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九州圖式與近代困境：傳統王朝國家語境下的歷史地圖編繪

自漢晉以來，歷代王朝知識階層所編繪的各類歷史地圖層出不窮，或為解經之用，或為讀史之助。這種基於“王朝地理學”話語體系中的歷史地圖編繪，往往帶有論證傳統政治空間秩序的意義，成為王朝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晚清危殆的政治局勢下，通過對古今政區沿革空間的刻繪，總結其中“治化興替，利病之由，形勢輕重，兵家勝負之跡”，進而鞏固王朝統治，這不僅是19世紀後半期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的主要目的，亦是傳統中國沿革地理學興盛的標誌。

其中，楊守敬等人編繪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與《歷代輿地圖》，在遠紹道鹹學風之基礎上“創為讀史地圖”。該圖比此前任何一套歷史地圖都更為詳盡準確，堪稱是傳統王朝國家語境下最權威的歷史沿革地圖集。

楊守敬

細究以楊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文本，可知其編繪方式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是首崇“九州”，即在開篇闡釋《禹貢》九州的大致範圍，並以山川為綱，“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作為華夏地域空間的法統性開端。

二是以朝代為綱，以歷代正史《地理志》所載王朝政區疆域作為圖繪內容，通過描繪歷代王朝版圖內地理沿革的空間過程，來確認王朝空間秩序由高到底的層次性。

三是附以歷代“四裔圖”，通過對古今“華夷秩序”的描繪，來確定“中心一邊緣”文明圈層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説，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的編繪，作為王朝國家疆域秩序與政區定位的時空檔案，其上溯九州是為説明王朝疆域的法統背景；正面標示歷代正史地理志所繪疆域則是象徵王朝正統性的地理框架；對歷代周邊蠻夷分佈的描繪則是王朝“大一統”背景下“天朝萬邦”政治秩序的有力體現。這種基於王朝國家話語下的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通過對華夏空間“正統性”與“華夷秩序”的強調，進而建構出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九州圖式”，這成為帝制時代評價王朝“疆域空間”正統性的核心話語。

**以楊圖為代表的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的編繪，往往重點描繪長城以內中原王朝的疆域空間，而對周邊民族地區的描繪甚少涉及，即使偶有論説，亦是一種陪襯與點綴，故王朝國家語境下歷史沿革地圖的編繪雖蔚成大觀，隱含的卻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漢族空間”中心意識。**然而，在晚清業已開始的民族國家建構中，這種基於王朝國家秩序的歷史沿革地圖編繪，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代困境。

這種困境表現在時間層面，就是要突破傳統王朝國家承續的歷史循環結構，展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必然性；表現在空間層面，就是要突破傳統疆域敍述中有邊無界的“疆域空間”論證現代中國“領土空間”主權建構的合法性；表現在主體層面，就是要突破以漢族為中心的主體敍述模式，展示中國境內各族羣經歷了怎樣的融合過程，最終成為統一的“中華民族”的主體過程。

最早注意到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侷限性的是日本學人。明治二十九年（1896)，重野安繹與河田羆編輯出版《支那疆域沿革圖》，各圖內容雖以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為基礎，但多有增刪。底圖則採用現代精確測量圖，編繪夏至清歷代疆域圖共計16幅，可以説是首部新型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前後修訂達7版之多。與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相比，這部《支那疆域沿革圖》在歷史空間書寫上獨具特色，特別注意對中國邊疆民族地理空間的敍述與表達。誠如編者“例言”所説：

支那歷代沿革圖有我安政中二宮氏校刊《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及彼土明末王光魯撰《閲史約書》，清同治中馬徵麟撰《李氏歷代地理沿革圖》，光緒五年楊守敬、饒敦秩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等。然詳略不一，且止於長城以內，不能知塞外形勢。楊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漢唐其版圖，遠及四邊，又塞外諸國為歷代通患，竟至遼金元清，皆進取本部，尤不可不審其形勢。故此圖以清國版圖為基，詳載塞外諸國沿革。

《支那歷代沿革圖説·宋代疆域圖》

這種基於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歷史地圖編繪，首次將中國周邊民族地區置放於與內地對等的空間格局之下，進一步打破了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的等級化特徵。在時間之維上，這部歷史地圖第一次將清末中國地圖納入歷史地圖的寫作中，並將中國台灣畫入日本版圖，以凸顯“日本進步一中國停滯”的二元時空結構。同時，作者以中國曆代疆域興衰為參照系，認為中國在漢唐元清時代之所以版圖廣大，是因為皆以武力立國，而近世中國之所以割地日衰，就是因為兵勢不振，徒興文治。因此，作者在書中斷言：“凡建國本於武則強，基於文則弱”，以符合當時日本急於武力擴張的現實形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由日本人編繪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頗為流行，箇中原因除去其體例之新、印刷之精外，當與其編繪內容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有關。例如夏曾佑在編寫《中國古代史（上）》時，在敍述三國疆域與兩晉疆域沿革時，就直接抄錄了《支那疆域沿革圖》及其略説。光緒三十一年（1905)，武昌中國輿地學會即將此書翻譯為中文，題為《校譯支那疆域沿革圖》。清末出版的《譯書經眼錄》一書也評價道：“(此書）銅版着色，精細可玩……俾讀者左圖右史，互相發明之用。”民國時期何多源編著《中文參考書指南》，對此書更是讚譽：“所繪之圖，不以中國本部為止，其塞外諸國形勢亦收在內，而以顏色分別之，讀中國歷史輿圖，此為較善者。”

然而，伴隨近代日本對外武力擴張的過程，日本急需擺脱在東亞範圍內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書寫，以樹立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支那疆域沿革圖》這種以“支那帝國”為範圍的歷史空間書寫，儘管是以中國曆代疆域變遷為參照系，以支持日本“以武立國”的國策，但隱含的卻是對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認可。因此，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地圖編繪不足為甲午戰後日本樹立東亞“霸主”地位提供新的支持。同時，為對抗西方世界在東亞範圍內的力量存在，日本學界進一步創造出包括中國、朝鮮、印度等東亞諸國在內的“東洋”概念，以抗衡“西洋”世界秩序。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日本的“支那史學”開始向“東洋史學”轉變，日本對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也逐漸擺脱“支那疆域沿革圖”的範式，逐步向“東洋歷史地圖”或“東洋讀史地圖”轉變。

偽滿洲國成立儀式

聯繫日本“滿蒙回藏鮮”之學興起的背景，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學者力求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敍述，特別注意中國周邊民族地區歷史地理形勢的學術旨趣，其背後所藴含的是日本知識界對“東亞”知識霸權的覬覦。這種在東洋史背景下的歷史地圖編繪，將傳統中國解釋為不同的王朝，而現實中國只應是“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中國周邊的諸多民族不僅不是一個共同體，滿蒙回藏朝等都在中國之外”，以符合日本帝國主義向東亞周邊地區進行空間擴張的現實需求。

因此，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語境下，傳統王朝地理學語境下的歷史沿革地圖，顯然無法滿足“改造國家”歷史作用；而**近代中國自日本譯介的諸多東洋為背景的歷史地圖，儘管為晚清士人暫時提供了回答現實中人種、民族競爭的歷史文本，卻無法真正解決近代中國“疆域空間”向“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問題。**有鑑於此，自清末開始，由本土知識分子編繪的新式歷史地圖從無到有，逐漸成為一項專門之學。這些新式歷史地圖在編排結構、內容敍述文本形式上，都與傳統歷史沿革地圖有較大的區別，不僅賦予了“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還成為向“國民”灌輸新式領土觀念與主權意識，構建多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

本文節錄自微信公眾號“西南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