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中國、世界與新天下觀
一、中國發展與世界觀演變
所謂的中西碰撞，以及“中國與世界”這個話題，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中國歷史上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是以周邊為主的自然延伸，並且那時候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民族國家”是近代以來的與主權、領土完整等相關的概念。中國原來也有與外族的領土糾紛和戰爭，或遭到外族的入侵，但19世紀中葉與西方的這次碰撞的確是前所未有的，被稱為“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次碰撞的結果是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對西方列強又割地又賠款、自己淪為了半殖民地，而且從那以後中國節節走衰，面臨着民族危亡甚至被叫做亡國滅種的危險，直到《凡爾賽條約》出來，才爆發了啓蒙與救亡的“五四運動”。
其實還在五四以前，從龔自珍、魏源等開始，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嚴復去海外留學，孫中山等提出“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主要都是處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為了實現民族獨立，早期志士仁人在救亡圖存這一點上有很多是共通的。如此一步步走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從五四到建國，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
1895年4月17日，中國清朝政府與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中方全權代表為李鴻章、李經方，日方全權代表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該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從1919年五四到1949年建國30年，解決了“站起來”的問題或解決了“捱打”的問題。而我們被“老師”打，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了，真正是“漫長的革命”！這就是為什麼寫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最後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比較而言，十月革命只用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就取得了政權，法國大革命是五年，美國獨立戰爭是八年。[1]
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站起來”中的救亡圖存或“捱打”問題基本解決了。當然，為了保衞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台灣尚未實現與祖國的統一)，我們在1950年代初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代中後期與蘇聯出現嚴重分歧，這些也都是“站起來”過程中必須要解決或確保的問題，不論事後看我們也被迫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在保住主權獨立的前提下，1950年代就開始了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探索，目的是要解決“捱餓”的問題。經過前三十年的艱辛探索和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的持續穩步發展，中國終於解決了“富起來” 的問題。這個“世界奇蹟”的背後，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走向世界。
我們的對外開放和走向世界，從一開始就不僅是向狹義的西方開放。回想起來，1970年代末的第一輪改革和開放是學東歐，特別是南斯拉夫、匈牙利，接着是學日本、新加坡以及“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但解放後的第二個三十年確實以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為主。
如果再往前追溯，從1954年周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到1955年出席萬隆會議，中國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始了具有我們特色的與戰後廣大新獨立國家的交往交流。我們與戰後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不只是建交，確實關係很近、很深，特別是1953年12月總理在京會見印度客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以至於1972年我們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有一種説法是這些亞非國家“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2]
