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生疑的“中國藥神”：是商人還是英雄？
隨着《我不是藥神》熱映，主人公原型陸勇的故事再度進入公共視野。作為慢粒白血病人的他，先為自救、後為救人而推廣印度仿製藥。
本文圖片均來自《智族GQ》 攝影/羅洋
不過今天我們要講陸勇的另一個故事：在推廣某印仿藥七年之後，陸勇轉而推廣另外一種“藥”，印度Cyno公司生產的Imacy。他曾為Imacy在中國的推廣會站台、在媒體上宣傳、並牽線Cyno公司與雲南藥企合作辦廠。
去年3月，《智族GQ》編輯與陸勇同赴印度。經實地採訪發現，Cyno公司有以下疑點：
1，藥廠售藥不要求出示處方，價格是同類產品的1/4。
2，收款銀行信息一週一變。
3，印度本土藥房中買不到Imacy，中央藥監局查不到，90%的Imacy通過郵寄方式銷往中日。
4，截止結稿時（2017年5月初），生產許可不合規且過期。且經中科院檢測發現，Imacy的有效成分遠小於原研藥。專家介紹，這種藥因其藥性不穩定，對慢粒患者長期治療是“有危害的”。
陸勇擁有高知名度，只推薦Imacy, 令其幾乎等同於印仿格列衞的代名詞。許多患者因此並不清楚，印度許多大藥廠都生產格列衞仿製藥，價格在七八百元。患者完全可以有其他安全、有效、便宜的選擇。
是“英雄”還是“商人”？如今陸勇因《我不是藥神》大火，但這個中國版“藥神”的背後，究竟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一起來看《智族GQ》雜誌去年6月的長篇報道：
仿製救命藥
2017年3月13日，南京，病人陸勇特意從無錫趕來，見到了《印度藥神》（現名《我不是藥神》）劇組。劇組星光熠熠，甯浩監製、文牧野導演、徐崢主演，而陸勇是這部電影的原型。
徐崢坐在他旁邊，問了很多問題，你生病後的治療情況怎麼樣？吃了藥以後有什麼想法？陸勇講了兩個多小時。兩年來他已經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説了無數遍。
34歲那年，陸勇確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吃了兩年抗癌藥格列衞，花費56.4萬。後來他改用印度仿製藥，價格只要1/20。他把這些藥推薦給其他病友，還幫忙代購，結果因“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
陸勇的遭遇得到廣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聯名信上簽字為他聲援，説陸勇“使更多的患者獲得了自救路徑，從而逐步走出人生災難深淵”。時值《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與艾滋病、人們的偏見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抗爭。許子東在鏘鏘三人行裏説，陸勇更像這部電影的主角。
一年後，檢方決定對陸勇不予起訴。
陸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這段經歷賦予了故事歷經考驗的證明。他被看做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顧自身危險為病友盜取天火。官方也開始向他尋求幫助，雲南省工商聯希望他能夠牽頭，促成雲南藥企與印度藥企合作辦廠。
而成為電影原型，則意味着陸勇不再只是一個事件的主角、一個邊緣人羣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將進入大眾文化。這是陸勇影響力所抵達的最新邊界。
陸勇拿到了一本全體主創的簽名，兩天後，電影正式開機。一個星期後，陸勇啓程前往德里，和印度藥企Cyno談判合作的事情。
陸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衞的仿製藥之上。
格列衞是人類第一個分子靶向抗癌藥，將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藥也是一門利潤驚人的生意，瑞士諾華公司的格列衞年銷售額將近50億美金，延續高溢價的策略，美國市場價格曾7年內翻了兩倍，中國的市場價格至今為23500元一盒。對於癌症患者而言，他們別無選擇。
仿製藥與原研藥在劑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區別在於沒有專利。**印度1970年的《專利法》放棄了對藥品化合物的知識產權保護，本國企業開始大量生產仿製藥，並迅速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一種藥在美國上市後，幾個月後就能在印度找到價格低廉的仿製藥。
