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思鑫：國家興衰的第六種理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盛思鑫】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隨着全球政治經濟時局的不斷變化，特別是中美兩國在經貿和安全領域的博弈此起彼伏，有關中美兩國誰興誰衰的走勢判斷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讓人時常有“霧裏看花，水中望月”之感。當前，透析國家興衰的規律，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已經成為具有很強現實關照的宏大命題。

一、國家興衰的五種理論

解釋國家興衰的著作汗牛充棟，從中大體可歸納出五種理論：地理論、歷史論、制度論、技術論和文化論。

地理論強調地理因素與生態環境是導致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歷史論重視特定歷史進程或特定歷史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制度論傳統上重點關注的只是經濟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們注意到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交互關係對國家發展有深刻影響。技術論強調科學或管理技術因素在決定國家興衰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論認為，文化是影響國家興衰的顯要因素。此種看法最早可追溯至德國思想家馬克思•韋伯的研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新教倫理鼓勵勤勉工作並積累財富，主張禁慾和節儉，抵制驕奢淫逸與縱慾享樂，信眾以此方能確證自己是上帝選民，而此種文化恰好促進了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毋庸置疑，國家興衰的發展過程非常複雜，上述只包含一兩個因素的理論很難解釋清楚，更何況其中的很多因素還相互聯繫，理論之間並非涇渭分明。但僅僅將國家興衰的五種理論簡單糅雜在一起，也無助於形成一個簡單清晰的認識。

更為嚴重的缺陷是，已有的五種理論多是關注為什麼一些國家興盛的同時，另一些國家會衰敗。相較而言，已有研究對於一國的興衰更替規律缺乏研究，對於不同國家各自興衰更替的情形更少有比較，因此很難找出不同國家各自興衰發展歷程中的共同規律。

二、滿清盛世之道的另一種視角

秦漢以來，中國被少數民族完全統治主要發生在蒙元和滿清兩朝。二十四史也好，《資治通鑑》也罷，對治亂興衰的解讀基本秉承漢儒傳統，中國的歷史學家和學者們極少從蒙元和滿清統治者的角度來研究國家興衰之道，這就難免會受“漢族中心主義”的影響。

如果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滿清一朝統治者的“持盈保盛”之道及其失敗尤其值得研究，康乾盛世當時的GDP幾乎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人類歷史一個迄今尚未被超越的發展高峯。此外，乾隆時期中國疆域之廣和統治的民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傳統上認為，清朝這類少數民族政權之所以能夠成功統治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原地區，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漢化”，即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漢民族化以及採用漢族“正統”，通過尊崇儒學、採納漢制、開科取士、選用漢官等手段穩定和維持對漢民族和中原地區的統治。但是晚近這一主流觀點遭到挑戰。

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教授認為，“漢化”不過是滿清多元化民族統治策略中的一種，只是為了讓被統治的漢民族覺得自己像是被漢族統治着一樣，從而軟化漢族的抵抗意識。例如，乾隆帝在蒙古族人那裏是蒙古大汗的印象，在藏族地區則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文殊皇帝”，與此類似，他也努力在漢族人面前將自己塑造成儒家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乾隆皇帝佛裝像（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但是清朝統治者這種多面向並不意味着滿族放任喪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表明，滿清定都北京後，順治與康雍乾四朝，皇帝們都非常注重維持滿洲政權能夠入主中原的成功之道，即重視滿族人使用滿語並鞏固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與禮儀，強化八旗軍事體制與保持尚武精神，以及繼續推崇簡單淳樸的生活方式。

但是，清朝的統治者長期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一方面，為了維持對漢族人的統治，他們不得不採用漢化的形象與策略。但另一方面，漢化的形象與策略也使得滿族人更容易被“漢化”，這與維持“滿洲之道”的努力背道而馳。如此一來，統治者不得不在漢化策略與維持“滿洲之道”間艱難地平衡。滿清的康乾盛世的確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平衡中建立起來的。

如同坐着一輛天使與魔鬼並駕的馬車，這種平衡很不容易維持，尤其當大多數滿族人居住在以漢族為主的城市時，他們很容易習慣城市漢人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統治者尋求這種平衡的努力也會帶來自身的矛盾面向。