雖然真正把對外開放作為國策(和對內改革同時啓動)，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時算起，但其實這一輪的對外開放，至少應該從1972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訪華和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歐洲主要國家建交那個階段就開始起步了。歷史總是在波浪中前進，既有否定之否定似的“揚棄”，也有看得見看不見的連續性和繼承性。[3]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改革開放到今年就正好是四十年了。我們解決了近代以來“捱餓”的問題，用今天的話説就是中國人民“富起來”。“富起來”有好幾個方面：第一是經濟持續地高速增長，GDP 連續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現在仍保持在中高速。如果是丹麥、新加坡等比較小的經濟體，保持高增長相對容易得多，而以中國如此大的人口、如此差的基礎(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過去講中國特色，很長時間首先都是説“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這麼長的時間保持兩位數增長，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第二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幾億人擺脱貧困，這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脱貧。在英、法、德等先發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之初就像狄更斯小説所描寫的城市狀況那樣，貧困人口更多了，恰恰是工業化進程加大了貧困面，“起飛”階段很多人進了城，卻淪為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那樣的貧困人口聚居區，只是到了工業化的中後期，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或者這些國家成為了“福利國家”，或者大規模減少了貧困人口的比例。而中國是在起飛的階段就使整個社會“富起來”，實現了“帕累託效應”，絕對貧困人口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大規模減少，即使在不斷提高貧困線的標準的情況下，這一世界最大的減貧過程一直沒有中斷或減慢。[4]
農村的脱貧可以説一年一個樣、一步一擴展，一開始是針對老少邊窮地區，後來是整個農村，都基本擺脱了貧困。到現在只剩下最後的3000萬人，到2020年經過精準扶貧，不僅應該能夠實現全部脱貧，而且從相對意義來講，我們的城市人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改革，整體上不僅擺脱了商品短缺和生活困難，全社會也基本實現了小康。
第三是我們同時也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和城鄉關係、工農結構方面的社會變革，而且這個巨大的社會變革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內戰、內亂、大動盪和大沖突。可以説，建國三十年加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整個城鄉結構、工農結構、經濟-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幾千年來最深刻的變化，人們的精神面貌也已煥然一新。
第四是在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過程中也沒有對外大規模的移民，更沒有對外殖民。反觀發達國家在18、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前半葉，要麼大規模地對外移民、殖民，要麼彼此開戰，乃至發動侵略戰爭，最終釀成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而中國是靠聚精會神搞經濟建設、靠堅持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來解決“富起來”的問題，妥善地處理好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
即使是在歷史恩怨、歷史糾紛等問題上，我們跟任何國家和地區，包括周邊國家，也未採取武力辦法來解決。在經貿領域更是互利共贏，我們摒棄了18-19世紀西方奉行的弱肉強食、強者為王的叢林法則，甚至我們在與發達經濟體的交往中只得小頭、有微利，只要我們認為有利於互利合作，有利於和平發展，我們就堅持做。“富起來”的四十年，也是一路和平地走過來的四十年。與此相應的是，對外關係的變化，已經由亡國滅種、救亡圖存因此必須首先解決獨立和解放，變成了追求和平與發展，追求互利與共贏。
1984年10月1日，國慶35週年羣眾遊行時北京大學學生打出的橫幅——“小平您好”。 橫幅的書寫者，是北大東語系的學生胡聖虎。
而現在，我們已經從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進入到了第三時期，也就是十八大以來的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有了新的定位，我們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重大國際事務、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都得到了提高。不只是在直接涉及中國時，而且在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上，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疾病傳播等)，不但有我們的聲音，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聲音，發言權和話語權都今非昔比，在塑造新型國際秩序、國際規則方面也是越來越重要的一方。
