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翻譯的政治——從一個側面看80年代的翻譯運動
在中國大陸，1980[1]年代堪稱是清末民初以後的又一個文字翻譯的黃金時期。尤其在文化方面，可以説是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翻譯運動。據統計，1978―1987年間，僅是社會科學[2]方面的譯著，就達5000餘種[3]，大約是這之前30年的十倍，而其他方面，例如文學翻譯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説80年代是文字翻譯的黃金時期，並不僅是因為數量，而更是因為，這一時期的翻譯在整個社會的文化轉變上，佔有非常突出的位置。自70年代末開始，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覺得，中國社會已經陷入非常糟糕的狀況，不但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也明顯落後於日本、香港甚至台灣。因此整個國家必須要有一個大的改變，才能避免在全球化歷史大趨勢中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也就是説，整個80年代，是中國人重新感覺和思考中國的社會現狀，併為它重新確立發展方向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被譯成中文的那些主要是來自西方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包括文學作品，正構成了中國人重新感覺和思考現實的基本參照系，成為啓發和引導他們的感覺和思考的重要因素。
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説，倘若能夠看清楚80年代的翻譯運動，你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國“新時期”文化變革的一條關鍵性的線索。
李澤厚主編《美學譯文叢書》的部分書影
與1950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將近30年的情形相比甚至與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情形相比，80年代的翻譯活動都顯示出自己非常鮮明的特點[4]。我這裏想從廣義的“社會科學”[5]翻譯的角度入手，分析其中一個方面，即那一種在過去30年間從未出現過的特殊的翻譯組織形式。
80年代社會科學方面的翻譯景象是非常壯觀的，譯者的數量激增，而幾乎稍有一點活力的出版社，都會接受和出版這方面的翻譯著作。在80年代中期，出版社的總數已達400多家，比1976年增加了三倍[6]，你可以想象這壯觀的景象。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會看出，在這眾多的翻譯活動中，若干有組織的系列性的翻譯計劃，對整個翻譯運動的興盛是起了關鍵性的示範作用和引導作用的。這些翻譯計劃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翻譯叢書。而正是這些翻譯計劃的形成，實施和結果，清楚的凸現出一種至少在這之前30年間是沒看到過的新的翻譯組織形式。
金觀濤和甘陽
下面，我就想以80年代最為著名的三套大型的譯文叢書為例，從四個方面進一步描述和分析它。這三套叢書分別是：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金觀濤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和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7]。
一
首先，是出現了一批相當特殊的翻譯活動的組織者。80年代以前的30年間，翻譯及其出版活動也和其他的寫作及其出版活動一樣，一直是由國家通過出版社嚴加控制的，常常都是出版社制定選題，然後約請合適的譯者來譯。另一方面，在各出版社的聯絡和安排下，逐漸出現了一批差不多是專職的譯者[8]，他們和另一批主要在大學外文系任教的譯者一起，組成了一個基本上是圍繞出版社而存在的“翻譯界”。
但到80年代，情況卻不同了，一些原本不屬於這個翻譯界、也並非受出版社委託的人文學者，出來設立翻譯計劃，並且組織和領導這些計劃的實施。即以這三套叢書的主編為例，李澤厚是美學家，金觀濤是學術興趣極為廣泛的思想史學者，他們都沒有做過正式的翻譯工作。甘陽是專攻西方現代哲學的學者，在籌備《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之前，亦無譯著問世。這些人非但不是像前述那樣的翻譯家，而且還都相當年輕。在當時的文化界中屬於“小字輩”(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的文化界主要還是由六七十歲乃至更高齡的那一代人主持的)。
1980年李澤厚50歲，而協助他主持整套叢書工作，差不多是執行主編的滕守堯，是他的碩士研究生，當時才30出頭。金觀濤和協助他主持叢書工作的劉青峯，當時都不到40歲。甘陽年齡更小，1985年他還不到30歲，而叢書的兩位副主編，蘇國勳30多歲，劉小楓則只有26歲。至於《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兩個編輯委員會，前前後後70餘人，在參加時幾乎沒有年齡已超過45歲的。所以，年輕，非翻譯界出身，可以説是這一批新的翻譯活動組織者的兩個最突出的特點。
