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長蒲慕明恢復中國國籍，“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據上觀新聞6月26日消息，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曾經有這樣一個身份——中科院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如今他放棄了美國國籍，再次成為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2017年對於蒲慕明來説特別有意義，一是他恢復了中國國籍，二是世界上第一個體細胞克隆猴誕生在神經所。
蒲慕明出生於南京，成長於台灣，求學於美國，擔任神經所首任所長至今近20年。69歲的他，下一個目標是什麼？蒲慕明接受了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的獨家專訪。
蒲慕明近照。黃海華攝
印象最深的書是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
“如果具美國國籍身份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科學家為中國腦計劃發聲，有些不合適。”這些年，蒲慕明一直參與中國腦計劃的規劃，他覺得是時候恢復中國國籍了。上世紀80年代他加入美國國籍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經常要去世界各國開會，持美國護照前往許多國家不用辦理簽證，比較方便而已。如今，蒲慕明的工作重心早已轉到中國，出國辦理簽證相比以前也方便許多。
而最最重要的是，“我內心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在祖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從有了這一念頭，到恢復中國國籍，差不多花了一年時間。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蒲慕明1948年10月出生在南京，尚處襁褓中的他1949年跟隨家人去了台灣，當時由於沒來得及報户口，因此在南京找不到出生證明，後來因為找到了父母和姐姐在南京的户籍，就算他也有户籍了。
蒲慕明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小時候，在他的卧室裏，掛着一大幅中國地圖，上面既有大陸，也有台灣，還標出了一千多個縣名。中學時，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一直是他最有興趣、學得最好的科目，他在中學時讀過印象最深的一本書則是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
1981年，時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的蒲慕明，為學校和北京醫學院聯合開辦的細胞生理講習班授課，這是他離開大陸32年後第一次回國。當時北京留給他的印象是，一入夜到處都很暗。學員們雖然很少提問，但做筆記十分認真。從那時起，他就告訴自己要經常回國工作。
1982年夏天，蒲慕明來到南開大學，幫助南開大學生物物理實驗室研製單離子通道電記錄儀，他從美國帶回來的低噪音放大器和圖紙派上了用場，中國第一台自制單離子通道電記錄儀就此建成。1983年夏天，他又到了清華大學開了一個全國性的生物物理講習班。
蒲慕明（左一）在南開大學慶祝中國第一台自制單通道電記錄儀成功。中科院神經所提供
從1984年到1986年，蒲慕明受聘擔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後的首任主任。那一次，他就想過全職回大陸工作，但當時沒有任何科研經費，無法做研究。蒲慕明只好帶着事業未競的遺憾，離開了北京。從1988年到1991年，他又參與了香港科技大學的籌備。
1984年9月，蒲慕明（左三）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首任系主任。中科院神經所提供
“臨危受命”創建神經所，力排眾議建非人靈長類平台
“幾乎憑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經科學研究所。”國際格魯伯神經科學獎在評述他的科學貢獻之後，加了這樣一句話。對這一説法，蒲慕明很不以為然，但他的同事們卻覺得“當之無愧”。
蒲慕明1999年創建中科院神經所並擔任首任所長，稱得上“臨危受命”。當時的腦研究所只剩下3個研究組，科研陷入了困境。在蒲慕明帶領下，僅用了短短4年，神經所的13個研究組，就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紀錄。2003年起，在全國科研院所中第一個引進了國際化的科研評估體系，與此同時探索了人才的流動與退出機制。2009年，組建了腦疾病研究中心，建設了非人靈長類平台。2011年，神經所參加全國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獲得生物科學類第一。2016年，構建出世界上首個非人靈長類自閉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體細胞克隆猴。
蒲慕明辦公室的冰箱上，張貼着刊載了世界上第一個體細胞克隆猴論文的《細胞》封面。
“科學家不能做跟着導遊跑的遊客，每到一處只敢在一定範圍內探索，而要有膽識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正是懷着這樣的信念，蒲慕明有過許多驚人之舉。2009年，蒲慕明力主在神經所建立非人靈長類平台時，曾引發了所內種種質疑的聲音，但蒲慕明頂着壓力堅持了下來，因為研發腦疾病藥物通用的小鼠模型和人類相差甚遠。為讓猴子成為真正有用的動物模型，2012年，蒲慕明又作出了一個重大決策——用體細胞克隆猴。他對年輕的克隆猴團隊説，美國科學家還差一半就成功了，我們只要做好另一半。如今，他向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坦言，當時其實心裏也沒底，但為了鼓勵團隊，他沒有説出另一句話“後一半也是最難的”，本來預計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前成功，沒想到提前完成了目標，“確實有點意外。”據蒲慕明透露，神經所眼下正利用克隆猴着手建立睡眠障礙疾病模型，如果順利預計年底可以完成。