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雖然也是五大戰勝國之一，但戰後規則是雅爾塔會晤前後由蘇美英“三巨頭”制定的，中國沒有發言權。而從1949年建國、1972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8年以後搞改革開放，現在又從“富起來”到日益“強起來”，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就是我們在國際事 務中的話語權、影響力和規則制定中的作用。就此而言，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我個人認為，晚清時好像中國處在世界之外，林則徐、張之洞、康有為、嚴復等考慮的是怎樣應對，而無力應對才有了後來我們説的百年恥辱。即使1949年剛建國、1979年剛開放的時候，我們面對的也是一個新中國怎樣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特別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但現在，經過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跨越，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中國已經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與外部世界越來越交融、交匯，今天的世界如果沒有中國就不叫世界，世界是怎樣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中國是怎樣的：中國如何發展、中國怎樣主張、中國有何影響。
這種內外交融不只是在國家層面、宏觀層面。現在中國在外的留學生人數增長得很快，旅遊者人數增長更快，境外投資、經商和勞務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中國內地的發展，包括在貴州、甘肅等地的發展，也越來越是世界發展之一部分。在這個“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連山村的孩子也離不開來自世界的科技、信息等，這些與他們的學習、進步以至下一步發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中國對世界的作用， 對世界市場、價格、供銷關係都有很直接的影響，當然最顯著的是北上廣和深圳、寧波、義烏等，但實際上對世界發生影響的也包括以前被認為還比較偏遠的廣大中西部。
毫無疑問，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權、邊界、利益，以及制度、文化、價值，都需要保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確實是日益融為一個全球村了，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國的，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現在已形成的G20是一個新的平台，2007-2008年金融風暴前還主要是七國集團説了算，出現危機後七國不夠了，需要更多的國家參與進來共商大計，而中國是其中最重要的新興經濟體。
當然，當今 最大、最具正當性的平台還是聯合國。在巴以、伊核、朝核、難民、氣候變化等全球或區域性熱點難點問題上，中國的主張是很關鍵的。這不僅是指擁有否決權的一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發展變化與世界的發展變化日益融為一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日益提升。
中國人的世界觀也正在發生變化。晚清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面對的是西方列強的挑戰，基本的範式是“中西”問題(而不是古今問題)，即面對西方挑戰中國如何應對。仁人志士們也確實付出了很多，也探索過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最後被迫選擇了革命救國，才有了新中國，並一步步走到今天。
到了當下，學者們深入思考對幾千年的文化資源重組、激活、創新，在古代的天下觀和今天的世界觀之間如何打通。其實，即使是古今、中西這兩個範式，中和西不是二元的，中和西的界線在變化，不是截然分開的，尤其在當下背景而言，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古和今更是沒有截然的界線，幾千年來有曲折、有變形，但總體上是一路走下來， 不僅沒有間斷，而且還不斷發展，不斷創新。
2016年9月4日-5日，G20峯會在中國杭州召開。峯會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與會國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韓國，以及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歐盟。
二、當代國際關係的變化
從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或許連“國際關係”這個概念都在改變。
第一，國際關係的主體變了。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是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主體是國家，但現在國際事務(或者叫世界事務、全球事務)的主體正在變化，雖然國家仍是最強的主體，但很多主體已經不再是“nation”，且這些非國家主體的作用還越來越凸顯：
首先就是跨國公司。大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之一。這個情況其實還在冷戰結束之前就已經發生了。例如達沃斯論壇，就是跨過公司搞起來的，現在早已不是大公司的聚會，影響也越 來越大。人們都知道瑞士有達沃斯，甚至印象中好像瑞士只有達沃斯，一想到瑞士想到的就是達沃斯，直到習近平主席去日內瓦講話，才知道瑞士也有聯合國的另一個總部。達沃斯論壇的主體就是跨國公司，或者説非國家的經濟實體。
跨國公司發展之快，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跨國資本、跨國公司不是以國家為單位，國家很難束縛它，甚至也無法規制它。其實也無所謂是不是跨國資本，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哪兒的成本低、回報快、收益高，它就去哪兒。歷史上18世紀以後資本主義打開了世界市場，《共產黨宣言》對此講得很清楚:“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户，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到了20世紀就看得更清楚，資本並不受國家邊界的束縛，儘管政府總想通過各種手段控制它，但商品流動、資本輸出很大程度上是無力阻擋的。
