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話語權和組織權——重讀《共產黨宣言》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提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使資本主義在成為統治階級不久便接到了死亡通知書。今天的歷史已從工業資本主義進入更為腐朽的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重讀《共產黨宣言》，對於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的本質，重建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話語權和組織權，仍有着深刻的指導意義。
一、世界進入金融帝國主義時代
列寧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與列寧時代相同的是資本“從競爭到壟斷”，壟斷集中程度和規模沒有大的變化，不同的只是，當代帝國主義已從“工業蓬勃發展，生產集中於愈來愈大的企業的過程”[1]進入金融資本取代工業資本併成為工業資本的主宰的過程，以前由工業資本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現在已為金融資本所主導。
與此相應，資本增值的G（資本）⇄W（商品Ware）⇄G＇（利潤）的循環公式，已演變為G（資本）⇄W（戰爭War）⇄G＇（利潤）的公式，有的更是直接簡化為“G⇄G＇”公式，馬克思説這是一種將貨幣“交換成更多貨幣”的公式[2]，其間戰爭成了資本循環增值的手段。
石油美元的出現就是資本通過戰爭增值的公式的開始。自從美元與國內生產相脱離而與國際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相結合之後，支撐資本的“信物”便從原來的國內產品轉為遠在天邊而全球經濟生活必須依賴的石油；美元在國際石油貿易是廣泛使用並由此增值，這樣原來依賴於使用價值的產品美元便轉為依賴遠方石油貿易的交換價值的石油美元。
這個過程是從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放棄美元金本位、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鈎政策開始的。這個政策使得原來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產品——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脱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此後，美國外交的重點就不是保證國內經濟的增長，而是保證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用軍事手段予以懲罰。就這樣，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依靠實體經濟的國家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這時美國發展所依賴的不再是國民勞動而是對外戰爭，“美國製造”的不再是民生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這時的美國已由華盛頓的美國蜕化為華爾街的美國。從勞動形態上説，今後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依附在美元之上的資產就不是美國國民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家金融及其衍生產品。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説：“工人沒有祖國” [3]是由於資本沒有祖國[4]，“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5]。確切地説，工業資本是有祖國的，因為工業資本需要的工業礦產和勞動力是以國家和民族為依存的，只有金融資本沒有祖國。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底特律倒閉説明，工業資本製造成南北世界，現在金融資本則通吃南北世界；工業資本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向南方國家轉移，而金融資本則使工業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同步衰落；工業資本依靠金融資本與無產階級對立，現在金融資本則成了全人類的對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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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帝國主義是最腐朽的資本主義
金融資本走到今天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金融資本是商業資本與近代工業資本融合而成長壯大的。它的先期形式是商業資本。商業資本不獨是西方的現象——中國戰國時期商業資本普遍氾濫並造成周王朝的分崩離析，但對世界發生較大影響的卻是西方特有的現象。有持大量資金的商人們曾資助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打倒了歐洲教會的權威，解決了歐洲政教衝突問題。它隨後又與歐洲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並被後者打敗並逐至美洲。歐洲資產階級隨後創造了世界工業高峯和工業革命的時代，此間的商業資本與工業結合轉化為金融資本。此時留在歐洲的金融資本作為工業資本的附屬物在工業革命中起着進步作用。
流亡至美洲的金融資本重新扶持這裏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美國並依此與歐洲抗爭，利用歐洲的分裂形勢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擊倒了歐洲的工業資本及其世界霸權，隨後又利用美國的工業資本與世界無產階級間的鬥爭雙雙擊敗了作為世界工業資本的中心美國和作為世界無產階級組織的中心蘇聯。從1972年起金融資本逐漸在美國反客為主，建立起自己的統治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金融資本的世界霸權。世界從此“騰籠換鳥”和“轉換升級”——實為墮落——為以所謂“新自由主義”為理論説項、以金融資本霸權為基礎的金融帝國主義時代。
這是一個聚集在華爾街的一小撮金融家統治和剝削包括全球工業資本家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人的時代，其間金融資本迅速向“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 [6]返祖，其破壞性已大大超過它的創造性，負能量大於正能量，這是資本主義最腐朽，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説“確實是最不合乎自然的”[7]階段。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説：“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説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點：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讚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8]
三、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和教訓
