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納：解決朝鮮問題之後，該輪到釣魚島和克什米爾了

隨着朝鮮邁向無核化，逐步向韓國打開經濟大門，我們有理由為朝鮮半島的趨勢感到樂觀。亞洲其他大國是否可以從中吸取經驗，用於化解彼此間的矛盾呢？

先説中日關係。四十五年前中國和日本邦交正常化時，曾明文規定不得軍事化釣魚島，擱置爭議待後人解決。但後來在島下發現大量石油天然氣資源，導致矛盾迅速激化，日本軍備預算攀升，出動飛機艦艇進入海域意圖實控該島。與此情況類似，1947年印巴分家導致克什米爾土邦歸屬懸而未決，直接導致這對飽受殖民之苦的難兄難弟之間爆發三場戰爭以及2001年出現核對峙。

朝韓之間、中日之間、印巴之間存在的三條斷層線時刻提醒着我們，20世紀懸而未決的爭議可能給21世紀造成重大沖突風險。除了上述三條之外，亞洲國家間的領土爭議還包括藏南地區、南沙羣島、西沙羣島、千島羣島等。

亞洲各國之所以至今井水不犯河水，多虧了軍事威懾、經濟一體化以及共同的反殖反帝歷史的作用。但與其寄望於和平的幸運星一直眷顧亞洲，不如以和平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爭議。

要終結沒完沒了的熱戰和冷戰，就必須改變以往遭遇危機才開始臨時管控的外交調停方式。從傳統的調停到徹底的解決，的確是一種重大躍遷。不解決爭議的調停只是關小火降温，並沒有把高壓鍋下的爐火關掉，因此鍋裏的食物仍然會燒糊，而且火苗既然可以關小，也可以開大，最終導致鍋蓋被炸飛。相比之下，解決爭議就像是關掉爐火併把鍋端走，大家才可以化敵為友，共享鍋裏的食物。

戰略學者不宜一直強調盟國關係和強硬姿態，他們應該退後一步並銘記一點：軍事行動本身並不是目標。國家之間與其枕戈待旦的備戰，不如從根本上消除戰爭的必要性。

如果我們祈願世界和平，那麼我們需要堅定不移地走一條文化中立的道路，我稱其為“專主和平理論”（technocratic peace theory，與“民主和平理論”相對）：這個假説是，各國間上世紀遺留下來的衝突比較適合通過獨立仲裁來解決。兩國派出技術官僚進行談判，而這樣的談判即使必須讓公眾知情，也需確保談判詳情不受公眾監督——不管社會實行民主還是其他體制，這一點都至關重要。另外，談判團隊裏不僅要有可堪信任的政府代表，還應該有中立的國際調停員。由此誕生的解決方案必須得到各方的正式承認，具有法律約束力。

自冷戰結束以來，已經有許多國家通過這樣的直接雙邊談判解決了國境線爭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與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劃定了邊界，為後來的上海合作組織奠定了基礎。挪威和俄羅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通過雙邊協議、共同開採的方式，在資源豐富的海域劃定國境線，永久消除了過去曾長期導致緊張局勢的因素。

為什麼從專家主導的角度有助於降低當今大國之間的相互猜疑呢？

首先，亞洲國家幾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同時出現這麼多強勢領導人。中國的習主席、日本的安倍、印度的莫迪、俄羅斯的普京以及其他地區領導人都如日中天。他們都擁有極高的國內支持率和龐大的政治資本，各自以民族主義方式重返歷史上的偉大地位，而且不管在物質層面還是意識形態層面，沒有誰具備單方面碾壓優勢。

去年夏天中印兩國曾在中國不丹邊境線上的洞朗地區出現對峙，就很好地説明了這個問題：最後拿出積極態度化解危機的是中國，而不是實力略弱遜一籌的印度。為了不讓衝突升級，中印兩國領導人四月底花了兩天時間會面，重新開啓了包括軍事合作在內的雙邊合作機制，並開始就解決領土爭議問題的框架展開磋商。

這無疑是在提醒人們，亞洲國家領導人具有極強的務實精神。西方不瞭解亞洲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心理，總是以“威權主義者”、“強人”等字眼去形容他們，但其實他們與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包括特朗普）一樣，都有極強的生存本能。即使他們為了獲取優勢會做出某些試探行為，也絕不會像希特勒和薩達姆之流，犯下自殺性的錯誤。

而且，這些亞洲國家之間除了經濟相互依賴之外，各國內部還有更加重要的改革議程，一旦外部衝突爆發，改革可能脱離既定軌道，造成巨大損失。

許多亞洲國家領導人在公眾當中享有極高的信任度，比如中國習主席和印度的莫迪總理，這個因素也有助於解決衝突，因為公眾輿論多多少少處於可控範圍內。國家政府之所以對直接提出解決衝突的方案有顧慮，往往是因為政治意願和公眾支持度沒有到位。而在今天的亞洲，這兩點都不再是問題。相反，亞洲人民有共同的心願，那就是向世界證明，亞洲國家不需要外部勢力干預就能很好地解決亞洲內部的爭議。可以説亞洲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有合適的程序，各國就可以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解決爭議。