到了1980年代，美國還在里根時期，美國的一些大公司就大規模地從美國本土往外移，先是去了墨西哥，後來去了南美，再後來才到了東南亞，“四小龍”、“五小虎”這麼起來，登陸中國東南沿海如珠三角是再後來的事。
資本外移，工人外移不了，失業率也就上去了。美國1980年代那一輪似乎還不凸顯，因為首先丟工作的是黑人，失業後，它們集中在貧民窟，吸毒、偷盜、犯罪並未引起波瀾。後來大量的拉美裔也面臨失業了，因為反正很多本來也是屬於非正規就業，也有不少是墨西哥或拉美來的移民，失業了再回到墨西哥或拉美去。再後來很多亞裔也丟了工作，亞裔歷來多數是自僱性質的，開小餐館、小商店，親緣關係網絡，也是正規就業，他們甚至也不去領失業救濟金，政治熱情也低，很少上街抗議。最糟糕就是最近這一輪，2007-2008年經濟-金融風暴，大量白人中的中年男性丟了工作。特朗普的選民中大量是這類人。[5]
同時，失業加上(或導致!)增長放緩，增長放緩又使得税收變低，有些州政府其實是破產的，聯邦政府也是多年財政預算雙赤字(這還不算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帶來的赤字)。税收低也導致基礎設施改善沒錢，美國最新的跨越幾個州的高速公路還是里根時期修的了。
當然，還有所謂貿易不平衡。生產商都出去了，服裝鞋襪等生活用品都靠進口，自己的高科技優勢又不願意出口，當然會不平衡了。特朗普看到美國的問題基本都是真的，但是把“責任”歸咎於中國則大錯特錯。當然，當他宣稱“美國優先”時，所指責的不只是中國一家，連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都指責，嫌它們也在對美貿易中太多順差。事實上最要害的不在於哪個國家故意要“偷走美國的工作”，而是資本的邏輯便是如此，這是結構性問題。
在成功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表示，他將要實施美國前總統里根主政時代以來最大幅度的税制改革。通過減税和放松管制，將本土企業留在國內，吸引跨國企業回國。
第二類非國家性質的主體也是雨後春筍般湧現，那就是各類性質的非政府組織，也被稱為“第三部門”。這麼多非政府組織活躍於國際關係、世界事務之中，這是全球性的。而它們不像資本只是為了牟利，也不像政府屬於看得見的手(負責提供公益和社會管理)，但它們發展之快確實驚人，大大小小，有的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或國際背景，也有的政治色彩淡，搞環保、婦女權益、小動物保護等。如今在國際舞台上，非政府組織已經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重要的主體，不僅聲音大，能量也很大。
還有很特別的一類政治性甚至暴力性的主體，那就是全世界各國都正面臨其挑戰的恐怖組織、極端組織。今天，給人類帶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除了氣候變化、疾病傳播，就是極端主義或極端主義武裝起來的恐怖組織。恐怖組織有些有宗教背景，有些有國外背景，也有的很小，三五個人就可以製造出一起很大的事件。這些極端組織未必要組建為政黨，更未必想建立自己的國家，但也在成為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主體。
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極端組織，這三類都沒有説要成為國家，不是像歷史上被殖民的民族和地區那樣會變成謀求獨立並建立自己的國家，組建自己的政府。跨國公司就是為賺錢，非政府組織就是實現各類訴求，第三類就是用極端的辦法來抵抗、破壞、挑戰現存秩序。它們的出現和日益增大或壯大，使得國際關係中的主體確實多樣化了，不再只是國家，當然更不只是經濟學所謂“經濟人假設”的個人。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在各種場合越來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組織（NGO）與非營利組織（NPO），把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看作在公共管理領域作用日益重要的新興組織形式。圖片來源：必應圖片
第二，國際關係的規則也變了。以前“international”的“nation”還是弱肉強食的邏輯、勝者為王的邏輯，也就是強者制定規則，甚至用武力來制定規則。連早期的商業都是用槍炮來打開市場，或者商業以槍炮軍艦為後盾。二戰以來開始變化，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讓戰敗國、戰勝國都覺得經不起再這麼打了，於是有了聯合國體系。進入21世紀，規則的變化就越來越明顯，原來的規則(無論是雅爾塔體系、冷戰格局還是冷戰後曇花一現的美國“一超獨霸”)正在遭遇挑戰或者已經失靈，既不是三強制定的秩序，也不是冷戰秩序，甚至也不是美國治下的秩序(Pax Americana)。
其實中國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裏首先是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其次是互不干涉，天大的事情也要本着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的精神來商量着解決，而不訴諸武力。那時新中國建立不久，各國對她還不瞭解甚至有誤解，總理去參加萬隆會議，在那以前訪問緬甸和印度，就提出了這五項原則， 得到了高度認同。現在，不只是當初提出的基本原則要堅持和維護，我們也更明確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雅爾塔會議(以及在那以前的德黑蘭會議和緊接着的波茨坦會議)、戴維營會議都是幾“巨頭”私下商量和決定世界規則，而現在不只是在政治上我們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且在具體的國際事務中我們也首先強調共商，例如如何應對風險、危機、挑戰、不確定性，怎麼如何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規則大家一起商量，“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着辦”；其次是共建，即在整個過程中共同參與，用開放式包容式的方式來實施國際合作；最後是共享，共享也不一定是半斤八兩，當然可以這次你多得一些，下次我多得一些，但至少不是你多我就少，更不是叢林法則、零和遊戲的玩法。