金融資本的勝利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組織權的嚴重弱化有着密切的聯繫。為了抵禦金融資本的跨國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併為全世界第一個工人階級國際組織寫下《共產黨宣言》，告訴無產階級：“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宣言開篇提醒歐洲無產階級，為了對付工人階級，“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資本沒有“祖國”，所以“工人沒有祖國”。為了自身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要求“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最後馬克思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9]。
可見，工人階級的國際組織形式是由它的對立面資本家階級的組織形式決定的。既然資本是國際性的，那麼工人階級的組織也不能不是國際性的。列寧理解這一點，第二國際變質後，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總部設在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建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社會主義運動——它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或初級形式——高潮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與資本主義同盟國建立統一戰線以贏得反法西戰爭的勝利，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5月25日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斯大林對戰後形勢的判斷及蘇聯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承諾的義務的看法變化有關。
1943年12月1日，在美英蘇三國首腦第四次會議上，斯大林提出芬蘭應當用實物補償它因與德國結盟在戰爭中給蘇聯造成的損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爾如何理解蘇維埃早期政權提出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口號的問題時，斯大林半開玩笑地回敬丘吉爾：“我對您説過，現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0]1944年10月14日，丘吉爾來到莫斯科，在談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擔憂説，他還記得在1919~1920年間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嚇得發抖，斯大林知道丘吉爾在試探他對接近奪取全國勝利的希臘共產黨的態度，便明確告訴他：“現在世界不會嚇得發抖了。蘇聯不準備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11]1944年夏天希臘抵抗運動的武裝力量解放了2/3的希臘領土。10月12日希臘抵抗運動的武裝力量第一集團軍解放了雅典，10月底解放了薩洛尼卡，希臘的政權實際上已經在共產黨及其支持者的手中了。此時紅軍進駐南斯拉夫，離希臘邊境只有咫尺之遙。誘惑是巨大的。但是據丘吉爾事後回憶，“斯大林並沒有失信” [12]。
1947年12月24日，希臘共產黨已宣佈成立希臘臨時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國已無力控制希臘的局勢，於是不得不請求美國的幫助。在此緊急關頭，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於1948年2月10日拜見斯大林並請求蘇聯支持，斯大林的回答反映了他對蘇聯地緣戰略能力極限以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承擔的義務有新的理解。在回答保加利亞工人黨書記、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喬伊提出“希臘的遊擊運動的失敗將會給其他巴爾幹國家造成非常困難的局面”的問題時，斯大林説：
自然，對游擊隊應該予以支持。但如果遊擊運動的前景無望的話，最好將鬥爭推移至最佳時間。即使在力量對比上有什麼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須理智地計算力量。如果計算表明，當時工作不可能有進展，那也無須羞於承認這一點。如果局勢不利的話，可以收縮遊擊運動。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會是可能的。你們害怕提出尖鋭問題。你們總是處於“道義責任”的影響下。如果你們對所承擔的責任力不勝任的話，那就應該承認這一點。你們不應該擔心在“道義責任”方面的絕對命令。我們這裏沒有這種絕對命令。整個問題在於力量的權衡。如果你們能夠打的話就打，如果不能夠打的話，就別去戰鬥。我們不能在敵人想戰鬥的時候去戰鬥，而是當我們的利益需要戰鬥時再去戰鬥。[13]
斯大林的話説白了，就是讓希臘共產黨自生自滅！這時的斯大林已不再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絕對命令”遑論“道義責任”，而是一個“必須理智地計算力量”。
不僅如此，當時蘇聯也利用共產國際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與“共產主義”、尤其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關係並由此獲得西方的支持。1944年3~4月間，中國戰場發生了與同期希臘戰場的類似形勢，蔣介石在幾個月內丟掉了豫、鄂、湘、粵等廣大區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壯大到47萬，民兵227萬，根據地人口達到8000萬。面對中國國共對壘的形勢，6月，羅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蘇聯領袖討論中國問題”。6月10日，哈里曼拜見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軍隊在法國登陸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別好，他對哈里曼説：“戰爭史上從未見過如此輝煌的一次戰役。拿破崙本人從未試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個笨蛋，也從未真正試過。”[14]關於中國問題，哈里曼的譯員愛德華·佩奇記錄道：
哈里曼大使開始回顧了羅斯福曾在德黑蘭説過的，即蔣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國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説，是這樣。哈里曼接着説，總統認為，應該首先鼓勵蔣介石同華北的共產黨尋求一種解決辦法，以便團結起來抗日；其次應該鼓勵蔣介石把他的對內政策搞得開明一些。斯大林評論道：“説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進行了看來比通常更自由的談話，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況下，蔣介石是最恰當的人，因而必須給予支持。但是，這個最恰當的人也是差勁的。他認為，在蔣領導下的中國，仗打得不好，並舉出了一些或許公正或許不公正的例子。他有這個印象，即蔣介石周圍不少人是騙子，甚至是漢奸，因為日本人似乎對重慶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蔣介石沒有使用中國共產黨人抗日，相反，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跟他們發生爭吵。他認為這是愚蠢的。因為，他説——記錄説他笑着説，“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共產黨人，他們是‘人造奶油’共產黨人。儘管如此，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要跟日本作戰”。
