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足球是圓的”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6月27日，德國國足不僅首次在“世界盃”的小組賽中遭淘汰，而且還以0比2敗於並非一流球隊的韓國。因此，對德國人而言，這次敗得不僅前所未有，而且還飽含羞辱。
德國隊出局後，有關失敗的原因眾説紛紜，譬如，缺乏“志在必奪”的精神和意志、內部不團結、缺乏領軍人物、戰術有缺陷、國足過度商業化、教練才思枯竭等。
中國人常説：勝敗乃兵家常事。“冠軍魔咒”既然已被多次應驗，德國隊難以獨善其身也不足為奇，但關鍵要看如何面對和反省這一“劫”。
在德國舉國譁然、全民悲慼的同時，主教練勒夫（Joachim Löw）何去何從的問題，自然不可避免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賽後，當被問及自己的去留時，勒夫請大家給他一定的時間考慮。
7月3日，他做出了決定：繼續幹。
這一結果雖然不出大部分人所料，卻給德國足球的未來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當然有理由將此理解為勒夫本人立志“雪恥”，想繼續磨礪兩年（歐洲盃）到四年（世界盃），以圖再創輝煌；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他更多考慮個人得失或迫於某種壓力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
也有人甚至在問：與默克爾私交不錯的勒夫，難道真的得到了總理“以不變應萬變”（aussitzen）的處事秘笈？
勒夫和默克爾：“以不變應萬變”的標兵？
將政治人物與足球教練相提並論或互作比較，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無論是上位經歷、運作風格還是命運遭際，勒夫和默克爾還真不是沒得可比。
圖片來源：見水印
資質：
默克爾從政較晚，確切説是1989年柏林牆推到後才步入政壇。頭十年內，她一直扮演“配角”、“副手”、“助理”的角色，但服務對象均為重量級人物，本人的歷練也相當密集：開始擔任東德首屆民選政府的副新聞發言人，直接在首任（也是末任） 民選總理德梅齊埃（Lothar de Maizière）手下工作；兩德統一後，她因東德和女性這兩個背景而受到科爾的大力提拔，直接進入內閣，擔任婦青部部長；後來還擔任過基民盟總幹事的職務，協助黨主席科爾管理黨務 。
儘管如此，2000年默克爾正式上位基民盟黨魁時，黨內和輿論都普遍認為其“資”（資歷資質）不配位。
勒夫的職業球員生涯雖然長達17年（1978-1995），但戰績平平，屬於二流主力隊員。他的教練生涯也是從“助教”開始（在德國斯圖加特俱樂部協助菲林格主教練）；自己獨當一面後曾有過不錯的成績（率領斯圖加特和奧地利維也納俱樂部分別贏得歐洲優勝者杯亞軍和奧超聯賽冠軍），但也有因戰績不佳而下課的經歷（德國卡爾斯魯厄俱樂部保級失敗，在土耳其阿達納俱樂部任教3月即被解僱）。2004年，勒夫出人預料擔任德國國家隊助理教練，成為主教練克林斯曼（Jürgen Klinsmann）這位“光環人物”的搭檔。
2006年世界盃後，他成為克林斯曼的繼任者。當時，業內和媒體也懷疑勒夫的資質是否能勝任新職，因為他缺乏和他的前任那樣輝煌的職業球員生涯。
運氣：
默克爾之所以能當上基民盟主席，除了她自身已積累了相當的從政經驗之外，還與以下兩個重大政治事件有關：第一，基民盟在1998年大選中敗北，黨內外思變之心普遍存在；第二，1999年科爾因“獻金醜聞”而不得不辭去黨主席一職，公認的接班人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也因此黯然下台，黨內出現“領袖空檔”，默克爾於是成為不二人選。
除了機遇上的運氣外，她接手的政黨是戰後德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上有阿登納、科爾這樣如雷貫耳名字的護佑，下有相當紮實的民意和黨員基礎。她在負責黨務期間，也為自己集聚了不少人氣和人脈。最為關鍵的是，她擔任總理後德國的經濟復興得益於其前任施羅德（社民黨）大刀闊斧採取的在當時“不得人心”的改革措施（Agenda2010）。
勒夫登上國家隊主教練的位置，自然與其此前的教練和助教經驗有關，但最關鍵的還是以下原因：克林斯曼因個性和理念與德國足協（DFB）關係緊張。所以，雖然他被一致公認給德國足球風格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但賽後還是辭去了主教練職務，為勒夫的上位鋪平了道路。