而且共享還不只是雙贏，我們要追求包括第三方第四方的多方共贏、共享。比如，中歐如果在科技領域合作，要讓廣大的非洲也受益；中美如在清潔能源合作，要讓很小的島國也受益。至於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要用正確的“義利觀”來指導，先義後利，多予少取。我們尤其注意與弱者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提出要加大對最不發達地區的援助力度。總之，全世界確實越來成為了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我們富裕起來了不能沒有自己的國際擔當。
第三，除了主體、規則的變化，現在很多現象也已經不再只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了，而可以稱之為跨國性的(transnational)，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甚至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這種超國家邊界現象在文化領域裏是最明顯的。本來就很難説存在着單一的英國文化、法國文化等，然後不同的文化之間開展文化間的對話(intercultural dialogue)。無論物質文化、口傳文化、非物質文化等各種形式，中外古今所有的文化現象本來都是“transnational”甚至是“transcultural” 的狀態。我們最熟悉的佛教就是如此。
又如我們飲用的茶，中國當然還是茶葉第一大國，但斯里蘭卡、印度乃至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很多很好的茶。生活中的活文化不同於博物館裏擺着的古代燦爛而偉大的文化，“文化”原有的含義就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後的思維方式、交往方式，那才是活的文化，這種文化現象是遠遠早於民族國家的，也是不受民族國家邊界約束的。進入21世紀後，跨文化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網絡、信息、技術等只是跨文化的不同載體，這些也都不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5年成立時所提倡的文化間的對話了。
跨越國家邊界的現象也不僅在文化領域。區域性經濟、安全的跨國平台(或者叫機制、組織)也紛紛出現。最典型的如歐盟，是為了避免區域內一個個國家分得太小太碎而失去競爭力，因而要“抱團取暖”。如果從《羅馬條約》算起已經六十年了，它一成立就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甚至部分地讓渡主權來實現一體化的區域整合、區域組織，儘管現在面臨脱歐、逆全球化等很多嚴峻挑戰。
最初是在貨幣層面解決經濟、市場的一體化，其內部信息、資本、技術、人員是自由流動的，現在甚至開始考慮要發展到外交、防務上，其高級代表即第三號人物莫蓋里尼去年就發佈了第一份外交與防務報告，當然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這種區域組織、區域整合，有些是以這種“盟”的形式，例如東盟、非盟等各種區域合作機制；有些是如中國與各個區域的合作，例如中日韓合作、中國與東盟10+1合作，最新的就是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
從跨文化到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跨越國家邊界甚至不只是地域性的“抱團”，而是時空伸延式的方式，“一帶一路”就是最典型的，雖然它從提出倡議到現在才這麼短的時間，卻已經獲得瞭如此多的國家和地區、組織和企業的支持和積極參與，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1954年6月下旬，應邀訪問印度時，和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右一）、副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裏希南（右三）、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合影。圖片來源：中國共青團網
所以，是否可以説，今天的世界觀、天下觀不是簡單地去處理國際關係、雙邊關係、外交關係，而是用新的世界觀、天下觀去面對世界性的社會失範、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靈和精英失職，而面對這些“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我們正處在國際關係重建、國際秩序重構、國際規則重寫、國際治理重塑的歷史進程中。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開創未來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外交也是全方位的，不僅是外交官、外交部的事，走出去的留學生、旅遊者、投資者、建築者、表演者、運動員，他們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外交，是即所謂“民間外交”或“公共外交”。
所謂國家形象或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其實也就在他們每天的一言一行、言談舉止之中，而不僅在於新華社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的講法和説辭。儘管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主體是依然是國家，但內外之別正在被打破，一個國家內部某個小地方發生的事情，經過宣傳、誇大甚至誤解，都會影響到整個國家形象；反過來，世界上每天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也會影響到某個國家的偏遠地區的人的行為和心思。
