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用台灣人才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利與弊
根據集微網消息，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芯片項目啓動簽約儀式於5月18日舉行，這是中國大陸啓動的首個CIDM集成電路項目，總投資約為150億。
這一項目有很多亮點，落地快、產學研聯合程度高、投資大、帶動作用也比較強。項目落地山東青島，3月30日才正式成立的項目，5月18日就已經落地。同時項目負責人張汝京也被聘任為青島大學微納技術學院終身名譽院長，集結行業人才與青島大學共同培養本科學生。同時也有很多網友有這樣的疑問，張汝京是誰？
（3月30日簽約現場）
本文將簡單講述張汝京創業生平，並對中國半導體發展中無法迴避的台籍人才的問題進行討論，以期拋磚引玉。
張汝京是半導體行業一員老將
1948年出生的張汝京今年已經70歲高齡了，與他同時代的半導體同行大多已經退休多年了。事實上，如果他願意，1997年就可以以德州儀器高管的身份退休。而張汝京的故事也必須從他在德州儀器時講起，之前他和半導體制造的關係還沒有這麼大。
張汝京本科就讀於台灣機械工程專業，碩士在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的工程學就學。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的一個化工廠做運作工程師，爾後就職於一家工業氣體加工工廠做新工藝的研發。直到1977年，由於妻子畢業，才與妻子一起進入德州儀器工作。
而進入德儀之後，張汝京也沒有直接做與半導體相關的工作，而是研發語音合成器。不過他很快就進入了半導體部門，而且德州儀器要求他以非全日制領全工資的形式攻讀電子工程博士學位，讀完博士的他對半導體的掌握達到了專業水準。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儀初期，他的大部門主管就是台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
後來的人把在德儀的他稱之為“建廠狂魔”，曾先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台灣新竹和意大利建設過九座工廠，應該説即使在西方也算經驗豐富的老手了。在德儀工作的第15年又進入集成電路發明人基爾比的實驗室工作，到1997年按照德州儀器的政策工作滿20年的他本可以提前退休。誰知他剛剛準備開始事業的第二春。
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在台灣投資人的支持下他主導了世大半導體的建立。世大半導體成立時在台灣與今天家喻户曉的台聯電和台積電隱隱有三足鼎立之勢，直到大股東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世大半導體作價50億美元賣給台積電。收購了世大半導體的台積電從此遠遠地把競爭對手台聯電拋在了身後。
按照他的計劃，為了和台積電競爭，世大半導體應該建十個廠，除了前三個在台灣，其餘的都應該設在中國大陸。而世大半導體被賣的時候，工廠只剛好建設到第三個。
於是接下來張汝京回國創立中芯國際就顯得順理成章。中芯國際的故事，關心中國半導體製造業的網友已經知之甚詳了。總的來説中芯國際是成功的，張汝京利用國際上普遍只能辦一個12英寸晶圓廠的錢辦了一個12寸廠和四個8寸廠。但是中芯投資回報週期同時也相對比較長，人才培養也比較缺乏。
2009年末張汝京辭去中芯國際首席執行官的職務。由於事情發生在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第二次專利糾紛和解的次日，筆者傾向於認為這是正常的退休。
2014年6月，張汝京再次拿到投資成立新晟半導體，這是一家聚焦生產12寸大晶圓的企業。這是一個宏偉的計劃，在16年初時產能就達到1萬多片/每月，他計劃在2017年底達到12萬片/月的目標，可惜他再次於當年6月離職。
（張汝京）
當然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只是一個新的開始。
台籍人才在引進的半導體制造人才中質量較高
面積不足中國1%的台灣地區能擁有較強的半導體代工能力，有其獨特的歷史機遇。其中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
台灣在上世紀始終和西方國家保持着密切的人員往來，很多台灣學生去往國外留學，並最終留在這些國家工作，而且憑藉着自身的聰明和努力進入到相關產業的核心層。其中有一些幸運兒在美國所受的教育質量是後來的中國留學生很難比擬的。一方面在70年代早期，甚至中晚期，很少有人充分認識到IC產業所藴含的巨大價值，很多工程經驗對台灣的學生幾乎是不設防的。何況當時美國大學年富力強的教授，大多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這些教授對台灣學生有着特殊的感情。
張汝京在德儀基爾比實驗室的經歷就是最好的佐證。基爾比教授在二戰服役中所處的就是對日戰場。在作戰中接觸過不少華人和華僑，對中國抱有很強的同情。當時申請進入實驗室的華裔共有8人，其中有一半被選入該實驗室。這一結果，當然有中國人努力聰明的影響，恐怕也與參加過二戰的美國教授對中國人的特殊感情有關。而中國大陸留學生密集出現在美國的時候，很多有這樣情感的教授基本已經退休，新一代教授更願意花資源培養美國本土的學生。
（基爾比 集成電路發明人 諾貝爾獎得主 二戰中參與過對日戰鬥）
中國台灣半導體代工起步並不算早，但是發展非常快。這也得益於其獨特的歷史機遇。80年代晚期，世界半導體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即設計與製造相分離。後來創立台積電的張忠謀迅速意識到台灣是發展半導體代工的好地方。無巧不成書，當時他又到了該退休的年齡了。這就是台灣半導體制造能起飛的風口，而這些條件中國大陸並不具備。
而台灣還始終可以方便的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反之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想要引進國外的產品的話則往往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後兩代左右。