其次，這些組織者明顯是出於一種對於翻譯的意義的新的認識，而來組織翻譯活動的。在8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翻譯基本上是被當作培養共產黨的“革命”意識形態，為國家政治運作服務的一種工具。只有很少數的翻譯項目，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這個限制，在文化積累的意義上發揮作用。而到了“文革”期間，這樣的叢書也全都停止了，整個翻譯活動完全被納入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軌道：在這樣的背景下，80年代的這一批新的翻譯組織者的行為動機，就顯得格外醒目。在《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裏，李澤厚明確地説：“目前應該組織力量儘快地將國外美學著作翻譯過來。我認為這對於改善我們目前的美學研究狀況是有重要意義的。
有價值的翻譯工作比缺乏學術價值的文章用處大得多。”[9]雖然説的是美學研究的“狀況”，你卻分明能感覺到他對整個文化狀況的關懷，他顯然是賦予了這些似乎應該是相當專門的美學著作的翻譯一種非常廣泛的意義。在8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已經從對“文革”之類悲慘歲月的歷史反思，走到了在哲學(當時的説法是“世界觀”)領域裏開拓新方向的路口。由於當時的特別的文化狀況，文學在整個社會的精神變革中佔有非常突出的位置，這種“世界觀”和哲學意義上的開拓，也往往是在文學和美學的理論討論中首先冒頭。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李澤厚筆下的“美學”看成是一個代名詞，他講的不但是“美學“，也同時是“思想”，是“世界觀”，甚至是整個“哲學”。
劉小楓
李澤厚的這個多少還有幾分含蓄的意思，在《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獻辭》中就表達得更明確了。在《獻辭》的開頭部分，作者談到的不是翻譯，也不是著作，而是時代，是不尋常的歷史轉折關頭：“我們的時代是不尋常的。20世紀科學技術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變着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人們迫切地感覺到，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千變萬化的未來。正是在這種歷史關頭，中華民族開始了自己悠久歷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復興。”[10]
正是基於這種對嚴峻的歷史使命的理解，《獻辭》作者以馬克思的話為先導，引出了他們組織這一套叢書的意義：“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今天，照亮我們民族的思想閃電，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和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的結合，以及由此開始的創新！”在《獻辭》的結尾，作者更懷着毫不掩飾的莊嚴感，引用培根的話來表明自己的動機：“不要把它看作一種意見，而要看作是一項事業，並相信我們在這裏所作的不是為某一宗派或理論奠定基礎，而是為人類的福扯和尊嚴。”這是説得再清楚也沒有了，他們並不僅是把編輯這套叢書看作是從事一項學術工作，而且還將它看作是對整個社會變革的一次推動，是“解放”社會的一道“閃電”。在當時的一次私下討論中，金觀濤更明確表示，他們是要在中國知識界再掀起一次類似五四那樣的運動[11]。
同樣，到了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經蔚為大觀的時候，《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組織者就開始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展開他們對於翻譯活動的理解。他們差不多一致認為，當代的中國人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和哲學，而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因此，第一步應該是全面介紹西方的現代哲學思想，第二步是深入地評述這些哲學思想，然後就可以達到第三步：中國的學者建立起至少不亞於別人的思想框架和哲學論述[12]。
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總序中，這樣的意思表達得相當明確：“梁啓超曾言：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當以譯書為第一事。此語今日或仍未過時。但我們深信，隨着中國學人對世界學術文化進展的瞭解日益深入，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的創造性大發展，當不會為期太遠了。”[13]正是在這樣一個重建當代中國人的哲學思想的整體構想中，甘陽們給出了他們所計劃的翻譯工作的意義：它是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和哲學復興的基礎，是新的哲學大樓的堅實的地基。它同樣不只是具有具體學科或學術上的意義，而更是牽涉到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重建。
今天回過頭來看，從李澤厚到甘陽，這些組織者對於翻譯活動的意義的認識明顯地打上了80年代的印記。他們既不是從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出發，也不像90年代許多人所主張的，從專業和學術建設的需要出發，而是從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變革的需要出發，從他們對於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和歷史使命的理解出發，投身到大規模的翻譯活動的組織工作中去。
