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小問題，大歷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永曆西狩”
明清之際的南明永曆朝廷，從建立伊始就處於不斷的播遷之中，從廣東轉移到廣西、貴州、雲南，最後流亡到緬甸。這一皇帝流亡國外的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永曆朝廷為何要選擇這樣的西遷流亡路線？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用新的眼光來看問題，從“小問題”可以看到“大歷史”。
南明永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禎年間受封為永明王，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呂大器、陳子壯等人擁戴為監國，接着稱帝於廣東肇慶，年號永曆。他在位15年，輾轉於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各地，最後逃入緬甸，為吳三桂索回，絞殺於昆明。在中國古代，皇帝流亡被稱為“巡狩”，因此永曆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曆西狩”了。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屢見不鮮。不過像永曆帝這樣，從廣東一路“西狩”到了國外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這個空前絕後的歷史事件，很值得我們注意。
一、“西狩”：永曆朝廷的唯一選擇嗎？
因為無法抵禦清軍，永曆朝廷只能不斷播遷。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曆朝廷還有其他的選項。
首先，永曆朝廷可以東遷，投靠控制枱海地區的鄭氏集團。
經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經營，到了永曆時期，鄭氏集團成為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在明亡之後成為東亞世界唯一能夠對清朝構成重大威脅的力量。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南明永曆十二年），鄭成功率17萬大軍與浙東張煌言部會師，大舉北伐。大軍進入長江之前，於洋山海域遭遇颶風，損失慘重，只得退回廈門。次年鄭成功再次率大軍北伐，會同張煌言部隊順利進入長江，勢如破竹，包圍南京，一時江南震動。後因鄭成功輕敵，遭到清軍突襲，大敗後撤，試圖攻取崇明作為再次進入長江的陣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軍退回廈門。隨後收復台灣，作為抗清的根據地。鄭氏集團在明亡後能夠抗衡清朝達二三十年之久，可見其實力之強。
鄭成功及其子孫始終支持永曆朝廷。1649年（清順治六年、南明永曆三年），鄭成功宣佈奉永曆年號為正朔，永曆帝隨即冊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其子孫也一直保持着這個頭銜。鄭氏集團在控制地區鑄造和使用“永曆通寶”，表示對永曆朝廷的承認。
對於永曆朝廷來説，東遷台海不僅路途近，而且比較安全。永曆初期，廣東在李成棟的控制之下。李成棟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後，官至廣東提督。他後來反清，歸順永曆帝政權，在肇慶修治宮殿，重建官署，修復城防，填充儀衞，使得“朝廷始有章紀”。1648年11月，永曆帝駕臨肇慶，託庇於李成棟的武力保護。如果李成棟無法抵禦清軍，那麼由廣東東渡到台灣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清軍大舉南下，形勢緊急。永曆帝召羣臣商議，即有人主張到李成棟義子李元胤那裏去，李元胤也上書奏請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張渡海依靠鄭成功，或者主張進入安南避難。
因此，對於永曆朝廷來説，流亡到台海，投靠鄭氏集團，在鄭氏集團的武力庇護之下生存，應當説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其次，永曆朝廷也可以南遷，從廣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羅。
安南和明朝的關係頗為複雜，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好的時候居多。永曆朝廷建立後，安南使臣阮仁政前來廣西，拜見新即位的永曆帝。永曆帝遣翰林潘琦與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冊封后黎朝的太上皇為安南國王。永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鎮南關，後黎朝派禮部尚書阮宜、户部侍郎阮壽春等接至升龍（今河內），行頒封禮。永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廣州，永曆帝自肇慶逃至南寧。永曆五年（1651年）二月，永曆帝從南寧遣使敕諭後黎朝，令其資矢、象、糧、銃，以助恢剿。該年十月，永曆使臣再至冊封后黎實權派鄭氏清王為安南副國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寧，就有大臣議去安南。