他重申，蘇聯對中國的立場，仍然是以1924年簽訂的中蘇友好條約[15]為基礎的。[16]
在斯大林看來，在中共黨內，只有像王明這樣的忠實於莫斯科路線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產黨人”。在斯大林那裏，似乎中國共產黨是不應當有自己的“祖國”的，從他對法共、希共、南共的態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祖國”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們“祖國”的安危。
1944年8月18日，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與陸軍部長史汀生推薦赫爾利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來華。赫爾利來華之前，先與美國戰爭物資生產局長納爾遜於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討論“中國情況”。莫洛托夫盡力撇開蘇聯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據納爾遜給美國務院的報告説：
雖然莫洛托夫説，蘇聯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認為對於近年在中國發生的種種事件應負責任，他卻強調説，蘇聯政府對於中國內部的事件和發展，不負任何責任。莫洛托夫説到中國某些地區人民很貧困的情況，這些人民中，有人自稱共產黨人，但與共產主義不發生任何關係。只是對於他們的經濟情況不滿意的一種表示，一旦他們的經濟情況改善，他們就會忘記這種政治傾向。[17]不應把蘇聯政府與這些“共產分子”聯繫起來，也不能因這種情況，而對蘇聯政府作任何譴責。全部情況的解決，是使中國政府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當前的種種工作，並使中國的生活更趨於正常。莫洛托夫總結説，假若美國幫助中國人統一他們的國家，改進他們軍事和經濟的情況，併為這種工作選擇最優秀的人物，蘇聯方面將至感高興……莫洛托夫也闡明下列一點，即在蔣介石改變政策，設法增進中蘇關係前，蘇聯政府對於中國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關心。[18]
莫洛托夫實際是在告訴美國人，蘇聯與中共沒有什麼實質關係，不對他們的行為負責[19]。
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時回憶説：“日本投降以後。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20]
蘇聯曾要求各國共產黨為保衞蘇聯作出最大的犧牲，這一絕對要求極大的限制了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獨立自主的發展；同時蘇聯又不能為為保衞蘇聯做出最大犧牲的各國共產主義運動提供堅實的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初期，斯大林甚至還放棄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這又難免造成其他國家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之間的意見衝突。通過半個世紀的實踐來看，共產國際的解散有利於各國共產主義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與此同時，也大大弱化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強有力的合作，二戰後蘇聯滋生的大國沙文主義還造成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分裂。從長遠看，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正面作用只是權宜性的，它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整體發展卻是極為不利的。在強大的國際資本面前，世界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被一一擊破，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金融資本擊敗工業資本，形成主控世界經濟的絕對優勢，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此後，資本主義尤其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國際組織在龐大的資金支持下日益強大，它們攻城略地，不僅奪得組織優勢，而且還奪得話語優勢；與此相反，失去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組織權從而話語權的世界工人階級連同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日益消解，最終導致世界社會主義中心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瓦解。在這樣的時刻，陷入低谷的各國共產黨人才會更深刻地領會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那句名言：“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21]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工業資產階級完成擊倒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後，它便被金融資本所打倒。美國底特律的衰落髮生在奧巴馬啓動的“再工業化”時期，這説明：今天的工業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附庸，在金融資本面前已無還手之力。
四、社會主義運動新高潮已顯端倪
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金融帝國主義使世界資本主義又回到最野蠻和最黑暗的“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與此同時，世界社會主義也進入低谷。此間作為世界社會主義中流砥柱的中國在向國際資本主義不得不作出“佈列斯特”式[22]的妥協並由此贏得了為時三十多年的戰略間歇間期。在與國際資本艱難周旋和國內既反右又防“左”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中，中國終於衝出了資本主義包圍，等迎到了已露端倪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高潮的桅杆。
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在金融帝國主義的超額剝削下，無產階級的隊伍以馬克思時代想象不到的規模迅速擴大並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國人民的空前覺醒，世界關於公平和正義的話語權正在向社會主義傾斜。
