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靜：新一輪中美經貿磋商為解決兩國經貿分歧打下框架性基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柯靜】
中美新一輪雙邊經貿磋商結束，當地時間5月19日，兩國在華盛頓發表聯合聲明。從聯合聲明及隨後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的中方牽頭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談話內容中得知，雙方達成階段性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徵關税。因關係當前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的經貿關係發展，中美經貿磋商引起全球高度關注。
從今年3月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税的總統備忘錄，中國即日強硬反擊以來，中美經貿摩擦一路升級，一度呈現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5月初雙方在北京舉行經貿磋商，美方公佈的“天價”談判清單使得各方對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產生很大擔憂。兩輪磋商時隔不久，本輪磋商即取得如此積極的成果，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外界預期。
5月3日、4日，劉鶴（左四）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左三）率領的美方代表團就中美貿易展開磋商 圖自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
務實理性：中美雙邊經貿磋商達成階段性共識
從聯合聲明內容來看，字數不多，雙方仍有重要關切未納入其中，也未涉及具體細節，這也引起了一部分關注者的困惑。但倘若作一解讀，磋商中其實已經有足夠豐富的細節，並且是實質性的。
首先，雙方同意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徵關税。這是為解決中美經貿問題邁出的實質性步伐，也奠定了本次聯合聲明的整體基調。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雙方同意以中國擴大進口美國產品而非削減從中國進口產品的方式縮小貿易逆差。後者不僅對中國影響更大，也會損及國際貿易增速，而國際貿易增速關係着全球生產效率和全球經濟增速。
再次，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中美兩國皆為資本輸出大國，雙向投資增長空間巨大，鼓勵而非限制雙向投資，總體上有利於促進就業和經濟發展。
最後，中美間或能恢復經貿對話機制。如此，雙方可就彼此關切事項及時展開溝通，增強互信，有助於緩解矛盾，解決問題，避免摩擦升級。
本輪磋商所以達成以上共識，是中方努力與美方權衡的合力帶來的結果。從美國角度來看，除卻力量上的忖度之外，這一決策也包含有對國內利益的考量。
其一，徵收關税既非目的也不可持續。此前特朗普政府更多將此作為一種施壓工具，以獲得更好的談判籌碼。但若真的引發關税大戰，無論對於中美經濟還是全球經濟，都會帶來難以預測甚至不可控的後果，引發市場恐慌情緒，導致市場風險成倍增長，擾亂全球經濟秩序。
（特朗普會見劉鶴，Twitter）
其二，需要看到，雙方經貿關係緊張和緩和的背後，美國國內選舉因素影響顯著。特朗普順利入主白宮，與其迎合因未能順應全球化技術變革和產業轉移而導致收入下降甚至失業的部分選民的政策偏好有重要關聯。能否兑現競選承諾，是共和黨能否贏取中期選舉和未來特朗普能否連任的關鍵。
但凡事應辯證對待。一旦“貿易戰”真的爆發，除國內特定利益集團外，定會廣泛波及就業，損及廣大消費羣體和出口商人的切身利益。此前一段時期，中美經貿關係的緊張局面也讓各方對可能遭受的損失深有體會。因此，在這場博弈中，具體利弊衡量與紙上談兵定然有所不同。
例如，前不久針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擬對中國約500億美元產品加徵25%關税的提議，各利害關係方提交的評論意見中，有92%對此表示反對。此外，因汽車行業原產地規則等若干重要議題仍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年內通過新NAFTA協定的可能性正逐漸降低，也會對選民獲得更好貿易協定的期望產生衝擊。
這種情緒變化會直接影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空間，從美方主導中美經貿磋商的人員由強硬派為主轉變為温和派佔據上風，以及前一輪北京磋商時，美方談判草案中將中國“不得針對美國農民和農產品”置於平衡中美貿易關係四個要點之一，充分體現出選民利益對美國經貿政策立場的影響。
其三，中美經貿關係是引發本次貿易摩擦的根源，但也仍是穩定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貿易層面，2017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6359.7億美元。近10年，美國對華出口年均增長11%，中國對美出口年均增長6.6%。美國對華商品出口為美國創造至少67.8萬個就業崗位。僅2014年，對華服務業出口為美國創造了27.3萬個就業崗位，同年，美國跨國公司在華僱傭人數達到201萬人。
投資層面，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美投資累計達1090億美元，遍及全美47個州，分佈於435個國會選區中的425個，迄今中國在美投資已支持超過15萬個美國就業崗位。
貨幣金融層面，截至今年3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達1.19萬億美元，仍是第一大美債持有國。
供應鏈層面，中美經貿關係利益交融，限制和中國貿易往來，將會嚴重破壞依賴中國原材料、價廉物美的中間品和最終產品的美國製造商、經銷商的供應鏈，也會傷及美國自身。事實上，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的局面已成定然。
因此，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採訪時所説，“這次磋商取得積極成果的根本原因是兩國人民和全世界的需求”，“是基於非常理性的分析，基於非常現實的利益”。
美媒相關報道截圖
複雜博弈：未來中美經貿關係主要走向
