非博科聖地組織控制下的神權統治對女孩的虐待，到丹麥發明家彼得·馬德森（Peter Madsen）戕害女記者金·沃爾（Kim Wall），這個世界給女性帶來的噩夢已經夠多了，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在小説中構建出一個更可怕的世界了。但無論如何，根據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説改編的劇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一經開播便立即大熱，女性主義反烏托邦作品絲毫沒有休戰之意，出版商們也十分樂意推動這波浪潮。
Axios報道截圖
在萊妮·祖瑪（Leni Zumas）的《紅鐘》（Red Clocks）中，墮胎被明令禁止，美國在加拿大邊境豎起了一座“粉紅高牆”，防止女人偷渡到加拿大。在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活神的未來之家》（Future Home of the Living God）中，全球變暖進一步催化了生育危機，懷孕的女人被拘禁在感化中心，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則被徵召來養育胎兒。海倫·塞奇威克（Helen Sedgwick）的《生長季節》（The Growing Season）則搭建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人們對人造子宮已習以為常。莉迪婭·尤卡維奇（Lidia Yuknavitch）《瓊之書》（The Book of Joan）中的地球已經嚴重污染，無可救藥。為求生存，地球上的富人們乘着一個“愚蠢的太空避孕套”一般的飛行器來到了人造星球希埃爾（Ciel），然而他們的生理特徵也發生了變異，變得沒有性別之分了。索菲·麥金託什（Sophie Mackintosh）的《水療》（The Water Cure）引人入勝，女人們在書中十分敏感，飽受男人折磨。珍妮·梅拉米德（Jennie Melamed）曾獲阿瑟·C·克拉克獎的奇幻小説《島上的女兒們》（Gather the Daughters）講述了一個封閉社區中的女性噩夢，在那裏父親會強姦自己未發育的女兒，以替代有可能產生後代的性行為——這在那裏是一種人口控制手段。
苦難能推動銷量，而當受折磨的人是女性時，效果更加明顯，而作家們也面臨着壓力——他們的故事要更新迭代，勝過以往的作品。書中關於折磨的情節效果喜人，於是其中的荒謬成分也可以忽略不計。克里斯蒂娜·達爾徹（Christina Dalcher）的《聲音》（Vox）預計在今年八月出版，書中的女性每天説話的配額只有100句，她們必須戴上項圈，只要超過配額就會被電擊。
接下來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在今年3月的倫敦書展上，布魯姆斯伯裏出版公司宣佈將於明年出版喬安妮·拉莫斯（Joanne Ramos）的《農場》（The Farm）。這本書的故事背景是代孕行業，展開了女性的悲慘經歷。基蘭·米爾伍德·哈格雷夫（Kiran Millwood Hargrave）的《瓦爾德》（Vardø）則講述了十七世紀的審巫案。Picador出版社在一場十三方參與的競標大戰中，以六位數高價簽下了這本書。YA書評網也被這種對悲慘故事的痴迷所支配：露易絲·奧尼爾（Louise O’Neill）的《永遠屬於你的》（Only Ever Yours）為這一切奠定了基礎，將《使女的故事》重新帶回了青少年市場。
阿特伍德這本1995年的小説經受住了時間的沖刷，至今依然直戳人心，力量沒有絲毫減退。阿特伍德憑藉當年現有的科技水平和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搭建了一個父權制的極權主義國家，讓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讀者們變得越來越激進。到了今天，小説被改編成電視劇，故事在新的時代也產生了共鳴。這部劇集拍攝期間特朗普還沒有上台，放映時他已成為了美國總統。《使女的故事》一放出，立刻給女權主義者們建立了一個亮眼的參照系，她們穿着使女的戲服走上街頭，反對禁止墮胎法案，一些時裝設計師也把使女的服裝搬上了T台。
《衞報》報道截圖
然而，隨着第二季的開播，部分觀眾對劇中的殘忍暴力感到不適了。第一季的故事緊扣小説原著，刻畫的是女主角奧芙弗雷德遭遇的痛苦，而第二季脱離了小説的原材料，更多聚焦在揭露基列國無盡的醜惡面上。《紐約》雜誌稱之為“一部永無止境的可怕的女性主義施虐色情片，和最厭惡女性的作家有得一拼”，文中還進一步探討了如此聳人聽聞的情節，到底是能給故事帶來更深的內涵，還是僅僅出於病態的施虐心理。
