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歐元區公共債務崩潰後，歐洲出路何在？

我們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一個歷史時期：經濟發達國家的財富積累量穩步提升，而生產率和收入增長則十分緩慢。

“二戰”後，即1945—1974年的“光輝三十年”，人們錯誤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步入另一個階段，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實際上，這僅僅是一個向重構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中間階段。除了世襲資本主義，不會有其他資本主義形式長期存在。

歐洲面臨的困難此起彼伏。通行貨幣（歐元）和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分別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提上議程（歐元貨幣於2002年1月開始流通，《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則於1992年9月全民公決投票通過）。

當時，人們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唯一職責便是“確保火車安全通過”，也就是確保低通脹水平和貨幣總額與經濟活動大體同步增長即可。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後，各國政府和輿論一直堅信中央銀行首先應該獨立於政權，而且其唯一目標應該是保持較低的通脹率。於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獨立於國家的貨幣和脱離政府的中央銀行應運而生。

德國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圖/東方IC）

一、中央銀行挽救金融危機作用有限

但是人們忽略了中央銀行在大規模經濟和金融危機發生時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央銀行不但可以穩定金融市場，還能避免一般經濟蕭條時期接二連三的破產。近幾年來的金融危機使中央銀行這一重大作用得以被人們重新認識。

如果世界兩大中央銀行——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沒有在危機期間加大貨幣發行量（2008—2009年發行量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幾十個百分點），旨在以低利率——0~1%——出借給私人銀行，那麼可想而知，這次危機很可能達到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同樣的規模，失業率也將高達20%。

十分慶幸的是，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懂得規避最壞的情況而且沒有重蹈1930年代“廉價處理者”的覆轍。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銀行被放任不管，一家接一家地倒閉。當然，中央銀行擁有的無限貨幣發行權必須受到嚴格的管控。但是，面對大規模危機，不充分發揮其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基本作用，無異於自取滅亡。

不幸的是，如果説中央銀行在危機期間增大貨幣發行量的舉措避免了2008—2009年危機的繼續惡化並暫時控制了火勢，那麼它同時也導致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問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金融監管自2008年以來只取得了很小的進展，而且危機不平等的根源——社會中下層民眾收入的停滯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被視而不見，美國的情況尤為突出（1977—2007年，60%的財富增長集中在1%的最富有人羣手中），這顯然促進了私人借債的激增。

當地時間2013年9月17日，美國紐約，民眾舉行示威活動，紀念“佔領華爾街”運動兩週年。（圖/東方IC）

二、歐元區公共債務危機為何愈演愈烈

再者，中央銀行2008—2009年對私有銀行的救助措施並沒有阻止2010—2011年經濟危機進入新階段——歐元區公共債務危機。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經濟危機的第二階段，僅僅發生在歐元區。美國、英國和日本的負債率（公共債務分別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00%、80%和200%，歐元區則為80%）高於歐元區，但它們並未遭遇債務危機。原因很簡單：美聯儲、英格蘭銀行和日本銀行以低於2%的低利率分別借款給政府，這樣一來，不但緩和了市場矛盾，而且穩定了利率。相較之下，歐洲中央銀行幾乎沒有借款給歐元區各國，造成了現在的危機。

要對歐洲央行這一特別態度做出解釋，通常需要説起德國很久以前受到的創傷，歐洲央行可能擔心再次陷入20世紀20年代那樣的惡性通貨膨脹。我並不十分信服這一解釋。大家都十分清楚，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惡性通貨膨脹。目前我們面臨的威脅不如説是長期通貨緊縮的經濟衰退：物價、工資收入和生產量下跌或停滯不前。事實上，2008—2009年大規模的貨幣擴張並未造成實質性的通貨膨脹。德國民眾很清楚這一點。

德劇《屌絲女士》片段

那麼，可能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幾十年來對於公共權力的錯誤認識最終使得人們面臨危機，本能地認為私有銀行比政府更能解決問題。在美國和英國，對於公共權力的誤解已經達到頂峯，而中央銀行最終懂得從實際出發，毫不猶豫地大量收購公共債務。