例如：一方面，乾隆帝時常警示滿族大臣和八旗子弟，數世紀前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之所以覆亡，是因為統治階層接受了漢人奢侈享樂的生活方式才導致建國傳統和民族特性的丟失；另一方面，乾隆帝的若干次“南巡”在漢族人看來屬於崇尚享樂，甚至被批評為驕奢淫逸與勞民傷財，但“南巡”特別是乾隆八次巡遊山東仍可以理解為乾隆的“漢化”策略。

在上述兩個相互矛盾的過程中，乾隆本人的確也受到了漢文化中負面因素的影響，他因無法抵抗人性中“惡”的力量牽引而在晚年變得驕奢淫逸，從而打破了他自己想要建立的平衡，清朝於是開始走向衰敗。

馬上得天下者固然不能在馬上治天下，但對於統治階層而言，保持當年馬上得天下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態同樣事關興衰。正如成吉思汗所説，當蒙古族人都搬出蒙古包而住進泥土做的房子裏時，那麼他一手締造的帝國也將走向毀滅。

三、國家發展的道德悖論

現代社會已沒有皇帝，政權更替在民主社會也不再靠武力。在當今世界中，國家的興衰更多體現在經濟發展上，但是執政黨或統治階層所面臨的困境其實和上述清朝的情形沒有本質差別。早在18世紀初，荷蘭學者伯納德·曼德維爾便發現國家的經濟是靠奢侈、嫉妒和慾望等私人的惡德所推動的，正如他的詩歌所唱：

奢侈驅使百萬窮漢勞作；

可憎的傲慢又養活着另外一百萬窮漢。

嫉妒和虛榮，是產業的獎勵者；

其產物正是食物、傢俱和衣服的變化無常，

這種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惡德，

竟然成為迴轉商業的車輪。

曼德維爾試圖證明，國家只有順應而不是壓制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與大眾福利。他甚至認為道德只是人的自私本性適應生存環境的產物。換言之，只有當有利於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等利益時，道德才有可能產生並得以維繫，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為他人服務的落腳點其實還是在“我”上。曼德維爾的觀點後來被亞當•斯密所吸收而形成所謂“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思想，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引起了持續的爭議。

曼德維爾

對照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曼德維爾思想的深刻性顯露無疑。當前全球普遍鼓勵不斷創新，提倡個性化生產以及產品的更新換代，刺激消費在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是仔細想想，很多所謂的創新、個性化產品以及產品的更新換代並非總是必要的。它們不僅會導致資源浪費，而且也會加劇虛榮和攀比等不平衡的社會心理，不過這些矛盾卻成為企業發展、就業穩定和國家經濟繁榮的一種需要。

換句話説，今天主要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依靠對消費者自主權利的漠視或侵犯，來自於對各種資源的浪費而非節約上。不過，曼德維爾沒有認識到，道德衰敗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有很強的負面效應，包括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經濟長遠發展受損。一個較好的例證是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與環境破壞，這其實就是一個道德衰敗的問題，環境的污染説到底是因為人心的染污。

現代人的幸運在於擁有前人所不擁有的知識和技術，它們給現代人帶來了生活的便利與享受。但不幸的是，這些知識和技術也容易臣服於人類對於金錢和物質的追求，而並非致力於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生存的環境。

任何知識和技術，如果會使得國家和企業家減少物質財富，即便它們可以為社會和民眾總體帶來更大的福利，那麼這種知識和技術也必然傾向於被壓制甚至會被扼殺。但是如果它們可以幫助國家和企業家獲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則即便它們可能會給整個人類帶來難以控制的風險，那麼這種知識和技術也必然將會被鼓勵而最終會被傳播開來。這也是人類今天之所以會面臨許多危機的根本原因。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國家發展的道德悖論同樣存在。如果國家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導致戰鬥精神的削弱，那麼先進文明被不先進文明摧毀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正如俾斯麥在十九世紀所指出的，強國因良知的顧忌而軟弱，弱國卻因膽大包天而強悍。

