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美國誤判了中國嗎？
【編者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旗下雜誌《外交事務》曾於2018年3/4月刊發表了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伊萊·拉特納的文章《思慮中國》，引起中美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強烈反響和積極討論。該文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因此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
《外交事務》雜誌7/8月刊以《美國誤判中國了嗎？——辯論接觸政策》為題，發表了包括王緝思、芮效儉、艾倫·弗裏德伯格、托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麗夏·金、約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學者對《思慮中國》一文的討論，以及坎貝爾和拉特納對點評的回應。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以饗讀者。美國作者譯文有少量刪節，不代表觀察者網立場。】
《外交事務》網站刊文：美國誤判了中國嗎？
中國的觀點
“美國總是高估自己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能力。”庫爾特·坎貝爾和伊萊·拉特納在他們合著的文章《思慮中國》（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2018年3-4月刊）中這樣寫道。當然，這裏的“中國”還可以換成今日的埃及或委內瑞拉，以及1975年“西貢陷落”之前的南越。美國人常常以為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偏好改變其他國家，然而在事與願違後又表現得很沮喪。坎貝爾和拉特納的反省令人欽佩，而他們的建議也值得認真對待：華盛頓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並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
儘管坎貝爾和拉特納有理由對中美關係的走向感到沮喪，但是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們也同樣對美國感到幻滅，甚至產生困惑。在中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美國問題觀察者們發現，那個我們已經研究了數十年的國家越來越難以辨認、難以預測。我們也需要自省到底哪裏出了差錯。政治極化、權力鬥爭、政治醜聞、對國家建制派缺乏信心、“推文”地位堪比政策聲明、高級外交官跑馬燈式的撤換、政府關鍵崗位的輪空——這些問題都曾經出現過，但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來，這些現象密度和規模尤其令人震驚。
特朗普政府掌握和運用美國實力和影響力的方式讓中國的政治分析人士感到困惑。近年來，美國人總是要求中國遵守“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現在華盛頓卻放棄或終止了它曾經倡導的規則，例如《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等。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們而言，要辨別美國想要自己和其它國家遵守哪些規則、維持怎樣的世界秩序，以及弄清美國在主要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已經越來越難了。
讓中國更加感到不安的是，另一種關於中國的共識正悄然在美國社會成型。在美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關注中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以及主張權利的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譴責中國對內加大政治控制力度，而兩者的共識在於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勢力”。美國政府文件，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這種對中國的描述提供了官方背書。結果就是中美之間在商務、教育以及其他領域的協議越來越脆弱。過去的危機，例如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2001年中國戰鬥機與美國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相撞等事件等，對中美關係形成的風暴都是暫時性的。現在中美關係的惡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即便如此，中美之間的兩大基本原則仍然會阻止兩國之間發生正面的衝突。首先，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所指出的那樣，當今地緣政治最大的分歧在於“有序世界”和“無序世界”之間的分歧。中美兩國都屬於有序世界。讓坎貝爾和拉特納感到遺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使得奧巴馬政府從“重返亞太”或是“亞太再平衡”戰略分心，但這或許不一定是件壞事。儘管特朗普政府給中國貼上“主要對手”的標籤，但是特朗普政府仍舊將注意力放在了無序世界（尤其是中東和朝鮮）上。只要中國不出錯，不讓美國把注意力從迫在眉睫的麻煩轉向中國，那麼這個趨勢就不會發生變化。
