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爾根·奧斯特哈默：重建全球史的”時間正義”
今天的主題是“關於全球史的時間問題”。
在回到“時間”這個話題之前，先對全球史，尤其是當前西歐的全球史研究作一些概括性的評論。
一、有關全球史的七種論點
第一，全球史直接挑戰着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
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建基於自己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尤其是近鄰國家）更崇高偉大這一價值判斷之上。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認為國家四面受敵，它講述的是被敵人壓迫並最終戰勝敵人的故事。通常它是統一和同質化的歷史，容不得少數羣體和外來者。
國別史和這種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不應混為一談。非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框架內的歷史”如今在西歐學術界已成為史學家的準則，我相信全球史與這種國別史絕對兼容。
全球史，或者説跨國史，關注更為廣闊的背景，這些背景超越了框定民族社會和國家發展的本國的邊界，以此對國別史形成補充。它可以提供更復雜的解釋，這些解釋既包含內因，也包含外因。
舉一個例子，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歷來一直僅僅通過各種內因加以解釋：包括法國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波旁政府的無能和激進啓蒙運動的話語論述。從全球視角作出的更全面的解釋，則會增加舊制度被一場財政危機嚴重削弱這一外部事實。這場迫使國王向自己王國的精英們討錢的財政危機，主要是由於法國介入美國獨立戰爭而引發的鉅額開支造成的。
換句話説，法國的全球戰略，也就是通過向十三個殖民地的反叛定居者提供軍事支持來攻擊英國敵人，在北美取得了成功，卻摧毀了法國的君主制。所以，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是緊密相連的（或者用一個時髦的術語:“糾結纏繞的”）事件，而非獨立的“國家”大事。
法國大革命主題油畫（圖/視覺中國）
第二，全球史學家大多堅持“世界主義”眼光。
這意味着他們認為所有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同樣有趣，同樣值得關注。老派的世界史學家往往只關注“偉大”的文明，而全球史學家從原則上講非常嚴肅地看待特定的歷史情境。與其他各種歷史分析相比，全球史更需要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來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家可以很容易就一些世界主義或非民族主義的價值觀達成一致。他們也會達成共識，認為歷史研究的常規方法適用於他們的領域。歷史推理的邏輯在哪裏都一樣。有些理論會比其他理論更為相關，但全球史沒有單獨的方法。特殊之處在於歷史學家們使用的術語，這引發了跨文化史學中一些最令人着迷和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當然，有一種抽象的分析語言可以應用於大多數文化語境。諸如“國家”、“帝國”、“法律”、“宗教”、“科學”、“市場”、“城市”、“村莊”、“邊界”等術語，都屬於這一普遍層面上的概念。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傳統創造了很多這類語言。馬克斯·韋伯也許是這方面最了不起的大師。所有這些術語或早或晚都被翻譯成了非西方語言，並且在翻譯過程中形成了新的語義色彩。
但是，在較低的抽象層面上，一些術語有着特定的來源，很難翻譯和轉移到其他語境當中。全球史不能僅僅停留在一個非常普遍的層面上，它也必須運用那些特殊的語義。例如，“資產階級”這個詞最初是用來形容法國18世紀的一小羣富有的城市居民。説中國有一個“資產階級”意味着什麼？這個詞的中文直譯“資產階級”和中國社會的具體特徵相符合嗎？中文詞彙中還有其他（或許更好）的術語來描述社會的中間階層嗎？或者反過來，有沒有可能用非歐洲的概念來分析歐洲社會？
舉個例子，我一直認為“關係”是理解社會生活中非正式領域的一個有用概念。在西方語言中，所有可能的對等詞都有負面的腐敗含義。這種語義我覺得並不一定包含在“關係”這個術語當中，也許它可以成為一般社會學分析的一個有用概念。
第三，再回到我的主要論點:全球史學家共享的世界主義眼光，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還有他們使用的部分術語）的普遍有效性，並不意味着全球史在哪裏都是一樣的。全球史有不同的國別風格，這些風格源於多樣的歷史經驗和智識傳統。