陸勇先後購買過兩種印度藥。最初他從谷歌搜索到Natco公司生產的Veenat，託人從日本買回，價格四千元。拿到手後，他猶豫了很久。藥盒包裝粗糙，瓶口不夠精緻，綠色膠囊顯得顏色可疑。抱着實驗的態度，他搭配格列衞的棕黃色片劑吃了一段時間。一切檢驗正常，他才建立起對印仿藥的信任。陸勇將Veenat介紹給其他患者，成為國內推廣印仿藥第一人，在患者圈內頗有影響。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Veenat後，陸勇把推薦的藥換成了Cyno公司生產的Imacy，一種與格列衞顏色相似的棕黃色片劑。價格大幅下降，僅為750元，3年後降至200元。“我們對陸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説。
陸勇與Cyno公司的關係更密切，為它的新藥做過宣傳，在國內辦過四場推廣會。他創立的QQ羣裏，購藥模板上的藥企換成了Cyno。而讓陸勇惹上法律麻煩、捲入一場舉國矚目的官司的，也是這家Cyno公司。
2013年，為了方便患者從Cyno買藥，陸勇網購了銀行卡，最終被捕。
在隨後的媒體報道中，Cyno成為印仿格列衞的代名詞，被廣泛普及。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中，列舉了多名患者的證詞，“21名購藥患者中多數的證言證明該藥物確有療效無不良反應，無人證明因服用該藥物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陸勇為方便病友支付藥款提供賬户，使得患者及時獲得藥品，延續生命，患者對陸勇深表感謝。”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未經國內審批的藥品一律屬於假藥。陸勇的傳奇，建立在該印仿藥本身在印度合法，卻因種種原因，無法被中國患者合法購得、從而被迫違法的行為之上。如果這個故事存有另一個版本，那麼成千上萬的病人，將面對另一種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陸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見見老朋友，Cyno公司的老闆桑傑（Sanjay Jain），和他聊聊在雲南建藥廠生產仿製藥的項目。這樣的合作，國內還沒有先例。
“壞公司”
“系統裏沒有這種藥，我也沒有見過。”
阿波羅藥店的店長尤努斯（Yunus）看到Cyno所產Imacy的照片後，在電腦上查了一會，對我説。
兩天前，我們剛剛抵達印度，準備來這家藥店拍照。印度尚在涼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氣温較低的時候。白天最多爬升至35度，行人有避熱的餘地，但缺少降水，乾燥多塵。陸勇換上印度產的棉質襯衫，透氣，適應這裏的氣候。
德里擁堵嚴重，陸勇沒有表現出絲毫不耐煩。“印度是亂中有序”，他説，自己初次來印度時，發現路上大多數汽車都沒有後視鏡，毫無顧忌地橫衝直撞，也嚇了一跳。但再堵車子也會慢慢前進，這裏不強調工整、秩序，有野蠻生長的意味。
他似乎已瞭解這個國家的表象和背後的邏輯。仿製藥業也是一樣，突破規則，最終使印度成為“世界藥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諾特廣場，陸勇推開這家全國連鎖藥店的門，藥店門臉小、縱深長，左右兩側是堆至天花板的藥櫃。他很自然地問道，“店長在哪裏？”房間深處，店長尤努斯從電腦前抬頭，對他露出微笑。“我可給你介紹了不少中國客户。”陸勇説。
仿製藥如今成為中國遊客在印度常買的特色商品，如藥妝之如日本。尤努斯的藥店裏，20%的抗癌藥賣給了中國人。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隨身帶着學中文的書，微信里加了超過1500名好友。
攝影師希望能拍一張陸勇拿着藥的照片。他對尤努斯説，“拿一盒Veenat。”Veenat盒子小巧，上面有黃色和綠色的條紋，並在顯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這個藥我吃了七年。”陸勇摩挲着Veenat的盒子。Veenat有副作用，吃完會嘔吐，吐的都是和膠囊顏色一樣的綠水。他反覆實踐，才找到了與這種藥和諧相處的辦法：在吃飯中間吃藥，如果感覺要嘔吐，就趕緊喝上一瓶可樂。
鏡頭中，陸勇面色蒼白，有些浮腫，兩頰有幾塊色素沉澱，這是藥物留下的痕跡。
拍完了照片，陸勇並沒有提及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來到藥店，把Imacy的照片給尤努斯看，問他是否有這種藥。尤努斯否認了。
“我個人建議，如果你要買，就買Natco的藥。”尤努斯説。我問他是否知道Cyno公司。他猶豫了一下，似乎在決定是否要告訴我，最終他説，“我知道。但那是家壞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過的五家隸屬於不同公司的藥店中，沒有一家出售Cyno的任何藥品。中國患者購買的唯一方式，是通過郵箱訂購。Cyno有中文官網，只列了兩種藥品，治療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療慢粒白血病的伊馬替尼（品牌名為Imacy）。“在線訂購”一欄，用黑色粗體標註了郵箱。