其次，儘管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和經濟摩擦可能會加劇，合作潛力仍未消失。例如，美國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能夠幫助中國應對環境挑戰。同時，如果中美兩國社會之間的聯繫得以強化，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將願意把積蓄花在美國醫療所取得的重大技術突破上。
坎貝爾和拉特納似乎對“中國國內一種觀點日益明顯，即美國（以及廣義上的西方國家）正以勢不可擋的趨勢衰退”而倍感煩心。事實上，中國的智庫和媒體一直在爭論美國是否成為了一個衰敗中的大國，但是迄今沒有形成任何的共識。儘管中國官方媒體偶爾會自吹自擂，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清醒地將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不僅需要在經濟方面追趕美國，還需要在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方面追趕美國。事實上，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中美都算得上崛起中的大國。儘管中國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仍然很大。對於中國而言，堅持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避免把攤子鋪得太大浪費資源是明智之選。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論中國》中提議美國與華盛頓建立起“協同演化”的關係，在此關係中“中美兩國都追求國內的發展，在可能的領域展開合作，並且調適兩國關係使得衝突減到最小。”我認為“協同演化”也意味着“良性競爭”。搞清楚中美兩國哪個國家更有能力解決國內問題，讓本國的民眾滿意，才是中美兩國最具有建設性的競爭模式。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王緝思）
接觸是有效的
坎貝爾和拉特納攻擊美國過去四十年對華政策失敗，是基於一種錯誤的前提，即美國政策目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中國。此類批評往往把美國公開維護政策正當性時訴諸價值觀的方式，與其以國家利益為先制定政策的方式混為一談。
回想一下終極現實主義者理查德·尼克松。1967年，在尼克松競選美國總統之前，他曾經也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闡述改造中國的必要性，但在當選總統之後他卻通過巧妙的政策把中國拉攏到美國這一邊，彰顯出他的真實動機：他並不想把中國改造成民主國家，而是要利用中國獲取地緣政治優勢，為美蘇爭霸的目標服務。
另一個例子是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為與中國建交而作出的努力。（我當時作為美國國務院官員參與了中美之間的秘密談判。）如果華盛頓沒有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就不能在冷戰中利用中國佔據優勢。這才是推動中美關係邁向正常化的政策考慮，而不是使中國走向民主的虛無夢想。
基於利益的政策制定規則也有例外，克林頓政府在1993年錯誤地決定將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聯繫起來，徒勞地想利用經濟槓桿強迫中國改變行為。（作為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我曾經質疑過這種做法欠考慮，但最終還是隻能選擇儘量執行政策。）這項政策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北京方面有多固執，而是因為美國將自身的兩種利益對立起來，導致華盛頓內部發生派系鬥爭。最終，克林頓總統取消了這項政策。
迄今為止，對華建設性接觸很好地服務了美國的利益。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與中國的合作在許多領域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企業很渴望打入中國的市場，美國公司也憑藉中國廉價勞動力降低了產品成本。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信核擴散能夠打破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壟斷，但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認為核擴散對中國國家利益構成威脅，並於1992年加入了《核不擴散公約》。如今，要是沒有中國的合作，應對全球變暖將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與此同時，中國自己也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決定允許最優秀的學生去美國高校留學，讓他們見識美國市場經濟的活力，向他們展示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在制約濫權和腐敗中的積極作用，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部分外交官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變得十分專業。中國的金融家則把在西方學到的金融技能帶回國內。中國的律師受到國際標準的影響，默默起草了新的監獄法，減少了服刑人員受虐待的情況。