當前，主導全球史國際話語的學者來自美國、英國和印度；他們是在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權威。如今年輕一代的德國全球史學家更願意用英語寫作。他們的最高目標是在一家著名的大學出版社出版專著。儘管如此，仍有一些歐洲、甚至是國家特性，保留了下來。
就舉一個例子:美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社會主要是由多種族的新近移民組成的。相比之下，歐洲人傾向於着眼長遠:德國每一個歷史專業的學生都必須學習拉丁語，並且要花大量時間學習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學家很自然地把悄無聲息的社會進化視為常規，遷移和流動是這一規則的例外，而不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和長久的事實。
20世紀70年代，我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所學的社會史幾乎沒有提及過遷移。由於近年來全球史的崛起，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例子很好地表明，歷史研究中的這個新趨勢可以將注意力轉移到過去被忽視的那些方面。
第四，全球史也經常被指責有“總體化”的野心。
那種聲稱是所有一切，或者是大人物、大趨勢和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的庸俗世界史也許是這樣。但是負責任的全球史與此相反，它既不是一堆混亂的事實，也不是綜合性的歷史哲學。它是一種探討跨境問題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不應通過推斷或者“理論”，而是要以原始資料為基礎，運用已經建立的歷史研究方法。
宏大的綜論———比如我自己關於19世紀的書———雖不討人喜歡，卻也少不了，但這種書並不能體現全球史。這樣的綜論間或有些幫助，只是隨着研究的發展進步，它們很快就過時了。連那些“鴻篇鉅製”也應該從非總體化的角度來書寫。它們無法面面俱到。它們應該避免僅僅是勝利者的歷史，也應該考慮失敗者、受害者、窮人、落後和無助的羣體:數百萬始終停留在全球史學家熱衷的網絡之外的那些人。
第五，全球史的關鍵術語是“關聯”。
更確切地説，全球史的視角集中在各種跨境關聯上，但只涉及那些不同尋常和具有變革性的關聯。換句話説，也就是那些對人、經濟體系、自然棲息地、世界觀或任何相互聯繫的事物有影響的關聯。並不是所有的關聯都有歷史意義。
關聯通常被想象為一種“流動”或者“流通”。這是一個有用的圖像。然而，這裏面存在着忽視流通受阻的危險，或者忽視流動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轉變這一簡單事實。一套思想體系（比如宗教或者法律制度）從發送者傳播到接收者的過程當中，可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物體經過商品鏈，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過程中，性質也會發生變化。
關聯研究常常被全球史學家視為一種優於比較研究的選擇。我更認同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做法，他那本關於19世紀的名作《現代世界的誕生》，副標題中就把“關聯和比較”兩個術語都包含在內。比較仍然是全球史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是部分或有限的比較形式。比較整個宏觀結構，比如整個帝國、世界宗教甚至是“文明”，並不總是明智的。
第六，全球史不應該總是在高度抽象的統一層面運作。
它應該發展“變焦”技術，可以調整焦距，去審視細節，然後再從細節移開，轉向更寬廣的畫面。從這個意義上，不同規模的尺度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區域（甚至本地）視角不應被看作與全球視野完全不同的方法。只不過全球史“變焦”的範圍朝着廣角杆延伸得更多一些。全球史要想保持活力，只有儘可能接近歷史學家的正常關切，避免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自以為更有知識和洞見的領域。
最後，我們來討論什麼可以稱為“中心主義”這個棘手的問題。
全球史最初的理論基礎，尤其體現在後殖民理論當中，是它的反歐洲中心主義。而且，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已經非常成功。再也沒有誰敢聲稱自己認同“歐洲中心論”了。