隨着清朝控制中國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權態度逐步轉變。但安南高平一帶的莫氏政權仍與南明保持密切關係。永曆十二年南明光澤王朱儼鐵、總兵楊祥等逃入高平地界，與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時南明德陽王朱至睿與太監黃應麟等也居於高平，並與莫氏盟誓共同抗清。永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孫可望擬派人把永曆朝廷遷移到雲南廣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廣南府，路不靖，遂斷此議。永**歷帝出逃後，李定國南退撤至中、老、越邊境，後盤桓於安南境界。如果永曆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國的幫助。**由此可見，安南確實是選項之一。
暹羅與明朝關係一直很友好。據中國史籍記載，從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啓三年（1623年）的253年間，暹羅遣使來華訪問達105次之多，居亞洲國家的首位。明朝遣使訪問暹羅也達19次之多。直到明朝滅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禎十六年），暹羅還遣使入貢②。永曆十三年（1559年）初，雲南失陷，永曆帝出逃。永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羅派使者六十多人來聯絡永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國，請他移軍景線暫時休整，然後暹羅提供象、馬，幫助他對抗清軍，收復雲南。使者除帶來豐厚禮物外，還取出明神宗時所給敕書、勘合，表示對明朝眷戀之情，並且告知李定國：“前者八十二人駕隨，流落在我國，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銀三錢。”李定國對暹羅非常感激，盛情款待來使，派兵部主事張心和等十餘人同往暹羅聯絡。因此，在此之前永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羅，也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永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東、向南和向西的諸多選項。在這些選項中，西遷實際上是最差的一個。
西遷的第一步是到雲南地區，再進一步到緬甸。那麼，明代雲南地區與緬甸的情況如何？對於永曆朝廷來説，流亡雲南地區與緬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羅更安全、更保險呢？
明代雲南是一個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即使到了明代後期，少數民族依然是雲南人口的主體。嘉靖時人桂粵、陳全之和萬曆時人王士性都説雲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葢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大抵雲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直到明末清初，顧炎武、孫承澤仍然説雲南人口中“漢人三之，夷人七之”。這些漢人主要是衞所軍人及其家屬，即如王士性所言：“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佈列州府，其為中華人，惟各衞所戍夫耳。”
佔雲南人口大多數的各少數民族，他們和明朝政府的關係很複雜。明朝在雲南的統治主要依靠人數有限的衞所軍人。到了明代中後期，衞所制度已經衰敗甚至名存實亡，因此明朝在雲南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亂，奪取了雲南首府昆明，世守雲南的黔國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來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個雲南都歸附了沙定洲。永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龐大兵力，將楚雄城層層包圍，圍困八十餘天，城中彈盡糧絕，幾乎失陷。永曆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國率兵進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亂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亂靠的是李定國率領的大西軍餘部。不僅如此，永曆朝廷西遷到貴州後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軍餘部。大西軍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永曆帝來説也有深仇大恨。崇禎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率部攻陷衡陽，桂王朱常灜攜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倉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於梧州，朱由楥繼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繼桂王之位。因此，可謂是既有國仇，又有家仇。