**《使女的故事》開啓了一個新時代，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而與之相反的女性主義烏托邦作品中則展現了另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世界，在那裏，女性的地位不再低人一等了。代表作包括十七世紀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燒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中篇小説《她的國》（Herland）、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和喬安娜·露絲（Joanna Russ）的《女男人》（The Female Man）。回頭看看這些“如果”，令人精神振奮。
《黑暗的左手》中的格森（Gethen）是個虛構的星球，又稱冬星。在那裏人們的性別沒有男女之分，相反，每個人既能排卵也能授精，隨機應變地承擔起男人或女人的角色。作者勒奎恩寫道，在這樣的世界中，“人類不會被劃分為強壯的一半和弱小的一半，沒有保護者和被保護者，沒有統治者和屈服者，沒有主人和僕從，也沒有主動者和被動者的區別。”這本書將矛頭指向了人類性別階級之間的殘忍，以及這種環境下處處受限的生活。
內奧米·奧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權力》（Power）是近年來重建這種烏托邦式想象世界的為數不多的幾本書之一。書中女性進化出了一種特別的器官——“線束”（skein）。強大的電流能通過線束對異性進行電擊，這樣一來女性就佔據了統治地位，她們能像歷史上男人使喚女人一樣支配男人。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女人能輕鬆地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待男人，並且獲得權威、受人敬畏，這確實可喜。而小説的大逆轉也饒有趣味，揭露了在我們社會上男性的缺點和不足。高傲的女性角色對卑躬屈膝的男人説，“男人支配的世界”一定“更加友善，更加體貼，説句不中聽的話，一定比我們現在所在的世界吸引人得多”。
男主角通德（Tunde）也描述了身處一個劣等的性別階級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從一個男人口中説出這種話，着實令人震驚。只有當親眼看到一個男人也忍受着女人曾經受過的苦，你才會明白我們離“女人也是人”這個“激進”的概念還有多長的路要走。然而《權力》並不是一本變革的宣言，書中的一個章節《夏娃之書》描述了未來的母權制宗教。其中寫道：“權力的形式永遠是一樣的。”男人掌權時，她們用權力來支配女性。權力落到女人手中，她們也會反過來控制男人。在這裏，不由性別階級定義的社會依然迷霧重重，難以實現。
《衞報》報道截圖
當然，這樣的批評也就意味着，小説有義務擔起呼喚變革的責任，這也讓事情變得棘手起來——將文學作品貼上女權主義的標籤，這意味着什麼呢？對阿特伍德（在《權力》的寫作期間，她一直擔任奧爾德曼的導師）來説，這一直是個爭論的熱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與自己的“女權主義”標籤乃至整個女權主義運動總是無法自處，她缺乏自信、畏手畏腳。2017年，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中，她回答了“《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權主義小説”的問題。她説：
“如果你指的女權主義小説是一本意識形態宣傳冊，宣稱所有女性都是天使，她們總是受害者，而且不能做出道德選擇，那麼這本書就不算。如果你指的是這樣的小説——女人也是人類，她們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特點和行為喜好，有着不同的想法，她們的角色有趣而重要；圍繞她們展開的故事對小説的主題意義重大，不管是對故事結構還是情節都不可或缺——那麼答案就是肯定的。從這個層面上看，許多書都是‘女權主義’的。”
這個回答只是破除了她的小説中政治宣傳的嫌疑，但與其説這是個正面回答，倒不如説她只是在兩種站不住腳的女權主義之間遊走。女權主義既不是“女性完美”的宣言，也不是身為女性所遭遇的事情。女權主義運動的意義在於瓦解制度上男性對女性的權力支配，以及在經濟方面、性方面以及生殖方面（《使女的故事》將這兩方面展露無遺）對女性的剝削掠奪。