對他們而言，這絕非技術性的工作，也不只是學術性的工作，而更是一項思想性的工作，一項精神啓蒙的工作。由他們這種對於翻譯的意義的理解，你很容易會想起七八十年前梁啓超、嚴復以及稍後的“新青年”同人對於翻譯的理解，想起當年周氏兄弟翻譯《域外小説集》的動機。的確，20世紀初那些思想啓蒙者兼社會革命家以“竊火者”自任的翻譯態度，對80年代這一批新的翻譯組織者，顯然有很深的影響(或許他們自己並未意識到)。
再次，是一種獨立的翻譯主導機制的建立。正因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在“偷運”精神的火種，這些翻譯的組織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原來以國家出版社為中心的翻譯出版體制。他們必須把翻譯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説，從選題的確立、譯者的選擇，一直到對譯稿的最後審讀，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由出版社決定，而是要由他們自己負責。
在這方面，《美學譯文叢書》的做法是相當特別的，李澤厚憑藉他在美學界已經建立起來的學術聲望，加上1980年舉行的第一屆全國美學研討會[14]上美學界同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15]，成功地建立起一種名副其實的“主編負責制”，由他和他的助手們負責選擇原著和譯者，而由出版社負責對譯稿的校對和文字編輯工作。因為這套叢書分散給四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光明日報出版社和瀋陽的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就不會有哪一家出版社能單獨對主編施加重大的壓力。今天看來，似乎主要正是這種一套叢書對四家出版社的運作方式，保證了李澤厚的“主編負責制”能夠貫徹始終。
但是，到金觀濤、劉青峯策劃《走向未來叢書》的時候，卻不滿足於僅僅建立一個主編負責的“規則”，而要更進一步，建立一個獨立於出版社的編輯“組織”[16]。這就是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來叢書》編輯委員會”。它包括了24名成員，當然都是同道。在這個編委會之下，又設立了一個以金觀濤為首的執行編委會。不用説，在80年代初期的社會體制下，純粹以個人身份匯聚而成的集體，是無法面對官方出版社的，因此，幾經周折，金觀濤們終於使這個編委會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少年研究所接納，成為“掛靠”在該所、隸屬於它的一個次級組織。
這樣，編委會才獲得出版社認可的“合法“身份，能夠獨立地全權負責整套叢書的運作，從選題一直到終審。它有自己獨立的銀行賬號，還能自己聘用職員。它對整個叢書的控制，顯然比李澤厚更為全面。金觀濤們最初是與湖南人民出版社商討《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的，因為該社不肯放棄終審權，才轉而與四川人民出版社接洽，而金觀濤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終審權。正因為掌握了全部的支配權，叢書編委會才可能建立起一套在當時是相當完備的三級審稿制度[17]。
一個獨立於出版社的編輯組織，一套相對齊全的審稿制度，這兩樣結合起來，可以説標誌着一種新的翻譯主導機制的確立。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翻譯出版史上，是一個創舉。在這以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策劃者同樣採用了這個方式，也是成立一個獨立於出版社的編委會，也是將這個編委會掛靠於一個國家單位[18]，也是在編委會下設立執行編輯或副主編，也是由編委會負貴整個叢書的選題、譯者和審稿，而且，也是為了終審權，不得不中斷與第一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的談判，而轉向別的出版社。到80年代後期乃至90年代，有許多翻譯或非翻譯的叢書相繼採用這樣的獨立編委會的形式，實施規模不等的出版計劃。而這條日漸寬闊的新的策劃和組織出版的道路，最初正是從這一批翻譯活動的組織者腳下開始的。
《走向未來叢書》部分書影
最後，是這些編委會的功能的不斷擴大。這些本來是為了翻譯和編輯而建立起來的編委會，隨着所出的叢書的影響日漸擴大，它們的功能也日漸擴展。即以《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來説，它原本就是想要出兩種叢書，一是翻譯論著，一是中國學者自己的論著，而它的最大的興趣，主要還是在後者。從1987年夏天起，它更規劃了一系列叢書出版以外的活動計劃：首先是辦雜誌，差不多與叢書的第三輯同時，1986年8月，一份也叫《走向未來》的雜誌在成都創刊[19]。
二是舉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叢書編委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等機構合作，先後召開了兩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三是在北京籌辦獨立的出版社，而且還想在北京、香港和台灣同時展開出版活動。四是組建研究所，名為“21世紀研究院”，而且也已經為此募到了資金，甚至連“掛靠”的單位都初步聯繫好了。五是組織和參與其他非文學的藝術活動，不但於1987年11月在成都舉辦了“走向未來畫展”，還想進一步舉辦更大規模的綜合性藝術節。