因此，**對於風雨飄搖的永曆朝廷來説，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軍餘部，無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選擇。**大西軍餘部首領孫可望對永曆朝廷的態度也充分表明了這一點。1652年（南明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孫可望把永曆帝安置到貴州安隆所。永曆帝為擺脱控制，和吳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謀，企圖翦除孫可望等人的勢力。密謀被發現，孫可望殺害了這些大臣。孫可望自己住在貴陽，設立了內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制訂朝儀，為將來篡位做準備。
在此情況下，永曆朝廷流亡到雲南，在宿敵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區，在鄭成功的庇護下繼續存在，所冒的風險要大得多。
中國雲南毗鄰緬甸，如果永曆朝廷最後走投無路，可以繼續向西，流亡到緬甸。但在中南半島的三個強國（安南、暹羅和緬甸）中，緬甸與明朝的關係最差。永曆朝廷在明代中後期（嘉靖到萬曆年間），緬甸不斷對明朝發動戰爭，前後持續了半個世紀。這場戰爭規模、強度都很大，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緬甸兩次大規模入侵，出動的軍隊每次都達三十萬人（或者號稱三十萬人）。從兵力投入來説，堪與差不多同時席捲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作戰一方的兵力總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説，在明朝的南方鄰國中，緬甸是和明朝關係最差的國家。
那麼，永曆朝廷為何還要向西流亡呢？
二、雲南：為何成為南明政權最後指望的“復興基地”？
永曆政權遷移到何處，並非永曆帝及其小朝廷自身所能夠決定的。永曆朝廷本是依靠以瞿式耜為首的華南明朝殘餘勢力擁立的，而瞿式耜是反對永曆朝廷西遷的。1649年（南明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清軍攻佔湖南，瞿式耜被殺，永曆帝先逃到梧州，又逃南寧。這時可以依靠的只有大西軍餘部了。此時的大西軍餘部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大將率領，從四川撤退到雲貴。四大將又以孫可望為首。1647年（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二月，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在貴陽附近的定番開會，商討大西軍今後的出路和策略。孫可望主張繼續與明朝作對，撤到廣東南嶺一帶，建立地盤。如果形勢惡化，則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國則力主聯明抗清，西進雲南，建立根據地，恢復明朝江山。雙方發生激烈爭議，以致李定國拔劍欲自刎。眾將奪下劍，撕破戰旗為其裹傷，並一致表示接受李定國的意見。孫可望見狀，只得收回己見。但是1651年（南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初，永曆帝派使臣前往貴州封孫可望為冀王，但孫卻表示不接受。李定國等勸孫可望與永曆朝廷談判，孫表面答應，暗地卻派出精兵赴南寧，殺死永曆朝廷的五大臣，逼迫永曆帝改封他為地位更高的秦王。年底南寧陷落。次年正月，孫可望派人將永曆帝接到貴州偏僻山區的安隆千户所，改名安龍府。永曆帝允許孫可望對今後的大小戰事都可以先斬後奏。同時，永曆朝廷中的權臣馬吉翔也不希望去投靠鄭氏集團。這樣，永曆朝廷決定與大西軍餘部聯合。
孫可望有野心，意圖以貴州和雲南為基地，自立為帝。因此他對永曆朝廷苛刻，蓄意改稱“安龍”為“安籠”，意思是永曆朝廷只不過是“籠”中之“鳥”。真正擁戴永曆朝廷的是李定國。永曆十年（1656年）三月，兵敗廣東新會的李定國率部至貴州，將永曆帝從安籠遷到了昆明。因此，永曆朝廷西遷，絕非走投無路時的病急亂投醫之舉。
當永曆朝廷不得不選擇流亡地時，李定國提出西進雲南的方針。**永曆“西狩”主要是李定國的決定。**此外，永曆小朝廷裏的權臣馬吉翔、太監龐天壽也主張西遷。馬吉翔是貴州人，不希望投靠鄭成功。馬、龐與孫可望有交情，孫的主要勢力在貴州。永曆帝不願去投靠孫可望，又認為到海邊路途遙遠。他將此事交朝臣商議，仍然難以決定。後來李定國派兵保護永曆帝進駐雲南。馬吉翔大力拉攏李定國，取得李定國的信任，於是推薦馬吉翔入內閣辦事，馬吉翔也乘機挾李定國之勢以制朝廷，要求遵照李定國決定，遷往雲南，永曆朝廷也只能順從。
為什麼李定國要選擇雲南呢？主要因為雲南是他的地盤。他在雲南經營了數年，並訓練出三萬人的軍隊，這是他依靠的基本武力。不僅如此，從歷史和現狀來看，雲南也可能真的是復興明朝的唯一基地。
中國歷史上的外患主要來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國中央王朝從來沒有遇到來自南方的威脅。但是到了唐代，這種威脅出現了。南詔興起於雲南，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強國。