我發去郵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標準着詳細價目表、匯款方式和郵寄流程的回覆。一盒Cyno生產的格列衞仿製藥Imacy定價為65美元，即約448元。如果買20盒，那麼每盒的花銷可降至約202元。購買的過程有些過於簡單，對方甚至沒有要求我出示處方，而藥盒內，還有中文説明書。郵件裏還特別指出，**匯款的銀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個星期，**下次訂購需再次發信詢問。
印度市面上，一盒Natco生產的Veenat標價8496盧比，約905元。一位從事十多年代購的印度人説，經銷商給出的Veenat價格會在600到800元之間，“但是從來沒有低於過600。”
“它（Cyno）在印度市場上是沒有的，”陸勇説。坐在古爾岡一處高檔公寓內，他主動提到了這個問題，神態輕鬆，泡上一壺清茶。“它只對國外出口，”陸勇説，只有通過與Cyno公司郵件聯繫才能買到，這樣價格透明，杜絕假貨，“想買假的都買不到，根本就沒有。”
陸勇對自己的醫藥知識很自信，會對一個問題迅速拋出自己的看法，然後發出嘿嘿的笑聲，好像在對回答表示認可。他言語中常見醫藥行業的專有名詞，對藥監局新政如數家珍。儘管病情早已平緩，對藥業的關注已經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這間公寓也是與他合作的絲綢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開發來印度的醫療旅遊項目。陸勇負責國內的宣傳和報名，他的影響力超出了慢粒羣體，絲綢之路的跨境醫療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許多人正是衝着陸勇的名字來的。有的患者打了電話還不放心，一定要見到他，“看到我了以後他才放心地交錢”，陸勇很驕傲。
患病之前，陸勇一度對生活有挫敗之感，第一段婚姻失敗，事業沒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個人。藥案引起轟動，意外地成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華舉行的藥事法研討會，從患者的角度談高藥價之苦。**同樣出席研討會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會上説，陸勇給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為一個英雄來存在的。**有人敢去抗爭，有人敢去公開了。
包括央視《面對面》、《今日説法》等節目都報道了陸勇案。陸勇取保候審期間，一直在家接待記者，買了100雙鞋套，很快就不夠用了，只得又買了50雙。
陸勇案正好發生在醫改加速的變革時期。2015年之後，國外新藥的審批流程縮短；食藥監總局發文，要求中國仿製藥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評價，這意味着國產仿製藥的質量將得到保證。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斷被提及。
令陸勇得救、違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衞，已經被多個省市納入醫保。
比電影更復雜的故事
這次來印度，陸勇時間比較寬裕，去了一趟宗教聖地瓦拉納西。行舟恆河，他看見岸邊正進行火化儀式，一具包裹着金盞花的屍體被架在木頭上，大火熊熊燃燒。一羣少年潛在岸邊，等待從骨灰中淘撿首飾，更多的人在河裏沐浴、洗衣，生死相鄰，平靜無擾。
印度人期盼來生的哲學唯有欣賞，對中國人而言，現世為重。34歲時，陸勇收到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診斷書時，問醫生的第一個問題是，我還能活多久？為了活下去，他尋找所有的可能性，聯繫國外的骨髓庫配對，吃過九年中藥。格列衞是目前一個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優解。為了供他吃藥，2005年，父親在去聯繫業務的路上出了車禍，經搶救無效去世。事發突然，沒有留下一句話。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陸勇説。藥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終生需要這種藥。唯一一次斷藥，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記送過來，他停了7天，又開始想那個問過醫生的問題。沅江市檢察院最終決定不起訴陸勇，認定他沒有從格列衞仿製藥上獲利，且買銀行卡的行為“顯著輕微”。在近年來數百起代購進口藥案件中，陸勇是唯一一個沒有獲罪的。2015年，浙江金華市人大代表胡芳還根據陸勇案寫了提案。
陸勇成為了媒體口中的“藥俠”，他喜歡這個稱號，並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讀了《印度藥神》的劇本後，陸勇對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滿意。劇本里，他成了一個想要賺錢的藥販子，後來良心發現去幫助患者。製片人和他解釋，除了審查原因，就是如果實寫，人物比較平順，不太容易昇華。