與此相類，《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也不滿足於僅僅組織翻譯活動，依照他們那個重建中國當代哲學的“三步走”的構想，在策劃翻譯叢書的同對，他們還組織了一套以闡釋這些西方經典著作為宗旨的研究叢書，編委會的成員則理所當然地充任主要的撰稿人[20]。除了出書，他們也和金觀濤們一樣，推出一本與叢書同名的雜誌，這實際也是由編委會成員所編的一本獨立的雜誌，編委會成員的文字佔了大部分篇幅。
不僅如此，甘陽們還於1989年2月左北京策劃了一次引起廣泛關注的“現代繪畫展”，並且醖釀了一系列其他的計劃，而其中有一些在當時根本沒有可能實現。事實上，就是上述金觀濤們的那些計劃中，也有相當部分未能實現。但是，這些堪稱龐雜的計劃和行動，卻極為清楚地顯示了這些叢書的組織者推動社會文化變革的整體性思路。在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類似甘陽那樣的分階段推進文化變革，而以翻譯為第一步的想法(這其實也是自晚清新知識界確信中國在從政治到文化的各方面都落後於西方以後，一直延續下來的思路)，是相當普遍的。
而既是以這樣的思路來理解和從事翻譯活動，一旦他們確信中國社會的文化變革已經向縱深發展了，他們就自然要開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們那些原本是為了翻譯出版而建立的組織，也就自然會生出許多新的功能。對這些人來説，翻譯活動本來就是整個文化變革必須努力的一部分，他們不會認為這樣擴大編委會的職能範圍，讓它去承擔許多與“編”毫不相干的任務有什麼不妥當。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部分書影
從以上所説的這四個方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在80年代之前30年間從未出現過的新的翻譯組織方式，如何一步步產生、成形並不斷擴展。而在我看來，那第四個方面，即這些編委會的社會和文化功能的急劇膨脹.正是將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凸現得非常明顯了[21]。
二
這樣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必然會影響到在它組織下產生的翻譯活動和翻譯成果。在這方面，我想分以下幾點來討論：
首先是翻譯的選題。既然是這樣一些個人在主持整個的翻譯計劃，他們的個人特點—從他們對當時社會的思想和文化狀況的估計，以及由此引出的對自己的翻譯任務的理解，到他們的知識背景、學術興趣，乃至他們的學術活動範圍、他們所能聯繫和組織的人員的範圍，等等—就必然會在選題上打下很深的印記。就《美學譯文叢書》而言，李澤厚在總序中講得很明白，他是要“補課”，要糾正過去因為文化封閉，所有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都不能進入中國的局面：‘只要是有參考價值的，便都拿來。”
再加上他自己以及協助他主持翻譯計劃的幾位主要助手的知識背景的影響，《美學譯文叢書》的選題就很自然向歐美非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大幅度傾斜。全部50種選題中，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著作只有6種，其中包括在中國一直被當作“修正主義“而大受批判的盧卡契的著作；出自蘇聯和東歐學者的著作總共7本，其餘全是西方學者的著作，而當代美國學者的著作佔了叢書.總數的1/3(17種)。有意思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一本也沒有。
同樣的悄況也出現在另外兩套叢書中。《走向未來叢書》的24種譯著中，出自美國學者的著作佔了一半，非西方學者的著作只有3種。而由於金觀濤、劉青峯當時對於科學和科學哲學的重視，也由於編委會中有相當一批成員是科學家，《走向未來叢書》的翻譯(包括著作)選毯明顯地偏重科學和科學哲學[22]。至於《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它的編委會成員絕大多數是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就乾脆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作為其主要的譯文叢書的名字。
這套文庫的選題，大部分屬於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而這三個方面，正是甘陽與其同伴們當時的主要學術興趣所在。可以説，正因為這些組織者大體上都認定，在80年代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革中，引進西方的現代理論是至關重要的大事，而他們的知識背景和學術興趣，也正與此種認識互為因果，這三套叢書才會在選題上如此相似，都表現出偏重西方現代理論的明顯傾向。
其次是譯者的選擇。我在前面説過，8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人數相當多的翻譯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文學和人文理論的翻譯家。可是，你看這三套叢書的譯者，絕大多數都和這些叢書的主持者一樣，並非出自那個翻譯界。三套叢書的100多位譯者中，除極少數(如繆靈珠、吳嶽添等)外，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其中大多數是剛剛畢業或仍在讀的研究生，甚至還有些是本科生；而且至少1/3是屬於“兼職”，他們都有自己研究或攻讀的專業，翻譯僅是一項並不常做的兼職[23]。