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種不可避免的“默認的歐洲中心主義”。換句話説，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研究本國的歷史學家都佔據絕大多數，這個簡單的事實不足為奇。歐洲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始終會關注歐洲國家，在這一無關緊要的意義上，他們仍然是“歐洲中心論”的。
資料圖：舊有繪製版世界地圖
在歐洲或北美的大學裏，不太可能有歷史學家會出於道德準則為歐洲中心主義辯護。幾年前，當我試圖指出19世紀的世界史（那時歐洲統治着世界！）不可避免地會有一點“歐洲中心論”時，一位怒不可遏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家告訴我，歐洲中心主義是種族主義的雛形，因此是“走向種族滅絕的第一步”。
雖然這太極端了點兒，但“中心主義”這個話題不可迴避。完全中立和公正的觀點永遠無法實現。問題始於我們的知識侷限。我自己是真心努力在歷史研究中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對象，可這種努力受制於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對南美的瞭解遠遠低於我對歐洲，也許還有我對中國的瞭解。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貝利爵士甚至從未試圖掩蓋他是一位印度專家這個事實。
雖然精心撰寫並基於實證的中國、太平洋、剛果或者墨西哥中心主義的全球史是件好事，但這不能成為唯一的出路。這種有意“中心”化的歷史可能會做兩件事:第一件，它們會特別強調（又是價值判斷！）本地區在更廣闊的背景中的重要意義。因此，以非洲為中心的世界史很可能會突出早期黃金時代的文化成就，並強調奴隸貿易造成的苦難。第二件，也是更為困難的，他們會試圖重建生活在上述中心的人們當時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很多情況下，這種做法———倘若真能做到的話———必須以考古證據為基礎。
這聽起來也許令人驚訝，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文獻業已存在。如今，西方最好的全球史和世界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歐洲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自從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論述的“大分流”問題被重新表述為英國和中國東部地區之間的微小和或有差別議題以來，再也沒有人用勝利者的口吻談論“西方的崛起”，反倒是討論“中國的崛起”。順便説一句，禁忌和顧慮少多了。
或者再舉兩個例子: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都不再否認或者淡化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恐怖。還有明朝的鄭和已經成為全球史學家青睞的人物，如今世界史教科書中論述他的篇幅，至少和哥倫布與達伽馬一樣多。不再需要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史來樹立鄭和的聲譽。
我想論證的是:只要具備資料和理解它們的能力，就應該能夠想象和模擬各種“中心化”的視角，並在國際學者圈對其加以比較和討論。大家都知道，西方漢學家們出於中國中心論而對中國生髮的認同，很難被他們的中國同仁所超越。相反，絕對沒有理由説一個訓練有素的研究歐洲的中國學者，不能從歐洲的思想角度，也就是説以“歐洲中心”的方式思考問題。
一旦我們超越了歷史愧疚這一艱難地帶，一旦我們甩開了身份政治的包袱，我們應該可以把歐洲中心主義和其他各種中心主義去道德化，隨後把它們放在平等的層面上，嘗試將它們作為世界史的多種不同視角來運用，每種角度都有各自的合法性和智識潛能。
二、時間:作為歷史分析的一個維度
各種歷史都被鐫刻在由空間、時間和等級構成的三維框架中。“等級”或許在這三者當中最不同尋常，也最難處理，但它無處不在，涉及權力差異、社會不平等以及對精神或智識權威和優越性的索求。與這一複雜的維度相比，“時間”這個要求很高的話題，似乎顯得好對付一些。
我認為，不同的史學研究方法———例如國別史和全球史———可以體現在它們對空間、時間和等級的具體態度上。
歷史研究的是隨着時間發生的改變。同樣，歷史的書寫暗含着敍事對時間的塑造。歷史學家在講述故事時（當然，他們也經常做其他事情，比如描述結構體系），他們構建的敍事會以時間順序展開，一個事件會被放在另一個之後。此外，當我們作出解釋時，這些解釋往往具有承接性:也就是某個事物要通過先前發生或存在的事件或結構性前提來解釋。