和默克爾一樣，勒夫不僅機緣運氣不錯，他接手的還是一個在克林斯曼調教下戰術靈活、配合默契、狀態極佳的國家隊。領軍人物應有具有：門將雷曼、左後衞拉姆、中場巴拉克和“小豬”施魏因斯坦、前鋒克洛澤等。
能力：
毫無疑問，無論是默克爾還是勒夫，均非業內的“等閒之輩”。他們在任內的成績也的確可圈可點：
作為一名來自前東德地區的女性，默克爾能在一個像基民盟這樣男人當道的保守政黨內站穩腳跟並贏得權威，已經是個奇蹟，更不必説她能連續四屆當選為總理，並有望成為任職時間最長的德國政府首腦。
默克爾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守成者”，把施羅德鋪墊好了的家業打點的井井有條風生水起。但她不是一位有擔當的“創新者”，缺乏其前任那樣的勇鋭進取精神。面對壓力和困境，她更偏向於保守，不敢承擔責任。最突出例子是2011年德國在日本發生“福島危機”後斷然放棄核能，2015年歐洲出現“難民潮”時德國不顧“都柏林協議”打開邊界。
她的執政風格可以被視為“順勢而為”、“穩紮穩打”、“無為而治”，也可以被稱為“以不變應萬變”、“消極坐視”、“無力而為”。輿論將其姓“默克爾”（Merkel）由名詞變為動詞，成為“默克爾式無所作為”（merkeln）。去年大選，她連任兩次後堅持再次出場競選，因而招致各種非議。
勒夫執掌國家隊後也是戰果累累：在164場比賽中打贏108場，打平29場，打輸僅27場；2008年贏得歐洲盃亞軍，2010年世界盃季軍，2012年歐洲盃進入半決賽，2014年世界盃冠軍，2016年歐洲盃再次進入半決賽，2017年“聯合會杯”冠軍。
儘管如此，勒夫主要還是位“技術型”教練，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築在克林斯曼時代的風格以及團隊的基礎上。和默克爾一樣，他是一位傑出的“守成者” ，將其前任留下的實力發揮到極致。但若要問他給德國國足注入了什麼屬於他自己的內涵，恐怕就説不上什麼來了。因此，隨着克林斯曼時代的那些領軍隊員先後掛靴，勒夫的“勝利號角”就不太嘹亮了，“德國輕型戰車”的光環雖然還在，但光澤已大不如前。
2014年獲得冠軍，勒夫沒有功成身退，人們可以理解；2018年敗得如此不堪，勒夫依然不退，這是知難而上？還是留戀寶座？還是如默克爾那樣採取“坐觀其變”的策略？
厄齊爾和君多安：德國隊裏的“異類”還是“異族”？
本次世界盃開始前不久，德國國足中的兩位土裔隊員厄齊爾（Mesut Özil）和君多安（Ilkay Gündogan）與在倫敦進行競選活動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見面合影，並向其贈送各自的隊服。
見面、合影、贈隊服也就算了，最讓德國輿論難以接受的是，君多安還用土耳其語在給埃爾多安的隊服上寫上：“獻給我的尊敬的總統，致敬。”
這些照片在德國的球迷中和輿論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其影響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
圖片來源：社交媒體截圖
德國足協主席格林德爾（Reinhard Grindel）表示：“我們當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球員的特殊處境，但埃爾多安先生卻並不充分尊重我們足協所認同的價值觀。”
國足經紀人比爾霍夫（Oliver Bierhoff）指出：“他們兩人並未意識到這些照片的象徵意義，我們當然不認為這是件好事，會找他們兩人談話。”他同時強調：“但我始終不懷疑他們為德國隊效力的意願和對我們價值觀的認同。”
政界對照片也頗有微辭：基社盟（CSU）議會總幹事米勒（Stefan Müller）撰文表示：“我們國足隊員應該認真考慮是否真願意被獨裁者的競選活動所利用。”右翼“選項黨”領導人魏德爾（Alice Weidel）在臉書上寫道：“君多安和厄齊爾該在家待著！”她認為厄齊爾和君多安不應屬於德國國家隊。
為了減少“合影風波”的不良影響，君多安特意請求比爾霍夫安排他和厄齊爾與德國總統見面。後來施泰因邁爾與他們一起在總統府花園內散步的照片見諸於各大媒體。
儘管如此，“合影事件”發生後，厄齊爾和君多安在每場熱身賽中只要一接球就會招來德國球迷的噓聲；德國隊表現不佳，他們倆會首當其衝受到指責；本次世界盃德國首戰墨西哥失利，厄齊爾的表現被德國足壇名宿巴斯勒（Mario Basler）稱為“死蛤蟆”（“Toter Frosch”）；對韓國那場失敗後，厄齊爾在退場時遭到“極端”球迷含有種族歧視的惡語相向。