陸勇和他的商業合作伙伴估計，等到電影上映的時候，將迎來藥案之後的又一次媒體曝光。屆時他一定會解釋自己的清白，“我確實不太能接受，因為這樣的話跟我形象還是有差異的。”他覺得自己的故事比《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還要複雜，《達拉斯賣傢俱樂部》的主人公後來只是受到供藥限制，而他自己還經歷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最後抓我過去，要起訴我，最後倒過來峯迴路轉，最後什麼事也沒有。”
2014年，劉正琛就從媒體上知道了陸勇。他是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陸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給劉正琛發過一封郵件，希望瞭解他的治療過程。但劉正琛真正注意到陸勇的名字，是在12年後的新聞上；他注意的焦點，不是對代購仿製藥的無罪化討論，而是那個叫做Cyno的藥企。
劉正琛從來沒有聽説過這家藥企。他找病友要來了一盒Cyno生產的Imacy，當時裏面連説明書也沒有。“這個就有點像三無產品了，”劉正琛説。他又給在世界癌症大會上認識的印度醫生哈瑞·梅農（Hari Menon）寫了封郵件，問他是否知道這家藥企。梅農醫生回信，“這是我第一次聽説這家藥企。”
在新陽光內部會上，劉正琛對病友説，不要吃Cyno的藥。但Cyno初進中國市場時，與Natco的藥捆綁銷售，並請了陸勇做宣傳。劉正琛又告訴病友，如果買回來是兩種藥，就把Cyno的扔了。
“沒有沒有，”採訪時，陸勇立即否認Cyno有過宣傳，“想要藥的跟它聯繫（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過宣傳活動，他又改了口，“Cyno剛開始的時候來過，就是剛開始它這個要上市，來過宣傳的，我幫它組織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顯，想通過我的影響力幫它推廣。”
2011年，Cyno在杭州、蘇州、成都和無錫舉辦過四場推廣會，陸勇幫忙組織、站台，正式將Cyno介紹給患者。杭州的推廣會上，還請了一位浙江中醫院的醫生過來講座，出場費2000元。
根據drugsupdate網站，印度生產格列衞仿製藥的藥企除了Natco之外，還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藥企，價格都與Natco相仿。陸勇説，只推薦Cyno的原因很簡單，“因為Cyno的藥最好”，用的是改進後的貝塔晶型。他説自己看過Cyno提供的原料單，也看過生產許可證，“其他的藥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膠囊肯定不是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爾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東南角“無國界醫生”的辦公室內，我見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請教如何辨別一家印度藥企是否合規。“很難，”她皺起了眉頭，這種疑慮的表情，我在後來求證過的所有印度人臉上都見過。夏利解釋，印度有些藥品的審核是在邦一級政府完成的，藥企也可能委託某個生產機構生產，並沒有統一的渠道去核實所有信息。她聯繫了Natco的人，唯一確定的，是Natco的格列衞仿製藥也是貝塔晶型。
**“沒有辦法，”尤努斯聳了聳肩。作為藥店店長，他給不出什麼辨別真假藥品的建議。**印度藥品市場監管鬆散，據《印度時報》，2014年印度生產的藥中25%為假藥，假藥市場規模在2017年將達到100億美金，目前還未有權威的藥品核實體系。假藥可以做到包裝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規的藥店買，”尤努斯説。
4月份，我聯繫到了給劉正琛發過郵件的梅農醫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紀念醫院工作過12年，如今是班加羅爾Cytecare癌症中心的資深顧問。他向我證實了劉正琛的説法，“我在印度治療過數千名慢粒患者，但我從未聽説過這家藥企。”
印度藥監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於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築，在康諾特廣場東邊。這裏不見遊人，很安靜，穿着西裝的男人們有序進出。在多次寫郵件沒有回覆後，我試圖以患者朋友的身份來這裏碰碰運氣，一位在藥監局工作過6年的男人答應幫忙。他打開藥監局的網站查了一會兒，又重複了一遍過程，抬起頭對我説，“我沒找到這家藥企。這看起來有點可疑。”
