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何回應世變-偃嶽
【文/偃嶽】
大約十年前，一本題為《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著作，曾在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場引發熱議。當時的人們也許很難料想，十年後，這本書的副標題（“中央之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落”）會成為一種近乎共識的判斷。但就在學術界逐漸將目光轉回中國自身之時，貿易戰、“黑科技”和地緣政治鬥爭，似乎又為這個“共識”設置了嶄新的時勢和議題：如果歷史沒有終結，治亂興衰的循環又將怎樣開啓？中國與西方既有鬥爭又互相滲透的局面，是近一百五十年來文明競爭的結果，還是一種全新的總體境況？中國文明在數千年裏積累的問題規模，還能和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等量齊觀嗎？
思想界正密切關注這些新問題。2018年4月21-22日，40多位學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了“‘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2018暨‘當代世界思潮和中國政道傳統’學術研討會”。會前就有媒體感慨，這是一場“年度盛會”。而作為論壇的聯合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為本次會議設置的主題，似乎就有從“中國與世界”的總體視野出發、回應新時勢下治亂興衰問題的志趣。
從主辦雙方代表張廣生教授和丁耘教授的開幕致辭中，就可窺其一斑：張廣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政治學系教授）説，今年只是“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的開始，在中國文明覆興的際會中，在穀雨中，京滬雙方都樂見“論壇”成長為一個從思想和戰略高度研討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的平台。而丁耘（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哲學學院教授）則用4月21日當天北京的暴雨天氣，比喻近一兩個月以來中國與世界的“形勢”變化，不過他強調，變化合於節氣，在變化面前，真正要關心的，應當是中國崛起這一難以抗拒的“自然大勢”。
開幕式現場
參與本次論壇的學者來自全國不同的學校和院系，尤以政治學、哲學、法學等學科的70後、80後學者居多。但各個議程裏的聲音，更多是從思想的全局性出發的思考，而不是從專門領域將關於“大事”的應對切割開來。或如丁耘所言，這個自覺的氛圍離不開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和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等前輩的“加持”。於是我們看到，兩天議程中的研討專題，既涵蓋了“中國政治的經與權”、“中國之道的體與用”、“經史傳統與政制變革”，也涉及到“現代西方的自我確證”、“政治史的用途”、“國家與現代政治”等西學議題。
從摩肩擦踵的觀眾席上看去，北京暴雨的“小形勢”和外面的“大形勢”，確實是讓會場的氛圍更顯緊湊了。但或許也正是形勢之變，增進了在場者們的關切之常。筆者有幸在會場“觀風”兩天，聆聽這場盛會的同時，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對中西思想和歷史的琢磨研判，何以能用看似迂遠的方式回應“政治：中國與世界”的關切？我們來看看在場者們是如何作答的吧。
在空間秩序的“現在進行時態”裏看世界
開場的專題，名為“作為問題的世界之中國”，從現場討論看，“問題”二字，或許真是被主辦方不幸言中。“世界之中國”語出梁啓超1901年所作《中國史敍論》，“與西人交涉競爭……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梁啓超以之區別於上古史上的“中國之中國”和中古史上的“亞洲之中國”，“為將來史之楔子”。
用立憲政體的“嬗代興起”來標誌中國的世界性，“中國”與“世界”不僅本無衝突，更是隻有時間上的先後。劉小楓和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兩位教授對19-20世紀地緣政治學的發覆，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世界”本身的空間秩序和文明競爭的格局，中止“世界”對“中國”的吞噬。劉小楓強調，“世界”總是在各個文明視線裏的“世界”，其背後，自有不能被“世界浪潮”吞沒的文明論基礎，其中，則自有敵我。延續這一洞察，強世功通過麥金德與施密特，揭示了陸地和海洋對“敵我”和“文明”交織的現代世界的影響，不同類型文明間的競爭，如何用力量和法權為世界空間賦予秩序。