德國隊出局後第三天，厄齊爾發推表示：“小組賽中即遭淘汰，內心至痛。我們的確踢得不夠好。我需要時間才能擺脱這份低落。”結尾處他加了“對種族主義説不”（#SayNoToRacism）。
他的這個推文又引發德國輿論的質疑：有的嘲諷他幹嘛用“英文”寫推特，意指他在變相抗議，其實他以往就經常用英文寫推；有的則認為他最後那句話是在對自己的遭際表示不滿。
問題是，厄齊爾的遭遇難道很公平嗎？
歸根結底，整個事件涉及以下幾個敏感點：1）土裔德國人；2）在德國被稱為“獨裁者”的埃爾多安；3）合影時埃爾多安正在倫敦參加競選活動；4）君多安在隊服上寫了“我的尊敬的總統”。
第一點長期是德國社會的“隱患”：二戰後德國人力奇缺，“經濟奇蹟”時又急需勞力補充。恰逢此時土耳其經濟復甦遲緩，大量勞力過剩；西方陣營又非常重視北約成員土耳其在對抗蘇聯中的地緣戰略作用及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橋樑地位，所以，德國政府迫於各種壓力下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同意從土耳其引進勞力，即所謂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
他們中的第一代多為單身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低。在異鄉孤獨生活和工作，家鄉的文化、伊斯蘭信仰以及與同胞的相依為命便成為他們賴以生存和堅守的主要力量支撐。從開始只是限時居留，到後來拖家帶口紮根落户，旅德的土耳其人經歷了兩三代人的奮鬥和打拼。
客觀説，在德國這樣一個文化和宗教相對單一、思想和習俗相對保守的社會里，外族要生存和發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國人的“排外”意識固然與納粹時期的宣傳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在於他們不願外人打擾和破壞自己原有和固有秩序（Ordnung）的民族性格。
當兩種不同的文化特性相遇和相撞，社會矛盾就無法避免，平行社會逐漸產生。 所以，土耳其移民，哪怕是後生代，一直很難真正融入德國社會。加上德國人的生育率常年下降，而土耳其穆斯林卻前赴後繼樂此不疲地積極生育，導致德國人的危機感日益加重，以至於有人説：“女人的子宮成了土耳其現代殖民的秘密武器”。
第二點和第三點涉及雙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意識：埃爾多安要實現其“總統集權制”和“新奧斯曼主義”，離不開海外土耳其人的支持，而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諸國卻不希望埃爾多安的影響力波及和分裂他們的社會。兩位土裔隊員與“獨裁者”合影無疑進一步增加了德國人對土耳其人的不安和反感。
最嚴重的還是第四點。它強化了德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意識。厄齊爾和君多安都加入了德國籍，按理説他們的總統應該是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aier），可君多安卻稱埃爾多安為“我的尊敬的總統”，這下可踩了德國人的“底線”。
那麼，這個“底線”到底是什麼呢？
是在尊重憲法基礎上對德國社會體制和價值觀的認同？還是開始比賽前必須一起唱國歌？還是身在民主國家就不能與“獨裁者”有絲毫瓜葛？還是必須對所在國具備“有我無他”、“非此即彼”、“全心全意”的不二認同感？還是“拿了我的國籍，就必須是我的人”的所謂民族主義？
其實，厄齊爾和埃爾多安以往有過多次見面，合影也早已見諸於網上。譬如，七年前，他就曾和埃爾多安合影，並向其贈送他當時服務的西班牙皇家馬德里隊的隊服。這些照片在當時並未引起德國媒體的關注，更無人對此提出什麼質疑。為何現在會掀起軒然大波？
如果默克爾這樣一位民主國家的政府首腦都能數次去安卡拉“覲見”埃爾多安，為何一位家族均來自土耳其的運動員就不能和埃爾多安合影呢？當然我們可以説默克爾是為了國家利益，那厄齊爾和君多安在意鄉情仰慕名人就該受到這般奚落嗎？
其實，“合影風波”只是表相，它反映出來的則是更深層的問題：
1）厄齊爾和君多安的行為和觀念並未變，變的是時代大環境，變的是德國與土耳其的雙邊關係。更大的變數其實存在於一個“不變”中，那就是，張揚的民族主義必然隨時會從“自豪感”陷入“玻璃心”的尷尬境地。