英雄還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是德里東北部的一處居民區，裏面多為獨棟三層小樓，門口停放着私家汽車。工作日的午後，小區內很安靜，裝修的人家偶爾傳出幾聲敲敲打打的聲音。Cyno在郵件中標註的公司地址，在小區中央的市場內。
一棟三層的黃色建築出現在眼前，牆面塗料大片剝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門窗緊閉，大幅的廣告牌上隨處可以見塗鴉，一幅廣告牌歪斜，搖搖欲墜。門廳的走廊上，有印度街頭常見的體型瘦長的野狗穿過。一個裁縫在院子裏架起縫紉機，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於一旁幫忙裁剪，他們是這個市場上僅見的商人。
Cyno的地址在建築的二樓，門框邊上掛了幾枝黃花，一隻監視器在門上方亮着。無論是建築入口、還是門口，都沒有關於Cyno公司的任何標誌。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區居民，在這裏生活多年，“我從來沒有聽説過這裏有叫Cyno的公司，”他告訴我。熱心的店主用谷歌了搜索了一下，説Cyno的地址應該在Preet Vihar。
Cyno另一處公開地址，也是它印在藥盒上、標註在谷歌地圖上的地址，位於地鐵站Preet Vihar附近一棟棕紅色建築內。從左側的樓梯上去，到三樓，可看見一個掛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門，裏面有工作人員走動的聲音。Gukka和Cyno兩家公司同屬於印度人桑傑，Gukka生產普藥，Cyno生產抗癌藥。
陸勇與桑傑成為了不錯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會見面。他一早就告訴我，印度藥企的辦公室都很小，“不像我們中國喜歡空間大的。”
Cyno並不是第一家陸勇尋求幫助的印度藥企。2006年1月，陸勇第一次來到印度，是為和了Natco公司的老闆見面，希望對方能夠把藥賣到中國，並且把價格降下來。
在孟買的酒店裏，陸勇和Natco的老闆和國際部負責人吃了一頓午飯，之後聊了一個多小時。他告訴對方，中國慢粒患者超過百萬。“實際上慢粒患者是沒有一百萬的。他（Natco老闆）覺得非常開心，因為中國的患者（數量多），他開心得不得了。”陸勇一笑，將其視作聰明的變通術。
“這個資料不是我搜集的，”陸勇又説，是同行的紅十字基金會志願者提供的數據。
時隔兩月，陸勇再次去了Natco位於印度海德拉巴的總部，與對方又見了兩次。Natco開始對中國市場產生興趣，4月份來到中國，想了解市場是否真如陸勇所説的那樣龐大。他們去了衞生部和紅十字基金會，陸勇在上海給他們引薦了自己的中醫。之後，Natco與他再無聯繫。
“一方面我估計可能生病的人數也沒有那麼大，他覺得我們提供的信息不準確。另一個方面，它的藥也不能通過順利渠道到中國來，因為中國是有專利的。特別是他跟衞生部信息中心見過面以後，他們肯定拿到這個信息。他們就不相信我們了。”陸勇説，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顧專利直接賣藥到中國，麻煩就大了。
2011年後，陸勇開始推薦Cyno公司生產的藥，而Cyno直接向中國患者賣藥。陸勇又説，這是Cyno的商業模式與Natco不同。“Natco公司比較大……經銷商可能是一千甁、幾千瓶這樣定的。中國患者的話，每個患者跟他們聯繫，一個個的話很煩。”
Cyno公司老闆桑傑為人低調，在陸勇案引起密集關注的時期，僅在騰訊《焦點人物》中接受過一次電話採訪。他在電話裏説，“我們公司各種執照齊全，請不要把我們的藥當做假藥。”
Cyno公司生產的Imacy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這棟棕紅色的建築裏見到了桑傑。他把採訪地點定在Gukka樓下的會議室，門口沒有標識，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樣。屋內傢俱簡單，裝飾純白，沒有任何文字。
桑傑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氣中，穿一套剪裁得體的三件套西裝，左胸口袋裏插着疊好的手絹。他謹慎而禮貌，從不詳述一個問題，多以短句回答，然後露出一個標準的微笑，嘴角上揚，示意回答結束。
2004年，桑傑接到一箇中國人的電話，對方想要一些抗癌藥，他因此認識了陸勇。當時Cyno是經銷商，主要將藥品銷往日本，桑傑對中國市場的情況一無所知。陸勇開始給他介紹一些中國客户，從他這裏購買Natco公司生產的格列衞仿製藥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訴陸勇，自己也開始生產格列衞仿製藥，Imacy隨後成為陸勇向中國慢粒患者介紹的主要藥品。
公開資料中關於Cyno的介紹很少，官網簡略，連公司成立時間也沒有，首頁五段英文中有兩段是重複的。據桑傑説，他1984年進入醫藥行業，1999年創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夠生產400多種不同品牌的藥，年生產100萬粒，營業額五百萬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業務，75%的市場在日本，15%在中國。兩國的患者都是通過郵件直接向公司訂購，公司把藥物郵寄出去，“我們會在郵件裏要求他們出示處方，”桑傑説。