蒲慕明認為，神經所目前處於世界非人靈長類研究最前沿，但整體實力還算不上國際頂尖的研究所，接下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科研要有外在的寬鬆環境，但內在還是要有緊迫感”
蒲慕明2009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1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16年獲得世界神經科學領域有極高聲譽的格魯伯獎，以表彰他在大腦神經可塑性的分子和細胞機制研究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工作。
2014年和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之前都獲得過格魯伯獎。當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笑着問起，是否也有希望獲得諾獎時，蒲慕明很快作答：“有許多比我更出色的科學家。”
“Random Walk in Neurobiology（神經生物學中的自由漫步）”，這是蒲慕明在格魯伯獎頒獎時的演講題目，也是他科研經歷的真實寫照。蒲慕明是研究神經可塑性的，在許多人看來，他自身就非常具有可塑性，覺得有意思的課題就全情投入，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計劃，而很多時候他會受社會需求的驅動，因為他總想着解決一點實際問題。
早在1974年，他第一個測量了分子在細胞膜上的擴散運動速率，由他建立的“光漂白”技術至今仍是測量細胞內蛋白質運動速度的標準方法。
傳統教科書上寫着，神經細胞的軸突導向是由導向分子本身特性所決定，蒲慕明卻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認為神經軸突對導向分子的反應是依據神經元內部第二信使水平而決定的；過去一般認為神經營養因子的主要功能是維持神經細胞的存活，蒲慕明的工作卻指出神經營養因子對突觸的轉遞功能有快速的強化作用，從而開闢了“神經營養因子與突觸可塑性”新的研究領域。蒲慕明的工作還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大腦可塑性在神經細胞層面的認識，即大腦神經細胞是如何形成新的連接，以及如何依據電活動的時序改變已有連接強度。
“網上流傳着一封我寫給實驗室年輕人的信，其實裏面很多話都不是我寫的，比如不能午休之類。”蒲慕明笑着説，年輕人每週至少要工作6天總計50個小時，否則做不好科研，科研要有外在的寬鬆環境，但內在還是要有緊迫感。
蒲慕明的手上已經長出了老人斑，卻被同事們打趣“逆生長”。對此，蒲慕明幽默地説：“我的心理年齡和一個學生差不多，每天去上班的時候，我都感覺是去上學了。”只要在上海，就算是雙休日，他都會去辦公室，每天工作10小時對於他來説只是“標配”。有時覺得累了，他就在辦公室打一會兒太極拳。
蒲慕明辦公室上擺放着兩台電腦。黃海華攝
最欣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
“請不要購買近期用不着的東西。我十分嚴肅地反對那種趕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經費全部花出去的觀念。如果我們不能用完這些錢，説明我們並不需要它，我們必須把它還給中科院或者其他來源之處。這才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的正確態度。”這是蒲慕明曾經給神經所的課題組長羣發的一封郵件。
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神經所成立19個年頭，至今沒有一輛公車，他也沒有專車或司機。在搬進新樓前，他的辦公室牆面受潮剝落，他從未要求所裏裝修一下。“説話太直，對許多事不能容忍，是我的缺點，但也可能是優點。不管怎樣，我不打算改了。”蒲慕明一字一頓地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
和蒲慕明相處久了，很多人都會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染。與他相處多年的同事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我所仰慕的知識分子充滿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就算呆在一間狹小的斗室，也不會忘記打開窗户眺望遠方。”他向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説起了他仰慕的大師竺可楨。竺可楨早年在美國學習，是一名氣象學前沿科學家，回國後他花了10年時間在全國各地建設簡易的氣象站，雖然沒做前沿研究，對中國農業發展有很大貢獻。後來擔任浙江大學校長，一心做教育，也沒繼續自己的研究。“他不是在自己科研興趣驅動下工作的科學家，而是受國家社會需求驅動去做事，這正是我所敬重的。”
從2005年開始，蒲慕明每年都帶研究生開展科普支教，一直堅持至今。有人曾對他説，做得再多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何必花那麼多時間去做科普。“一方面是想種下科學的種子，另一方面是想讓學生接觸社會，知道社會的需求，這樣對社會才會有感情。”其實早在蒲慕明就讀大學期間，他就在一個暑假翻譯了十萬字的《湯普金夢遊記：近代物理探奇》，至今仍是台灣地區最暢銷的科普書籍之一。這對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説着實不易，他也因此學會了如何自律地完成必要的進度，每天坐在桌前10個小時以上。
蒲慕明年輕時翻譯的科普書籍。黃海華攝
受他的影響，兩個女兒也熱心公益。“她們都比我更有名氣。”蒲慕明的大女兒蒲艾真是知名美國社會活動家，一直關注勞工權益保障，2012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小女兒蒲婷是今年奧斯卡最佳短紀錄片《天堂堵車》的影片編輯，關注的是一位有抑鬱症的藝術家。作為父親，他一直是孩子們最堅實的後盾。大女兒長期做義工，沒有經濟來源時，都是由蒲慕明支付生活費。“要放手讓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強加我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