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恆：《唐明皇》和《大明宮詞》禮儀錯了

2018-06-26

清宮劇流行，很多人認為三跪九叩、對皇帝磕頭、跪着談事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電視劇如《唐明皇》、《大明宮詞》中居然也出現了大臣跪奏的畫面，其實是將清朝的情況視作中國歷史常態了。**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君臣之間是比較平等的同坐之禮，或至少沒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間更接近師友關係而非主奴。

先秦時代，君臣之間都是温情脈脈的親戚，如甲骨中的子組、午組卜辭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從兄弟，君臣兼兄弟之倫。周王稱呼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呼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尚書·顧命》就記載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禮答拜。

君臣之間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對於商朝後裔建立的宋國，周王對宋國君主之間更是行賓主之禮，而非君臣之禮。《禮記·曲禮下》就説國君對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仲長統在《昌言》中也談到：“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

朱熹提到，“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當時君主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萬歲爺”。他還提到“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正如閻步克先生所説，先秦封建時代是一種“等級君主制”，當時“貴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級差較小”（閻步克：《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6期）。體現在禮儀上，天子不但拜揖三公，也對百官行拜揖之禮。

《禮記·曲禮上》記載周人貴族之禮，“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意思是駕車的家臣若身份低下，乘車之君也應該按駕車人的手，以表示感謝。

正如朱熹所説，古人“待臣僕如子弟”（《朱子語類》卷十三），君臣的小共同體之間關係是以類似模擬親屬的方式展開的，因此禮制上有一種温情的氛圍。

《曲禮下》還記載，國君對於大臣和世婦，不應該稱呼他們的名，而應該稱呼他們的字，以表示尊重；大夫對於自己的家臣，士對於自己的家相，都應該如此，以示尊重。

《説苑·臣術》：“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意思是君主對自己的伯父、叔父、庶子哥哥、異姓的長輩大臣，都應該只稱呼字，而不能稱呼名，以表達尊敬。

孟嘗君禮賢下士

戰國時代，三代以來的小共同社會與貴族之禮開始解體。雖然也還有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宗室血緣之臣，但遊士流動，已經是陌生人社會了，因此多舉用沒有血緣關係的臣。列國之間競爭激烈，於是競相招攬外來人才，各國君主多敬禮士人，以師傅、朋友之禮相待。

戰國早期，魏國最得人才，因為魏文侯以士人為師、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幹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資治通鑑·周紀一》），魏君不但對子夏、田子方等士人行師禮，還對賢士段幹木的居所行禮。

又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説，鄒衍到魏國，魏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對他行賓主之禮；

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身跟隨他，親自為他拂試席位；

到了燕國，燕昭王手持掃帚在前面為他清掃道路，把他請入碣石學宮，拜為老師，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學習。

《戰國策·燕策》中也提到，能完成帝業的君主是將賢能大臣尊為老師，能完成王業的君主則與賢臣做朋友。

鄒衍

到了秦漢，君臣之間不再是殷周時代那樣一羣宗族親戚，温情抱團互相拜，而是皇權獨大。君權甚強，也不是戰國時代的禮尊士人之風。揚雄曾比較了秦漢前後待士人之禮的巨大變化：“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而到了秦漢，“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漢書·楊雄傳下》）。戰國時代，鄒衍、孟子等士人能獲得萬乘之尊大國君主以老師相待之禮，而到了秦漢，就連連郡守、縣令也不再禮敬這些士人。

秦朝實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孫通製作上朝禮儀，可以達到令“羣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孫通這套“禮儀”不過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這套能讓大臣嚇得哆嗦的“禮制”，卻深受皇帝的喜愛。

叔孫通讓羣臣震恐之後，劉邦就感慨自己終於知道皇帝的尊貴了**。儘管秦漢以來，尊君卑臣成為大背景，但漢代皇帝見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漢書·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顏師古註釋引用了《漢舊儀》説，漢代制度有謁者負責高喊：“皇帝為丞相起”，然後皇帝起立後再坐下。

並且隨着漢代儒學重建，隨着時間的流逝，出現了向先秦的部分迴歸，尊君卑臣之禮開始褪去。儒者主張重建先秦士人作為君主之師的尊嚴。

為了壓低秦漢皇上的跋扈，董仲舒提出了“貶天子”之説，此説與同屬於齊地的轅固生之間可能存在着思想的淵源（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漢儒的《公羊》學，則強調朋友是“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同時也以吳王闔閭與伍子胥的關係，説明君臣為朋友之倫的道理（《公羊傳·定公四年》疏）。

同為今文經學的《韓詩》，也提出了周公踐天子位後，將十位有德性的士人尊為老師，將十二位比較有德性的人援為朋友的説法（《韓詩外傳·卷三》）。

在洛陽新安縣出土的一件西漢瓦當銘文是“尹壽亦王”（《文物》2000年10期），根據《漢書·古今人名錶》，這個“尹壽”是堯的老師，這個銘文的意思是，君主的老師也是和君王一樣尊貴的人。

