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如何拯救德國工業？首先要裝好寬帶

【編譯/觀察者網 周遠方】

數十年來一直走在工業創新前沿的德國，正為適應數字時代舉步維艱。

一方面是全國光纖覆蓋率不到2%，只有16%的企業使用雲服務，柏林等大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地區苦等3年都無法接通寬帶，企業停留在“傳真時代”；另一方面，默克爾雖然多次強調發展數字技術的重要性，甚至專門任命“數字部長”協調工作，最終推廣光纖寬帶卻難上加難，政府劃撥的專項基金使用率還不到3%。

“我相信政府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數字部長多羅泰婭·拜爾説道，“資金已經安排、劃撥到位——現在只差把事情做起來了。”

歐洲最強大的經濟體到底哪裏落後了？路透社6月25日刊出長文探尋原因，文章分析，寬帶基礎設施落後、政府的官僚作風和拒絕變革、甚至經濟過於繁榮，都共同導致德國數字經濟的落後。

觀察者網編譯該文如下：

德國東部的家族機械企業澤姆勒（Zemmler Siebanlagen）直到今年3月還用手寫文書和手工核對的方式查驗貨物，這一工序往往耗時數小時，最近，倉儲管理員羅尼（Ronny Mucha）配備了一部平板電腦，能夠立即將貨物清點信息傳輸給其他部門，大大提高了效率。

該公司創始人海科·澤姆勒（Heiko Zemmler）稱讚這項政府支持的計劃讓他們在數字技術方面“跨越了心理障礙”。澤姆勒希望這項應用是一個好的開始，今後他的焊工和流水線工人都能夠在共享平台上查看設計計劃和零件清單。

從美國加州，到韓國的現代工廠，這樣的做法都是很常見的事，但在德國卻成了難題，因為這需要能夠傳輸大量數據的高速互聯網。澤姆勒工廠所在的勃蘭登堡（Brandenburg）地區還做不到這點，“寬帶已經普及了很多人，但不幸的是，還沒有普及到我們。”

作為歐洲最強大的經濟體，德國數十年來一直處於工業創新的前沿，但現在為適應數字時代正舉步維艱，令政策制定者感到擔憂。

澤姆勒的例子引出了兩個關鍵障礙：首先，是政府驅動他接受數字技術；其次，雖然他們已經決定接受建議，卻因為寬帶網絡不行而遭受挫折。

海科·澤姆勒及其公司產品，工業篩具（路透社圖）

經合組織（OECD）201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全球34個“工業化經濟體”中，德國在高速互聯網設施方面排名第29。日本和韓國處於領先。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已將解決德國的“數碼缺陷”列為她第四個任期的首要任務，她表示，“我們未來的繁榮取決於此。”

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在採訪中描述了德國政府面臨何種規模的挑戰，並解釋了為何德國公司難以應用數字技術，在共享數據和管理工作流程方面一直進展緩慢。

他們説，主要障礙是缺乏高速互聯網，其他問題包括政府低效，以及中小企業缺乏改善動力，德國“中小型企業”不願接受新的工作方式。此外，許多德國人不信任數據共享，因為曾受到納粹的監視。

他們還提到，目前存在一個悖論：德國強勁的經濟阻礙了現代化的努力，企業忙於滿足眼前的訂單，無暇規劃未來的數字化。

政府數據顯示，問題非常嚴重。今年1月23日，時任德國財政部副部長延斯•斯班恩（Jens Spahn）寫信給一位議員稱，一個旨在擴大德國寬帶網絡的政府基金去年只用掉可用資金的3%。斯班恩表示，德國比競爭對手美國企業落後了20年，很多管理人員還停留在“傳真時代（fax age）”。

甚至連德國的汽車工業也感受到威脅。過去，中國企業希望向德國汽車製造商學習。但在今年5月默克爾訪華期間，她對中國在數據處理方面取得的進展感到震驚，她請求中國幫助開發新能源汽車和自動駕駛汽車，中國尚未允諾。