這在大多數類型的歷史分析中都是常見的，即使我們不想要一種明確的歷史時間理論:在我們的日常實踐中，我們也要通過時間範疇來思考。正好像我一直告訴我的學生:你們不必記住日期，但你們要知道，什麼發生在前，什麼發生在後。
全球史與時間的關係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會講三點:（1）關於時期劃分；（2）圍繞時間的消失；（3）關於時間維度。
（1）時期劃分
首先，請考慮一下“時期劃分”的現實問題。時期劃分絕不能想當然，它總是需要重新反思和審視。所有重大的政治性間斷都讓我們想要尋找緩和突發性斷裂的那些連續性。在政治和戰爭史以外的歷史分析領域要精確地劃分時期困難得多。在經濟史上，1929年初美國大蕭條的開端是少有的明確斷裂之一。但是，當重大的經濟危機結束時，卻很難得出精確的答案。
美國大蕭條時期照片
例如，著名的工業革命到底始於何時？也許是在18世紀80年代？可是當時很少有英國人注意到發生了什麼巨大變化，統計數據也沒有出現明顯上揚。在社會史或環境史中，斷裂或者轉折點更難察覺。只有在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史中，重大突破有時才可以確定具體的日期。但即便如此，一項創新往往需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被廣泛接受並付諸實際應用，最終真正改變歷史。人類的“電氣時代”在1780年意大利物理學家亞歷山德羅·伏特發明第一塊電池的時候當然還沒有開啓，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德國的城市才開始用電燈照明，這一技術在隨後的十年中被引進到上海。
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時期劃分的很多確定性完全消失了。在出版於2004年的大作《現代世界的誕生》中，克里斯托弗·貝利按照傳統的歐洲日期構建了從1789到1914年的19世紀全球史。可是，我在規劃我自己關於同一時期的那本書時，已經不再確定19世紀究竟是指哪一段時間。
1789年，甚至1800年，對於亞洲大部分地區來説，這些年頭顯然都不具有重大意義。1914年作為“長十九世紀”的中止年份，倒是爭議較少。因為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著名的槍聲的確“響徹全球”。然而，對亞洲來説，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918年歐洲戰事結束之後，而不是所謂的“大戰”的開始。
歐洲史學界的最新趨勢是開始討論“拉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2年血腥的巴爾幹戰爭開始，直到1923年左右結束。當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已經失敗，蘇聯的地位得以鞏固，意大利的法西斯力量開始掌權。對於中國的政治史來説，這也講得通:從1912年共和國成立到1923年建立第一次統一戰線，是比從1914到1918年這一固有的戰爭時期更為豐富的歷史期間。
時期劃分的挑戰可以發生在遠比這宏大的規模之上。很少有歷史學家會面對拆分整個世界史的任務。不過，當你必須設計一套涵蓋從史前時代以來人類社會進化的多卷本著作時，這種現實要求就出現了。哈佛大學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和我在計劃我們的6卷本世界史叢書的時候（其中3卷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德語版已有5卷面世），這正是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
哈佛大學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資料圖
全球性的時期劃分並不顯而易見，不像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接受中國歷史中的“明清時期”，或者認同從大約1450（或1500）到1800年這一時期為“早期近代歐洲”。一種全球性的時期劃分只能是協商妥協的結果，這比國別史的情況尤甚。必須找到可以把世界上不同地區、各種趨勢歸攏起來的關節點。例如，我們同意這套叢書中，包括一卷歐洲學者所稱的“中世紀”，這個詞在其他地方的相關性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但是，這一卷的起始時間比拉丁基督教歷史學家公認的時間早了大約200年，即7世紀早期。伴隨着伊斯蘭教的興起、唐朝的開端以及拜占庭帝國的重大改革，有很好的理由選擇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的統治時期為開端。但是，討論的結果表明，也許公元600年更合適。