中國的經濟發展使數億中國人擺脱了赤貧，美國應該阻撓中國的發展嗎？這哪裏符合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很清楚，隨着中國越來越繁榮富強，一個新興大國初現雛形，但是這並沒有成為，也不應該成為美國充滿戒心的原因。難道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的美國政府除了打仗沒有其他辦法與另一個強國處理好關係？
去年秋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提供給國會的證詞中稱，在2025年到來前，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華盛頓方面錯誤地認為這個結果已經註定，那麼這一天將更早到來。削減國務院的預算，讓最有經驗的外交官員相繼離職、貶低外事外交工作，都將削弱美國戰略佈局中外交政策的力量，導致軍事措施成為唯一的手段。
有一種更好的方法。美國最明智的選擇是在擴大國家利益的同時保持對華接觸。如果華盛頓能夠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那麼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將制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督促中國以和平方式崛起。與此同時，美國應該停止向世界傳遞其不準備再扮演全球建設性領袖角色的信號。相反，美國應當強調其政策將追求公共利益，而非一己私利。美國要與崛起的中國打交道，首先應該增加自身模式的吸引力。
（作者為前美國駐華大使、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創始人 芮效儉）
走到今天這一步，早有跡象
美國對華政策將走向何方？坎貝爾和拉特納的文章為這場激烈的爭論提供了重要價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誤導性。雖然沒有哪個思想學派或獨立觀察家有資格聲稱過去二十餘年以來自己對中國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但一部分人的確更善於領會北京方面的動機、預測中國的行動。坎貝爾和拉特納提出，“美國應當重新思考對待中國的方法”，那麼首先應當承認中國觀察家之間存在差距，然後對造成差距的信念與假定加以分析。
兩位作者指出，接觸並未如預期般推動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也未能將中國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名“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事實上，美國方面樂觀的觀察家們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為掌握國內政治權力而願付出的智慧、決絕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質和意識形態力量，以為它們能推動中國進一步走向開放、融合和民主。自鄧小平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以來，中國領導人在使西方領導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時，找到從全球經濟參與中獲益的方式，並以剛柔並濟的方式控制其國民。
關於經濟增長的前提、發展和民主的關係、參與國際體系的社會效應等學術理論對樂觀主義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認識到了這一點。這些理論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樹立了確鑿的權威，這使得樂觀主義者更容易輕視甚至忽略那些與理論矛盾的證據。而且，自90年代以來，中國成功地對外開展政治宣傳，使美國樂觀者受到影響，誤以為接觸正在對中國產生預期效果。
許多樂觀主義者還缺乏想象力和戰略共情力。在他們看來，加入西方“俱樂部”是北京方面唯一的出路。他們似乎沒有認識到，對中國的統治者而言，主流國際秩序的自由基石具有巨大的威脅。儘管對華樂觀派的論點存在諸多缺陷，它們還是構成了美國政策的基礎。這些政策承諾推動美國的和平與穩定，造福美國社會的部分行業，自然得到了有關專家、企業家、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員等廣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坎貝爾和拉特納看來，“這場對華政策論辯各個方犯了錯誤”。為了證明此論斷，他們舉出了“鷹派樂觀主義”的例證：這派人認為，只要充分保持對華優勢，美國就能夠阻止中國在軍事領域試圖與美國競爭。雖然這種觀點不乏支持者，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多數對華強硬派人士不再提出中美可以避免競爭，而是認為美國必須跑得更快才能保持領先。倘若911事件不曾發生，小布什政府本會花更多精力推動鷹派的方針。而且奧巴馬政府曾在2011宣佈“重返亞太戰略”，表明他也曾試圖回到這條老路上。