默克爾有魄力嗎？

過去十多年來，德國確實在適應政治、經濟和技術挑戰方面表現出了令人羨慕的能力。在世紀之交，它被稱為“歐洲病夫”，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影響生產率。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領導的政府對福利制度進行了改革，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勞動大軍。結果顯而易見：德國恢復了競爭力，其高端工程產品滿足了全球工業化國家的需求，獲利良多。2005年失業人數在500萬以上，如今下降了一半。

諮詢機構特尼奧公司（Teneo Intelligence）董事總經理卡斯滕•尼克爾（Carsten Nickel）表示，“德國之前已經克服了許多更大的難題。”

尼克爾繼續説，“但德國做到這些是因為（當時）迎接了激烈變革的挑戰，這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前總理施羅德最終因經濟改革而下台。如今的默克爾，如果説她也有類似的政治領導力和膽略，那就有些牽強。”

實際上，默克爾今年為了在移民政策上團結自己的執政聯盟，就花費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新技術帶來的就業風險

“花不完”的政府經費

亞歷山德拉·霍恩（Alexandra Horn）是澤姆勒公司在中小型企業聯盟（BVMW Mittelstand）的合作伙伴，她為他們提供了庫存管理程序，這是德國政府支持的“數碼共融”計劃的一部分。

霍恩説，她在柏林等主要城市以外的公司開展數字化業務時，有時會遭到嘲笑。柏林良好的創業環境掩蓋了其他地區發展緩慢的事實。由於網速差，“數字化商業模式無法實現，事情簡單，清楚，”霍恩説道。

經合組織數據顯示，只有16%的德國企業使用雲服務，這一數字遠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25%，遠遠落後於芬蘭(57%)、瑞典(48%)和日本(45%)等國家。雲服務是提升企業效率的關鍵因素之一。

“如果沒有基礎設施，就不可能成功實現經濟的數字化，”經合組織電信和互聯網專家維莉娜•韋伯(Verena Weber)表示。

德國政府承諾，到2025年光纖網絡覆蓋全國，普及千兆寬帶。經合組織數據顯示，日本光纖寬帶覆蓋率為76%，拉脱維亞為62%，瑞典為58%，而德國只有2%。

德國升級光纖寬帶的努力因聯邦網絡管理局（BNetzA）試圖採取折衷方案而拖慢進度，該機構允許使用“矢量化技術（vectoring）”改善銅導線網絡的帶寬，而不是為家庭和企業接入光纖。

財政部長奧拉夫•肖爾茨（Olaf Scholz）今年5月表示，政府將利用高於預期的税收收入啓動一個數字化基金，今年將向該基金劃轉24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83.7億元)。5G移動牌照拍賣產生的收入也將劃入該基金。

但正如前財政部副部長斯班恩（Spahn）在信中所寫的那樣，砸錢並不能保證解決問題。調查顯示，在政府為寬帶投資預留的6.89億歐元中，去年僅有2200萬歐元被用於寬帶投資。政策制定者和公司老闆們抱怨説，政府補貼的申請操作緩慢而複雜，聯邦基金常常因此得不到有效使用。

默克爾認同這種説法，她在5月份表示，“我們必須加快審批投資程序”。

對於德國東部圖林根州的一個農村（Kyffhaeuserkreis）來説，簡化程序還遠遠不夠，該地區啓動接入高速寬帶計劃已經三年，目前仍在等待撥款，光是投標過程就花了近兩年的時間。當地發言人海因茨-烏爾裏希·蒂勒説，“要達到撥款要求並不容易。”

數字化需要高速互聯網。在34個工業化國家中，德國在快速互聯網連接方面排名第29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部門多頭管理。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部負責寬帶推廣、經濟部負責推廣新技術、內政部負責安全、司法部負責數字時代消費者保護。此外，各級地方政府負責批准規劃許可。