“意識覺醒”是女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女人們分享交流自己的過往經歷，意識到並正視問題真真切切存在這一現實。女性主義反烏托邦文學的熱潮恰恰貼合了這一點——她們正在發現問題，拆解讀者們既有的認知，有時候對這些問題的描述還得經過諷刺和誇大。但喚醒意識只是萬里長城第一步，只有當它為協同努力打下了基礎時才會有意義。政治文化評論家海倫·劉易斯（Helen Lewis）指出，當代的女權主義在意識覺醒方面展現了其不可比擬的力量，但卻難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目標。
事實上，我們並不缺乏重要的女權主義鬥爭，也達成過不小的成就，比如北愛爾蘭廢除禁止婦女墮胎的“第八號修正案”運動，以及卡羅琳·克利亞多·佩雷茲反對英鎊頭像中沒有女性的運動。**但當下流行的諸如“日常性別歧視”（Everyday Sexism)、“#Me Too”這樣的運動就只是建立起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面對着性別歧視現象和性騷擾問題，並沒有協力創造出一個解決辦法。**當前的女性主義反烏托邦文學也大多走進了這樣的死衚衕。我們知道哪些事情是錯的，但一旦面對如何糾正的問題，就只能僵持不前。
很多地方都顯露出了這種趨勢。塞奇威克在《生長季節》（The Growing Season）中叩問，人造子宮能不能把女性從當前的性別角色中徹底解放出來，還是説這種技術只能讓她們在男性的強權下更易受傷害？當生殖過程被外包、脱離女性身體時，女人身上不再貼着“照顧者”的標籤，這時候一個男性前台接待的地位和女性經理相同，同樣無足輕重。但男性暴力還在延續。體外的子宮讓他們有了一個新的目標。“我們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施虐方式，讓男人對女人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書中“育兒袋”的女權主義發明者悲痛哀嘆。但隨着小説中陰謀和恐怖的陰雲慢慢聚攏，不管是體內還是體外妊娠都被確立為有效的選擇，儘管其中有幾分欺騙意義，前面那些宏大的想法也開始讓步（書中還表示，空洞的“選擇”也和模糊的女權主義目標一樣，塞奇威克必須想辦法祛除這種靠不住的表面穩定，才能更加令人信服）。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劇照，圖片來自：George Kraychyk/Hulu
達爾徹在小説《聲音》中猛烈抨擊道，女性社會化的過程不過是一種馴化，讓她們對暴力更加習以為常。女主角珍（Jean）眼看着自己五歲的女兒變得乖巧伶俐，迅速學會要保持靜默，自己心生恐懼。與詹姆斯的《五十度飛》（注：一部2018年上映的美國情色愛情電影，由詹姆斯·佛利執導，根據EL·詹姆斯同名小説改編）如出一轍，珍擊垮了父權制社會，和一個性感的意大利語言學家逃離苦海，小説達到了高潮。這勉強稱得上是一場勝仗，但對於作者達爾徹提出的問題——關於語言、關於權力和許可——一直都沒有找到回答。
在厄德里克的《活神的未來之家》裏，敍述者錫達迅速從想要奪走她的孩子、控制其身體的當權者手中逃走，然而這只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美國印第安人承受着生育脅迫，她們要麼被逼絕育，要麼孩子被搶走（作者厄德里克和主人公錫達一樣，都來自奧傑布瓦部落）。面對這種情況，作家們不可能寫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使女的故事》既沒有撒謊，給女主角帶來一場拯救，也避免了折磨的悲慘命運。小説就這麼戛然而止。《活神的未來之家》繼續向前推進，陷入了一片令人麻木的慘淡無望中。助產士們用地下鐵道來保護錫達，但最終失敗了，故事以嬰兒被奪走告終。“我在房間裏等待着下一次懷孕的時候，”她為這個永遠也不會與她見面的孩子寫到，“我親愛的，在地球上飄下最後一片雪花的時候，你會在哪呢？”
這樣的結局給了人重重一擊，但它事實上是浸泡在女性的痛苦之中的。厄德里克避開了這個陷阱，但一些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小説並沒有。在露易絲·奧尼爾的《永遠屬於你的》中，人們像培養夏娃一樣小心翼翼地培養年輕女孩，給她們注入女性的柔弱氣質，希求她們以後成為統治集團中的男性的模範妻子。那些沒能成功的女孩則被推下女子等級金字塔，落到最低端，最終被送到“地下”了結生命。書中有一段文字令人痛心，感同身受。女主角弗裏達（Freida）因違反規定而接受懲罰，她被反鎖在自己的房間裏，房間的牆壁都是顯示屏，在國家電視台上滾動播出着她的恥辱。
