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賢亮|明清中國：青樓女子、兩性交往及社會變遷
關於中國人的內闈故事，荷蘭的高羅佩在《秘戲圖考》中曾這樣講道：十八、十九世紀訪華的西方人，考察風俗書籍既不易得手，詢問人們又諱莫甚深，感覺中國人之房內必淫污不堪；但經過長期的深入研究，在閲讀所蒐集的書後，“殆可謂有睦家之家，無敗德之譏者，可知古代房術不啻不涉放蕩，抑符合衞生，且無暴虐之狂、詭異之行。”他的另一本研究名著《中國古代房內考》，堪稱《秘戲圖考》的姊妹篇，影響深遠。
明清時代的社會中，湧現的大量情色小説或言情文學，以及文人筆記、俗諺歌謠、閨房秘笈、醫家養生等媒介，都有關於當時城鄉民眾的日常家庭生活與私密行為的描述，其中不乏寫真的內容，反映了時人在兩性交往和生活中的開放程度。
文人記憶中的青樓世界是什麼樣的？
要談那個時代的男女關係與社會問題，青樓仍然是必須要考察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總體上看，在近世中國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江南地區，青樓妓館堪稱鼎盛。例如，江蘇的揚州，南京的秦淮河、蘇州的山塘、盛澤的歸家院，以及杭州的西湖等，都是著名的娛樂空間。
明代開國，奠都南京。這一帶江河清潔，人多佳麗。日常生活，官場中的飲宴，民間出遊等消閒或狂歡活動，都脱離不了青樓的影子。一時風華之盛，於秦淮河兩岸悄然而現。
張岱對秦淮河邊的河房青樓印象很深，説這裏方便寓居，方便交際，更方便淫冶，雖然房價較高，但“寓之者無虛日”；河面燈船、畫舫往來不斷，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着人。”洪承疇更以豔羨的口吻説道：“秦淮一波，紅橋片石，其香豔沁人，魂夢至是。”
《柳如是》劇照
孔尚任的一部寫實性戲劇《桃花扇》，裏面一位重要人物鴇婆李貞麗，有一段唱詞：“深畫眉，不把紅樓閉；長板橋頭垂楊細，絲絲牽惹遊人騎。”顯得頗具情調。孔氏借李貞麗在劇中的出場，將秦淮河一帶的風月景觀與人情故事，一筆帶出：“梨花似雪草如煙，春在秦淮兩岸邊；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
崑曲《桃花扇》劇照
這短短數言，使秦淮河一灣兩岸，楊柳街道，林立的青樓，煙花風月之家，一幅迷人的春色躍然眼前。李貞麗出身的舊院，講到的“長橋”，既是青樓之最，更是男性向往的所在。長橋，是長板橋的簡稱，在南京舊院牆外不遠的地方，環境幽雅宜人，每到晚上，燈火競輝，青樓女子們就彈起各種樂器，與金縷紅牙聲相間，“入其中者，無不人人自失”。
每逢秋風桂子之年，也就是鄉試之時，“秋闈”之期，四方應試者畢集於舊院，結駟連騎，選色徵歌；有的邀旬日之歡，有的已訂百年之約。
其中，著名的青樓女子數量實在不少。像李十娘，外貌出眾，所謂“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所居之地“曲房秘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餘懷與朋友們舉行詩文之會，必以李十孃的私人空間為活動場所。再如葛嫩，更是才藝無雙，餘懷曾與桐城名士孫克鹹一同造訪其居：“闌入卧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聲‘請坐’。克鹹曰：‘此温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餘懷用了二十八個字，盡展葛氏的美麗與其內闈的温馨。
在餘懷的《板橋雜記》中，至少有25位青樓名妓給餘懷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她們大多美麗、聰慧，有才學、識見，通曉民族大義，有崇高的氣節和獻身精神。
青樓雖以豔華聞名，但其容納的多是社會弱勢羣體，其具體生活情境和作為一種特定文化的載體，以及國家與社會對她們的態度，上述文人的記憶，或可反映一二。
偷歡的媒介是什麼？
在明清時期，除青樓外，男女的交往，其實存在許多障礙。
清人李漁曾寫有一首律詩，説是：“閨中隱禍自誰萌？狡婢從來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慣傳春信學流鶯。只因出閣梅香細，引得窺園蝶翅輕。不是紅娘通線索，鶯鶯何處覓張生？”此詩雖言男女偷歡之事，但點出了其中的重要媒介，像“紅娘”、“狡婢”等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溝通，一般人的偷歡行為是存在很大困難的。