譬如《走向未來叢書》的譯者中，就沒有一位是外語專業人士，全都是這樣的“兼職”者。情形所以會如此，自然與這些主持者本人的學術和活動格局有關。他們自己並非翻譯家，當然也就與翻譯界缺少聯繫；他們又很年輕，甚至可以説是太年輕了，要想找到足夠的人來擔任譯者，他們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輩人去動員。結果，隨着這些叢書的陸續出版，一批新的譯者也成長起來。從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説，這三套叢書的獨特的組織方式，在它被其後的許多翻譯從書廣泛運用的情況下，的確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翻譯界的基本構成。
一大批非專職的、多數相當年輕的、有些甚至外文也並不十分精通的譯者，加入到翻譯(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翻譯)活動中去。不用説，這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再就是基本翻譯策略的確定。究竟該如何翻譯外文著作，這是自晚清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大問題。從總的悄況來看，隨若中國譯者外語水平的逐漸提高，中國人對外國的瞭解日益深入，再加上50年代以後翻譯活動的日漸休制化，中國翻譯界對翻譯的要求是愈益講究，也愈益嚴密了。文學領域裏的一大批重譯本的出現，正是這種趨勢的結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認真仔細因而往往是費時較久的琢磨，最後交出一份堪稱定本的譯作，自然成為大多數譯者的心願，也由此鑄就了翻譯界一條不成文的“公法”。但是，我這裏介紹的這一批翻譯活動的組織者，卻是抱若改變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狀況的迫切願望而投身翻譯工作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拿出成果，儘快將譯本送至讀者手中，因此，他們勢難完全遵守上述翻譯界的“公法”。
李澤厚在《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中公開呼籲：“值此所謂美學熱，大家極需書籍的時候，與其十年磨一劍，慢吞吞地搞出一兩個完獎定本，倒不如放手選譯，幾年內多出一些書。”他説得很明白，翻譯的速度是第一位的。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鼓勵胡亂翻譯，但是，徜若對定本的追求會妨礙翻譯計劃的實施，那就只能先將這種追求擱在一旁。我猜想，這種對於翻譯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澤厚們更願意遨請非職業的譯者的一個原因吧，這些譯者顯然不會太受那條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縛。
事實上，在這套叢書中，有的譯者承擔了好幾本書的翻譯，膝守堯就是一個例子，他獨立或與別人合譯了5本書。更多的情形是合譯，整套叢書中，兩人乃至多人合譯的書佔了差不多一半。像下面這樣的説明：“本書第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和附錄A，B及人名索引由蘇曉離翻譯，第二、三、四、五、六章由曾誼、李潔修翻譯……”[24]正體現了《美學譯文叢書》的譯者所普遺採用的一種工作模式。也因此，有時候甚至對原著版本的要求也只能降低，在《趣味批判》的譯者後記中，我們就讀到這樣的交代：“本書序言和第一、二章及《語符學簡議》由王柯平據英文版譯出；第三章及附錄部分由田時綱據意文版譯出。”[25]
同樣，《走向未來叢書》的主持者們也抱有李澤厚這樣的“幹起來再説”的想法。《走向未來叢書》採用的是一種狹長的小32開本，每本書的字數要比《美學譯文叢書》少將近1/3。但是，合譯的現象依然很普迫，24本譯著中，只有6本是個人獨譯的。金觀濤們甚至恢復了30年代以後就少有人使用的“編譯”的方法，叢書第一、二兩輯的6本譯作中，竟有5本標明是“編譯”。而在翻譯和編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編委會乾脆將該書的註釋部分全部刪除[26]。凡此種種，都表明在金觀濤們的心目中，翻譯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並不值得死守，為了儘早將譯本投入補會思想變革的戰場，他們寧願採取各種靈活得多的翻譯策略。
相比起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編委會似乎要從容一些。即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為例。合譯的做法就逐漸減少，且每本書都有專人核校，而且大多數由三位主編自己來校，其中甘陽一人就校了將近300萬字，劉小楓亦校了近20萬字，且校得相當認真。
可以説，在這三套叢書中，甘陽們對於譯文的質量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與其説這是出於類似追求定本那樣的考慮，不如説是出於叢書編委會對當時社會文化變革的基本形勢的估計。已經是80年代中期了，最初那種為了開拓新路而無暇他顧的緊迫氣氛似乎正在消散，現在更需要的是為新的思想和哲學大廈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些年輕人既以規劃整個中國的思想發展為己任，就自然會格外重視他們從西方引進的這一批思想火種的質量，他們對譯文質且的要求，主要也正是由此而來。