弄明白這些，自然也就瞭解了引進台灣人才的獨特優勢。一方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外干涉在台人才進入中國大陸的難度大得多。另一方面，台灣的半導體人才比大陸更有條件接觸到國際先進技術，甚至還能做中介吸引更多人來到中國發展半導體事業。
不宜過高估計海外人才的力量
經過分析，我們不難得到這樣的結論：引進來自中國台灣的半導體人才是性價比較高的選擇。不過卻也不能把發展國內半導體希望完全寄託在引進的包括台灣在內的境外人才上，而應該給國內培養的人才更大的平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引進的人才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對國情缺乏足夠的瞭解。他們也許掌握了許多國際上成功的經驗，卻不一定能在國內用好這些經驗。以張汝京為例，雖然老爺子在來大陸之前對境內的情況就有了較深入的瞭解，對國際半導體產業的規律也知之甚詳，現在看來卻還是有很多不夠理想的決定。這次在青島邊創業邊教書，未必不是對從前一些舉措的反思和調整。
毛主席説：“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用在這是比較合適的。
中國發展半導體制造產業最大的一個國情就是發達國家的半導體制造已經走向夕陽產業，中國半導體制造才開始發力追趕。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2016年10月公佈的數字顯示，自2001年1月以來，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從業人數長期下跌，至2016年9月不足35.87萬人，甚至比1985年還少。而且隨着製程進步對芯片性能和功耗的影響進一步降低，這樣的趨勢不會減緩。
這意味着在中國發展半導體制造之路形勢十分嚴峻。落後的工藝國外已經飽和了，先進的工藝不僅要花巨資研究和投產，還不能保證價格競爭力，回本賺錢比較難。這些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世界半導體制造行業人員的工資比較低，而國內尤低。
“中興事件”發生以後，各大中文網絡論壇中半導體行業從業人員對工資低的抱怨幾乎沸反盈天。筆者認為這正是對這一現象的反映。
美國的半導體制造行業中的許多企業也面臨着類似的情況，他們採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搬遷。搬到內陸、搬到農村、搬到互聯網產業不發達的地區，以迴避大城市的高地價和互聯網行業帶來的人才虹吸。甚至部分美國企業更把封裝測試這樣科技含量較低的環節向泰國、馬拉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轉移。
而中國半導體制造產業卻幾乎完全相反，過去的投資往往非北上廣深不去，最多再加上天津，而這種現象與引進人才的想法關係很大。對很多引進的人才而言，與其説他們對中國很熟悉，不如説他們對北上廣深很熟悉。他們往往對今天中國大城市的地價和互聯網產業發展的人才虹吸估計不足，對哪些是能發展半導體制造的二線城市估計不足。
在張汝京身上這個特點表現的比較充分，據公開資料，在正式投資之前，張汝京實際上只在北京、上海、深圳較長期的停留過。他認為上海的領導最真誠，同時作為中國南方最重要工業城市的上海，擁有發展半導體的精密儀器加工、輕工業、特殊化工業、機械重工業資源，利於實現半導體生產的規模化。這樣的看法不能説是不對，不過中芯目前只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深圳工廠製造的情況確實給發展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類似的問題，普遍存在於中國半導體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國外技術上。我們不難看到，北上廣深投產的半導體項目往往都與引進的境外人才尤其是境外投資息息相關，而合肥、環渤海的半導體項目則多數與境內投資與人才息息相關。
中國半導體發展存在兩條路
在過去國內經濟還不太發達的情況下，即使是北上廣深這樣今天看來絕對的一線城市地價和資源對於發展半導體來説都還比較便宜，而且還有人才聚集的獨特優勢。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半導體制造日趨成為一個夕陽產業。與之相反的是北上廣深等大城市隨着中國經濟的起飛在地價等資源價格方面比西方的大都市也是不遑多讓。中國的製造業，包括半導體制造在內，向新一線乃至於二線城市轉移已成定局。這也是美國半導體制造搬出"硅谷"甚至本土提供的歷史啓示。
不過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國少數一線城市的不可替代性很強。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相比，固然在地價和運營費用上比較便宜，但同時也存在人才缺口大、政策連續性差的問題。君不見，無數污染大、效益差、幾乎沒有科技含量的低級製造業，寧可在一線城市勉強維持，也不願搬到二線城市，何況是高技術的半導體產業呢？
顯然繼續留在一線大城市，中國半導體就必須在高成本下繼續打價格戰，也必須面對培養的人才留不住的問題。
怎麼辦？一種是繼續挖掘特大城市的潛力，揚長避短。例如把銷售留在繁華的舊城區，生產向新區或者城郊轉移。也可以像去年總投資387億的"909"工程二次升級改造一樣，充分利用既有的項目資源，實現就地升級的目標。
當然，還有一條路就是搬向二線城市以解決土地和資源價格問題，並依託當地院校，就地培養人才。這條路當然可控性要差很多，前景也不太明朗。究竟發展半導體要不要搬出一線特大城市，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三落三起，如今在這兩條路之中，張汝京選擇了後者，筆者希望兩種選擇的碰撞能找到最適合中國半導體制造發展之路，闖出更大的成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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