美國前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總統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後時刻“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23]，他説：“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一個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榮。”[24]20多年後，已入暮年的“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再次提醒説：“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換一句話説，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説，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説：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25]
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戰而勝”（尼克松）[26]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面對今天的歷史，福山的理論顯然已失去了解釋力。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發生後，世界的目光開始注意到馬克思和列寧。人們從“佔領”運動中體悟到馬克思説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27]和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28]判斷。據報道，2011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比2005年增加兩倍，是1990年的100倍。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校園[29]。在英國，2010年，英國政府將大學學費上限調整到每年九千英鎊後，英國學生每年都會組織街頭遊行抗議高昂的學費。2014年，學費上漲加上政府削減教育公共資金，英國爆發了近幾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約10000人走上街頭稱要“佔領倫敦”，引發騷亂。2015年11月4日，數千學生走上倫敦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清償學生債務並實行免費教育。隨後，英國工黨財政部發言人約翰·麥克唐納到達現場並對示威者發表演説。對於學生的訴求，他回應説“政府辜負了你們這一代”。事態隨之升級，街頭示威演變為抗議者與警察的暴力衝突。11月5日，與2014年一樣，在英國首都倫敦成千上萬抗議者們再度戴上“V字仇殺隊”面具，走上街頭。[30]英國“影子內閣”財相麥克唐納爾是工黨激進左翼議員，一向抨擊銀行業和媒體業，主張國有化，被路透社稱成為“資本主義之敵”，而麥克唐納爾在其個人博客上也表示，志向是“醖釀推翻資本主義”。2015年9月13日，在一次工會年度大會上，麥克唐納爾宣稱：許多年來，他“一直在推動把銀行收歸國有”。對於銀行家，他蔑視地説：“他們是小丑，不是銀行家。”他還指責英國政府如盜賊，多年來，一直在“偷盜”人民的財產。麥克唐納爾在2015年9月28日接受BBC電台採訪時表示，幾年前，他推動税收正義的運動，討論如何對付企業在英國逃税及避税。有一些年輕人，他們採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作者注：指在民主機制失靈時，人民採取直接行動，以阻止社會上的不公和不平，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英國的“佔領倫敦”運動，他們在街頭示威，佔領那些不交税企業的辦公樓。麥克唐納爾認為是可能的，他在9月28日英國工黨年度大會上再次呼籲：“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讓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吧！”[31]在這些新聞後就有跟貼説：“看來真的是東風起了，歐洲要不要爆發，英國自然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歐洲怕是要出事，而且是近期。”“世界需要慢慢開始找回正義。”“西方政府與媒體都犯有戰爭罪與協助戰爭罪，大規模侵犯人權罪。”[32]
2015年加入美國總統大選行列的74歲的伯尼·桑德斯的競選主張是“把華爾街的高管送入監牢”。 桑德斯認為，美國如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金錢在政治體系中的角色和影響力——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公司和銀行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能確定議程，決定辯論，書寫立法、恐嚇政治家，甚至阻止這個政治體系採取行動反對它們。報道認為，桑德斯發出質問：我們要寡頭還是民主？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但對於今日來説切中肯綮。[33]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托尼·布萊爾與美國總統小布什，攜手發動伊拉克戰爭，但布萊爾一直不斷為自己辯解，堅稱當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沒有錯”。 2015年10月24日（當地時間），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審判式”訪問時，首次為伊拉克戰爭表示道歉，不斷重複歉意，甚至提到有人稱伊拉克戰爭相當“戰爭罪”的説法，並間接承認對IS的崛起負有責任。他對鏡頭説：“我感到抱歉”，同時間接承認戰爭令IS坐大，造成中東亂局。布萊爾稱，當時眼看着數以十萬計的人在敍利亞死去，西方有責任去處理，自己也早已準備承擔歷史的評價。[34]
山雨欲來風滿樓。1930年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對“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作了這樣的解釋：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説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説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35]
用毛澤東這段論述觀察當前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形勢，也同樣適用並有指導意義。在金融帝國主義歷史條件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需要用組織權爭取話語權，有組織地全面推進無產階級的鬥爭，建立可以涵蓋工業資本的國際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新高潮的來臨提前做好準備。
馬克思説：“無產階級成為階級，從而組織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36]目前看，處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高潮來臨前夜的各國無產階級需要重新組織和團結起來的要求日顯迫切，形勢日漸到來。
五、建議與結論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37]。迎接新的社會主義高潮不能不汲取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因放棄組織權和話語權而招致巨大挫折的教訓。《共產黨宣言》誕生就是一次次汲取工人階級運動因無組織而失敗教訓催生的結果，其闡發的基本原則在當代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挫折後愈顯其真理的光芒，在新的社會主義高潮即將到來的前夕則愈顯其指導意義。為此，筆者建議：
