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托爾漢姆：我在星巴克的一個神奇發現
我2007年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外教項目，去廣州教高二。我是社會心理學家，所以我一直在觀察我周圍人的行為。我在廣州注意到了一些小細節：
1.當地超市比美國的要窄，很容易不小心碰到別人。在美國的時候，碰了以後，一般對方會説“sorry”。在廣州的時候，我發現碰了以後，對方看起來有點緊張，不説話就悄悄往相反的方向走。
2.跟我廣州朋友聊天的時候，我感覺他們經常在腦子裏想下一步，比如“如果我説A，他可能會不舒服，所以我先不説”。
3.可是過了幾個月我跟我的美國室友David去了哈爾濱。在哈爾濱的博物館，一個員工讚美我們的中文：“你們的中文很好！但是你的中文（指着我），比你的中文（指着David）好”。我和David就尷尬了。好像員工沒猜到那麼説會讓我們不舒服。
4.過了一年，我去北京當自由投稿者和學古代漢語。到北京第一天，我從機場坐出租車去學校。要下車的時候，出租車靠邊停了，不巧別了一位騎車的60多歲的爺爺。這個爺爺特別不高興，開始罵司機。我在後面拿着行李，每多花一秒鐘整理行李，司機就多被罵一秒鐘。
當時我想，“Wow，在北京，避免衝突好像沒有那麼重要”。我在中國生活幾年內，我一直在觀察到這些區別，然後一直在想為什麼會有這些區別。
大米
我在北京語言大學旁聽一個研究生的方言課，看到一個地圖。老師在講中國某一些地方，”手“是專門指hand，但是有的地方也可以指arm（胳膊）。
他給我們看地圖的時候，我很吃驚。專門指hand的地方几乎都是長江以北，也可以指arm的地方是長江以南。
已經過了十年，所以我可能記不清了。我試圖找這個地圖，都找不到，不確定是不是存在。可是地圖的分佈跟中國的方言圖很像：
我們心理學家經常測一些很模糊的東西。我測一個人的集體主義之後，我就能100%確定這個人的集體主義程度嗎？很難。
所以我要了解文化差異的時候，我覺得先看語言就清楚一點。如果這些人是這麼説的，那些人是那麼説的，那我猜文化差異會沿着這些線。至少可以初步猜測。
所以我看到這個地圖的時候，初步猜測是我感覺到的南北文化差異可能也是這麼分的。那這條長江呢？它代表什麼呢？
我第一個想法是個邊界。比如印度和中國為什麼那麼不一樣？是因為中間有山，兩邊不容易接觸。
可是長江不算什麼界限，小船就可以渡過。
所以不是邊界。後來我發現長江大概是種水稻和小麥的分界線：
那種水稻跟心理學有什麼關係？我開始研究傳統種水稻的方式，比如費孝通訪問水稻村子的研究。我發現，種水稻有兩個跟小麥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1.水稻的工作量要比小麥高大概兩倍。
2.水稻在水裏長得更快，所以很多種水稻的地方需要弄灌溉系統來控制水量。
為了做到這兩點，訪問傳統種水稻的村子的人類學家發現，種水稻的農民會互相分擔工作量，比如我這周幫你種地，你下週幫我種地。這樣人和人互相依賴程度更高。
然後為了弄灌溉系統，種水稻的農民需要協調用水量，什麼時候加水，什麼時候放水，還要協調灌溉系統的維修。所以當一個像牛仔那麼自由的水稻農民就不行。
測試
後來我到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吉尼亞大學）讀博士，決定用心理學的方法來測來自不同的地區的人，看看（1）是不是真的有這些差異還是隻是我想象的，（2）這些差異是沿着水稻和小麥的界限嗎？
一開始我是偷偷地去做，因為我覺得我的導師和其他研究者可能會覺得我的想法有點奇怪。我花了幾年進行研究，我總共測了1000多個來自各地的大學生，測了他們的文化思維方式，個體主義和朋友/陌生人的區分。
看看東方思維方式結果（心理學家叫這個“holistic thought”），來自種水稻省的學生更高。
統計上花了很多時間來比較其他解釋原因，比如經濟發展程度、温度、城市化、跟遊牧民族的交流（比如蒙古族）等等。水稻不是唯一有效的變量，但是能夠解釋一部分差異。
比較水稻和小麥的分界線也很有意思，因為這些地方距離不遠，温度等其他變量差異不大，但是一邊種水稻，一邊種小麥。結果發現這些地方也有文化差異。我來自江蘇的朋友也跟我説過，他們會説“蘇北”和“蘇南”的同學不一樣。
星巴克
好吧好吧，問題是星巴克。我做完這篇研究之後，我想用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測試方法。在實驗室做的問卷和任務比較容易控制，但是跟日常生活連接起來不容易。所以我當Fulbright獎學金學者的時候，在想：怎麼做日常生活測試呢？