但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樂觀地認為美國對華政策能夠改變中國，或引導中美關係走入平穩、和平的軌道。曾有人質疑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警告稱中美競爭極有可能激化，但坎貝爾和拉特納卻忽視了這些聲音。與樂觀主義者相同的是，這些懷疑論者也分不同的派系。當中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飛速發展的時候，曾有國際關係方面的學者（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告誡：在人類歷史上，快速崛起的國家向來傾向於尋求區域甚至全球霸權，這往往導致它們與當下的主導性大國發生衝突。大約在相同時期，個別的國防分析人士（以國防部網絡評估辦公室主任安德魯·馬歇爾為首）開始警告稱：一旦中國擁有大量的精確打擊常規武器，就將有能力抵消美國看似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從而削弱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本世紀初，儘管美國有人提出中國正在開展農村選舉、發展民間社團以及推進勢不可擋的市場主導型經濟改革，但有部分觀察人士（如詹姆斯·曼恩、安德魯·內森和裴敏欣）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的真實傾向與表面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馳。
在過去二三十年裏，懷疑論者一直處於下風，樂觀主義者無論在數量還是影響力上都佔據優勢。在此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向一邊傾斜，不斷尋求與中國接觸，卻對制衡中國實力增長缺乏認識，未能對相應外交和軍事政策投入充分資源，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向中國這個新興戰略競爭對手開放經濟和社會帶來的風險。
今日，美國及其民主盟友們面臨一個日益富強的威權主義敵手，它充滿雄心又缺乏安全感。中國領導人正盡其所能地以符合本國利益、捍衞國內政權的方式重塑亞洲和世界。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挑戰，但它的到來不應使我們感到意外。
（作者為艾倫·弗裏德伯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曾任美國副總統助理）
別急着放棄
坎貝爾和拉特納把美國過去數十年的對華政策稱作一場失敗，這反映出華盛頓當局目前對中國政府國內外政策方向的看法。但是從根本上來説，二人的文章存在偏頗，文中描述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的期望和戰略時往往有失準確，而且鮮少提及美國對華政策過去幾十年來取得的諸多成就。
只有非常脱離現實的人，才會認為美國有能力促使中國放棄現有政體，並抑制其大國雄心。但是歷史告訴我們，美國可以通過展現國家實力和利用共同利益，來改變中國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因此，如果華盛頓當局草率地採納坎貝爾和拉特納的建議——不再嘗試去影響中國的政策抉擇，結果必將於美國不利。
在坎貝爾和拉特納看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與中國的建交開啓了數十年失敗的對華政策——美國自始至終無法改變中國的政治軌跡。然而，中美和解的主要目的本來就不是去挑戰中國政府的基本利益，而在於承認中美共同利益，與中國協作互惠。中國決定支持反對蘇聯的陣營，帶給美國巨大優勢，也沉重打擊了蘇聯。比如，中國在與蘇聯和蒙古的邊境線牽制了蘇聯大量兵力，超過蘇聯在各個華約成員國駐兵的總和。
通過與美國改善關係，中國領導人也逐漸意識到美國在東亞的存在能起到積極的穩定作用，因此默默接受了美日的結盟。正如坎貝爾和拉特納指出的，如今中國政府對美日同盟的態度越來越不樂觀，開始發展實力以反制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但目前來説，幾乎沒有跡象顯示亞洲國家將齊心協力將美軍逐出亞洲。雖然極不情願，中國分析人士依舊認為，美國的軍事存在可以約束其地區內盟國，防止地方性衝突升級。華盛頓當局可以利用亞洲各國對穩定的共同渴望，同時清晰展示美國硬實力，以鼓勵中國在東亞採取配合行動。
雖然1979年為了實現中美邦交關係正常化，美國在對台灣政策上作出了部分妥協，但在隨後幾十年中，即使中國大陸實力突飛猛進，美國也成功為台灣提供了保護傘。在承認“一箇中國”的前提之下，美國與台灣保持了穩固的關係，使中國大陸不至於貿然發起統一行動。今天的台灣擁有自由富裕的民主政體。如果不是因為美國過去五十年來在兩岸問題上採取了平衡、知情、堅定的態度，那麼台灣幾乎必然不是今天的樣子。
美國對中國以及世貿組織採取的政策也加固了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網，它不僅帶來了巨大的繁榮，甚至可以説是維護和平的重要力量。自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超過從中國進口增長的速度。中國目前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近期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以及外資企業轉讓知識產權，雖然都令人感到不安，但這並不是世貿組織協議的錯，因為它只負責規範貿易行為。要解決這些問題，美國應簽訂更多協議，比如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並極大改善現有協議的執行狀況。
2005年，美國敦促中國在現有國際秩序中扮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角色，成效雖不盡如人意，但也算不上失敗。即便中國不情願，也在美國的説服下更積極地為重大國際事務做貢獻：比如減輕蘇丹的種族屠殺暴力；促使伊朗就核問題進行談判；向朝鮮施壓使其回到棄核談判桌上來。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尋求中國的合作，因為中國在這些動盪地區有極大的經濟佈局，可以單憑一己之力對抗國際壓力。