青春期女孩厭惡自己，而這種情緒被社交媒體放大，這個場景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但是反映現實並不意味着對它的批評。小説讀到這裏，書中對體重和麪容的關注，讓年輕女性更加焦慮了，卻沒有幫助她們揭穿美麗神話的謊言。最終，弗裏達帶着一種近乎性慾的激情，在“地下”接受了自己的宿命：“針扎過我的皮膚，沉浸下去。體內的液體對我的鮮血低語，忘記吧，忘記吧……我準備好失去知覺了，直到永遠。”回應阿特伍德的觀點，女權主義雖不是建立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但也不是簡單地再現女性。然而，在一種靠自我毀滅來尋求安慰的“女權主義”的語境下，以上兩種選擇也許更加可取。
**如果説真正的女權主義反烏托邦小説必須忠實地刻畫女性的鬥爭反抗，而不是以聳人聽聞的手法渲染她們的痛苦並引起轟動，以戲劇化的政治分析來防止文章落入沉悶乏味或是空喊口號的陷阱，這樣的書是不可能存在的。**阿特伍德對“女權主義”標籤保持警惕，原因之一就是對於女性作家，人們總是有更高的標準——她們必定是達不到這項標準的，因為其目的本身就是為了保證，女性永遠做得不夠好。
但也有些小説能理解女性受到的壓迫，認識到了女人屈從的地位，也富有想象力，能夠預見最壞的可能性是怎樣一番光景，同時還抱有希望，最終我們的結局會迎來一點亮光。換句話來説，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小説也還是要有一點烏托邦的成分的。在《紅鐘》中，恐怖的“粉紅高牆”（這一場景和沒有護照的愛爾蘭女性和一些美國保守地區不能獨自進行洲際旅行的女性的處境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和不斷向前推進的女性抵抗運動交織在一起，祖瑪筆下的角色也逐漸學着互相尋求幫助。這些聯繫不僅溝通了不同的女性個體，還連接了歷史和時間：“上千年的發展中，在歷史黑暗的皺褶裏，女人們調整自己，相互幫助”。
《水療》中同樣也體現了女人之間的姐妹情感和互相扶持，儘管它有些叫人不安——書中的女性角色最終協力殺死了一個男人，來保護她們封閉的世界。她們把他的屍體放在沙灘上，對外來入侵者傳達這樣一個信息：“這裏沒有你們的位置”，也就因此保護了尚未發展完全的烏托邦。《瓊之書》採用環形敍事時間線。故事的講述者分別是克里斯汀和她的對手讓·德·曼（Jean de Men），兩人穿越時空，重新造訪了歷史上原初女權主義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和一個高度厭女症作家、《玫瑰傳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的作者讓·德·曼。很難説這本書能給讀者多少進步主義啓發：當歷史本身就在崩塌的時候，我們又如何進步呢？但書中不乏希望。它表明，對政治物質性的認可正在迴歸，不再依賴剝削我們生存的星球或是人們的身體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了。“身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瓊説，這個年輕的反叛女孩帶領着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倖存者，組成了一隻軍隊。“它的疆土和地球一樣廣闊。”
在奧克塔維亞·巴特勒（Octavia Butler）著於1993年的《撒種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中，在不久的將來，地球會變得高温難耐、資源短缺，女人成了另一種被肆意剝削的資源。小説的女主角勞倫帶領着一隊離散的人馬艱難跋涉，跨過環境惡劣的荒野，夢想着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地球之種”的信念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個星際殖民計劃。“除死亡之外的終極人類改變……如果我們不僅僅想做個皮膚光滑的恐龍的話，這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然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依然沒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權主義需要對更好的將來抱有夢想。一味地反覆揭自己的傷疤，並不能帶我們前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