實際上，簡單來説，我們遇到的特殊問題和主要困難就是從一開始就對歐元區和歐洲中央銀行有不合理的規劃，因此很難——但不是不可能——在危機期間重新制定遊戲規則。主要的問題出在關於無國家貨幣、無政府央行和不以共同財政政策為前提的共同貨幣政策的設想。不以共同債務為條件的共同貨幣是行不通的。這樣的模式在平常可以勉強運行，但在非常時期就會使情況加速惡化。

隨着統一貨幣體制的建立，對17個歐元區國家匯率的投機行為被禁止：從此以後，德拉克馬（希臘貨幣）對法郎貶值或是法郎對馬克貶值都不再可能。但出人意料的是，對於17個國家間貨幣匯率的投機行為可能會被對於歐元區各國公債匯率的投機所替代。

然而，第二種投機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種更糟糕。當本國匯率受到衝擊，率先讓貨幣貶值最起碼可以保證本國競爭力，使用歐元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區各國卻不可能這樣做。那麼原則上講，這些國家應該相應地獲得穩定的財政狀況，但實際情況顯然事與願違。

歐元（圖/視覺中國）

另外，目前我們遭遇的匯率投機問題尤其惡劣，以至於不可能平靜地恢復公共財政平衡。公債涉及的（債務）總量實際上是相當大的。公債數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利率按照5%而不是2%計算。

也就是説，每年要花費5%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支付利息。那麼，其中的差額，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3%（法國為600億歐元），相當於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法律和就業的全部財政預算！因此，如果我們不能確定一年或是兩年後利率是2%還是5%，也就不可能展開關於削減開支和增加税收的民主辯論。

三、如何解決歐元區公共債務危機？

那麼，該如何解決呢？要終結歐元區17國的匯率投機問題，唯一的長久之計就是按照團結互助原則分擔債務，建立共同債務（“歐元盟約”）。這也是唯一能使歐洲央行充分行使其最後貸款人職責的結構性改革。這意味着歐洲央行以後可能需要從市場上更多地購買國家債券。但是，面對17個歐元區國家不同的國債，歐洲央行將會面臨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應該購買哪國國債？利率又是多少？如果每天清晨美聯儲都要選擇是購買懷俄明州、加利福尼亞州還是紐約州的債券，那麼其穩健的貨幣政策將很難實行。

但是，樹立一個強有力且合理的聯盟政策權威是公共債務所必需的。我們不能在確立歐元聯盟後卻放任各國政府各自決定公共債券的發行量。而且，這一聯盟的權威不能是國家元首委員會或是財政部長委員會。我們必須向政治聯盟和國家聯合大步邁進，或者大步後退，撤銷實行歐元作為統一貨幣的決定。

其實，最簡單的辦法應該是賦予歐洲議會確實的預算權。可是問題在於，歐洲議會集合了歐盟27個國家，遠遠超出了歐元區的範圍。

還有另一個方法，我在2011年9月22日的專欄中提到過，由願意實行共同債務的國家的財政委員會代表和歐洲議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代表組成“歐洲預算參議院”。該參議院擁有發行共同債務的最高決定權（這並不會影響各國在需要的時候發行各自的國債，但其各自發行的國債不受集體保障）。此參議院要像所有議會一樣，在做決策時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且辯論要本着公開、透明、民主的原則，這兩點很重要。

國家元首委員會和歐洲預算參議院的區別就在於此。由於國家元首委員會以一致性（或是基本一致）為基礎，而且最後往往會演變成私人秘密會議，因此日益停滯不前。通常情況下，國家元首委員會不會達成任何共識，即使偶然出現一致意見，也往往是莫名其妙的。但在議會的民主辯論中情況恰恰相反。現在協商通過新的歐洲條約要遵循單純的跨政府邏輯（通過原則由100%變成國家元首委員會內部的85%）並不能解決問題。也必然不能建立歐元聯盟，因為這在政治統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勇氣。

（本文摘編自托馬斯·皮凱蒂新著《漫長的危機：歐洲的衰退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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