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所謂的“偽人道主義”，他認為最講人道主義、最熱衷於國內進步的國家，與不顧及他人利益的國家相比，往往趨向虛弱。以此來看，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是羅斯福的忠實信徒。美國也一直強調，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該保持軍事力量在全球範圍內的威懾能力與打擊能力。

四、國家興衰的第六種理論？

由上述分析可見，人性的因素對於國家興衰的影響深刻而顯著，或許可以考慮將“人性論”作為國家興衰的第六種理論。清朝初年的君主們對於“滿洲之道”的重視實質上是提倡滿族人自我剋制，這與新教倫理對禁慾的強調類似，都可看作是對人性中慣有之力量的一種抵抗。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與建國乃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最基本的一條經驗其實也是艱苦奮鬥少享樂、勤勞節儉多積累，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人性的自我剋制？十九大報告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重點強調，實際也是呼籲執政黨永葆“創業精神”，繼續克己奉公，為人民福祉和國家發展更好服務。

以此作為對照，歐洲一些國家近來呈現衰落跡象的一個新解釋是：隨着世俗化的發展，過去西方之宗教對於人性的約束力日漸衰微；民主體制取悦選民的一般性手段是承諾增加福利，而這種“慣壞”選民的手段具有相當大的剛性，會難以逆轉地誘發人性中各種消極懶惰的因素；另外，歐盟移民政策的開放性，導致大量希望享受高福利和就業機會的人羣湧入歐洲發達國家，這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生態。如同中國老話“坐吃山空”，消費總是大於收入，終究會陷入窮困的境地。

如果我們接受馬克思《資本論》有關“人的一般本性”和“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的重要區分，那麼國家興衰的人性論將至少包含三個方面。

一是統治階層（或執政黨）和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層（主要是資本家和企業家）始終需要對抗“人的一般本性”，即強調自我剋制而顯現“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的一些特點。

用馬克思分析資本家自我剋制的話來説，即是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剋制，少吃少喝少消費，這樣才能積攢資本並使得資本越來越大。但是也因為這樣的要求違背“人的一般本性”，故而很難持久地保持。即便第一代能夠保持，但也往往“富不過三代”，“非人性”的東西畢竟很難遺傳或傳承。從這點上來説，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之一即是長期重視黨的建設，讓黨員幹部保持“自我剋制”。

二是國家的興盛需要通過採取各種手段，隨順和利用社會大眾身上“人的一般本性”中對發展有利的因素，但同時也要抑制“人的一般本性”中對發展不利的消極因素，並且總是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

從人性的角度來説，新加坡“鼓勵先進、不養懶人”的發展經驗，可以理解成在激發人的貪慾和保持人的上進心之間保持平衡。另外，文學家王鼎鈞先生在《黑暗聖經》中提到過一個小故事，也可以對此種平衡予以説明：一個公司有25人，但是每天卻只有10碗飯可以分，有4人可以吃到滿碗，其餘21人分食剩下的6碗，但是公司保證這21個人每天都有希望吃到滿滿的一碗。如果能吃到滿碗飯的人總是固定的，剩下的人看不到希望，就會選擇離開甚至是造反。如果大家吃的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公司肯定也很難發展起來。

三是國家興衰五種理論中的文化因素、地理因素、歷史因素、制度因素、技術因素都會對“人的一般本性”造成影響，從而顯現“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

也正是由於這五種因素的發展，特別是制度和技術因素所發生的變化，往往使得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統治階層（或執政黨）和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層很難保持長期的自我剋制，同時社會大眾也很難在前文所説的道德悖論中長久地保持住一個平衡的狀態，即人性中“惡”的方面在促進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至於損害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中國古代所重視的“中庸之道”實在是非常深刻的大智慧。

總而言之，國家盛極必衰是人性中藴藏的一般規律。人性論提供了一個觀察國家興衰的新角度，而且揭示了國家發展在不同階層人性方面的具體表現，以及一個國家很難可持續發展的原因。

因此，國家興衰的人性論呼籲站在國家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高度，對人性持續地進行觀察、研究、反思、教育和引導，充分認識並且利用其他因素對人性的影響，從而促進國家強盛或避免國家衰落。這對於促進國家的發展以及思考和研判其他國家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啓發性和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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