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農民工的長遠目標與短期目標

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其核心是農民進城。不過，中國城市化中的農民進城並非農民一次性進城，更非農户全家進城，而首先是青壯年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如果運氣好，又勤勞，進城農民工可以獲得在城市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他們就在城市安居下來，如果經過多年打拼仍然難以在城市安居，他們就可能返鄉。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的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的中老年父母仍然留村務農，由此形成中國當前農民家庭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分田到户之初，農民主要收入來自農業，1980年代鄉村工業的發展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洗腳上田、進廠務工的機會，農民家庭開始有了“離土不離鄉”的務工收入。到了1990年前後，鄉鎮企業大發展，成為農民創造的一個奇蹟，農民收入越來越多工商業的份額。

到2000年前後，鄉鎮企業發展受到限制，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經濟迅猛發展，全國性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離土離鄉、進廠進城的務工經商大規模發生，到了現在，幾乎所有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離土離鄉、進廠進城，全國農村普遍形成了農民家庭中的半工半耕收入結構，同時也就形成了農民家庭中老年父母留村和青壯年子女進城的家庭分離。

黃宏2005年在小品《裝修》中扮演了一位砸牆的農民工，並在舞台上喊出口號：“農民工工資不能拖欠！”

從以上簡單疏理可以看到，之所以農民進入工商業，是因為中國人多地少，農業中存在着嚴重的過密化，農業勞動力過剩，農業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進入工商業尋找新的收入機會。2000年前，農民主要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在鄉鎮企業務工以獲得二、三產業收入機會。

2000年以後，隨着鄉鎮企業的衰落，農業剩餘勞動力離土離鄉、進廠進城，進入到全國勞動力市場獲得收入機會。一句話就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從城市獲得就業與收入機會。城市只是農民獲得收入的手段，他們獲得的收入是用在農村的家庭，以完成農村家庭的再生產。

他們在城市工作，在農村生活，他們在城市獲得收入，在農村實現價值。他們的生活世界是村莊，城市不是歸屬，農村才是最終目的地。城市受苦受累受氣都是為了農村過得有面子。尤其是第一代進城農民工，他們不僅有過村莊的生活，而且曾經從事過農業生產，對村莊十分熟悉也有感情。年輕時進城，年齡大了返鄉，就自然而然。

當前正在城市務工經商農民工主力已是第二代農民工了，也就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農民工，這些現在仍然年輕的農民工往往初中畢業即進城務工經商了，他們缺少村莊生活的經驗，也未從事過農業生產，對村莊缺少感情。他們初中畢業即懷揣夢想，希望通過個人努力獲得融入城市生活的資本。他們嚮往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他們因此在城市打拼。他們中一些人運氣好又努力，從而獲得了體面融入城市的機會並在城市安居下來。

但他們中的大多數現在仍然在打拼，並且看起來大多數難以獲得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機會。他們因此退而求其次，考慮在家鄉的縣城和鄉鎮安居。實在不行，年齡大了仍然不能在城市安居，他們也就可能返回農村。

無論是返回農村，還是在家鄉縣城鄉鎮安居還是真正進城，農民務工經商本身只是手段，目的卻是安居，在什麼地方安居有不確定性，要看努力程度和機會，機會或運氣由不得自己，努力程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安居不只是有房子可以住，關鍵是可以完成家庭的再生產。要有住房，要結婚生子，要為子女讀書創造條件爭取接受較好教育最好考上大學，從而有好的前途。子女再生子女，子子孫孫，無窮匱焉。

因此，無論進城農民工能否在城市體面安居，只要他們努力奮鬥，他們就可能在城市安居下來。如果運氣實在不好，他們的努力也不白費，因為他們至少還可以返鄉，還可以用在城市務工經商獲得的收入在農村體面生活。

因此，可以將進城農民工的目標劃分為長遠目標與短期目標。所謂長遠目標，就是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真正完成家庭再生產，努力向上走。所謂短期目標，就是努力賺錢，儘量賺更多的錢，利用一切條件來賺錢，賺錢的過程中，吃得不好，住得不好，休息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賺的錢可以應對家庭需要，完成家庭再生產，實現安居目標，完成人生任務。

農民長遠目標分為不同層次，最高層次是在城市體面安居，但希望比較小；其次是在縣城安居，有一定可能性；實在不行，返回家鄉，在村莊建房子過日子養老，同時支持子女進城再去努力奮鬥，這個過程中儘可能為子女提供較好的教育，最好是考上大學。因為長遠目標中的安居可以多層次實現，最低層面的實在不行就退回到村莊的安居目標具有保障，進城農民工就可以有看得見摸得着的賺錢的動力。他們一年又一年地在城市打拼積累，最終可以讓自己體面返鄉，以及儘可能讓子女接受較好教育，以及讓子女可以順利成家生子養育後代。

可以實現的長遠目標是農民的理想、宗教、生活目的、意義所在。正因為有這樣的長遠安居目標，進城農民工所有的辛苦、受累、受歧視都是可以忍受的，也是值得的，因為這是短期的，是手段，是通向家庭幸福和未來理想的橋樑。只要他們努力，他們最終可以實現長遠目標，完成人生任務，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獲得生命的永恆性的宗教意義。即使作為手段的短期目標實際上很長，甚至一直到在城市打工的機會也沒有了才退回農村。

這個意義上講，正是安居的可能，最低限度是返鄉的保底，讓進城農民工有了積極進取的心態，有了極大巨大的活力，有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堅韌堅強。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看不到未來希望的混日子者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狀況，也是完全不同於生活在城市貧民窟無法改變自己命運者的積極人生。雖然他們可能在進城務工經商時住的很差、吃得不好、工作辛苦，但因為有了未來預期，吃住條件就成為了手段，成為了臨時性的不重要的外在環境。

正是進城農民工對未來懷揣夢想，他們就可以爆發出巨大力量。進城農民工關於短期手段與長遠目標的劃分，是支持農民工勤奮努力工作的關鍵。雖然長遠目標可能只過很短的個人人生，而短期手段卻要幾十年。但人生重要的是過程，且這個過程中一直保持了積極的心態，一直想方設法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家庭經濟條件，讓子女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盡最大可能完成了家庭的再生產。

孫立平説絕望比貧窮更可怕。我很同意孫立平的這個説法。當前進城農民工最低限度可以返鄉，他們有家鄉可返。他們能通過自己在城市的打拼而在城市安居，當然好，萬一不能安居，進城失敗了，他們至少還可以返鄉，從而可以在農村過日子，並繼續支持他們的子女在城市打拼。進城農民工很努力，正是因為他們不絕望，他們有希望。

相對來講，一般發展中國家城市貧民窟中，最大的問題也許不是住得不好，生活環境不好，收入不好，而在於基本上沒有向上升的空間與渠道。貧民窟中所有人都在混日子，他們喪失了打拼的努力與積極性。中國進城農民工為了賺錢，普遍願意接受“12小時單休”的加班，以獲得更高收入，以有更多積蓄，以在家鄉建房或為子女在城市買房，或讓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總之，他們在為長遠目標努力，他們的人生是積極的態度，他們有着向上的活力。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