桑傑估計，陸勇大概為他帶來了幾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終身服藥，Cyno現在每天收到約100封來自中國的郵件，大多數訂購的是格列衞仿製藥Imacy。印度製藥業發達，有數千家藥企，桑傑説，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傳，”桑傑説，Cyno的消費者是通過口口相傳得來的，“我們只關注藥品的質量。”他對與雲南藥廠的合作沒表現出太大的興致，強調自己已經五十歲了，對已有的市場很滿足，“我沒那麼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問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場上買到Cyno的藥，桑傑表示，可以，唯一的問題是得等幾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藥店，這是可行的。”
事實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國做過宣傳，並將自己的藥品與Natco公司的Veenat捆綁銷售。收到患者的訂購郵件後，Cyno並沒有提出查看處方的要求。在印度，藥店中也無法購買到Cyno的藥品。
陸勇案經媒體報道後，向公眾普及了印度仿製藥的概念。大量新聞以及隨後的法律決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構成相互印證的鏈條，讓陸勇成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眾對他的信任，也轉移到對他所介紹的產品的信任上。雲南省工商聯辦公室主任柳樹説，“我去過他們（Cyno）公司，看過它的一些產品。其他的資質、包括它的生產許可證，這些我們沒有看過。”
**“這個藥是陸勇給咱們開闢的一個途徑，又有新聞墊底，都是他的正面的聲音，你説患者可能會不去選擇嗎？有幾個新患者會有理智去選擇正規治療？”**李毅達（化名）説，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陸勇最早創建的慢粒QQ羣中的一員。媒體的關注點多在中國藥價高上，但並沒有注意過Cyno本身。
“其實是漏洞百出的一個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達説，許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個“橫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夠幫助他們擺脱苦海。他推測陸勇對Cyno的宣傳，其中有經濟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評價，就是他是一個商人。”
但陸勇作為開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賣假藥、還是盈利了、還是沒盈利，不管什麼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説，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過放棄治療，是印度仿製藥讓他存下希望。“他被抓進去了，關了130多天，最終陸勇事件在央視一直滾動播出新聞，他把我們這個疾病公諸於媒體、公諸於社會，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我又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4月6日，陸勇在德里的南京飯店慶祝了自己49歲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經過去了15年，他身體康健，喝了一大杯紅酒。月底與桑傑的會面後，他在印度一個多月的行程圓滿結束，回到家鄉無錫。
印度剛剛進入熱季，迎來45度的高温。但無錫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風，街頭寬大的樹葉發出嘩嘩的聲音。一個茶室內，陸勇泡好了一壺功夫茶，兩個月以來，我們的大多數談話都伴隨着茶氤氲翻滾的熱氣。
“他們對中國市場還是非常感興趣，”陸勇笑容滿面，説雙方初步商定，與雲南方面合作的藥廠投資規模約一個億左右，Cyno提出以技術和三百萬人民幣的投資佔股一半，在中國生產仿製藥。“如果我們談成功的話，一方面對中國這個仿製藥的促進是一個好處，第二個方面降低藥價，第三個方面的話，對我個人也有好處……如果建立一個藥企，或者我參與，或者有股份的話，這肯定好説對不對。”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願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藥店裏沒有看到Cyno的藥。“有的，”陸勇突然改了説法，説Cyno公司曾給他發過一個視頻，上面顯示，藥店的貨架上有藥在賣。但他自己並沒有去驗證過。“我已經跟它聯繫了，我怎麼還能去藥店買呢？不可能的。”