儘管本輪中美經貿磋商取得重要共識，但仍應看到，未來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將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博弈過程，會面臨諸多具體利益分歧，並非是幾次談判就能徹底解決的簡單問題。
首先，中美雙方競爭態勢無疑將長期存在。眾所周知，從購買力平價和名義GDP等宏觀方面來看，中美體量之間的差距正在日趨縮小。在貿易、投資和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方面也是如此。客觀來説，美國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有所加劇，這導致美國的中美關係定位出現變化跡象。2017年年底，特朗普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即是這種競爭思維上升的自然體現。
第二，中美經貿層面的分歧解決也並非易事。雙方在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提升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競爭水平上雖有一定共識，但在國有企業競爭中立、政府補貼、網絡安全等具體議題方面分歧仍然不小。特別是，如果美國仍然將問題歸結於中國國家主導經濟的運行模式，要求中國在產業政策甚至經濟體制方面作出讓步，則會嚴重限制未來談判空間，侵蝕本輪中美經貿磋商成果。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和社會因素影響。近年來，中美經濟實力此消彼長，而美國國際和國內政策並未及時順應全球化作出適當調整，導致其經濟不平衡進一步加劇，國內逆全球化情緒和民粹主義思潮有所升温，“中國威脅論”又開始氾濫。
以美方對本輪中美經貿磋商成果評價為例，美國媒體普遍認為美方未能成功限制中國產業和技術發展，美方貿易團隊的主要成員間對此也有分歧。又如就是否取消對中興通訊的銷售禁令，美國政府與國會間也發生明顯爭議。這是否會影響雙方具體細節談判進展，也未可得知。
因此，在充分肯定本輪中美經貿磋商成果的同時，我們也應對未來談判難度有充分準備。很顯然，這並非是一兩次磋商就能徹底解決的。美國國內政治特點決定了在具體細節上還會進行非常激烈的博弈。從方向性共識到真正實現穩定健康的雙邊經貿關係，需要兩國不偏離此番共識，儘可能彌合彼此就中美經貿關係定位和目標的差異，跨越具體層面的分歧，這仍然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
對於中國來説，接下來要儘可能處理好以下方面的關係：貿易領域，在決定擴大進口美國商品的同時，必須考慮國內實際需求。此外，還需要對美國之外的他國訴求做好應對準備；投資和高科技產品出口領域，美國新CFIUS法案若今年通過，會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造成多大限制？美國新醖釀的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是否會對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做出新的限制？這些都需要在接下來的具體談判中加以釐清，以確定美方不會對中國技術發展造成過多障礙。
行穩致遠：將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納入長效機制
此前中美雙方的主要障礙在於，兩國互信客觀上存在落差，美國過於倚賴以單邊措施向中國進行施壓來解決分歧的主要方式。例如訴諸國內301條款，擬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税，或以較為罕見的國家安全為由，發起232調查，限制外國鋼鋁產品進入美國，甚至阻撓WTO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程序，這種短視行為不僅嚴重挑戰了WTO規則底線，也會損及其自身聲譽，削弱國家軟實力。
多年以來，WTO的價值在於它為國際貿易創建了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以國家同意而非單邊權力政治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國際秩序。遵守秩序的良好預期在於帶來國際社會的正義最大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能夠創造更穩定的外部環境。但美國隨意繞開WTO規則的做法，使得這一秩序體系面臨巨大挑戰。一旦秩序瓦解，退回到無規則可依的叢林社會，各方利益都將難以得到保障。
因此，若未來中美雙方希望本輪磋商成果能夠在此後的互動、談判中得以落實，應當進一步探討建立長效機制的可能性，鞏固談判成果。這對中美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推進作用。
這種長效機制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在貿易領域，中美雙方應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多邊貿易體系，在短期內WTO根本性變革難以實現之前，可以通過臨界數量等方式，在一些非基本協議方面形成單個突破，納入一些新的貿易形態和方式，逐步減少國際貿易規則空白。在投資領域，重啓BIT談判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美方所關切的中國擴大投資市場準入和公平競爭等問題，中方所關切的美國CFIUS國家安全審查應提升透明度和減少政治考量等問題，都可以通過BIT規則加以確立，提供超越兩國國內法之上的國際法層面的保護。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當國際經濟秩序的利益分配與單個國家的內部利益可能形成衝突，整體秩序便面臨着根本性的挑戰。國際社會不能僅因對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就要退回到以鄰為壑、視他國發展為本國發展障礙的時代。
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其談判結果可能為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方向帶來某種導向性作用。而這種作用的發揮，首先取決於接下來中美經貿問題談判取得更多具體突破。雙方若能推動構建長效機制，對於未來兩國經貿關係的穩定發展和全球經濟秩序的完善，都有重要促進作用。而這兩點對於需要時間的中國，都是重要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