今天，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着全新的排列組合過程。18世紀甚至追溯到啓蒙運動、文藝復興以來，有一套關於現代化、現代性、現代國家的敍事，其歷程是西歐(尤其英國和法國)發端而走向北美、再到東亞等，而這樣一套敍述或範式的最大挑戰或變化實際是在尋求確定性上。物理學走在最前面，以牛頓力學最為典型，對其構成挑戰的早就有波粒二象性、測不準、相對論，到現在的量子科學。
社會變遷也是如此，無論亞當•斯密、李嘉圖一直到凱恩斯，還是孔德、斯賓塞、盧梭、孟德斯鳩，原來都是想要找到經濟、社會、法律的所謂規律，即使有轉型期或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也無非是一些過渡性、臨時性的，總體上最後都探索規律或者確定性；但今天的世界的最大特點 恰恰是流動性社會(mobile society)、風險社會(risk society)，這裏，變遷成了常態，全球化、信息化、一體化、網絡化的共同特點就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
資本、技術、信息、人員都是流動性的，甚至是跨國性的流動。不確定性未必都是壞事，雖有挑戰、風險甚至危機，並導致心裏沒底，原有的知識、信息、制度、政策都不夠用。例如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的金融風暴、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分離化傾向(如英國脱歐)，使人不僅防不勝防，甚至大量未曾預期的後果。看得見的是這些挑戰和難題，看不見的是整個18世紀以來的知識系統面臨的 革命。
我很同意這樣一種説法，並不是福山所説“歷史終結”了，而是18世紀以來想要尋求確定性的知識和我們所熟知的那個世界正在遠離我們而去，一個新的世界正在轟然到來。中國幾千年的長幼尊卑等規範早就在1840年以來遭到挑戰，涂爾幹當年講的法國、西歐社會失範實際是中世紀信上帝那套規範不靈了，如今是1945年以來那套國際規則和制度不靈了。
單就經濟領域而言，原來的金融制度、銀行制度、税收制度、審計制度都面臨挑戰。例如歐盟一體化最核心的就是貨幣——歐元的一體化，但希臘陷入債務危機時，有人指責默克爾遲遲不出手，認為對希臘這麼小的國家，她出手早就解決了，甚至説換成科爾也許早就出手了，而不至於蔓延成南歐諸國(被貶稱為“豬國”)的主權債務危機。默克爾也可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實際上有她作為政治家的考量，她知道銀行、債務、主權債務那一整片都有嚴重問題，而不只是希臘出了問題，制度失靈涉及金融、銀行、財務一直到管理。説是全球治理，其實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治理制度”，各國都是各自為政、“各人自掃門前雪”，所謂“國際社會”其實一直是無政府狀態。
講得再尖鋭一點，西方的精英整體上是失職的。特朗普批評奧巴馬和民主黨政府，批評之前歷任總統，但他本人能否做到不失職？英國脱歐那麼重大的事情，卡梅倫吹着口哨一轉身走了，怎麼能是這樣“玩法”，政治家對國家的命運是要有擔當的。每年的精英聚會，美其名曰“summit”(峯會)，但其實有時就成了一個個“party”。
關於所謂逆全球化，它有多個面向，貿易投資上的保護主義只是一個面向。遇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各國經濟增長都放緩，就業也壓力加大，這種情況下政策都向內收，不只是特朗普和西歐各國。二是社會意義上的排外傾向，有人概括為民粹主義，在社會心態、社會思潮上對外的排斥興起了。三是政治上保守主義也正捲土重來。
反全球化標語 圖片來源：必應圖片
上述情況有人稱之為“逆全球化”，更確切地講是全球化放緩。例如英國脱歐影響了一體化進程，但這首先影響的是區域一體化。而且英國脱歐引起連鎖反應，未必是歐盟瓦解，也有可能相反，歐洲大陸特別是德法抱得更緊，其他歐洲國家看到這個案例後也可能認為更要加強一體化？這些都還有待觀察與思考。還應看到的是，由於信息、技術及其運用使得信息散發更快，信息的全球化並沒有放緩；儘管各國可能有貿易保護、簽證嚴審，人員的流動(包括留學、旅遊、投資、施工等人員)也沒有放緩；全球層面的資金流向有所變化，特朗普的減税法案是拼命想把資金吸回去，但資金在全球的流量和流速也沒有減少。全球的貿易、投資在這兩年也在復甦之中，整個西方各國都在復甦，中國則確實走得最穩最好，如今在經濟放緩為中高速的前提下就業仍解決得很好。
對全球化放緩的應對，一半是事在人為，一半是“天時地利”。信息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不可阻擋，人員跨國流動亦然，“transnational”(或者叫transnationnality)和不確定性是大勢，那麼即使各國政府出台政策、措施(美國常常用法令形式)，要想阻攔也只是杯水車薪。而為區域、世界的一體化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中國，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體量和速度，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中國(global China)、開放的中國、包容的中國，將產生的深遠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三、新時代的天下觀
對於中國來講，無論發展還是安全，“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後的衝刺越艱難，就如同攀登珠穆朗瑪峯，各個登山隊都是在最後的幾百米見分曉，越往高處越需毅力、耐力、智力和意志力。今天中國是 1840年以來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近的時代，也是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最多的時代，因此也是更需要特別的思想、智慧、遠見、知識的時代。
我們的世界觀、天下觀就不僅是談中國自己的事情和自身的發展，更不僅是做生意、搞貿易，而是要看到世界的大變局、全球的大格局，登高望遠，這樣也才能看到中國究竟在其中要有怎樣的作用和貢獻。