陸勇一直微笑，語速依舊很快，沒有任何被質疑冒犯的情緒。他説，2008年時就看到過Cyno的伊馬替尼生產許可（這一説法後來改成2011年），還去過位它於索蘭山區的藥廠，“在懸崖上面往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層”。Cyno給他看過一份在日本做的檢驗報告，上面顯示，100mg送檢藥品的伊馬替尼有效成分為100mg，質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過，”陸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證。”
這些材料都是Cyno方面提供的。陸勇胸有成竹，説自己也做過藥品檢測， 2015年時還查證過Cyno的生產許可證批號，“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他用了很多“絕對”，“據我瞭解他們絕對是有許可證的，沒有許可證他們絕對不敢的。”
茶涼了，陸勇沒喝，也沒有再續。“我只關心它的藥好不好。至於它的運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銷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陸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無錫大學做過的檢測報告，分含量比較和質譜比較兩個部分，從圖表的峯面積顯示，送檢藥品和對比藥品的峯值幾乎一致。且這種檢測“一天就可以做出來”。
**“這不足以説明什麼，”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羅元明博士看過檢測報告後説。**藥物成分檢測需要多次重複實驗及多批次的樣品，而且還需要用標品製作標準曲線，比較耗時，這個報告太簡單，只是給出檢測器顯示的峯面積以及質譜TIC峯面積，還沒有任何文字説明。
2017年3月底，劉正琛將Cyno的仿製藥與格列衞送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檢驗。5月2日，他拿到了檢驗報告。報告對比了兩種規格的Cyno仿製藥與格列衞，每100毫克仿製藥的有效成分伊馬替尼比例分別約為格列衞的55%和83%（注：該檢測僅測試Cyno兩個批次的藥品，且其中一個批次生產日期較久，存在偏差可能，僅做參考）。
**“這種病吧，它不是説你吃了不好短期內能呈現出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江倩醫生説，“因為這種病如果不吃這類藥也平均生存三五年，個別長的也有十年，藥與藥之間正副作用很難説。”**她曾發表過一份針對949名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於服用原研藥患者，服用仿製藥的患者治療反應較差。而目前服用仿製藥的患者可通過非正規途徑獲得藥源，
“疏於規範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陸勇出示了一份Cyno的伊馬替尼生產許可，和兩份申請表格。該生產許可由印度喜馬偕爾邦頒發，
但上面標註的藥品種類（other than schedule C,C (1),and X），並不涉及處方藥範疇。即便如此，喜馬偕爾邦藥監局的網站顯示，該生產許可證的有效期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產的藥品上，仍沿用了這一批號。桑傑另一家藥企Gukka的生產許可證號，有效期也已於2015年到期。
這意味着，Imacy不僅在專利和技術上是仿製品，沒有得到中國市場的准入許可，它在印度的生產也是違規的。
“這個我不知道，”陸勇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印度的梅農醫生表示，如果不具備正規的生產資質，最大的問題在於藥品缺乏監管，從而無法保證每批次的品質。我給桑傑發郵件詢問，他再未回過我。
每天，陸勇的兩部手機不停閃爍，收到將近十位病友託他買藥的請求。這些人從網上找到了他的聯繫方式，説自己不懂匯款、不懂英文，網上寫的流程也太複雜了。陸勇頗有些怒其不爭，“這些患者實際上也是對自己不負責任，因為你這個病是長期服用的，你絕對不能依賴人家，”他説，“你買個手機都要花半天的時間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對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麼能夠隨便看了十分鐘以後，馬上就説我搞不懂什麼東西。”
（GQ報道 靳錦 曾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