南詔的兩大鄰國唐朝與吐蕃都是強國。南詔向東、北兩個方向發展都遇到困難，因此積極向南、西兩個方向發展。南詔設置了開南、銀生和麗水三節度，統治着中南半島的許多地區。沈曾植説：“開南、安西所部，遠皆達於南海。以《地理志》所記通天竺路互證，知非誇辭不實者。蓋驃之屬國，皆為南詔屬國矣。”可見南詔勢力範圍一直達到南海。南詔軍隊還與女王國、崑崙國發生衝突，到過真臘國（今柬埔寨）。南詔的疆域“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換言之，其疆域東面包括兩爨（雲南），東南到達安南，西北連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國（國都在今泰國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驃國（政治中心在今緬甸曼德勒一帶）接界，北抵大渡河，東北抵黔、巫（今貴州和四川的長江南岸），儼然成為中南半島上的超級強權。
南詔強大起來後，與吐蕃和唐朝進行過多次戰爭。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詔大舉進攻西川（亦稱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詔軍佔領了成都外城，雖然未能攻入內城，但退兵時，把成都各種技術工匠連同家人都掠到南詔，人數達數萬人。兩年後，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要求南詔放回被虜的人，南詔放回了四千人。鹹通十年（869年），南詔軍第二次進攻西川，與唐軍大戰，雖然最後被擊敗，但戰爭對益州造成了重大損害。不僅如此，鹹通元年（860年），南詔出兵東下，攻破唐朝安南都護府的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內市）。唐軍不久後收復安南。但三年之後，南詔再次攻破交趾，唐軍退守嶺南。南詔兩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調用重兵鎮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導致“龐勳之亂”，嚴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導致最終滅亡。陳寅恪指出：“自鹹通以後，南詔侵邊，影響唐財政及內亂，頗輿明季之‘遼餉’及流寇相類，此誠外患與內亂互相關係之顯着例證也。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時溥復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史家推跡龐勳之作亂，由於南詔之侵遏，而勳之根據所在適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南詔畫卷
**南詔衰落後，大理國代之而起。**大理國也是中南半島地區的強國，其疆域“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裏而近”,。大致説來，與南詔國基本相同，包括了今雲南省和川西南地區，以及今緬甸東北部、老撾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區。大理國與宋朝始終保持着較好的關係，兩國之間始終未發生過戰爭。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大理是一個弱小國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國出動二十萬大軍進攻安南國。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國的王位繼承之爭。安南國王李乾德有一庶子，從小被送入大理國寄養，改名趙智之。紹興八年安南國王李陽煥死，大理國派軍隊護送趙智之歸國，與宋朝支持的嗣子李天祚爭奪王位-。
從公元738年南詔皮邏閣統一六詔至1253年大理國滅亡的五個世紀中，雲南一直是中國西南部和中南半島上超級強權。元朝滅了大理國後，雲南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從而以往幾百年的南方威脅也隨之消失。
雲南被元朝納入版圖後，依然保持着一種相當特殊的地位。元代雲南的實際統治者是元朝的梁王和大理國王室後裔段氏。梁王以昆明為其統治中心，段氏則以大理為其統治中心。元朝滅亡後，元順帝逃到漠北，與新建立的明朝對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仍奉元朝正朔，服從北元的命令。段氏則處於半獨立狀態，與梁王政權之間不時發生武裝衝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徵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率大軍三十萬徵雲南，梁王派遣達裏麻將兵十萬屯曲靖抗拒。經過激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梁王兵敗自殺。因此雲南是明朝統一的最後一個地區。
明代雲南依然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潛力。雲南西南邊疆的麓川（今瑞麗一帶）撣族政權在元代興起，到了元末明初發展成為強大的地方政權，與明朝和緬甸都曾多次發生戰爭。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統十三年（1448年），明朝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征討，大小戰事不計其數。