《水滸傳》劇照
清代“坐花散人”編輯的《風流悟》，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矢節失節死後重逢”講述了清朝初年福建地方的一個鄉紳趙舜生及其私生活，21歲的趙舜生雖娶有一房美妻，但仍心不知足，最愛偷情。
對於這樣的偷情，古人深識其中趣味無窮。凌濛初論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卻不早完了事？然沒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間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
通過馮夢龍、凌濛初等人編的通俗小説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男、女的偷歡或交往，都需要媒介的支持。即使一些人靠自身的努力，能夠達到目的，但仍脱離不了日常的媒介（如丫鬟、傭人、徒弟等）。
《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七《西山觀設輦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迫活命》，講了一位少婦與老道如何勾搭成奸，出於兩廂情願，所以非常順利。老道知觀、兩個道童以及少婦吳氏，構成了一個偷情的小圈子，偷情的場所一開始就設在吳氏祭悼亡夫的孝堂，屬於非內非外之所。雖然基本上靠個人的努力，但如果沒有下人（吳氏的丫鬟與知觀的徒弟）的聽從安排，順利偷情恐怕也很難。
馮夢龍還認為：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就會弄出醜吒。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兒。所以，對那時的社會來説，男、女成人時，都應該早了婚嫁之事，否則難免偷情露醜的尷尬。
《十二樓》中，“夏宜樓”的主翁詹公，家範極嚴，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家人所生的男孩，十歲以上就須屏出二門之外。膝下一女，年近十六，尚未婚配，詹公怕他身子空閒，又苦於寂寞，未免要動懷春之念，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他，將家人所生的女兒選了十來個，都拜他女兒作老師，每天忙着不得空閒，自然不生他想。這當然是詹公為防出現家醜，而想出來的良好策略，不過也只能起到暫時的作用。因為，當時有人用西洋“千里鏡”（望遠鏡），寓居高處，整日偷窺大户人家的後院，看過無數佳人，詹公的女兒與下人們也早都被他一一看過。
這樣憑藉器物或技能，達到“偷”樂的，恐怕為數甚多。凌濛初曾談及嘉定縣地方的一種特別風俗，是男人流行給小户人家女人篦頭剃臉，有人為達到偷淫的目的，就專門要去學一學這種“整容”之技，為女人篦頭剃臉，有機會進入內室；或者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
侍女與主人或其他男傭的偷情，在小説中，也屢見不鮮。不過，當時中上家庭的許多男女，一般從無兩相會面的機遇，需要有人從中説合，甚至不惜用盡機關，才能得遂偷歡之願。這裏面，有一類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馮夢龍曾提到，一般正當人家既惹不得，也不應該過多接觸的四種人是：遊方僧道，乞丐，閒漢，牙婆。前三種人對於男女私情的誘引作用可能還不嚴重，惟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個九個倒要攀他來往，時刻少她不得。
李漁的《連城璧》中，也提到一種人叫“女待詔”，既會理髮修面，也會按摩梳頭，極受家庭女眷們歡迎，所以“是人都防備，獨不防備他”。
牙婆，“女待詔”，其實都可歸於明清人習稱的“三姑六婆”。這個羣體，一般認為首先在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提及，並且提醒人們，這些人與“三刑六害”相同，普通人家一旦受其中一種的禍害，即非奸即盜，應當“謹而遠之，如避蛇蠍”，才是“淨宅之法”。其中，女醫的角色改變（像產婆、女醫者等）及社會對女醫的控制，都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作為比較專業的婦產科醫生，穩婆、醫婆和藥婆，即使是上層社會，也離不開她們所提供的服務。