會議現場（左至右依次為吳飛、強世功、丁耘、楊光斌、劉小楓、張廣生、趙曉力、張旭）
從這個角度看，梁啓超筆下的“世界之中國”，恰恰是“中國與世界”的楔子，而不是結束。從空間、敵我和文明出發對“中國與世界”的正名，既令“世界”的形象變得複雜起來，也讓中-西競爭的問題在世界的文明版圖中得到了更加切時的落腳點。
在兩天的討論中，“總體戰”十分應景地成了一個描述“世界”的高頻詞，大家普遍看到，敵我的態勢不再侷限於槍炮和戰爭，而是滲透到表面友好、卻宛若深淵的科技、貿易、資本競爭之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吳新文研究員深入探討了當代新科技主義的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也在討論中着重提到了西方文明及其背後的技術-形而上學的關係。
但同時，也有更着力於“超越”的聲音。例如，張廣生的發言除了在文明和戰略競爭的高度，呼籲“中-西問題”的重啓，更將中國儒法文明的政治原則和戰略意識，視為“天下-國家”適應、超越技術與資本積累邏輯的關鍵，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當下中國在世界之中的復興，意味着傳統中國“治亂興衰”的循環歷史，勢必要將現代西方技術與資本積累的線性歷史包容進來。
以上兩種對中西問題的看法，似乎都自覺地響應了中國文明視線裏的“世界”。回頭來看，正是論壇第一場專題討論引發的視角轉換，為後面的討論奠定了基調。強力、地緣、文明和敵我構成的世界，需要人們在“現在進行時態”裏“看”，而不是以未來的名義為她灑上一捧玫瑰花。這個視角，在與會學者關於中國政道傳統和建國問題的討論中，發揮了一種特別的作用。
晚清思想再檢討
在開場討論中，還有一位發言人的主題頗引人注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張旭以“大陸新儒家與新康有為主義的興起”一文為基礎，重談了他對康有為問題的理解。表面上看，這個問題與劉、強二位教授探討的地緣政治學問題並無關聯，但張旭在發言中特別指出了“保種、保教、保國”這個康有為的“中國”面向和啓蒙者學這個“世界主義”面向的分別。在民族-國家的現代政治處境中，新儒學的方向究竟是向經學的迴轉，還是進入更大的“世界”？在張旭看來，新康有為主義的取向無疑是前者，這個取向提出了很高的文明訴求。
“康有為問題”在近來的思想界飽受熱議。有趣的是，丁耘將張旭對康有為問題的重述，視為一種“在地緣政治背景下重新理解康有為”的新嘗試。他在對張旭的評議中指出，大陸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區別實際上是陸地和海洋的區別，而大陸新儒家潛在的問題是隻從康有為那裏發覆出了文化政治關懷和古今視野，而沒有看到康有為在地緣政治與平等主義之中開出的世界維度。在這裏，地緣政治帶來的視角轉換，似乎不僅藉助康有為這個處於嶄新政治處境的人物，引出了中國政道傳統與世界的關係問題，還隱約把“康有為問題”同如何認識中國革命與建國的問題聯繫起來了。（這裏可以多提一句：丁耘本人的發言就是從一個看似迂遠的問題開始的。他從《莊子•天下篇》入手辨分莊學之“齊物”與墨、法、慎到一輩的區別，強調“道不否定萬物”、“物化而有分”，是莊學所謂“齊物”與“平等”的精微處。此文雖極言道體之精微，卻也很難説沒有關注“人間世”的用意。）
回到古今視野、在中-西文明關係中看中國，與在中國-世界的關係裏看中國，也可以非常粗線條地概括兩天會議進程中對待中國傳統政道/經術的兩類態度。二者之間雖略有分別，卻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現代中國的建國和治道問題。其中的第一類，或可以曾亦、郭曉東、吳飛、陳壁生、任鋒等教授為代表；其中的第二類，又或可以丁耘、張廣生、謝茂松、白鋼、劉晨光、張翔、章永樂等教授為代表。或許，前者更關心的是中國政道傳統在古今和內部的斷裂分殊，從遠處關照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後者則更特重中國政道傳統面向世界的跌宕與調試，從近處強調這一傳統在現代中國的曲折延續。二者一體兩面，在兩天的會議中，使開場討論中的不少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濟濟一堂