明代雲南還在經濟上擁有一種中國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優勢：白銀。在明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的“白銀化”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由於對白銀需求巨大，全國到處都在積極尋找銀礦，但是只有在雲南取得較好的結果。明代後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説：“採礦事惟滇為善。……他省之礦，所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滇中之礦，所謂‘積兔在市，過者不顧’也。”明末大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説：全國產銀的省份，除了雲南外，還有浙江、福建、江西、湖廣、貴州、河南、四川、甘肅八省。“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惟滇中可行也”。由於雲南是全國最大的白銀產地，手裏握有大量“硬通貨”，當然經濟實力也頗為可觀。正因如此，明朝寧可放棄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始終是中國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一個行政區、到了明朝又重新恢復主權達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願放棄元代以前長期獨立的雲南。
明代雲南銀錠
此外，雖然漢人在明代雲南是“少數民族”，但是在政治方面卻居於統治地位。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雲南漢人對朝廷表現出罕見的忠誠。**弘光帝敕監軍監察御史陳藎來雲南徵兵,“意在匡復”大明江山。《明末滇南紀略“滇南總論”》載陳藎到達雲南後“徵兵於各土司”。不到一年的時間，即調募近二萬人。當永曆朝廷最後從昆明出逃時，出發時竟有數十萬人哭泣隨行。
因此，上述情況使得雲南成為永曆朝廷流亡的最佳選擇。李定國之所以選擇雲南為永曆朝廷的流亡目的地，應當是考慮到了這些情況。
三、緬甸：為什麼成為南明政權最後的棲身之所？
如前所言，對於永曆朝廷來説，如果最後不得不流亡外國，選項有安南、暹羅和緬甸。與安南、暹羅相比，緬甸無疑是最差的選項。
南詔、大理的相繼滅亡，造成了中南半島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原先在南詔、大理威懾之下的安南、緬甸得以乘機發展。到了15—17世紀中期，安南、緬甸以及暹羅興起，積極向外擴張，成為中南半島的新興強權。
1531年，緬甸東籲土邦領袖莽應龍建立了東籲王朝，在之後的二十年完成了緬甸的第二次統一。東籲王朝是緬甸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在其鼎盛時，國土東到老撾的萬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爾，南到印度洋，北到今中緬邊境的九個撣族土邦，佔據了大半個中南半島。東籲王朝強盛起來後，四處征戰。**1556年，緬甸軍隊佔領今泰國北部的蘭那泰王國。蘭那泰是通往暹羅和老撾的重要跳板，也是進入明朝領土的另一條途徑。**此時暹羅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撾都無力和緬甸抗爭。莽應龍率軍進入老撾本土，大肆劫掠，並奪取了明朝封給老撾國王的官印。位於老撾北方、在今雲南省境內的車裏國也表示臣服。緬甸的勢力滲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應龍率軍於1563年大舉進攻暹羅，大敗暹軍，勢如破竹。暹羅國王摩訶查克臘帕克被迫與莽應龍訂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戰的王儲拉梅萱等為質，向緬甸進貢，暹羅遂淪為緬甸的保護國。然後，莽應龍回師攻打蘭那泰和老撾，前後共征剿了八次之多。1567年，莽應龍向暹羅國王摩訶查克臘帕克求婚未遂，勃然大怒，於是發兵進攻暹羅，所調動軍隊的數量竟然號稱有90萬之眾。1568年11月緬軍包圍阿瑜陀耶城，1569年8月攻克。攻下之後，處死了暹羅國王。在進行了大肆劫掠之後，將阿瑜陀耶的臣民掠走，帶回緬甸，只留下不到一萬的居民，為之設立了傀儡國王。從此，緬甸對暹羅進行了長達15年的統治。
莽應龍像
莽應龍死後，緬甸內亂。莽應龍幼子良淵侯（1600—1605年在位）保住了上緬甸半壁河山。繼其王位的阿那畢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復了下緬甸失地，並於1613年收復了被葡萄牙人佔領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驅逐出緬甸。他隆執政時（1629—1648年），緬甸又變得強大起來。
緬甸在向東擴展時，也積極北進，與明朝發生了長期而激烈的衝突。
從1584年到1593年，緬王莽應裏連續五次發動侵略暹羅的戰爭。由於緬軍主力用於對暹作戰，因此對明朝的攻擊減少了。從萬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緬邊境一度趨於平靜。但是到了萬曆三十年（1602年），**為了奪取孟密等地的開採玉石的礦井，緬甸出動十幾萬軍隊進攻蠻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敵，逃入騰越求援，緬軍追至離騰越只有三十里的黃連關。**在緬軍兵臨城下、城內守軍人少無力擊退敵軍的情況下，雲南副使漆文昌、參將孔憲卿只得殺了思正向緬軍求和。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緬軍三十萬進攻木邦，木邦失陷。此後，中緬戰爭才基本上停止。