在這個意義上説，李澤厚——金觀濤式的“幹起來再説”也罷，甘陽式的“要譯得好’也罷，都從不同的側面證實了，這些人對於整個文化形勢的估計，對他們選擇基本的翻譯策略，起了多麼決定性的影響。
最後，與上述策略選擇密切相關的，就是對譯文的讀者的假定。既是將翻譯理解成思想啓蒙的重要途徑，那麼，如何設定這些譯文的讀者範圍，就如同啓蒙者對於啓蒙對象的估計，變得非常重要。從《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可以看出，李澤厚期待中的主要讀者羣並不是專業人士，而是廣大的年輕人，是所謂文學和美學的“愛好者”。這樣的假設在《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輯方針中體現得更為鮮明。這是一套着眼於“未來”的叢書，金觀濤們明確將“青年”定為他們最重要的讀者。
他們對書的開本的選擇，封面的設計(以黑白兩色的抽象畫作封面)，篇幅的限定(每本原則上不超過12萬字)，以及標題的改動(編委會明顯地喜歡用那種明快而能引起興趣的標題，如“人的現代化”、“人的創世紀”、“日本為什麼‘成功’”之類)，等等，主要都是為了適應青年讀者的需要。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所以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之外，另設一套篇幅和開本都小一點的“新知文庫”，而且這套書的種數大大超過前一套，就因為他們也是將專業以外的讀者，當成重要的訴求對象。
這是一些自己就相當年輕的學者，他們很敏感，知道自己同代人的精神飢渴，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讀者的這種假定和選擇，是相當適時的。他們相信青年人是當時社會中最願意接受西方思想的羣體，而這些叢書出版以後的銷量證實了他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美學譯文叢書》的最初的幾批書，初版印數都達3萬至4萬冊。而《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印出的1，000套書(第一輯)投放市場後，四個小時就賣光了。以後不斷重印，第一輯12本書的平均總印數都在20萬冊以上，有的累計達30萬冊。至於《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不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許多譯本至今還在重印，“新知文庫“的印數更大大超過前者。
三
如果將上面描述的這一種翻譯組織方式，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裏來看，你當然不能説它是全新的現象。即從近代以來的翻譯歷史來看，晚清由傳教士開啓的那些大規模的翻譯計劃，以及稍後嚴復、魯迅那兩代人的許多截譯和出版活動，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截譯叢書，其實都不同程度地顯現出類似我們描述的那樣的翻譯組織方式。但另一方面，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直到80年代出現的這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又確實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單從這一點，你就可以強烈地感受到20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歷史那令人感慨的悲劇性。但我這裏想説的是，這樣一種翻譯的組織方式，對80年代整個的翻譯運動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整個80年代，上述的這三套叢書是一直緊執翻譯新潮流的牛耳的。它們憑藉選題指向上的“先鋒性”和可觀的銷售紀錄，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榜樣。自它們之後，可以説大部分有影響的翻譯活動都是以出版叢書的方式組織起來的，而這些叢書的主持者，亦大半是直接仿效從李澤厚到甘陽的種種做法。正因為這些叢書有這麼大的影響力[27]，在整個80年代，“社會科學”和文學作品的翻譯一直佔據着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28]。
魯迅和嚴復
不用説，這對中國翻譯界的重新結構，對翻譯界“公法”的破壞和重建，對一代新的譯文讀者及其閲讀趣味的形成，乃至對整個翻譯出版機制的更新組合[29]，都可以説是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而由於這些叢書的廣泛流行，今天30至50歲的關心社會、政治和文化的人當中，很少有人沒讀過這些譯著，它們對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也就異常深遠了。當代中國的許多特別的思想、學術和文化現象，都不同程度地起因於這些翻譯著作的影響。
例如中國思想界偏重西方而忽視非西方思想資源的傾向，當代書面語——尤其是理論語言的演變趨向，更不要説具休的文學、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理論的潮流更替，背後都有這些翻譯著作的影子在那裏晃動。因此，我這裏描述的這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深遠影響，確實不能低估。