明人田藝蘅根據傳統的説法，也將“三姑六婆”概括為：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除此之外，他認為還有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等，都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人物，而且有着廣泛的社會聯繫，為害亦甚。比如繡花娘，擅長針繡活，大户人家都請其教導閨女，而這些閨女們往往在後來被誘為“花娘”。這個稱謂，恰恰是杭州人用來罵倡伎和淫婦的。
與田藝蘅一樣，褚人獲進一步解釋了清初流行的三姑六婆，除當時人熟識的幾種外，特別提到了這幾種：卦姑，是看相算命的；師孃，就是女巫；藥婆，是捉牙蟲、賣安胎、墮胎藥之類的；虔婆未知何所指，也許就是賊婆的訛音。這裏的藥婆，在小説中的例子，像《水滸傳》中的王婆，兼營接生（即“收小的”）等業務，可以稱為“非專業的民間婦產科醫生”。在揚州，還有一個“王氏收生堂”，堂主王氏，也就是人們習稱的“媪婆”，年六十，熟諳婦人生產之理，將其理論技藝刻成《達生編》一書行世。
“三姑六婆”這類人羣，在明清時期的口碑較差，極端的説法是：“專以淫詞褻語誆騙人家婦女，為其所誘者，多致敗壞門風，不可收拾。”顯然，她們對於民間婚姻的巨大作用，與作為色情媒介的負面影響，同樣都被當時社會所清楚認識。
偷情既是當時人較為普遍的私慾，而防止其不良影響或後果，仍然是人們在得遂偷歡時，予以高度警惕的事。而上述略通婦科醫道和避孕墮胎技術的穩婆等人，成了人們最可信賴的私密人羣。
上流風尚和大眾生活有何異同？
儘管傳統禮制對男女接觸有許多的限制，有的家族甚至定有嚴苛的家規，反對男女雜處，要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皆以居室為之限”，否則與禽獸無異，然而仍有很多史料表明，明清時期的社會風尚，特別是男女關係，具有較大的開放性。有所謂禁慾與縱慾並存，處於性愛觀念最為混亂的時期。
明代成化以後，朝野競談房中術，甚至有人藉着進獻房中術與春方而驟貴，促成社會淫勢之風，也影響了文學創作。從明代中期以來文人的大量筆記、話本小説，對此都有所反映。女子私箱竊藏春宮畫，“百有二三”；一般人“出談鄙褻便牽娘”，連寺廟的齋僧大多不免色相之戒。李漁在那時也多遭批判，説他性齷齪、善逢迎，雖遨遊縉紳間，但所作詞曲小説備極淫褻，而且“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遊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並縱談房中術”，因此被詬為“士林中所不齒者”。受到詆譭的偷藏春宮畫、房中術、攜妓閒遊等，恐怕正是當時的新鮮時尚。
江南地區城鎮經濟活躍，流動人口較多，服務行業興盛，文人、鄉宦、青樓名妓、俠客等人，頻頻出現於這些地方最優勝的去處，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許多奢侈性的消費場所，共同構建了一幅繁華的生活圖像，頗有典型性。
明代有人看到：“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人情乖薄，視本實者競嗤鄙之。”明代中後期的浙江臨海人王士性，則特別指出了蘇州風俗時尚深為時人所仿效的事實。差相同時的杭州人張瀚認為：“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之儉也。”經商的牙人，只要碰到商貨價值達一二百兩的，就盛情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有的人家，甚至到了“但求聲勢烜赫，不顧道望汙隆”的地步，令人驚歎。
經濟上發展到一定水平，自然會導向更高的休閒生活追求。對此，謝肇淛曾深刻指出了士紳們的追求，基本上都是物質的享受：“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曉歌舞之場，半畫牀第之上。”這在任何人看來，都是奢華至極的愉悦境界。
被晚明士大夫們視為叛逆的李贄，甚至號稱“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據説，他曾強迫他的幼弟狎妓，有一次還率領僧眾到一個寡婦的卧室裏去化緣；但對寡婦的守節，他又褒揚得不遺餘力。
