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了世界盃的意大利，走到了一個怎樣的十字路口？
德國的悲傷，西班牙的蹣跚，英格蘭的喜悦正在俄羅斯世界盃交織上演，然而，曾經的歐洲足球豪強意大利，與這一切隔得很遠。
足球無關政治？在界面新聞駐歐洲記者王磬看來，足球和政治在意大利肌理交織，正共同面臨艱難選擇。
僵化、陳舊、官僚的足協決策層，逐漸與年輕一代失聯，並正在為此付出代價。而這正是意大利社會也面臨的困局。
她6月28日從荷蘭阿姆斯特丹發來不一樣的世界盃“球評”，觀察者網轉載如下：
我們把目光從戰事火熱的俄羅斯移開，投到一個並未打入決賽圈的國家身上：意大利。在去年11月的預選賽關鍵一戰中，意大利因未能贏下對陣的瑞典、總比分落後而失去了世界盃的入場券。這也是曾四度拿下世界盃冠軍的意大利六十年以來首次缺席決賽圈，震驚世界足壇。而對於當下的意大利來説，足球的失意更像是現實窘迫的一面鏡子：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債務、壓城的難民危機和漸漲的脱歐情緒、新掌權的民粹政府與極度分裂的民意……似乎都在提示，無論是足球、還是國家，意大利都走到了一個必須轉型的十字路口。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王磬記錄了她今年探訪意大利多個城市的經歷，透過一對普通球迷父子的故事，管窺足球和政治在意大利交織的肌理，和它們共同面臨的艱難選擇。
2017年11月13日世界盃預選賽，意大利0-0平瑞典，布馮揮別球迷（視覺中國圖）
一、克勞迪與他的兩場球賽
羅馬青年克勞迪告訴我，他的人生開始於一場球賽。
1994年的夏天，加州的玫瑰碗球場，意大利國家隊迎戰巴西，這是那屆世界盃的決賽。“憂鬱王子”巴喬踢飛的點球，將巴西隊送上了冠軍寶座。當時只有7歲的克勞迪趴在屏幕前，盯着巴西加冕的畫面。他餘光瞟見電視機旁的父親，用一支煙續上了另一支。
第二天，克勞迪從父親那裏收穫了第一隻屬於自己的足球。他記得，隨着這隻皮球一同遞過來的，還有他第一次隱約感知到的“意大利人”身份。
“等你長大就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們聚在一起，談論的都是足球。”世代居住在亞平寧半島的父親説，“你不瞭解足球，就不算意大利人。”
那隻似乎承載了身份認同的足球，伴隨着克勞迪和小夥伴們度過了夏天的剩餘時光。在家門口的球場邊上，他常聽到大人們的私語，關於那場輸掉的決賽，埋怨巴喬或是為他辯護，“意大利之光”或是“罪人”。那個與大力神杯失之交臂的夏天，他感到格外漫長。
“對意大利人來説，今年的夏天大概也會很漫長。”時鐘快進到2018年6月，在Facebook的另一端，資深球迷、而立之年的克勞迪給我敲下了這幾個字。
這次對話的幾天之後，俄羅斯世界盃熱鬧開幕。但這一次，意大利國家隊連飛往莫斯科的入場券也沒拿到。預選賽未能出線，60年來第一次，球迷們迎來了沒有意大利的世界盃。
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還是在1958年。1949年發生了都靈空難，都靈足球隊隊員全體罹難，其中包含多名意大利國腳。這支聯賽領頭羊的全軍覆沒，讓意大利國家隊遭受重創，影響一直持續到之後的至少三屆世界盃。
對克勞迪意義非凡的另一場球賽發生在2017年11月，正是那場後來被媒體稱為“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世界盃預選賽。意大利主場對陣瑞典，要出線必須贏。在羅馬市郊的一間酒吧裏，早早聚集在大屏幕前的克勞迪和朋友們，眼看着在經驗不足的主帥的指揮下，意大利隊犯盡錯誤、失盡良機。
克勞迪無法忘記那個冬日的夜晚：比賽在一點點接近尾聲，意大利仍然沒有突圍的跡象；從擔憂轉為害怕、恐懼。結束的哨聲吹響，意大利沒出線已成定局，酒吧裏沒有人願意相信，這竟然是真的。幾分鐘後，憤怒的情緒湧了上來，有人咒罵主教練文圖拉，有人摔了酒瓶子，連騎在男人肩上的小孩都哭了。
“像是泰坦尼克號撞上了冰山。”《米蘭體育報》在次日的頭版頭條裏寫道。南部的一家報紙則將這場失利與一戰時的卡波雷託戰役相提並論，那場戰役中意大利與奧地利軍隊對決，損失慘重。而羅馬的《信使報》則直接在標題中印上了大大的“國恥”（National Disgrace）二詞。