那麼，專主式和平進程應該具有哪些特徵呢？與任何層次清晰的談判一樣，專主式和平進程各方必須有堅定的底線思維，知道什麼是不可接受的，什麼是可以放棄的，什麼是應該爭取的。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意味着，每個國家都可以將其視為勝利，因為談判對手做出了一定讓步。雖然國內公眾對談判結果的看法將影響國家領導人的聲譽，但不論譭譽，核心都聚焦於談判本身。領導人則有塑造國內敍事的空間，佔據以和為貴、主動妥協的道德高地，提高自身作為國家領袖的地位。

在專主式談判中，維護決策權衡的自主度和保密性，保護具體參與者在公眾領域的匿名性至關重要，它有助於保證談判達成共識。隨着談判雙方逐步接近達成協議，可以以簡報形式呈交國內政治人物知曉，並要求他們做好宣傳準備工作。比如中國、日本、韓國年輕人彼此之間不像老一輩那樣存在歷史齟齬，他們學習彼此的語言，在彼此國家的高校留學。所以他們是支持和平的大本營，政治家應該對這股力量加以利用。以民主程序批准衝突解決方案固然重要，但一開始就從這個方向努力並不一定奏效。

秘密展開重大外交行動，自然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事。19世紀殖民主義講究分而治之，許多協定就是在秘密中達成的。隨着列強瓜分殖民地，許多問題遺留到20世紀，許多國境線被劃在了錯誤的地方，有的甚至根本不應存在。但是必須指出，帝國主義為了征服遙遠國度而展開的和談，與今天亞洲國家為了化解民間和國際衝突做出的努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説到獨立管控的談判，我們已經有值得效仿的先例。2017年，澳大利亞和東帝汶本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原則達成和解，接受了五人委員會提出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包括海上國境線的勘定以及天然氣田收入共享約定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造者之一、新加坡前外長許通美表示，此類和解進程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去國際法庭走法律程序而產生敵對性。該五人委員會由兩個爭議國各派出兩名代表，再加一名第三國的中立專員組成。澳大利亞和東帝汶沒有選擇走國際法程序，而是為達成協議定下了一年的期限，他們如期達到了目標。

不預設最終狀態的獨立調解途徑有助於化解克什米爾、烏克蘭、塞浦路斯、南海、巴勒斯坦、釣魚島等衝突。因為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心裏清楚，當年殖民者漫不經心地私下籤署條約給後世留下領土爭議，今天我們也可以用私下締約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

再回過頭來看朝鮮半島的最新進展。六方會談前前後後20年，有人甚至呼籲應該將其制度化成為一種持續的建立互信的措施。不久前，韓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決定會面共商朝韓統一和半島無核化事務，它一夜之間顛覆了靠六方會談建立互信的這種缺乏魄力的想法。六方會談滿足於不斷調停，而文在寅和金正恩商談的則是封存核基地、共同正式宣佈終結朝鮮戰爭等事宜，旨在永久解決朝韓問題。

與朝韓一樣，中國和日本也可以在極大程度上緩和緊張的雙邊關係，讓市場放鬆緊繃的神經。即使兩國首階段協商無法取得決定性成果，但只要讓對方感受到談判的誠意，仍然可以減輕對方將自己視作威脅的固有印象。這樣一來，中日兩國未來再次坐到談判桌前的幾率就遠遠大於動用武力的幾率了。

然而在以上討論的所有雙邊談判中，美國都是一大“未知因素”。隨着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和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等温和派被趕出特朗普的小圈子，亞洲國家開始對博爾頓和蓬佩奧等鷹派感到擔憂。亞洲領導人們不希望美國過度干預亞洲事務，因為只有亞洲國家以嚴肅態度展開內部衝突解決進程，亞洲人民的利益——包括美國盟友日本的利益——才會得到保障。幾乎全部亞洲人民都傾向於在不靠美國等外部大國提供戰略枴杖的情況下，拿出解決方案，維護國家邊界穩定。這樣的呼聲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高。

在亞洲國家的雙邊談判中，即使處於優勢的一方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國際情況隨時會發生變化，當前的優勢不一定能一直保持下去。在巴以衝突中，儘管以色列掌握着各方面優勢，儘管特朗普支持內塔尼亞胡，但哈馬斯組織仍能在加沙發起衝突，而且以色列政府非常擔心阿拉伯人口將在未來長期改變國內人口結構。

因此，沒人能巧言掩飾亞洲衝突的嚴重性。儘管各國努力為爭議降温，但它們從來沒有被“凍結”，而是一直在從內部腐蝕着地區安全。許多衝突可能迅速升級、向區域外彈跳、溢出，在西起阿拉伯海、東至東北亞的廣袤土地上引爆更大規模、更復雜的衝突。在得到正式解決之前，一切衝突都是懸而未決的。

未來的多極化世界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一樣，充滿了不穩定的安全困境和代理人競爭；如果全球各極之間保持足夠的距離，對彼此的影響力範圍給予足夠的尊重，大國關係保持穩定，形成動態均衡。如果我們想取得這樣的全球穩定局面，就必須把爭取和平的任務交給技術型專家。

（本文經Parag Khanna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