2）德國人對異族的態度始終擺脱不了“為我所用”但“不為我信”的魔圈。1994年在美國舉行的世界盃上，德國衞冕失敗，進入八強後即被淘汰。當時，改革勢在必行，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吸收有移民背景的優秀球員。之後，德國國足走的順利時，皆大歡喜；走背的時候，外裔隊員比較容易成為責難的靶子，認為他們不夠盡心盡力。厄齊爾和君多安就是最好的例子。
3）厄齊爾是個非常低調的人，只把足球當作自己熱愛的事業，但足球在德國不僅僅是職業，還具有榜樣和楷模的作用，更是唯一一個可以盡情表達民族自豪感的載體。這次對兩位土裔隊員羣體發難説明，“冠軍”稱號已成德國足球的負擔；同時也凸顯足球作為德國人抒發和寄託民族情的載體，其負重已到了難以承受和令人窒息的地步。
足球：德國唯一盡情表達民族情感的載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狂人希特勒放不下極強的自尊，又不想承擔戰爭責任，最後帶着對本民族的極度失望，拋下對自己忠心耿耿的“臣民”，飲彈自盡，留下的是一個被分離的民族和幾成廢墟的國土。
戰勝國在紐倫堡法庭對納粹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戰後又對德國民眾進行了數年的所謂“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洗腦教育，從組織上和心理上徹底摧毀了德國人的民族自尊。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西德曾有過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奇蹟和復興。經濟復甦了，馬克堅挺了，百姓富足了，即便如此，“民族自豪感”卻始終是德國社會和德國政界難以涉足的“禁區”。
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聯邦德國總統的古斯塔夫·海訥曼（Gustav Heinemann）曾被問及是否愛自己的祖國，他的回答簡單而直接：“不，我愛我的妻子！”
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説，海訥曼的回答簡直不可思議。一個國家的首腦難道不應該愛自己的國家嗎？愛國難道不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嗎？可對德國人説，愛國的確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納粹這個“歷史污點”使德國人無法像其他國家的民眾一樣擁有無拘無束表達民族情感的心理自由，也無法堂堂正正地為自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感到自豪。他們最多隻能對戰後取得的一些具體的成果表示一定的自信和滿足，譬如，對納粹歷史的反省、對自己國家的自由體制、較高的生活水準等。
德國人一般避談“愛國”和“愛國主義”，在公眾場所，德國人很少自發唱國歌，更沒人高喊“德意志萬歲”。重新統一後，德國人更加謹小慎微，夾緊尾巴做人，以消除歐洲鄰國對其的疑慮和恐懼。
德國政治家在談論納粹歷史的時候非常謹慎，稍有語失，輕則道歉，重則斷送職業生涯；談起“外國人”、“移民”等問題，德國人也必須小心翼翼，唯恐被人説成納粹思想死灰復燃；學校也從來不搞升國旗和唱國歌等儀式，就怕世界認為德國的民族主義又要抬頭。
1954年瑞士世界盃決賽中，德國隊以3比2戰勝了最有希望奪冠的匈牙利隊，創造了“伯爾尼奇蹟”（Wunder von Bern）。對德國人來説，這不僅僅是一次體育比賽的勝利，也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西德打贏了社會主義的匈牙利，而是一個民族渴望重新得到世界承認的大聲吶喊。當年參賽的德國隊員至今都被人們譽為“伯爾尼英雄”，因為是他們讓德國人在戰後重新挺起了胸膛，直起了腰板。