最後還想討論的是，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為什麼會(或為什麼能)在80年代出現？限於篇幅，我只能在這裏扼要地提出幾點解釋。首先當然是整個國家的政治改革氣氛的影響。“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解放思想”，黨內的‘改革派”與知識界協力發動“思想解放運動”，民間的改革力量也不斷呼應，到80年代末期，這一股改革的潮流幾經反覆，終於達到了最高峯。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背景，李澤厚們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他們都不大可能產生那樣的計劃。
至於“文革”式的官方意識形態的逐漸瓦解，政府體制內一部分傾向開明的官員的出現，以及由此造成的宣傳、出版體制的微弱的鬆動，也都只有放在這個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釋，而這些對於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的成功運作，是起着關鍵性的作用的。如果沒有社會科學院的支持和一些出版社的配合，李澤厚的計劃就僅僅只能是一個計劃，而《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兩個編委會能夠取得“掛靠”國家編制的資格，更只有在獲得部分開明官員的支持後才有可能。
其次是當時整個社會在精神和知識上的巨大飢渴的刺激。從50年代初開始，文化上的封閉政策就執行得相當有力，也很成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更是變本加厲，紋絲不透，使全民族在精神和知識上幾近窒息。恰在這時，“文革”結束，社會緩慢但卻逐步地走向開放，國外的信息星星點點地傳進中國：正是在這種經歷長期封閉而剛剛開始開放的時刻，整個社會的精神飢渴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能量，對文化界構成巨大的吸力。
李澤厚們身逢其時，敏感並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時機。在我看來，這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對這一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的產生和成功，是有極為重要的誘導和支持作用的。事實上，在晚清，類似這樣的歷史情境的巨大的誘導和支持作用，就已經顯露過了。
酒井直樹、花輪由紀子主編《印記：西方的幽靈與翻譯的政治》，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我想説的第三個原因，就是80年代出現的一種新的“青年知識分子族”(我一時想不到更恰當的詞，姑且這樣稱呼)。相比起來，《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兩個編委會的成員，更能夠顯示這一“族”的特點：當時年齡在25至40歲之間，聰明，在農村或工廠度過長短不等的歲月，受過或正在接受大學(往往是人文學科)教育；看破了“文革”式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虛偽，渴望新的精神生活，有“理想主義“的熱情，亦有傳統的經世濟國的志向；懂一點外語，但不太多，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有一定的瞭解，但大多談不上系統和深入……這樣一種類型的青年人，是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的曲折歷史製造出來的一種特別的人，在這之前沒有這樣的人，之後大概也不會再有這樣的人。
他們的有些特點是前輩人沒有的，他們的另一些特點又正在後輩人中間逐漸消失。我覺得，“新時期”以來的許多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現象，都與這一“族”人有關。他們中有一些人後來成了著名的文化人(譬如這些叢書的主持者)，更多的人則歷經各種波折而在思想、職業以及人生志向上發生極大的分化。但在80年代，這一“族”人可以説是推動整個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革的最激進的力量。當然，我所討論的這一種翻譯組織方式，以及80年代整個翻譯大潮的興起和流向，也都和這一“族”人分不開。
這三套叢書的主持者，絕大多數都屬於這一“族”；這些書的譯者，大半也都是這一“族”；而這些書的最初的讀者，恐怕大多數也正是這一類人，以及那些接近這類人、不同程度受他們影響的人。自然，深入去研究這一“族”人的歷史和社會作用[30]，不是我的意圖，大概也超出了通常意義上的“翻譯研究’的範圍。我在這裏只是想指出，這一“族”人的存在，很可能是上述那一種翻譯組織方式所以會產生、並且能成功運作的原因，就社會構成而言，這是最內在的原因。
（原文刊載“文藝批評”文藝公眾號，翻頁請看尾註）
1] 在文中“80年代”是指1970年代末至1989年為止的那一段時間。
[2] 這裏的“社會科學”是廣義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謂的“人文科學”。
[3] 見陳久仁主編：《中國學術譯著總目提要（1978―1987），社會科學卷》，吉林教育出版社，長春，1994年8月初版，第1頁。
[4] 例如，在翻譯內容上明顯地偏重“西方”等等
[5] 包括“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本文由此往下所用的“社會科學”一詞，都是在這個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
[6] 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81.