這些觀點公然被銘刻在建築瓦當銘文上，説明儒者的宣傳，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在此背景之下，君臣之間又出現了天子“養三老五更”之禮，皇帝對三老大臣行對父親的禮，對五更的大臣行對兄長的禮，此種尊敬大臣的迴歸，和秦始皇那種讓羣臣“震恐”的“禮儀”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

“養三老五更”之禮在以後的南北朝仍然繼續使用，如《周書·於謹傳》就記載北周武帝對老臣於謹行禮，大臣坐在尊貴的南面，皇帝以更卑微的北面坐，給皇帝講學，最後皇帝對大臣行再拜之禮。

在南方的東晉，門閥政治也帶有向先秦貴族政體迴歸的色彩，皇權並不強大，晉元帝與宰相王導一起同坐，以朋友的關係相處。元帝、王導二人之間的法帖，都用朋友平輩之間的“頓首”一詞。

而到了晉成帝時期，他寫給王導的手詔則多使用“驚慌言”、“敬白”等對尊長的敬語，中書省起草的詔書，則稱“敬問”，這以後就成了定規。正月初一，王導入朝，成帝還親自起來迎接（《晉書·王導傳》）。

王導像

晉朝以後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像先秦一樣，不稱呼大臣的名，而是稱呼字或者官職，以表示尊敬。

顧炎武就舉了南北朝、隋唐時期多個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稱呼蔡撙的姓名，蔡撙並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稱“蔡尚書”，他才回應，並告知“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因此“帝有慚色”。

皇帝不小心呼喚了大臣之名，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因此梁武帝會為此感到羞愧。顧炎武指出，當時“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日知錄》卷二十三）。

君臣之禮

唐以及五代，宰相見皇帝議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宋初宰相雖不再與皇帝同坐並賜茶，而是站着議事，但其他大臣仍時有同坐並賜茶的禮遇，如真宗時楊億擔任顧問，就同坐並賜茶；理宗時真德秀經筵上講課完畢，也是同坐賜茶，類似的還有一些例子。

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對”論事，也往往“命坐賜酒”，君臣之間親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對》，《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3期）。

唐跪拜俑

宋代人認為，宰相不再像是唐、五代時期那樣坐而論道，從容賜茶而退，主要是因為他們擁有核心的決策權，沒有閒暇與皇帝坐而論道。

正如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對宰相所説：“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頻繁，所以不暇及”。

因此，唐和五代負責和皇帝坐而論道的部分，轉移到了代表士大夫道統的經筵講官那裏（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22頁）。總體而言，宋代政治屬於“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君臣之間並非清朝那種主奴關係。

跪奏最早出現在女真統治下的金國，《金史》記載金國的宰相高汝礪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諸族重視主奴關係，趙翼就發現從鮮卑開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況，“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但南朝的情況就較好，至於“金元二朝此風尤盛”，“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陔餘叢考》卷二十七）。

陶晉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經常有對大臣的笞刑，在完顏阿骨打時期，就普遍對本族臣下實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時期，則開始鞭笞漢族士大夫。

“這種野蠻的刑罰，後來才叫做‘廷杖’，在元、明兩代繼續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金代的政治衝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類》第二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1708—1709頁）。

金、元不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還大汗還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臉，也沒有任何人的異議。

元成宗時杖打了平章、御史後，居消息傳出後，居然“眾呼萬歲”。吳晗就認為，明代廷杖是從元朝繼承而來。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號稱“朕於他人慾打即打，若御史、給事中，亦必思而後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為他們將臣視為家奴或養狗，《清太宗實錄》卷三七就記載，皇太極訓斥大臣，説養狗“畜養日久，尚收其益”，但這些大臣沒用，所以“曾鷹犬之不若”，直接用養狗來比喻他和大臣的關係。

正是在這種被視為養狗，隨時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關係背景下，金國的高汝礪才選擇了跪奏，並從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姚大力教授談到，元朝皇帝將臣下視為奴婢，一些官員給皇帝的上奏中也自稱“歹奴婢每”、“奴婢”，其中包括了御史台首席大夫、御史台第二大夫、將領、天文家，甚至連元末權臣脱脱也對元順帝説“郎主使奴婢侍親”（《論蒙元王朝的皇權》，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305—307頁）。

主奴結構下的元朝也實行跪制，據《續資治通鑑》記載，文天祥被召去見元朝宰相，他説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當然應該行宋的禮儀，而不是下跪。

窩闊台時期，臣下見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時期出現了跪奏，所謂“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權更為集中，還繼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傳統，發展為庭杖。另一方面，繼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為了彰顯皇權的強大，發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