“如果説，還有什麼東西能讓所有意大利人都放下工作、放下成見，聚在一起——那隻能是足球。”對話框的那一側，克勞迪頓了頓，“每天都能看到分裂的民意，我們國家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件能讓人們團結在一起的事情。”
我沒有瞥見克勞迪臉上的神色。但我猜他敲下這些字時，也許帶着苦笑，那種天性樂觀的南歐人在面對無奈時特有的自嘲，就像數月之前我在意大利報道大選時見到他的那樣。
包括克勞迪在內的意大利人開始相信：足球的失意，只是當前意大利社會窘境的一面鏡子。
二、羅馬與米蘭
三個月前，在羅馬城南的一間咖啡館裏，我第一次見到克勞迪。
當時我正在寫意大利議會選舉的報道，瞭解到羅馬有個來自民粹政黨“五星運動”的市長。眾所周知，意大利政壇近年來民粹爭豔、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這當然是一系列社會危機的結果：比GDP總量還要高的債務，三分之一的人處於失業狀態，愈發疲軟的經濟，壓城的難民危機，還有漸漲的脱歐情緒。十年前的次貸危機和八年前的主權債務危機，意大利至今都沒有完全走出來。
然而，要在首都選出一位民粹市長，仍不是件容易事——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進步的首都向來被認為是反民粹的大本營。我很好奇，羅馬的年輕人都在給誰投票。
“羅馬是意大利的一個完美縮影。如果你想知道意大利正在發生什麼，要來羅馬，不要去米蘭。”坐在我對面的克勞迪邊説邊抿了一口咖啡，嘴角彎出苦笑的弧度。在羅馬出生長大的他，已經因為工作原因搬到了米蘭，但仍要回到原籍羅馬投票。
從米蘭到羅馬，乘高鐵只要2小時55分鐘。克勞迪常在週末南下羅馬探望父母，周初又回到米蘭工作。他身邊不少年輕的羅馬朋友，都在經歷這樣的雙城生活。
剛開始，那並不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五年以前，剛畢業的克勞迪原本希望在羅馬求到一份職務，但多方碰壁。半年之後他才終於決定離開羅馬，接受米蘭一家NGO發來的工作邀請。
他很快感到，搬去米蘭，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羅馬與米蘭之間的距離，遠不止三個小時的火車那麼簡單。
米蘭——亞平寧半島北部的明珠，是身陷泥潭的意大利幾乎唯一一個還在增長的地方。特別是2015年的米蘭世博會後，這座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在提升，經濟也欣欣向榮。克勞迪將之稱為“意大利的例外”：“在米蘭，你可以看到那些在意大利很難看到的東西，比如報酬不錯的工作；再比如，對未來的希望。”
而羅馬——悠久卻老舊的政治中心，既是大量公共機構集聚的地方，也是意大利體制僵化、官僚叢生的弊病暴露得最嚴重的地方。關鍵崗位全被老人把持，無背景的年輕人鮮少有機會拿到入場券。我曾採訪過的另一位羅馬年輕人這樣解釋他給五星運動投票的原因：羅馬是個老年人的城市，只有年輕的五星運動才能改變它。
這與意大利足球眼下的難題幾乎如出一轍。
在與瑞典的預選賽後，漫天的問責向國家隊湧來，首當其衝的便是主帥文圖拉。這位缺乏大賽經驗的主教練，被指責在選擇球員時固執且保守。但這並不是文圖拉一人的毛病，如果稍稍往回追溯，在2014年世界盃中，時任主帥的普蘭德利就幾乎沒有給予新球員上場鍛鍊的機會，也導致了幾年後國家隊的青黃不接。
僵化、陳舊、官僚的足協決策層逐漸與年輕一代失聯，並正在為此付出代價。而這正是意大利社會同樣面臨的困局。
離開時，克勞迪提出載我到老城區轉轉，氣氛變得輕鬆起來。車開在從南郊進城的某條大道上，他側頭看着窗外：“條條大路通羅馬，你聽過這個説法吧？我們現在就在其中的一條大路上。”
我點頭。車開過一段古城牆，路中間的轉盤由一扇殘缺的古城門改造而成，現代生活跟歷史融合得不留痕跡。
“羅馬不只是讓人愉悦，它讓人暈眩（stunning）。”克勞迪感慨着，彷彿在跟自己確認。
坐在副駕上的我，瞟見堆積在城牆邊的空瓶子和爛塑料，露出猙獰的面孔。那大概是困擾了羅馬多時的城市垃圾問題的遺蹟，在這座廢墟之中的永恆之城，日復一日地腐臭下去。
三、足球、政治與移民
事實上，沒有打進2018年的世界盃，並不是意大利國家隊面臨的唯一問題。
