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我們的國際政治研究，不能只盯着發達國家

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相比，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轉型升級甚至更為迫切，只不過文化遲滯性和思想惰性使得這種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令世界各國備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國家，是很多國家、乃至發達國家年輕人的就業目的地，但是很多國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來“關照”中國，中國好像處處不符合“標準答案”。

應該認識到，來自西方中心主義的“標準答案”是一種階段性歷史。改革開放對誰開放？當然是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不僅要吸納西方人的投資，還要學習人家的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乃至思想體系，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作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國際政治學，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比如著名的階級論、帝國主義論被邊緣化，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簡稱“三大範式”）則無處不在。

瞭解並理解西方知識體系是重要的，否則就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怎麼説，無法和人家對話。但是，一定要認識到，從比較政治學中的研究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轉型學範式”，到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範式”，都是為既定的西方國內政治結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説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以學術範式的形式而維護着西方的國家利益，中國人按照這一套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去研究中國政治、中國的對外關係，事實上在自覺不自覺地強化着他人的話語權。更重要的，來自西方知識體系的世界政治學科（包括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已經嚴重滯後於中國的大戰略需要。

“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下半程”的判斷同樣適應於中國的世界政治學科建設。如果説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是面對西方，現在，中國的大戰略突然轉向非西方國家，那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所代表的中國國家戰略的新佈局。“一帶一路”研究已經成為世界政治學科中的顯學中的顯學，但是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理解多少呢？在中國國際政治與比較政治學界，無論是研究非洲問題的還是研究東南亞政治的，出國留學或者進修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美國歐洲，這種現象意味着還是在學習和研究歐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國家，以致於我們的世界政治學科面臨着嚴重的知識短缺。

學界對於“雅萬高鐵”為什麼遲遲不能開工並沒有多少研究。這個大案例意味着，對於印尼這樣的巨型國家，我們的知識尚且如此匱乏，對於非洲、南亞次大陸、拉丁美洲等廣大的非西方國家，我們的知識積累決不會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國家已經是中國的戰略利益所在。不同於文史哲這樣的人文學科，世界政治這樣的社會科學學科必須服務於重大現實戰略，這是學科性質所決定的；反之，其學科發展也是國家戰略帶動起來的，沒有國家戰略的需要，就沒有動力去發展這些學科，因此知識滯後也屬於正常現象。二戰之後美國比較政治學的興起以及發展理論的誕生（包括髮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社會學），均是由美國戰略需要帶動起來的。上個世紀60年代後，美國年輕學者紛紛走向非洲，進入近鄰拉丁美洲，前往亞洲，把自己的理論運用到非西方社會研究，並試圖去改造非西方國家。

國家戰略需要和學科性質的關係決定了中國的世界政治學科關注的焦點應該有一個大轉身。一方面，“存量”知識依然是重要的，因為歐美依然是中國的戰略關鍵所在；另一方面，中國迫切需要知識“增量”，即對非西方國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們有很多美國、歐洲、日本問題專家一樣，中國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國家的國別問題專家。辨識國別專家的基本標準是，第一要熟悉當地語言，第二在當地有學術界或者政界的朋友，第三當重大事情發生後能迅速根據專業的國別知識做出判斷。就此而言，諾大個中國，到底有多少非西方國家的國別問題專家？要做到這些，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過語言關，需要更多的人學習西班牙語、法語和阿拉伯語，這就需要課程調整，增加本學科學生的小語種教學。其次，調整留學政策，不能資助研究非西方國家的學者學生前往歐美發達國家，需要親自到研究對象國去體驗、去生活；同時，也相應地需要增加去非西方國家留學的待遇，這是很多發達國家曾經採取過的政策。即使政策層面到位了，中國年輕人還需要一點奉獻精神和冒險精神，到非西方國家無疑比去西方發達國家要面臨更多的困難。

研究非西方國家不但是一種知識轉型，更將是我國世界政治學科的升級。中國是非西方國家的典型，研究歷史上的中國對外關係就能強烈地感受到，很多來自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不管用，比如怎麼能用國強必霸的民族國家理論如現實主義理論來詮釋一個奉行“天下觀”的文明型中國呢？同樣，“修昔底德陷阱”針對的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怎麼可以用來分析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呢？以研究古巴導彈危機出名的哈佛大學教授阿里森（Graham Allison）認為中美之間難逃“修昔底德陷阱”，他對中國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們只關心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説他們願意理解嗎？理解中國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反思和發展，而研究不同於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國家，勢必會給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帶來更多的挑戰。

我們熟悉的關於發達國家的知識依然重要，但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知識更加渴求。就研究發達國家的國際政治學科而言，研究重鎮無疑在北大、人大、復旦三大國際關係學院；然而，就研究非西方國家而言，其他大學利用自己的地利優勢，已經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使得國際問題研究的學科格局發生了微妙變化。就此而言，“一帶一路”倡議為國際問題研究的彎道超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這也意味着，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重鎮如果沒有危機意識，如果不能適時地提供基於非西方國家研究的新知識，如果不能將國際關係研究提升為世界政治學科，其優勢地位將會被大大地削減。

鑑於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特別創辦了旨在推動學科升級的學術平台——《世界政治研究》，其前身是2013年創刊的《比較政治評論》。既然稱之為“世界政治研究”，在研究對象或者知識來源上，不能再侷限於傳統的西方，而應該是世界、尤其是包括中國的非西方國家研究，而且西方研究也應該是一個“新西方”；其次，在研究路徑上，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國際關係研究與比較政治研究的一種高度融合，沒有這種融合就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基於這兩點的“世界政治研究”，應該是知識增長點，也是未來幾十年內學術競爭的新場域。

據説，國際問題類的學術刊物已經多達七十種左右，要在如此飽和的狀態下生存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辦好這份出版物不但有賴於我們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國乃至國外同行的鼎力支持。

【本文為《世界政治研究》發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