中國的“三步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近在咫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自身一步步實現目標之時，也正好是更加公正合理、真正互利共贏、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新秩序建成之日，二者應該是同一個過程，所以，它既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民的更加幸福之日，也是中國對於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更大貢獻之時。
毛澤東在剛到陝北那樣困難的條件下就曾寫下“太平世界，寰球同此涼熱”這樣情懷的詩句，而今天我們講“人類命運共同體”。到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包括兩個方面，國家強盛人民幸福是一方面，建設新的國際關係、國際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另一方面。這就需要偉大的思想引領，沒有偉大思想支撐的秩序一定是假秩序，或者只是強權秩序，那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得了世界也得不了人心。如今，我們已經到了建設一個思想中國、理論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時候，而不能只是停留在舌尖上的中國或者雜技的中國、曲藝的中國。
中國經濟建設的奇蹟只花了幾十年，比西方的幾百年速度要快得多，代價要小得多，但眼下也必須要處理好生態環境、社會公正、教育、養老、醫療、住房等問題，而思想中國的建設則需要更長時間和更深的準備。“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一般而言，但哲學上思想上的突破也未必一定在社會經濟大發展之後。馬克思就指出過古希臘的文化藝術達到了人類不可企及的高度，恩格斯也講過文藝復興特別是啓蒙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先聲、先導。我們的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也是在革命之先，更在經濟起飛之先，併為革命和建設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
2017年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在該演講提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速、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動力都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圖片：新華網
今天，中國在發展上事實上已經為廣大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非西方國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選擇，但在思想層面，今天中國的孔孟老莊、李白杜甫、蘇東坡王陽明在哪裏？或者，中國的哥白尼、牛頓、康德、愛因斯坦在哪裏？思想中國和文化中國已經是時代的召喚。一個時代的思想就是時代需要、時代呼喚的思想。
新的思想是基於改革開放四十年、建國以來七十年、五四以來一百年甚至1840年以來乃至五千年以來的艱苦奮鬥和偉大傳承而誕生的。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需要新的思想去解決，新的歷史征程需要新的思想去引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上的一次創新、 飛躍，但其他領域也要跟進和突破，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國際關係，也包括哲學、文學、美學、史學等各個學科。這倒未必是説要在國際上獲什麼獎，被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其實也無所謂，但各個學科和知識體系確實代表一種里程碑或者説繞不過去的高山，我們必須攀登和超越。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需要重新“打點”，以明白我們幾千年是如何走過來的；外來文化(不僅是西方文化)需要汲取，以通達別人在哪些方面是值得認真學習的；我們回顧歷史是為了面向未來，而面向未來就必須懂得歷史。中國的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有雄心有抱負，尤其年輕一代的學子，正在為人類的知識、文化、精神和哲學提供中國的舊邦新命，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三至五百年的世界和天下。
註釋：
[1] 所以，埃德加 • 斯諾 1960 年代寫的《漫長的革命》中説中國革命實在是太漫長，以至於革命勝利時周總理已是一位老人了——建國時總理是 51歲，按現在的標準還是年輕的！
[2] 今天也可以從網絡上調出當時投票現場的資料，參與投票的是很多亞非拉國家的外交部長乃至於總理、總統，他們有的在現場還跳起了舞。
[3] 毫無疑問，這種連續性和繼承性，甚至也可以從晚清的“洋務運動”看到蹤影，儘管其並不成功，中國也只能/只好走上了先社會革命後經濟建設之路，更不用説從1950年代起的第一輪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同時也伴隨着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的過程。
[4] 中國的貧困線從改革之初的農村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100元人民幣到現在高於世界銀行的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到現 在的不足3000萬。我本人就是從1980年代末研究農村脱貧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一直做了二十多年，進入新世紀才轉入到國際問題研究。
[5] 還有部分人未在統計數里，因為美國有一大批人放棄找工作，也未算在失業人口裏，顯得失業率沒那麼高，這批人中也很多在大選中 投了特朗普的票。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