1. 加強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用組織起來的力量爭回話語權優勢。美國資深傳媒人李普曼説：“製造同意並非一種新技巧。它已經十分古老了。據説它已經隨着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亡了。事實上，它是在技術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改善”[38]。列寧明白這一點，面對西方強大的輿論宣傳力量，1918年10月，他在一封絕密信中告訴蘇維埃俄國駐瑞士使團的同志：“在法國人、英國人中做宣傳工作時，不要吝惜幾百萬資金。”[39]今天，在“製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金融資本擁有社會主義國家無法比擬的高效傳播手段、巨大的資金儲備、豐富的運作經驗、嚴密的網絡體系和組織機構及由此形成的更廣泛的國際受眾。龐大的金融資本使無產階級話語權處於極弱態勢，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資金優勢就必須有組織優勢，今天的工人階級必須結合新的形勢恢復曾經放棄了的組織權，加強國際無產階級團結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協作並由此形成可與國際金融資本主義抗衡的話語權。
話語權優勢是依靠組織優勢推動的。鑑於資產階級文化佔據強勢地位，列寧曾主張直接用“灌輸”方式。1902年，列寧在《怎麼辦》這本小冊子中批判在社會主義理論傳播途徑上崇拜“自發運動，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線進行的運動”傾向時説：
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他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越是年輕，也就必須越加積極地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越加堅決地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對“誇大自覺成分”等等的惡劣的勸告者的話。[40]
為此，列寧同意卡•考茨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41]的觀點，並要求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執行這個任務，同自發性進行殊死的鬥爭”[42]。今天國際社會主義事業與國際資本主義的歷史比較還很年輕，沒有多少經驗，更沒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傳播工具”。因此我們在奪取社會主義話語權的鬥爭中還不能放棄看似生硬但在實踐上卻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傳甚至“灌輸”的方式。
亞里士多德説：“學習必須努力，而且免不了疲勞，實在不是娛樂。”[43]娛樂是人類接受教育中最具“自發”性的方式，但可以設問，我們今天學習的知識有多少是娛樂而不是一層層考試即“灌輸”得來的；儘管我們不喜歡這種“灌輸”方式，甚至到處嘲諷這種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確實很有效：它使我們以比“娛樂”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麼多的文理知識，難道我們不能用同樣的不好看但實用的方式攻下意識形態主陣地、奪取話語權嗎？當然可以。因此，要辯證地看待“灌輸”式宣傳與娛樂式宣傳問題，不能單純的把娛樂當成意識形態宣傳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娛樂至上。對於無產階級歷史使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偉大成就及其意義，主要還是要靠效果顯現週期較長的正面教育。
灌輸教育的有效性需要組織保障。社會主義運動的最有力的組織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已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國家，不能放棄學校這個主陣地和體現灌輸式教育的考試方法，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意識中去。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會去佔領。
2.與世界包括工業資本主義在內的各界建立更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金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剝削和壓迫的範圍已從無產階級擴大到工業資本家階級，其打擊對手已從社會主義擴大到民族資本主義，這從反面擴大了社會主義同盟軍的範圍。因此，今天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對手已不主要是美利堅民族及其民族資本，而是打着“美國”標識卻沒有祖國的華爾街金融資本。這樣，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的策略就應當調整為：團結美國人民，聯合美利堅民族資本，中立進而孤立美國買辦集團，針對華爾街資本，組織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在消滅資本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與全世界人民一道，用人民的權力將資本的“權力關在籠子裏”並使之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因素。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尚未釋放殆盡之前，無產階級要消滅資本必先學會駕馭資本，尤其是駕馭金融資本。在當今世界，沒有成熟的金融知識和經驗的民族，是不能走向世界的。列寧説：“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於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闢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誇口……’”[44]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矛盾分析方法及由此形成的“三個世界”的思想，仍有鮮活的時代價值和指導意義。
3. 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完整內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在與社會主義運動中最危險的敵人——民主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民主社會主義即“伯恩斯坦—戈爾巴喬夫”式的“社會主義”。其危險性在於它的隱蔽性，他們閹割馬克思主義核心部分，只堅持其中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比如階級鬥爭、同情窮人、改善勞動條件及建立其上的社會公平、正義、和平等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把馬克思主義修正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按他們的理解是“雙贏”）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對此他們諱莫如深且集體靜默。列寧説：