有一天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對面的咖啡館工作。桌子和椅子像這樣：
一個客人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椅子往外挪了。過了幾分鐘，一個服務員走過來了，側了一下身就過去了，沒動椅子。
當時我腦子裏亮了燈泡。
Aha!這個像文化心理學家説的差異：個體主義文化的人（比如美國人）遇到問題的時候，更傾向於改變環境。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比如日本）傾向於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這個椅子實驗正好可以在中國南北的咖啡館都做。
所以我開始設計我的挪椅子實驗了。我選擇只去星巴克因為（1）很多城市都有，（2）南方北方的星巴克環境、顏色什麼的差不太多，所以環境在一定程度被控制。
我在星巴克用了那種比較輕的、木頭做的椅子，把兩個椅子挪到一起。
為了控制椅子之間的距離，我用了我的腰的寬度為標準：
這樣的距離可以過，但是要側身。
我先去了上海和廣州，每個地方測了（麻煩了）大概100個人。結果只有大概5%的人挪椅子！
我原來猜南方會比較低，但是這意味着100個人當中，我看到90多個人側身不動椅子。我看到兩個情侶一個一個排隊過去，我看到商場拿着兩個購物袋的人把購物袋抬起來過去！
後來我去了香港。作為測試地點，香港比較有意思，因為是在水稻文化區，但是又那麼發達，而且受過西方文化的影響。結果香港跟廣州差不多，挪椅子只有大概5%。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有點擔心。如果我亂創造一個實驗方法，是個冒險的事。有可能花了那麼多時間，給幾百位星巴克客人添加麻煩之後，發現誰都不挪椅子。是不是我來自美國的腰太寬了？
所以我在北京開始收集數據的時候，很焦慮。我在第一個星巴克（在新東路）開始“設計”椅子。一般設計椅子的時候，我沒有一下子挪到一起。我不想那麼明顯，不想讓客人知道有一個歪果仁在星巴克挪椅子。
所以第一個人過來的時候，第一對椅子只挪了大概70%。第一個人是阿姨，可能50歲。她看到椅子的時候發出聲音，“哼”，然後兩個都挪了！
“Ahhh……”我放心了。北方人是這樣。
在北京和瀋陽收集完數據，大概15%的人挪椅子了。
因為這個任務是我亂創造的，我試圖做一些驗證工作。所以我拿了兩個比較著名的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國家做對比實驗：美國和日本。結果日本人像中國南方不挪椅子，美國人挪椅子最多。
這些差異肯定是水稻和小麥產生的嗎？這個很難説。我在文章裏比較了不同的變量。如果感興趣，我建議仔細看兩篇原文（實驗室，星巴克）。有很多因素；水稻只是一部分。
文化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現象。如果有年輕的研究者想研究文化差異，這個領域大部分還是一片空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東西。
星巴克和種地有什麼關係？
拿星巴克作為實驗室比較有意思，因為（1）這些客人的生活離種地很遠，可是文化不容易改變。有時候一些莫名其妙的歷史因素還是會影響我們的行為。（2）如果要講中國不同區域的文化，最流行的是大城市和農村的差異，或者沿海發達地區和內地比較。
可是這些差異跟城市化完全沒有關係。我最早觀察到這些差異的時候是在廣州（幾千萬人口發達城市，比我長大的EastLansing,Michigan要大很多）和北京（也是幾千萬人口發達城市）。
就算我們只看中國的大城市，還是會有有意思的文化差異。經濟發展不是一切（即使在國際連鎖店！）。
P.S.
對了，有人問過我：在北京星巴克的人很多是外地來的。怎麼就假設都是北京人？
大米理論有一個狡猾的好處：在北京的人不一定要是北京人。只要他們來自小麥地區就行。
不過，為了確定，我做了小調查，問了大概50個北京星巴克客人是在哪裏長大的。結果大概60%是在北京長大的，再加上30%是在小麥地區長大的，所以90%是小麥人。在上海差不多，89%是來自上海或其他水稻地區。
研究原文：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4/eaap8469
（本文為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助理教授、Smart Air創始人Thomas Telhelm在知乎問題“你在星巴克有哪些神奇的發現？”下的回答，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