現場交流中，在兩類看法之間、甚至兩類看法內部，都不乏碰撞和火花。先後兩天，郭曉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和曾亦（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從公羊學角度入手，分別對《天人三策》和“王魯”問題做了細緻探討，二者雖然都是在同一個高度上省察更化和政教的問題，但也許，他們在同一高度上的取向仍有細微的差異；在相似的問題意識下，張翔（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也對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的嘗試做了探討，但他更關注的是，相較於“政教相維”，康有為“以‘教’領‘政’”的現代方案，是否可能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史裏得到安頓，與之相似的還有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從德國出發對康有為和韋伯的左右互搏。這兩類看法，與其説是兩種不同的意見，不如説是從同一個康有為和同一個近代中國那裏生發出來的兩種變奏。這或許也是當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一個寫照吧。
另一個有趣的話題，是在會議的第一天下午，由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對錢穆所論“立國之道”的回顧引發出來的。曾亦和丁耘的回應，不僅再一次提出了“錢穆還是康有為”的問題，還激發了與會者們重新思考梁漱溟對新中國立國氣象的評價。可惜的是，由於時間的關係，這個從“康有為問題”引出的話頭當時並沒有繼續下去。直到第二天下午的圓桌論壇，它才完整而正面地展露為現代中國的建國問題。
中國政道與西學研究如何在時勢中“説話”
在議程第一天下午“中國政治的經與權”的主題研討中，還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位朋友稱之為中國傳統政道與當代策論的結合，頗為貼切。這個新趨勢，集中體現在謝茂松（國家發展與創新研究會研究員）和劉晨光（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副教授）的發言中。儘管謝茂松更多是從中國政道傳統的戰略層次剖析中國文明的“歷史憂患意識”和 “積極防禦戰略”，而劉晨光則是在中國政道傳統的文明和德性層面上，揭示以“為政以德”為中心的傳統政道與“為人民服務”的當代政德之間的連續性，但他們都是在中國與世界的當下和歷史時勢中，申論中國政道傳統關心的利害是非的。
中學主題研討一瞥
在開幕式致辭裏，楊光斌教授就不無憂慮地提到了儒學（或傳統政治哲學）社會科學化的可能性問題，這關係到政治哲學和傳統學問能否社會化、接地氣、應對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嘗試以策論的形式，結合世界歷史的要害關節、夾敍夾議，是否會是一種展現傳統政道的成功嘗試呢？目前，答案似乎還不得而知。但從兩天的會議看，無論是中學還是西學的研究者，都在有意識地為自己設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西學主題研討一瞥
西學研討的焦點是西方思想史。相比於揭示西學內部的古今爭論，本次會議的三場西學專題（“政治史的用途”、“現代西方的自我確證”、“國家與現代政治”）更多是表露了學者們對現代西方本身的興趣。
這種興趣是多元的。有“用具”式的興趣：白鋼從效果歷史角度分析“塔西佗陷阱”的源流，指出為什麼塔西佗對政治的理解會使當代人繼續誤解政治。
有對其困境的興趣：王濤（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對穆斯林問題和自由主義政治框架危機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
有關於其動力的興趣：趙曉力通過解讀《利維坦》題圖揭示的“恐懼的好奇”、彭磊透過施特勞斯－科耶夫的爭論對“愛”和“承認”的重新討論、雷思温在早期現代西方思想對上帝的改造中看到的“中介的消失”，都試圖通過“動力”把握現代西方思想展開的關鍵特性。
也有對其形式、機理的興趣：婁林在色諾芬關於古代民主政制的論述中發現，後世民主政體內外有別的統治機制，也許恰恰只有在古代城邦世界裏才能理解，康子興則藉助弗格森的共和思想，思考美德、風尚與現代商業社會的關係。
當然，還有“道義”上的興趣：丁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對霍布斯的政治科學做出了一個整體的批評，他特別指出，霍布斯在“主權者是一個人還是議會”和如何限制法團權力等問題上的模稜兩可，暴露出利維坦理論中的“和平”處於其實難副的尷尬境地。
（左至右依次為戴曉光、彭磊、白鋼、曾亦、吳新文、歐樹軍、唐傑、李世祥）
（左至右依次為雷思温、劉晨光、梁曉傑、郭曉東、韓潮、謝茂松、王濤、李雋暘）
在這些多元的興趣背後，西學研究者們究竟在思考些什麼呢？也許，用梁曉傑（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部副教授）評論馬基雅維裏的話説，就是在強調古今問題和中西問題張力的同時，“講出政治的複雜性”。而徐戩在自由評議時不經意提出的一個問題，或許也能揭示中國學者的西學研究在當下“講出政治的複雜性”的另一面：“曼斯菲爾德能用‘男性氣概’分析特朗普，我們能用古典框架對他進行同等的分析嗎？”