坎貝爾和拉特納似乎認為，中國為擴大影響力所採取的一切行動，包括髮展軍事實力，都屬於修正主義。對他們而言，就連中國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該銀行遵守國際發展貸款一切現行規範）的舉措也屬於修正主義，因為他們定義的國際秩序是“在美國領導下”的秩序。按照他們的邏輯，只有當中國停止增長，不再尋求更大的、與實力匹配的話語權的時候，美國政策才算是取得成功。這種評判成功的標準脱離了實際情況，無法引導美國更好地應對現實裏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力。
雖然美國永遠不可能主導中國的對外政策，但它可以與盟友和夥伴一道塑造中國周邊的環境，讓中國精英明白打破穩定局面的利害關係。隨着中國實力逐漸壯大，對其施加影響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但並非不可能。要達成目標，應該遵循坎貝爾和拉特納的建議，在東亞地區維持強大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事實上尼克松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都是這樣倡導的。雖然坎貝爾和拉特納把美國數十年來的對華政策貶為一場徹底的失敗，但他們推崇的戰略其實與原先基本無異。
坎貝爾和拉特納有理由對中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種種內政外交政策感到擔憂，就連中國內部許多觀察人士也有類似的擔憂。2007年時，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到接下來十年內發生的事情，所以責備美國對華政策制定者過於天真、閉目塞聽是有失公平的，因為他們本以為情況會更好。
最後，如果中國會發生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動力也必然來自中國內部。但美國應該繼續鼓勵中國領導人通過改善社會和市場自由來尋求政治穩定與繁榮。美國可以在兩個方面採取行動：其一是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為中國公民以及精英階層樹立榜樣；其二是繼續努力説服中國領導層，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帶來的穩定和財富，將超過國家主義經濟和威權主義。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在中國仍然是股強大的力量，否則中國共產黨就不會動用巨大資源去抵制它。
（作者為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普林斯頓大學世界和平與戰爭政治教授托馬斯．克里斯滕森，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帕特麗夏·金）
時間將證明一切
坎貝爾和拉特納有理由質疑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性假設。25年前，西方世界確信中國將向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轉型。這並不全是冷戰勝利使西方產生的幻象。根據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隨着經濟體接近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的門檻，日漸龐大的中產階級將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這種預期不僅來自西方的歷史經驗，也來自韓國等亞洲國家的現代史。而且，互聯網的發展意味着人們能夠獲取前所未有的豐富信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説，控制互聯網之難不亞於“把果凍釘到牆上”。但事實卻證明，中國共產黨很好地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這些理論錯了嗎？從短期來看，它們確實錯了；但從長遠來看，下結論還為之過早。也許，我們還要等上幾十年時間，歷史才會證實現代化理論的真偽。
儘管如此，美國對華政策並不是完全失敗的。1994年我負責主編美國國防部的《東亞戰略概觀》時，美國已經意識到遏制中國、阻止其發展經濟的策略終將失敗，因為它得不到地區內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我曾對國會説，把中國當作敵人對待，終將把它變成美國的敵人。而使中國融入國際秩序，即便無法確保中美世代友好，也能保留一系列合作的可能性。
為保險起見，美國還設計了另一套兜底政策，防止誤判中國。坎貝爾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在美國的亞洲大戰略上，某些美國人主張從中國着手，採取由內而外的方式。
另一些人則主張由外向內，通過締結地區同盟關係穩定局勢，制衡中國力量。這正是克林頓政府選擇的戰略。
1994年，我們開始復甦此前低迷的美日安全同盟。它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是冷戰的遺留物，有人甚至擔心日本經濟會給美國造成威脅。在日本，許多政治家認為美日安保條約已經過時，日本應轉而靠攏中國或依靠聯合國來確保自身安全。經過兩年的艱難努力，我們終於在美日兩國削弱了此類立場的支持度。美日兩國於1996年4月簽署了關於安全同盟的聯合聲明，使美日安保條約成為後冷戰時期東亞穩定繁榮的基石，一直延續至今。部分鷹派人士認為中國有意把美國驅逐出西太平洋地區，或至少將其封鎖在第一島鏈以外。但由於地處島鏈核心的日本出錢讓5萬美軍在日駐守，因此中國沒有權力驅逐美軍。