1974年夏，德國首次主辦世界盃足球賽。始於五十年代的經濟奇蹟惠澤着這個從廢墟上重建起來的“新德國”，它經濟實力堅挺，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國際上也逐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在這次世界盃比賽中，東道主德國最後以2比1擊敗荷蘭，第二次光榮奪冠。一個和平、富足和陽光的聯邦德國形象充分展露在世人面前。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西德隊在貝肯鮑爾的率領下過五關斬六將。在決賽中，布雷默（Andreas Brehme）的一腳點射成就了德國第三次“桂冠夢”。但當時的德國人尚無法充分釋放冠軍帶來的喜悦和自豪，因為柏林牆剛被推倒，德國正逢千載難遇的統一機會。德國官民都知道，眼下的統一大業在相當程度上還受制於鄰國的態度，所以此時更要低調和謙遜行事，
德國人壓抑的民族自豪感直到2006年德國主場的世界盃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要問，德國當年無處安放的民族情如今真的有歸宿了嗎？其實未必。
德國人長期扭曲的民族情感一方面亟待噴發，另一方面又已成為某種慣性。面對體育勝利，政界已經在討論足球帶動起來的民族自豪感是否有“潛在的危險性”，特別令人詫異的是，提出這類問題的恰恰是年輕一代的政治家。在他們眼裏，這種失而復得的民族情感很容易陷入歧途。
結語：民族意識
歷史上，統一的民族意識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之前並不普及，它其實是17和18世紀民族國家形成前後的產物。
與其他形成和發展較早的民族相比，德意志的民族性成型較晚。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前，德意志土地上一直諸侯林立，家族割據。普法戰爭之後，德意志才唱響了民族崛起之歌。
在與其他民族的參照和競比之下，德意志晚到的民族情感顯得缺乏耐心和理性，這種“後來居上”的野心和雄心讓愛國主義變得扭曲誇張，並最終成為一劑貽害深重的“毒藥”。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內外兩面：對內，它們能促進民族的一體化和內部的團結；對外，它們又有可能製造隔閡，強化本位主義和沙文主義。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就是這麼一個反面教材：對外，他推行急功近利、剛愎自用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對內，他把民族主義中那種“敵對”和“排他”的因素引入了議會體制中。他在一戰爆發前夜曾説過一句著名的話：“我不認什麼不同黨派，我只認你是否是德國人。”
貫穿二十世紀曆史的正是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敵友劃分，結果是戰爭、破壞和毀滅。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又是一對“孿生兄弟”，內涵重疊處較多，界限模糊，因此，經常會被混為一談，或被別有用心的人濫用。
簡單地説，兩者的主要區分點在於，“愛國主義”強調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性和歸屬感，“民族主義”強調的則是本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感和排他性。
德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曾説過一句名言：什麼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沒有了氣度和教養的愛國主義！
説到底，無論是“愛國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其實都是人的一種情緒和情結，因而很容易被誤用和誤導。這也是這兩個“主義”的危險之處。
讓我們回到“足球“這個話題。應該説，如今的足球運動已不僅僅是一個體育項目，它還牽動着一個民族不同階層人的心，反應着他們的情緒和嚮往，提升着整體的向心力。
德國人常説“球是圓的”（der Ball ist rund）。從這個意義上説，足球還傳遞着一個哲理：當你的腳觸碰到它並向外踢出它的那一剎，命運的弧線和結果其實就已經註定了。這裏隱喻着無常和宿命。
德國隊這次雖然提前出局了，但足球依然在滾動，比賽還在進行。讓我們盡情的去享受這無常的足球帶來的精彩和美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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