而這一卷的結尾也不是1500年左右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和對美洲的征服，而是更早的1350年前後，因為當時黑死病把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統一在一種共同的生物命運之中，而且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即將瓦解。
（2）時間的消失
第二點把我們帶往全球史的核心，全球史的許多提倡者都明白這一點。
在涉及時間問題時，“全球史”這個寬泛的叫法其實目前涵蓋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在刻度的一端是所謂“大歷史”，試圖覆蓋儘可能長的時間。它關注人類物種的整個進化史，甚至包括生命出現之前宇宙的發展。在刻度的另一端，我們會發現對變化毫無興趣或不太熱衷的全球史學家。他們較少關注事件是如何形成的這一經典問題，而是着眼於同時發生的事情。換句話説，他們主要是對同時性和同步性感興趣。他們青睞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
這種方法極為有用，很好地展示“視野的拓寬”，這是全球史的一大成就。直到最近，西方研究歐洲中世紀盛期———一個經濟擴張和富有文化創造力的時期（想想歐洲的那些大教堂吧！）———的學者當中，就連那些最為博學的，也只是隱約意識到同時期宋朝的存在，反過來可能也一樣。
全球史強調了這種同時性，而且至少將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添加到11或12世紀更豐富的圖景當中。法國了不起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會》中（發表於1939~1940年)已經將西歐和日本的封建主義作出了比較。
有一類流行的全球史著作由很多橫截面組成，它們可以帶我們環遊世界。
它們這樣做有不同的目的，一種方法是尋找差異並展示互不相連的事物的同時代性。它們讓讀者對人類處境不可思議的多樣性感到驚訝。任何這樣一次環遊世界之旅，至少在現代世紀裏，都會顯示出極為不同的經濟發展和繁榮程度。
通常，這種多樣性並未得到解釋。如果目標是作出因果解釋，那就必須使用比較的方法，雖然這麼做一定會減少所探討的案例的數量。因此，就有著名的“大分流”問題。
早先的表述方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出現？”最終，這一問題成為部分歐洲和部分中國地區之間的比較，但世界其他地區都被忽略了。在我看來，關於“大分流”的辯論並不是全球史最好的例子，因為這裏幾乎沒有涉及到關聯。而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斯·韋伯就對這個問題表述得至少同樣深刻。
另一種方法更關注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
例如，這一流派的歷史學家們發現，17世紀中葉是整個歐亞大陸極為動盪和暴力的一個時期，從滿洲征服中國到中歐的三十年戰爭和英國的革命。為什麼有這些相似之處？一個有影響的理論認為，氣候變化（通常所説的“小冰川期”）是聯繫所有這些個案的決定性原因。
這裏所用的解釋模型相當簡單。也許過於簡單，相似的結果要由相似的原因來解釋。所有這些方法都基於對於同時性的假設，它們需要比較同時期的經濟體系的表現，或者它們需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政治制度的崩潰———明朝、斯圖亞特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會同時發生，而且不同事件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在許多方面，全球史的確更注重空間而不是時間。在空間被西方歷史學家忽視了兩個世紀後，這種做法重塑了歷史公正。然而，這種全球分析涉及到地理和其他自然原因方面的討論往往是靜態的。對於“大分流”最有影響的解釋，將廉價的煤炭供應和美國殖民地農業用地的剩餘作為英國優於江南的決定性因素。同樣，小冰川期是人類行動之外的一個外生因素，是一個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因素。
再舉最後一個例子。現在有很多關於跨國甚至全球網絡的優秀研究。總的來説，“網絡”是全球史的核心比喻，它的重要性堪比社會史中的“社會”、老派世界史中的“文明”，或者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生產方式”。這些“網絡”是人類———商人、士兵、傳教士等———或者物質對象在空間中的分佈。它們可以被描繪，特別是藉助新的數字手段，但是這些網絡很少被認為有它們自己的歷史，它們隨着時間的發展和變遷也往往被忽略。
也許，我們不應該對全球史要求太多。人們應該感謝“空間轉向”所帶來的知識進步及其在全球的應用。我的方法論的要點是:當前許多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時方法應該幫助對歷時變化的重新思考。