由於明朝在戰爭中失利，明初設立的孟養、木邦、緬甸、八百、老撾、古喇、底兀刺、底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均為緬甸控制，緬甸由此大大擴大了疆域。明朝人沈德符對此作了深刻的總結，説：“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為西南第一逋逃藪，識者憂之。…雲南所統，自府州縣外，被聲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剌靖安三尉，久為緬所奪，滇中可以調遣者，惟車裏等五夷，並緬甸為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盡入緬輿圖中，他時南中倘有徵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寶之李宓全軍俱覆，非有車耶？”
由此看來，在中南半島三個強國中，緬甸的武力最強，領土最大。如果永曆朝廷要找一個庇護者的話，緬甸無疑比安南、暹羅更有資格入選。
1658年（永曆十二年）年底，清兵從四川、貴州、廣西三路猛攻雲南。李定國督帥兵馬分三路堵御，結果全線潰退，敗歸雲南，請永曆帝出逃。逃亡何處？朝臣意見分歧很大。沐天波建議西走緬甸，馬吉翔和掌司禮監太監李國泰都贊同，李定國也贊成了這個主張。沐氏家族受明廷之命治理雲南，前後12代，為時264年。他們對主要鄰國安南、暹羅和緬甸的情況都比較瞭解。李定國等人採納沐天波的建議，並非沒有道理。由上可見，“永曆西狩”是李定國基於明代人對雲南地區和緬甸歷史與現狀的瞭解而做出的選擇。在當時的局勢下，這無疑是最佳選擇。
四、中國雲南和緬甸：為何難以挽救永曆朝廷？
中國雲南不僅擁有支撐抗清戰爭的物質潛力，而且控制雲南的李定國是一位優秀的軍事領袖。李定國擁有一支精鋭的部隊，成為抗清的主力。顧誠説：“李定國在…清初是抗擊滿洲貴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統治的傑出統帥。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在明清之際各方面的人物當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顆巨星，其他任何人都無從望其項背。”顧氏對另外一位抗清領袖鄭成功則作了如下評價：“鄭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鄭成功的復明是以他自己為首的‘明’，在西南永曆朝廷明軍兵勢尚盛時，他決不肯出兵配合作戰。”這裏姑不論顧氏的評價是否正確，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永曆旗號下積聚的各抗清勢力中，李定國是永曆政權最堅定的支持者。這一點，對於仰人鼻息的永曆朝廷至為關鍵。此外，與中國接壤的安南與緬甸兩國，安南處於分裂狀態，各政權之間相互混戰，其中比較強大的後黎政權及廣南政權到了1657年（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左右，已對南明政權不太友好，而對南明態度較好的莫氏政權，力量又很微弱。與此相較，緬甸雖然也陷入內亂，但情況比安南還是好得多。因此，相對於其他選項來説，雲南地區和緬甸確實是永曆朝廷流亡時所能做出的最佳選擇。
明清史專家顧誠
然而，這裏要指出的是，在此時期中，雲南地區和緬甸的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雲南地區在與緬甸的幾十年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雲南西部地區遭到緬甸不斷入侵。緬軍所到之處，“殺掠無算，大肆破壞”，“三宣（宣慰司）素號富庶，實騰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凋敝不振。”沙定洲之亂則嚴重破壞了雲南的東部和南部地區。雲南南部和中部地區都被沙定洲佔領，連省城昆明也被佔領達555天。“（定洲）據省城，逐黔國，流毒兩迤，先後死難者三十餘萬人。”其部下王塑、李日芳攻下大理、蒙自後，“屠殺以萬計”。沙氏部隊無紀律，濫殺無辜，搶劫財物，連黔國公府也被焚燬。由於戰亂，雲南已殘破不堪，無力抵抗清軍。
在緬甸方面，多年征戰的結果，不僅使得國力消耗，而且國內各族之間矛盾日益尖鋭。同時，緬甸政府的橫徵暴斂，連東籲王朝的立國之本阿赫木旦階層也難以承受;不少人賣身為奴以逃避徭役，步兵、槍兵、騎兵、轎伕等都有不少人負債累累，有的要求成為王公大人的奴隸。統治集團內為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也越演越烈。在17世紀的頭六十年中，至少有3起王室成員的謀反事件。1661年，緬甸發生宮廷政變，平達格力被殺，其弟莽白繼位為王，混亂狀態逐漸平息下來，但國勢已難振興。東北部重鎮清邁被宿敵暹羅奪取。在這樣的情況下，永曆朝廷流亡到雲南地區和緬甸，肯定不會得到預期的結果。
由於內亂，緬甸對永曆朝廷流亡來緬也充滿疑懼。**永曆朝廷逃到雲南後，向位於中緬邊疆的興威<和孟卯（今雲南省瑞麗）的土司要求提供人力和糧食。緬王平達格力得知，派兵幫助這些土司進行抵制。永曆朝廷逃到緬甸八莫後，即被緬甸解除武裝，安置在緬甸都城阿瓦附近的赫硜，寄人籬下，處境艱難。李定國得知後，和白文選分別率軍進入孟定、孟艮、木邦一帶，力圖進行解救。**1659年4月，白文選率數萬軍隊進入緬甸，“殺緬兵四五萬人”“緬人大恐”。1660年9月和1661年初，李定國和白文選又兩次率軍入緬“迎駕”，逼近阿瓦，與緬軍大戰於洞帕、象腿等地。三年之中，李、白部隊幾萬人數次入緬作戰，從阿瓦城下和遠至南方的蒲甘的廣大地區都遭到了破壞。這進一步引起緬甸官員對永曆朝廷的不滿。