稍稍觀察便會發現，在2006年拿下世界盃冠軍之後，意大利隊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個常被提起的證明是，在2010年和2014年的世界盃上，連續兩屆，小組賽即被淘汰。意大利足球這是怎麼了？
我向足球專家王勤伯請教這個問題。作為中國最知名的體育記者之一，他精通多國語言，已經在意大利住了十五年。
“意大利足球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的系統培養不出有才華的球員，”王勤伯語氣肯定，“足球是全球化的人才爭奪，但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卻在拖後腿。”
三個月前，在佛羅倫薩郊外一間足球氛圍濃厚的餐廳裏，我與王勤伯和他的家人有過一面之緣。他和妻子都熱愛足球，是那間餐廳的常客。餐間閒敍，聊起當日的佛羅倫薩新聞。一名企圖自殺的意大利白人，沒有勇氣對自己開槍，卻在街上槍殺了一名來自塞內加爾的黑人商販。
王勤伯感慨，許多意大利人在骨子裏其實是非常種族主義的，這也是近年來移民問題的根源之一。
他回憶起自己看過的一些青少年比賽，總體印象是，如果有北非或黑人移民的小孩，一般都比本地小孩踢得更好。“因為足球的本質是反工業、反中產階級秩序的，踢得特別好的小孩，大多數是踢野球長大的。”王勤伯這樣解釋。
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社會在中產化之後，很多國家的足球產業把目光投向家庭比較貧窮的移民小孩。但在意大利，這些移民後代沒辦法很快地進入體育系統。意大利移民法規定，外籍人士想要入意大利籍，必須年滿18歲。相比之下，鄰近的法國、德國就要寬鬆很多。一旦出現稍有足球天賦的移民，來不及等到入籍，就很可能被別國挖走。
“如果意大利的法律不利於把移民納入體育系統，那自然就沒辦法從貧窮里收穫資源，”王勤伯説，“但很可惜，足球產業就是需要從貧窮里收穫資源的。”
開明的體育界人士也曾呼籲，希望政府可以指定更寬容的移民政策。作為回應，此前的民主黨政府嘗試過更改入籍法，但遇到北方聯盟的激烈抵抗。
以反移民起家的民粹政黨北方聯盟，曾在大量使用外籍球員這件事上猛烈抨擊AC米蘭，還主張大規模驅逐地中海上逃來的難民。今年,2月，一名北方聯盟的地方候選人在大街上向六名非裔移民開槍，遭到警察逮捕。
足球和政治，是一個擔憂的兩面，是一種情緒的兩個出口。
“就算是青訓系統超好的西班牙，也一樣需要吸收入籍球員。在德國長大的土耳其後裔，德國和土耳其都在激烈地爭搶。1930年代意大利兩次奪得世界盃冠軍，阿根廷裔球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點很多意大利人都忘記了。”王勤伯説。
我忽然想起克勞迪的家所在的那個社區。幾十年來，那個位於羅馬南郊、以移民聚居而著稱的街區，是不同的種族在意大利紮根的縮影。低矮雜亂的老棚户與高聳齊整的新樓邸相與為鄰，又可以看到近年“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跡象。在那附近一間由學校改裝成的投票站裏，克勞迪給主張對移民友好的民主黨投下了他的一票，儘管他本人是個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我們開車穿過高低相間的樓房，路過一處不知名的紀念碑。“二戰時這裏被稱為‘蜂巢’（bee hive），是許多‘叛軍’的藏身之處。他們就躲在居民的家裏，各個種族的人家，一天一換。納粹德國想要剿滅他們，一直沒有完全成功。”克勞迪向車窗外指了指，“但是後來大家好像都忘了這件事。”
2017年11月13日，意大利0-0瑞典 總比分0-1無緣世界盃（東方IC圖）
四、“意大利人”
大選的那天，克勞迪邀我跟他同去投票站。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他的父親，那個送給他第一隻足球、又向他啓蒙了“意大利人”身份認同的人。
今年58歲的迪父是名退役軍官，聲音很洪亮。意大利沒有打進世界盃，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們這裏的人習慣的事情是，太陽一直都很好，咖啡一直都好喝，意大利隊隨便打一下，就能進世界盃。”迪父對我調侃道，“意大利人是被寵壞的（spoiled）。”他英文不太好，想了好久才想到spoiled這個詞該怎麼説。