這枚硬幣的兩面，又何嘗不為重講“中國政道傳統”的學人們所知呢？
現代中國，一個未盡的話題
第二天下午的主題圓桌論壇開始前，會議大有進入高潮之勢。許多聽會的朋友很早就開始期待，在會議臨近尾聲時，與談者會怎樣回答：“中國與世界”推進我們“政治”思考的地方在哪？
現場，據丁耘透露：主辦雙方為圓桌論壇設立的主題“現代國家的正當性”，本是為討論新近譯出的《國王的兩個身體》所做的安排。但隨着兩天會期接近尾聲，會程中產生的種種思考似乎已超出了這一題目固有的意指。“政治”、“中國”與“世界”這三個關鍵詞，也自然而然在一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焦點下粘合在了一塊兒：即現代中國的建國根基與世界的關係。
圓桌論壇現場
其實，在兩天的會議中，有關現代“國家”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已多次被學者們提出。第二天上午，歐樹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在以《亨廷頓政治理論中的“現代”國家問題》為題的發言中就已點出，亨廷頓對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理論的反思，很早就揭示了“國家”與“現代（性／化）”這兩個概念並無必然聯繫。相反，國家的正當性最終恰是源自那些似乎最不“現代”的營造“共同性”和公民忠誠的能力，而現代政治學理論也正是從這裏開始與傳統政治哲學產生了思想關聯。趙曉力和丁凡對霍布斯國家學説的分析，也在不同程度上指明瞭“現代國家的正當性”面臨的某些困難。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建國根基問題，為什麼又在會議的尾聲成了大家關心的焦點呢？
要回答這一點，圓桌頭四個與談人強世功、丁耘、張廣生和韓潮的一系列發言就頗為值得注意。但這一系列發言，是在較短的時間內一個接着一個出現的，很難概括。更可惜的是，筆者現在只能回想起他們的隻言片語、編錄在這裏，其中定有不準確之處，敬請讀者切勿簡單將這些話等同於他們本人的看法：
強世功：“如果美國政治學界召開一個‘政治：美國與世界’，與會者會不會有充分的自覺，討論美國國家的正當性呢？”
丁耘：“現代國家的正當性問題，實質上是現代中國的正當性問題。20世紀的一些儒學家或許已經看到，現代中國的正當性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但直接的保守既無法建立這種正當性，也不足以理解現代……現代中國對‘現代的正當性’的意義是什麼？世界史的視角，又能為我們理解這個意義提供些什麼呢？”
張廣生：“地緣政治視野和晚近的歷史社會學，為在世界史中理解現代國家及其正當性提供了若干類型學。不過，中國現代的國家建設，可以採取一個超越君主／共和政體的視野來看，其中，現代史的關鍵不是供給類型學，而是有待我們對中西遭遇的要害時勢做出文明戰略的判斷。”
韓潮：“主辦方製作的論文集封面上有一張圖，主題就是‘塞壬的誘惑’……大陸對海權好像有種天生的誘惑，德國對英國的愛慕，就是一個地緣政治和文化上的例證。對海的迷戀，似乎總是伴隨某種虛無的味道，讓人想起80年代一部著名的電視片對一代人造成的影響。但原始的海洋文明實際上都是極其落後的，也許只有一條混合大陸和海洋的路，才是可走的道……”
劉小楓教授在圓桌論壇尾聲提出的三點意見，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恰如其分的小結，和四位發言人的討論放在一起：首先，他提請從學理上注意1930年代中國思想中的全球觀表述和1970年代關於“三個世界”的提法；其次，在用“中國與世界”的視角重估晚清學術與思想時，有必要重視晚清另一位思想家廖平的論述，後者不僅點出了擔綱階層的觀念品質問題，更有充分的地緣政治思考；而在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方法問題上，他的希望是：中國應與歐洲的“普遍性”思維有所區別，保持“制度的獨立性和自覺”。
尾聲
夜幕將至，兩天的會議終於告一段落。會場內，聽眾們開始三三兩兩地籌劃晚間的會飲，或是一同結伴回家。明德廣場上，熟人們仍在交談着；成羣往來的青年們總是知道下一次相逢的時間，他們好奇地打量着身邊的陌生人，逐漸展開的告別的次第讓他們略帶竊喜地辨認出：哪些是久別重逢的故交，哪些是方才照面的新知。此時，傍晚灰白的天幕邊際暈染出她獨有的黛青色，彷彿是沉默的古甕長出了晦澀的異域花紋，在清朗的底色映襯下，古甕變得更加通透、更加深沉。
（感謝觀察者網、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獨家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