1911年雲南都督蔡鍔以“三迤士民”名義豎立的“明永曆帝殉國處碑”
1661年（南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吳三桂率軍攻下雲南地區，隨後率十萬大軍進入緬甸，逼其交出永曆帝。緬甸此時無力抵禦清軍，只好同意引渡永曆帝，以換取清軍撤兵。次年，吳三桂在昆明篦子坡縊殺永曆帝，南明最終滅亡。**此時還在雲南西南部抵抗清軍的李定國，聞訊後悲憤成疾，於該年六月在勐臘病逝。至此，“永曆西狩”的故事也劃上了句號。
五、結語
傳統的中國史研究有兩大缺陷：第一，主要着眼於“中原”（包括黃河和長江兩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區）之歷史。一個政權一旦掌握了這些地區，就成為歷史的“中心”，其他地區（特別是邊遠地區）則是無關緊要的“邊緣”，那裏發生了什麼，似乎對中國歷史發展並無多大影響。第二，主要着眼於中國本身歷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於西方入侵，中國史研究也隨之重視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但中國周邊的國家與地區對中國的影響則被漠視。這些陳舊的看法，導致了我們對歷史認識的偏頗。由於這種偏頗，像“永曆西狩”這樣的事件，在許多人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然而，中國是由多個地區組成的，“中原”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區的歷史也應受到同樣重視；其次，中國是世界的一個部分，不能把中國從世界中剝離出來，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區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有重大影響。
在“永曆西狩”這個時期，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世界各地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費爾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説：十五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從此以後，舊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觸，藉由將大西洋從屏障轉成通道的過程，把過去分立的文明結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實的全球歷史——真正的‘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在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裏共振共鳴，思想和貿易引發的效應越過重洋，就像蝴蝶拍動翅膀擾動了空氣”。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由於全球化的進展，各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與此相伴的是糾紛也越來越多。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之一，戰爭也越來越頻繁。與此同時，隨着各國之間交流的增多，先進的軍事技術出現後，也得以迅速傳遍世界許多地區，形成全球性的互動。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軍事技術的全球化”，簡稱軍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説，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是聯手進入“近代早期”的世界。這對東亞地區的政治、軍事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從這樣的眼光來看“永曆西狩”，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後隱藏着的大歷史。“永曆西狩”這件事本身，似乎不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沒有實力的小朝廷，在華南和西南的窮鄉僻壤東遊西蕩十多年，最後在許多人心目中的蠻荒之地的緬甸終結。在那些持有“中原中心”和“中國中心”觀的學者眼中，這確實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然而，從全球史的眼光來看，“永曆西狩”這一事件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皇帝流亡外國”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而且也在於這個事件標誌着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之覆滅和東亞世界整個格局的劇變，因此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永曆政權存在的時期，在中國和東亞世界並存着多種政治軍事力量。如果把每一種力量當做一根線條，那麼可以看到在當時中國以及東亞世界並存着多股粗大的線條。清朝方面，有入關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鐸、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殘餘勢力（如吳三桂等）和大順軍餘部（如李成棟等）等；南明方面，有弘光、魯王、隆武政權的殘餘勢力（如瞿式耜、何騰蛟、張煌言、馬吉翔等）、地方勢力（如沐天波等）、鄭氏集團、叛清擁明勢力（如李成棟父子等）、由反明轉為擁明的大西軍餘部（如孫可望、李定國等），等等。此外，還有西南地區的反明勢力（如沙定洲等）、反覆無常的西南土司勢力。中國之外的眾多力量也出現於這個場景。除了本文上面談到的中南半島三強——安南、暹羅和緬甸外，日本、葡萄牙等，都在這個舞台上顯示了自己的存在。
