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杜薩特：談德意志第三帝國的陷落-羅斯·杜塔特

1871年奧托·馮·俾斯麥宣告了第一個近現代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它終結於1918年的西線戰場。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在兼併與閃電戰中形成的，它經歷了七年糟糕的歲月，從德奧合併到地堡，追隨着希特勒和他的狂徒而衰亡。

德意志第三帝國則完全不同。它放棄了軍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神秘主義，通過和包括它的老對手法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利用民主和官僚相結合的手段，在三代人的時間中緩慢而艱難地建構起來。如今德國在歐洲大陸穩步發展，但德國的力量卻悄悄地、間接地、含蓄地施行着——當需要出擊的時候，德國採取的是經濟上的最後通牒，而非軍事上的威脅或種族統一主義。

勃蘭登堡門（圖/紐約時報）

但它的體制在許多方面仍然是帝國性質的。柏林和布魯塞爾的掌權者們對這個由多語言、多民族、多信仰的半主權國家組成的蔓延物，施行着絕對非民主的統治權威。因此，在將歐盟視為一個自由世界主義項目的同時，也將它視為一個德意志帝國，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它最終如何衰落。

自“大蕭條”以來，這種衰落的可能性一直困擾着歐洲大陸，經濟危機、解體的威脅，已經從巴爾幹半島的外圍國家蔓延到了日益民族主義的東歐國家，以及一個追求“退歐”的英國。現在，隨着一個民粹主義聯盟對意大利政府的接管，它已經到達了最初的歐盟項目的核心。

由於這場危機已經發展幷包含了超越經濟層面——尤其是移民和民族的身份認同——的不滿，它被越來越多地作為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之間的衝突、自由與專制的矛盾。從唐納德·特朗普的選舉開始而書寫自由主義衰亡的浪潮中，歐洲和美國經驗趨向於交叉為一個民主價值觀受到民族沙文主義和準強權者——普京模仿者威脅的故事。借用一個常見的比喻，用自由的民主制度中的民主部分作梯子，然後毀掉自由的部分。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圖/視覺中國）

這個故事有一定的道理。莫斯科和許多俄羅斯西部的民族主義者們之間有着意識形態上的的聯繫和資金流。歐洲聯盟中最有權力的民粹主義者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明確表示，他打算用一種“基督教民主”取代自由民主，看起來可疑的像是實際上的一黨統治。

但是，如果對歐洲團結的考驗感覺像是對自由民主的考驗，那麼它只在某些條件下看是一個錯誤。這也是一場各國對抗帝國的鬥爭，歐洲小國反對德國統治與北歐利益的鬥爭，民粹主義政黨被選擇來抵制中央試圖在沒有投票權的情況下強加給周邊國家的政策。而且，如果帝國的一面沒有被德意志帝國的核心領導人不明智地利用，那麼歐洲體系中自由主義的一面將不會受到如此大的壓力。

這場災難性的帝國境況首次出現在“大蕭條”時對歐洲南部實行的財政政策，儘管德國銀行家滿懷信心地將這一政策視為理智的必須，並且不允許各成員國政府反對它，這一政策顯然對德國經濟比意大利或西班牙或希臘更有意義。

同樣的境況在移民問題上反覆出現，安格拉·默克爾制定移民政策，為德國過去的種族罪行贖罪，同時也希望振興老齡化的社會。其他歐洲人對她對難民和移民敞開大門的抵制，和對德國總理及她的崇拜者移民政策的拒絕，是民粹主義者贏得退歐公投勝利、贏得意大利政權的眾多原因之一，也是民粹主義政黨得以在布達佩斯和華沙掌權的主要原因。

最近兩篇文章很好地説明了這一點：由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撰寫的一篇短文，和《美國利益》執行主編達米爾·馬魯希克（Damir Marusic）所寫的長文。米拉諾維奇描述了波羅的海到愛琴海區域的大部分東歐國家都很高興加入了歐盟，然後發現它們與歐盟核心的矛盾：

“當一個人在愛沙尼亞和希臘之間畫條線時……他會注意到現存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某些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被帝國所壓迫：德國（或更早的普魯士）、俄國、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所有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為擺脱帝國的壓迫而鬥爭……它們的歷史基本上都是為國家和宗教解放而無休止的鬥爭。”

米拉諾維奇接着説，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經歷了1989年的事件，主要作為民族解放，其次才是自由主義原則戰勝極權主義或專制主義的勝利。從1989年開始，民族國家趨向於民族同質性併為此自豪，他們的政治獨立和共同的身份認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因此近來解放的國家會欣然接受歐盟自由主義計劃也不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了，因為它似乎並沒有威脅到它們長期的主權或它們剛剛恢復的身份，而且可以提防似乎可以毀掉它們最近所得的國際性視野。

正如米拉諾維奇在他的文章中所寫，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1989年主要視為是對普遍價值觀的意識形態上的勝利”，“過去十年的東歐政治只能視作倒退”，像歐爾班·維克托這樣的領導者就是“政治衰退的象徵”。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爭取他第四個總理任期（圖/BBC)

但從這些艱難取勝和不穩定的獨立國家的優勢來看，很奇怪的是它們似乎應該去屈從於另一種形式的帝國，僅僅是因為它用普遍自由的語言裝扮它們的呼籲——尤其是這種語言有明顯的德國口音。

現在，那些同樣的民族主義者——包括支持退歐的英國人、為民粹主義投票的意大利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往往想用兩種方式去獲得他們的主權，成為擁有歐洲統治權之一的成員。歐爾班抗議外國勢力影響匈牙利，但仍接受布魯塞爾提供的東西；支持英國退歐的人希望盡多地保留將成為前歐盟成員的利益，意大利民粹黨正忙於重寫他們的聯合協議，確保它寫明瞭他們不想離開歐元區。在這個故事裏沒有政治上的無辜者。

但當情況被簡單地比喻為啓蒙主義與權威主義相對時就會失去它的複雜性。政治規範與主權一樣重要，政治分歧的實質也是如此。民粹主義者反對柏林和布魯塞爾的問題——儘管財政的緊縮已經緩解，共同貨幣的誤區仍然存在。歐洲和周邊地區的人口經濟失衡，預示了移民危機沒有結束，歐盟如何管理民主赤字——不能簡單地在抽象的自由主義中得到回應。

如果想解決，或者至少管控這些事件，如果德意志第三帝國還想要繼續，就需要改變現有的領導者對自己的地位的認知。矛盾的是這可能要求他們對帝國有更確切的意識，意識到他們目前所管理的這個複雜體系不可能從鬆散的帝國演變為歐洲聯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的這個體系越來越帝國化），它有成效的統治只能交由一個更謙虛的、自我批評的、無私的社會精英。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將歐洲中心與外圍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描述成是否支持自由主義的選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種表述方式，容易變成讓人們在支持或放棄自己主權問題上選邊站，這樣做不僅將加速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衰落，而且會終結自由主義本身。

（文章來源：Ross Douthat. The Fall of the German Empire.The New York Times,May 16,2018。翻譯出自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