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45]
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誘導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搏鬥前放下武器，這實質是在為資產階級拉偏架，是資本主義的幫兇。巴黎公社是被這些拉偏架的幫兇們打倒的，接近成功的德國社會主義是被諸如伯恩斯坦等民主社會主義用拉偏架的方式瓦解的，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蘇聯，更是被伯恩斯坦的信徒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自廢武功”後主動向西方繳械的。國際金融資本的掮客人物基辛格將問題看得明白，他説：“他（赫魯曉夫）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46]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47]，同樣，今天的中國也更有可能遭遇功敗垂成的危險。而製造這種危險的既有來自外敵的槍炮，更有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那些真誠或不真誠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忽悠”，這種思潮通過以淡化甚至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和“四項基本原則”，抽掉列寧主義這一連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關鍵環節，最終將“專政”與“民主”對立起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偷換為我們的敵人可以接受的一般民主原則，在敵人發起進攻之前，他們會説“暴力是不好的，敵人用暴力打你不對，你若用暴力還擊就更不對了”，其結果是使無產階級在敵人的大規模進攻面前先進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改革中一步步繳械，最終使敵人不戰而勝。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組織權的核心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捍衞無產階級國家，是資產階級教會無產階級的鬥爭經驗。國家本來就是階級壓迫的機器，不同的只是，“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48]在這方面，鄧小平同志不僅做得果斷，而且説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指出：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衞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説過，階級鬥爭學説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説來，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49]
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的話包含豐富的生死鬥爭經驗，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高潮再次到來的前夕，忘記這些經驗，就會失去了共產黨的基本擔當，如此，蘇聯亡黨亡國的前車之鑑就離我們不會太遠。
馬克思説：“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50]但是，與至少要保證勞動力自身再生產得以維持的工業資本不同，金融資本剝削是無底線的，它“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應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51]如果説，在與工業資本結為同盟的時期，金融資本的生長還要受到工業資本的限制，那麼，自從美元從美國的實體經濟轉為石油美元之後，金融資本也就與工業資本分道揚鑣並將工業資本連同整個人類都納入它的剝削範圍。這時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已從無產階級擴大至整個人類共同體，它的每一分“勝利”都是其對立面即無產階級隊伍的百分擴大，當代金融帝國主義以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無法比擬的驚人速度生產着它的掘墓人，並由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造成社會主義陣線的空前壯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52] 歷史將會最終證明：在這場波瀾壯闊的階級大博弈中，“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3]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本文刊發於《中國投資》2016年3月刊】
【參考文獻】
1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頁。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4 “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美]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著，唐曉峯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1頁。
7 亞里士多德説：“至於‘錢貸’則更加可憎，人們都厭惡放債是有理由的，這種行業不再從交易過程中牟利，而是從作為交易的中介的錢幣身上取得私利。……所謂‘利息’正是‘錢幣所生的錢幣’。我們可以由此認識到，在致富的各種方法中，錢貸確實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2～33頁。
8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70、286頁。
10 “美英蘇三國首腦德黑蘭第四次會議記錄”（1943年12月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頁。
11 [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頁。
12 [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頁。
13“科拉羅夫關於蘇、保、南領導人會談的筆記”（1948年2月1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頁。
14 [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頁。
15 1924年5月31日，蘇聯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是日，雙方制訂並簽署了中東鐵路臨時管理協定，蘇中兩國互換照會，建立外交關係。
16 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355頁。
17 這是莫洛托夫的一貫觀點。 1976年，莫洛托夫談到毛澤東於1949年底訪蘇期間，斯大林曾讓他去看一下毛澤東“是個什麼人”，莫洛托夫在與毛澤東談完話後告訴斯大林：“值得接見他。他是個聰明人，農民領袖，中國的普加喬夫。當然，離馬克思主義還很遠，他向我承認，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頁。