[7] 《美學譯文叢書》從1980年開始籌備，1982年開始出書，前後共計出版50種。《走向未來叢書》從1982年開始計劃，1984年開始出書，前後共計出版5輯74種，它並不是純翻譯的叢書，所出74種書中，24種為譯作，另有10種署名“編著”的，其中亦有多種包含翻譯的成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從1985年開始策劃，1986年開始出書，至1995年為止，共出版84種。
[8] 此種人中也包括一些由於各種原因被剝奪了其他寫作權力，改行專做翻譯的人，如周作人、綠原等。
[9] 這個總序刊登在《美學譯文叢書》的每一冊的卷首。
[10] 此《編者獻辭》亦刊登在《走向未來叢書》的每一冊卷首。
[11] 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10.
[12] 此據筆者1998年2月19日對劉小楓的訪談記錄。
[13] 此總序刊登於“現代西方學術文庫”1990年以前的每一冊的卷首。
[14] 李澤厚組織這套《美學譯文叢書》的設想，最初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來的。
[15] 李澤厚在《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中，一開頭就引用這次研討會的簡報：“1980年6月全國第一次美學會議簡報説……”這除了交代叢書的緣起，也顯然有強調整個美學界的支持的意思。
[16]當然，這裏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些年輕人當時尚無李澤厚那樣的個人學術聲望，他們必須更多地依靠一個集體，才能抵擋住來自出版社的控制。
[17] 因為編委會的成員分處各地，編委會還專門編了一份月度工作簡報，供北京以外的編委瞭解情況。
[18] 這次是掛靠於剛剛從權威的人民出版社獨立出來的三聯書店。
[19] 據金觀濤1998年3月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翻譯運動經緯工作研討會”上回憶，辦雜誌的設想其實更早於出版《走向未來叢書》的設想。
[20] 這套叢書後來以《人文叢書》的名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1] 這方面還可以舉一個極瑞的例子：在 1989年4，5月中，甘陽經常以《文化：中國與世界叢
書》編委會的名義，為他參與的一些政治活動服務，他顯然並不把這個編委會看作純文化
意義的組織，儘管他的這一做法遭到多數編委會成員的反對。
[22] 關於這一點，亦可以參考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18—119.
[23]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中那三本由中國學者選編的專題譯文集的情況有所不同，那其中有許多部分是選自資深翻譯家的譯作。
[24] 《走向表現主義的美學》的譯者前言。卡里特著，蘇曉離等譯：《走向表現主義的美學》，光明日報出版讓，北京，1990年版，第9頁。
[25] 沃爾佩著，王柯平等譯：《趣味批判》，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279頁。
[26] 這主要是出於篇幅的考慮。
[27] 當然，在這種影響力背後，有非常複雜的社會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此處無法詳述。
[28] 進90年代以後，以營利為基本目的的消閒類讀物的翻譯，才逐漸佔據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
[29] 80年代以前，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少數幾家出版社可以出版社會科學方面的翻譯著作，而現在，可以出版此類著作的出版社的總數，差不多是80年代以前的100倍。
[30] 我覺得，作為一個完整的“族”，它在今天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