沒有人能準確預見中國的長遠未來，就連中國領導人也不確定。如果美國能維持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的同盟關係，持續發展同印度的良好關係，就能在亞洲權力平衡中手握王牌。與中國相比，美國的優勢不僅在於軍事實力，還體現在人口結構、技術、貨幣儲備以及能源獨立等方面。我們不必過分誇大威脅嚇破了自己的膽。華盛頓方面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內靜觀北京的動向。在此期間，中美兩國可以在氣候變化、流行病、核擴散、恐怖主義和金融動盪等問題上進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如此看來，美國的錯誤可能沒有那麼嚴重。就戰略賭博而言，由外而內的美國對華政策有着超乎質疑者想象的強健生命力。
（作者為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 約瑟夫·奈）
合則兩利
坎貝爾和拉特納提出，美國需要調整其對中國的基本假設，尋求一種更可持續的雙邊關係。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二人賴以推導出該結論的歷史和當代背景都存在嚴重缺陷。美國如果基於這種錯誤推理重新設計其對華戰略，將破壞世界穩定性並削弱美國自身的地位。
首先，兩位作者在評估美國對華政策時，錯誤地認為美國一直未能引導中國改變行為。坎貝爾和拉特納遺漏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例子，他當年對中國打開外交大門，曾使中國政策朝對美國有利的方向改變，此舉堪稱決定冷戰結果的關鍵因素。其次，中國參與由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過去三十年裏為全球經濟擴張和互聯互通做出的貢獻恐怕超出世界任何國家。十五年前，中國大戰略學者鄭必堅曾用“和平崛起”一詞來形容中國的發展。許多人質疑大國崛起的方式不會變得如此和平，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是既成事實了。
從古至今，大國崛起都伴隨着毀滅性的暴力和破壞。雅典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以及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都侵略了數不盡的國家和領土，奪去了無數條性命，征服了大量人口，才得以崛起。與它們相比，中國崛起的速度更快、規模更大，但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是和平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成功融入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正如坎貝爾和拉特納承認的那樣，中國在已加入的國際機構中參與度非常高，例如亞太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二人指責中國沒有對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體系給予充分支持，甚至有時還試圖削弱它，而他們認為這個同盟體系是亞洲秩序的基石。然而，中國是被這個同盟體系排斥在外的國家，美國本來就不應指望中國順從於一個違背其國家利益的體系。
像坎貝爾和拉特納這樣的美國精英認為，目前的國際秩序賦予美國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其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權力，使其能夠用軍事手段強制執行華盛頓方面認為正確應用的國際規則。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並沒有給予美國這種行為任何合法性。聯合國憲章對國家主權做出了特別保障，這才是中國在與尼克松的美國修好後選擇加入的國際秩序; 北京方面從未接受美國在冷戰後對此國際秩序做出的修正——擴大了美國同盟體系的勢力，以至於其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攻擊入侵主權國家。
中美兩國應該而且必須進行合作，以確保21世紀是一個和平且有建設性的時代。中美雙邊關係有必要做出調整，但其基礎應該建立於對歷史和當代背景的正確理解之上。如果美國精英繼續認為自己的國家天然享有全球霸權，那麼美國只會加速自身的衰落。世界太大，太多發展中國家正在迎頭趕上，一個僅有3.25億人口的國家絕不會成為世界唯一的統治者。
但如果美國能放棄冷戰之後產生的的必勝主義，迴歸那些使20世紀成為“美國世紀”的國家特徵——重建國內社會凝聚力，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投資於未來——它便能夠在競爭愈發激烈的世界中脱穎而出，而無需把中國或其他國家樹立為自己的敵人。如果美國能夠給予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大國應有的尊重，承認兩國天然的影響力範圍，便有機會長期保持其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
（作者為上海風險投資家、政治學學者 李世默）
坎貝爾和拉特納的回應
在《思慮中國》一文中，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直截了當的論斷：美國對華政策，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對華政策，建立在相信中國將逐漸自由化並廣泛接受現有國際體系的基礎之上；但這些願望與中國實際的演變情況落差越來越大; 而這種落差呼喚我們對美國戰略重新進行評估。
以上幾篇對我們文章的回應都就如何理解和推動美中關係做出了深思熟慮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文章的歷史背景和遣詞用句受到了質疑，但核心論點幾乎沒有受到挑戰。