歷史悠久的蘇州城，是太湖平原地區最為繁華壯闊的城市。這裏四季從無寂寥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遊客極盛，“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文人紳士大多喜歡在虎丘一帶“畫船遊泛，攜妓登山”。
在虎丘附近的普濟橋下塘，有一個野芳浜。這裏是一個娛樂的好所在，不過以男女尋歡為主。所以當時人有詩云：“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野芳浜。”這個銷魂之處也就是“銷金之窩”。而散泊在山塘橋、楊安浜、頭擺渡等處的娛樂船，專門蓄養歌妓以招引顧客，的船與岸上共建歌院，顧客可以登岸尋歡，都令人銷魂。不少船讓辮髮雛姬女扮男裝取悦客人，俗稱“鼻煙壺”，言其年幼未解風情，只堪一嗅而已。所以，這類船一時被人呼為“色界之仙航，柔鄉之寶筏”。
蘇州野芳浜
就“女色”而言，明清時最出名的，一般認為產自揚州，俗稱“瘦馬”。明人還特別説明，其品質高於一般的普通青樓女子，更高於私娼野妓，納為妾侍後，能夠嚴守閨門禮法，不大會爭風吃醋，耗費男人的心神。除了女色外，男色的盛產則在東南的福建省。李漁早已指出：“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在福建，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男色之盛行，其實在明代宣德年間，已很嚴重。當時著名的巡撫周忱在蘇州視察時，告誡其門人説：“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
清代江南書商嵇留的一段感言，更有代表性：“每刻小説及春宮圖像……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説春宮，以售多而利速也。其家財由此頗厚。”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社會對這些東西接受的廣泛性。
士紳們擁姬納妾，皆為當然之事。就連靳嗇出名的徽州商人，在娶妾、宿妓時也揮金如土。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江南的上層女子，大多數頗具才藝，由於商業化、教育的拓展，導致女性生活空間的擴大，寫作、旅遊、教書，以及活動於公共社羣（如詩社）。妓院的部分從業女子，也能突破內外與出身的桎梏，廣泛活躍於紳商階層為主的男性世界。一些女作家創作的長篇彈詞小説，如陳端生的《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等，十分著名。也正是這些彈詞故事，被時人認為有引動女子春心的顯著效果，使文人們頗感擔憂。
最下層的鄉村婦女的生活景象則不同了。她們的生活極為繁苦，除了事夫、撫幼、敬老的本份工作外，還要從事與男子等量甚至更重的田間勞動，更要主持家庭中的育蠶紡織等經濟作業。在太湖東南隅的陳墓鎮，鄉村婦女的日常勞動，幾乎與男子相同：“凡耘耨刈穫桔槔之事，與男子共其勞。”此外，還要積極從事家庭手工紡織等副業，以維持生計。如青浦縣的龍盤鎮，村婦以紡織為主，一般一天只能織一匹，甚至通宵不得休息，“日用所需都從此出”。有的鄉村地方曾流傳這樣的歌謠：“有女莫嫁耕田人，六月戽水苦萬分；一年四季不見四兩肉，吃碗螺螄開大葷。”
至於那些嚴守貞節觀念的婦女，既要壓抑生理上的需求，也要忍受心理上的許多重負。明人周暉談到隆慶年間一個貞節烈婦，不僅反對母親改嫁，而且在其夫身染重病後，誓言死要同時，結果用菜刀先行自殺，年僅21歲，堪稱明清時代有着強烈忠貞觀念女子們的典範。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尚和人們複雜的生活觀念。明清時期情色小説的泛濫，娛樂場所娼女孌童的眾多，對金蓮的愛好，春宮畫、褻玩品、春藥等的公開流行，以及各類青樓娼館的興盛，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氣及內在轉向。十八世紀以後到清末，那時的名妓素質與整體青樓文化的定位，已大不如前。民國十九年冬，鄧之誠為《柳如是事輯》撰跋時稱：“明季風俗之流蕩，士人夫不立學行，唯鶩聲氣，至於佻達放縱，徵逐於孌童奼女之室，窮極聲色，服食器玩之好，而自以為風流。”這短短數言，是對那個時代，那樣一種特定社會的面相，所作的精闢概括。
本文原載於《學術月刊》，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轉載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