寬帶基礎設施需要改進，數字技術需要推廣，這已經形成了共識。德國內閣已經批准利用聯邦資金在學校推廣數字教育的計劃。但是，一名政府高級官員説，這筆資金在11月之前不能發放，因為這項政策需要修改憲法——教育政策按照傳統需要德國16個州達成共識。這是官僚政治延緩數字化進程的另一個例子。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默克爾今年3月已經任命一名數字事務國務部長，多羅泰婭·拜爾（Dorothee Baer）。這位國務部長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承認，“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但她相信“政府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她説，“這筆資金已經安排、劃撥到位——現在只差把事情做起來了。”

企業？沒空搞這個

上文提到的澤姆勒公司是一家小型家族企業，創始人希科·澤姆勒（Heiko Zemmler）早年在東德學會修理摩托車，在2000年開始為建築業、林業和廢品回收行業管理和租賃工業篩具，在2010年成立了現在的公司生產篩具。

澤姆勒表示，由於最近年銷售額增長了20%至30%，他為完成訂單忙得不可開交，直到中小企業協會與他聯繫，他才考慮應用數字技術。

這樣的故事十分普遍。由於德國經濟目前高速增長，企業無暇顧及向數字技術轉型。去年，德國經濟增長了2.5%，為2011年以來新高，超過法國和意大利。

數字事務部長拜爾強調，企業需要未雨綢繆。

資料圖：德國數字事務部長拜爾（德媒圖）

“當然，令人高興的是，訂單現在已經滿了，但這種情況不會自動持續下去，”她説道，德國企業的特點是，它的思維是長期的，是以幾代人為單位規劃的，而不是按季度規劃的。沒有數字化，就沒有公司的未來。

德國的建築業同樣十分繁榮，預計今年的銷售額將增長6%。建築公司對想要承接的合同挑挑揀揀，寬帶合同並不是最好做的——經濟繁榮再次成了阻礙。

德國玻璃纖維公司是一傢俬人光纖生產商，公司董事總經理斯蒂芬•齊默爾曼（Stephan Zimmermann）表示，要按照光纖寬帶需要特殊設備和培訓，許多建築公司寧願搞更傳統的工程，這已經足夠他們賺錢了。

齊默爾曼目前正從海外尋找建築公司來實施項目，他説，“我現在正放眼歐洲，希望吸引西班牙、希臘或荷蘭公司到德國來。這對我們有好處……儘管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做很多工作”。

對隱私保護心存疑慮

要解決高速寬帶的另一個問題是心理因素。

納粹和東德時期的秘密警察曾對德國進行了廣泛的監視，這使德國人嚴密地保護自己的隱私和個人數據。

而默克爾呼籲，現在是向前邁進的時候了，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得益於數據共享。

她形容，“對數據應用百般限制，同時又想發展數字技術，認為我們可以站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這就像養牛卻不給牛餵食。”

數字部長拜耳則抱怨，德國人對數字技術“總是有很多模糊的焦慮”。

航空航天工程專業畢業生丹尼爾·維岡德（Daniel Wiegand）説，他在創業初期就親身體驗到了這種心態，他創立的公司打算在2025年造出垂直起降飛行電動車“飛行Taxi”。

2014年，他和兩個朋友在德國成立公司，並打算找一個在飛行控制軟件方面有專長的夥伴，他找到自己的母校，慕尼黑工業大學，但是他只講了幾分鐘，大家都認為“這傢伙瘋了”，紛紛離開房間。

這不是個例，德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新成立小微企業數量下降2%，2016年更是較上一年下降10%。

維岡德表示，德國需要對企業家更加友好，“孕育新點子的是這裏的人和這裏的文化。在美國加州，近兩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經歷——這就是區別所在。”

文章最後展望，如果德國能正確推動數字化進程，就能像兩德統一初期那樣實現新的經濟增長。經合組織6月12日發佈的一份報告稱，如果德國到2025年平均網速能趕上全球排名前10國家的平均網速，那麼該國人均GDP將在10年後增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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