無可否認，如果我們的文章能在某些地方闡述得更清楚或更詳細會更好。確實，除去試圖塑造中國未來的野心之外，美國政策還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推動。儘管如此，我們堅持認為，美國在制定對華政策過程中深受一種假設的影響，即中國將朝某個方向發生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期望並非如芮效儉所説的那樣，僅僅是證明政策目標合理性的政治話語。
仔細閲讀我們的文章就會發現，某些條件反射式的批評是缺乏根據的。我們並沒有像托馬斯·克里斯滕森和帕特麗夏·金所説的那樣，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了。這種誤解部分源於我們原文省略了部分內容。我們本應更突出地強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成果，包括重塑冷戰態勢的偉大外交開放。不過我們的確提到了中美接觸產生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引導中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作出重要貢獻，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鮮的擁核雄心。批評者有理由將多邊氣變合作與海峽兩岸穩定説成是中美關係的成就，我們也同意環境與全球衞生是未來中美合作的重要領域。
儘管如此，即便中美兩國有着幾十年的外交往來和堅實的經濟關係，雙邊合作仍然艱難且範圍有限，除了某些雙方利益一致的特殊時刻之外很難持續下去。箇中有很多原因，但如今中國面對特朗普政府威脅採取懲罰性措施時，反而比過去幾十年面對更密集、更有禮有節的戰略接觸政策時更願意做出讓步（例如在朝鮮問題和貿易上），這很説明問題。這並不表示我們贊同特朗普總統的做法，只是要指出前幾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幾乎從未觸及中國的底線。未來的美國官員將不得不面對這個令人不舒服的現實。
我們從未説過美國的決策者過於天真或閉目塞聽。例如，與批評我們的人的論點相反，我們認為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基礎在於對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適度預期，而不是對中國立刻民主化的盲目樂觀。在我們看來，鑑於中國的發展道路存在太多不確定性，當時的許多評估其實是合理的。儘管如此，中國現在很明顯在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其方式是美國決策者未能預料或原本希望阻止的。
一些批評者要求我們更加耐心，認為中國的政治演化尚未完成，美國應努力專注於賦予中國的改革者以權力，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話來説就是“説服中國領導人”放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模式。然而，繼續按照美國希望中國成為的樣子而不是中國實際的樣子來設計政策，只會抑制美國有效應對中國挑戰的能力。雖然我們也認為中國人會從代議制中受益，但中國近期不可能發生變化。美國需要制定一套戰略，與一個在國內外都堅定反對自由主義的中國進行合作和競爭，儘管我們希望中國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非常同意艾倫·弗裏德伯格的觀察，即多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存在健康的爭論，其中不乏反對聲音警告稱，美國的決策建立在過分樂觀的預期之上。但這些反對意見沒有成為主流。在蘇聯解體、90年代中期台海危機、911襲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等重大事件發生後，美國多次迴歸此前的共識。然而，目前中美關係處於過去從未出現的緊要關頭，部分原因是美國不能再誤判中國的未來，其代價比前幾十年大得多。中國日益強大的實力與北京方面傾向於不按全球規範運用實力的行事方式表明，對中國的思慮是極其必要的。
對我們文章的部分反對意見集中於一點，擔心重新思考美國對華政策必然導致另一場冷戰。我們並沒有呼籲美國像遏制蘇聯那樣遏制中國，事實上，我們明確排除了孤立或削弱中國的做法，這樣的目標是是不明智的。有些評論者認為美國傳統對華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遏制政策，這恰好證明了當前的政策辯論嚴重缺乏新思想和戰略選擇。
此外，重新審視美國對華政策不等於贊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處理亞洲事務方式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即使其中大部分只具備雛形），但我們認為在貿易、同盟、人權和外交上秉持“美國優先”的態度，將導致美國面臨“熱衷對抗但缺乏競爭力”的風險。海內外分析人士應該將必要的對華政策辯論與對特朗普的批評區別看待。
我們同意王輯思和約瑟夫·奈的觀點，即美國實力有着強大的基礎。美國擁有一流的大學、創新型企業、有利的人口趨勢、強大的同盟關係以及豐富的能源資源，這些都為保護及推動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我們還認同，華盛頓當局應該解決國內政治失能、財政責任缺乏擔當以及收入不平等等問題，它們對美國未來的威脅不亞於任何外國勢力。
我們寫《思慮中國》的目的是質疑舊的共識，並引發各方就美國對華政策的指導性假設進行辯論，而不是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美國分析人士和決策者需要調整視角，努力看清新的現實。希望我們的文章和上面諸位作者的回應標誌着我們在朝這個方向邁進。
（觀察者網張成、莊藴菲、周然、何懿潔譯自《外交事務》，楊晗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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