南明政權建立後，多次向日本請求軍事援助。著名學者朱舜水從弘光元年（1645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兩國即今越南）、暹羅等國活動，前後十五年，歷盡艱辛，終未成功，最後於永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師未成後，決心不再回國，而定居日本水户。始終抗清的鄭氏家族與日本有密切的往來，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師”，還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貿易盈餘，作為抗清的軍餉。壟斷鄭氏與日本貿易的鄭泰一人寄存在長崎的白銀就有71萬兩之多。
朱舜水
永曆政權與葡萄牙人的關係更深。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遣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偕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往澳門求援，葡澳當局對南明政權的請求十分重視，很快便徵募得士兵300名，大炮數門，火槍一批，派尼古拉·費雷拉（Nicolas Fereira）為統帥，以耶穌會士瞿紗微（André-Xavier Koffler）為隨軍司鐸。行至中途，得到隆武政權滅亡的消息。隨後永曆朝廷於1646年12月24日在廣東肇慶建立，龐天壽於是轉赴肇慶，帶300葡兵事永曆政權。這批澳門援軍於永曆元年（1647年）初抵達桂林，在與清軍的戰鬥中起了一定作用?。永曆二年（1648年），在永曆帝倚重的大宦官龐天壽和傳教士的勸説下，永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進行過洗禮，同時宮中受洗的還有嬪妃、大員以及太監多人。1648年10月，永曆帝再次派人赴澳門求援，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僅以火槍百枝相助。於是王太后決定派使臣陳安德與傳教士卜彌格（Michel Boym）直接赴羅馬向教皇求援。
這些都表明：諸多國外力量也介入中國當時的變局，形成了多條國外力量的線條。
上述國內外諸多線條中，有許多線條彼此之間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卻都交織到了“永曆西狩”這個事件上，因此“永曆西狩”由此也成為這些線條相互糾結的節點。各種力量通過這個節點，相互作用，最終導致了中國和東亞歷史的大洗牌。
這裏我想強調的是，上述各種力量都代表着某種文化。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國內地形成的“傳統”的儒家精英文化，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滿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大順軍和大西軍餘部代表的是中國北方農民的草根文化，華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數民族文化，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緬甸、暹羅以及老撾、撣邦代表的是南傳佛教文化，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這些內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衝突，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深刻地表現了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文化的大變動。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説過：“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説話。”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則説：“今天的史學家以一種新的眼光、以一種不同於以前的標準，來重新閲讀那些已被他們的前輩們使用過的文獻資料。”事實確實如此。只要眼光改變了，同樣的史料就會告訴我們不同的故事。因此，通過新的眼光，使得我們能夠從“永曆西狩”這個“小問題”看到“東亞歷史大變局”這段“大歷史”。
【本文刊於《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447（2018）01-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