（3）時間維度和全球進程
最後提一些具體的建議，它們集中在“全球進程”這個話題上。
研究歷時變化就是研究進程，進程是歷史學家對時間進行概念化並使之可見的最合適的方式，各種層面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論述都涉及進程。關於“現代性”的社會學理論通常處理非常普遍性的進程。
其中，有一些並沒有原先認為的普遍，一個例子就是“世俗化”。幾十年前，西方社會學家宣稱宗教普遍已死。這種説法當然已不再令人信服。其他進程也似乎僅限於西方國家，一個例子也許是民主化。
其實，大規模的進程很少是真正普遍存在的。比如世界人口的膨脹，巨型城市化和農村生活的破壞，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機制的勝利，合成品的泛濫（比如塑料瓶無處不在），一種全球性公共領域的興起，尤其是在體育和被媒體主導的大眾娛樂領域。這些大規模的進程中，有一些是高度不對稱而且分佈不均勻的。想想數字化和數字鴻溝吧！
但是，也有一些就影響而論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氣候變化。有時，這些宏觀進程有很長的歷史，比如城市化，這需要從空間還有時間上加以分析。具體研究會從個別地區或民族國家開始，在此基礎上還要搭建更廣闊的場景———這是全球史學家的任務。
他們會發現，至少在現代，看似區域內或國家內的城市化發展其實有很強的互動性。因此，全球城市化的歷史一定不僅僅是各個國家情況的相加。在19世紀，世界範圍的城市化最初是一個由歐洲驅動的進程，但是美國或者澳大利亞的城市已經不是歐洲模式的簡單複製品。
另一類更好處理，而且更容易以專題研究的形式探討，即並不總是在全球層面發生，而是從某一層面開始，隨後影響到具體國家的那些全球進程。或者換言之，那些進程從外部滲透到國家與社會。因此它們表明，國家與社會並不像民族主義化的自我認知通常所顯示的那樣孤立。
這種類型的全球進程，也經常出現在消費習慣的養成當中。從18世紀後期開始，中國和印度茶在歐洲的流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就近還可以找到另一個吸引人的案例：俄國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亞洲的傳播。
馬克思資料圖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和一種普遍性的政治綱領在中國和越南非常成功，但在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卻遭遇失敗，儘管共產國際和當地的共產黨活動非常積極。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也是比較全球史的一個真正議題。
所有這些進程都有自己的時間形式。這種時間形式可以用一系列特徵來描述:這個進程需要多長時間？它是連續的，還是斷裂和中斷的？它是線性的還是循環的？它的快慢如何？我們可以找出加速和減速的階段嗎？這個過程是可逆的嗎？或者，它是否真的被逆轉了？
三、結論
我對全球史感興趣，同時也對時間理論有興趣，在這場講座中試圖把兩者結合起來。這不是有意要宣傳全球史，也不是要過分強調它的重要性，它只是眾多同樣重要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種。
我也不同意全球史一定要依賴於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這種看法，社會科學的經典研究是它的一個堅實基礎。即使再往前，很多歐洲啓蒙思想家，從萊布尼茨到黑格爾，對非民族史都有濃厚的興趣。
我也不相信全球史處於美國的主導之下。當前一些最好的全球史學家來自英國、荷蘭、法國、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當然還有中國。全球史是一項國際性課題，內部多種多樣，它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場景，而且在一個國家內始終會是學界少數學者從事的研究。它非常成功地將歷史學科和社會科學聯繫起來，而且只要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對全球化興趣不減，它就會繼續發揮這一作用。
全球史也可以成為關於史學理論的一般性討論中一個富有成效的開始。也許，今天這個講座就是朝着那個方向邁出的一小步。
（本文原刊於《復旦學報》2018年第1期，原題為“關於全球史的時間問題”，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張楠翻譯，註釋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