18 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359頁。
19 赫爾利在談話後兩天（1944年4月17日）向美國務院提交的報告證實了這樣的判斷。赫爾利寫道： “我的分析簡約如下：“前次會談中，莫洛托夫説，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並非共產黨。他們的目標在獲得他們視為中國所必需而且適當改革。蘇聯並不支持中國共產黨。蘇聯不願中國內部意見分歧或發生內戰。蘇聯政府願意對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係……”莫洛托夫對於這個分析，表示同意。然後我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簡約地敍述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現時存在的關係。我坦白地敍述，我曾經有助於促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間的會議與談判。我表明美國堅決主張中國置備它自己的領袖人才，決定它自己的事並對它自己的政策負責。根據這點。美國贊同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政府的抱負並支持一切為統一中國武裝軍隊的努力……為促進上項計劃，決定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蘇聯政府支持這個政策。他又説，他願與美國英國合作，完成中國軍隊的統一。他稱許蔣介石，並説，中國國民政府某些官員中雖曾有貪污發生，他知道蔣介石卻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個愛國志士”，在過去蘇聯也曾對他友好。總之，斯大林在這次會談中，對曾向他簡約敍述的美國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374頁。
20 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22 1917年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保存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而被迫採取的暫時妥協性行動，使蘇俄儘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恢復和發展經濟、建立紅軍贏得了喘息時間，為後來消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武裝和擊退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23 [美]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頁。
24 [美]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25 參閲[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26 尼克松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
27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頁。
28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9 《歐洲爭論資本主義出路 馬克思〈資本論〉再暢銷》,
http://news.sohu.com/20081121/n260772792.shtml。
30 《英國上千學生街頭示威要求免費教育 與警方發生衝突引騷亂》；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1_05_340161.shtml；
《2015年英國倫敦反資本主義遊行上演新節目：燒燬警車》，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1_06_340317.shtml。
31 《醖釀推翻資本主義的英國影子財相英國》，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6287.html。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李巖
32 《12年來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首次為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道歉》，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0_25_338821.shtml。
33 《美國總統競選帶火“社會主義”爭論》，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6769.html。
34 《12年來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首次為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道歉》，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0_25_338821.shtml。
35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頁。
37 《詩經·大雅·蕩》，袁愈荌譯、唐莫堯註釋：《詩經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頁。
38 [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82頁。
39 轉引自[俄]維克托·烏索夫著，賴銘傳譯：《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
40 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258 頁。
41 轉引自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頁。
42 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頁。
43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16～417頁。
44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頁。
45 列寧：《國家與革命》，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4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47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48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頁。
4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50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
51 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註釋250。
5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頁。
5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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