但在資深球迷克勞迪看來，父親甚至都不能算個足球迷。雖然號稱自己是尤文圖斯的支持者，但父親其實不追聯賽。在意大利，孩子一般會選擇支持父親也支持的俱樂部。但即使是長大以後的克勞迪並未追隨他的步伐、而選擇成為AC米蘭球迷這件事，也沒給父親添堵。
“但他在乎足球，”克勞迪説，“在乎足球這件事，讓我爸感覺自己更像是個意大利人。”
我則對“意大利人”的提法產生了興趣——這個在當下看來具有魔性的詞，其實是個很晚近的概念。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近1400年間，亞平寧半島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儘管前有文藝復興、後有資產階級啓蒙運動，意大利卻始終未建立起政治上的共同體。
俾斯麥就曾總結到，當歐洲大陸上許多國家在15、16世紀建立起強大的中央集權時，意大利仍然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為尋找認同而掙扎。即使是1861年建立起的意大利王國，也沒有為掙扎的認同畫上句號。
足球便是在這一過程中被引入意大利的。在今天，論證足球與認同建構的研究已如汗牛充棟，其中一個共識是：足球賽事有一種特殊的魔力，讓不同的羣體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為同一個事件而瘋狂。它創造了一種易上手的、普適性的語言，讓對話和共情得以發生。有學者曾指出，它甚至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宗教儀式”，用於凝聚本地社區，強化本地認同。
“足球讓人哭泣、歡笑、尖叫，讓人拋物、蹦跳、奔跑，或是脱下衣服，親吻陌生人，甚至去刻一個他們很快會後悔的紋身。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90分鐘以內，中間帶有一次停頓。別忘了，這也是好萊塢電影最經典的敍事模式。”一篇研究意大利民族認同的論文寫到。
意大利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似乎更給足球激起的這些荷爾蒙撒了催化劑。相信英雄主義、相信榮光、相信藝術和充滿羅曼蒂克的感情——只有在球場裏上演的這些，能讓人暫時忘記生活中的艱辛，與周圍人的不同，而變為一個整體。
五、尾聲
離開意大利之後的三個月裏，關於意大利的新聞一直沒有斷過。
選舉投票的結果，是極左和極右的兩支民粹政黨拿了票數的頭兩名；磕磕絆絆的組閣談判，組成一個對歐盟、對移民、對彌合民意來説最糟糕的選項；總統動用手中的權力否決關鍵提名，是多年以來的首次；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馬不停蹄地做空意大利….而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並沒有隨着新政府的上台而出現好起來的跡象。
我偶爾會在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到Facebook上敲一下克勞迪，問他的看法或是一起吐個槽。
民粹政黨“五星運動”領導人，原喜劇演員畢普·格里洛
在最近的一次對話中，我們聊到意大利新上任的民粹政府拒絕難民船靠岸的新聞。那艘載有數百名利比亞難民的救援船，只好離開意大利的海岸、投奔鄰國西班牙。
“這不是我的政府，”克勞迪告訴我，他自己也正在考慮暫時離開意大利。他所供職的機構打算在肯尼亞開展新項目，可能會是個選擇。
“也許就看不到那麼好看的足球了，”克勞迪笑道，“不過呼吸一下另一個大陸的空氣，也挺好。”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王磬發自荷蘭阿姆斯特丹。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克勞迪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