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揭露美國醫藥審查黑幕 或許證實了你的猜想
【觀察者網 綜合報道】
藥企研發與審核專家之間的“曖昧”關係一直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然而卻又很難拿出實質證據指明兩者的明確利益關係。7月5日，由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版、國際權威期刊之一的《科學》雜誌（Science）發表了與此相關的兩篇封面文章，質疑兩者之間的利益輸送或引發倫理困境。文章指出，藥企不僅與負責為美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藥物的醫生之間存在着金錢交易，還常常給予那些幫助其藥物獲批的FDA官員以高薪職位。
拿錢最多的17名醫學專家共計收受2600萬美元
根據醫生們的公開信息披露，以及公開付款網站（Open Payments）2013至2016年對醫療醫學中心數據的記錄，Science整理分析得出了醫藥公司對曾參與藥物審查批准醫學專家的款項。
該分析結果顯示，**在2008年至2014年間參與批准28種新藥的107名醫生中，僅有41人沒有收到或者沒有接受藥企給予的金錢，而餘下的66人在藥物獲批後都得到了藥企給予的“酬勞”或“贊助”。**在這66人中，所拿錢款超10萬美元的有26人，超100萬美元的有7人，將拿錢最多的17名醫學專家錢款加起來，金額規模達到了2600萬美元。
對於這一數字，Sciecnce還特意指出，這只是能調查到的可量化數據，藥企給予這些專家的其他非資金“好處”很難換算成具體金額統計出來，但這樣的操作普遍存在於醫藥審批領域，比如藥企幫助醫生升遷、擴大影響力號召力、增強或優化業界美譽度等。
FDA“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醫學專家為自己喊冤
這樣“一方給錢、一方拿錢”的動作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權錢交易”，FDA都不管的嗎？好吧，FDA確實不怎麼管。
Science介紹稱，本來，在進行藥物評定之前，FDA會對評審小組專家成員應該運用一整套較為完善的體系來確信小組成員與藥企之間沒有利益牽連，但藥企對評審專家的賄賂通常表現為“事後付款模式”，這很少會引起FDA的警覺或者調查。
但事實上，FDA對於藥企與評審專家的某些事前聯繫、甚至是很明顯的事前聯繫都不會納入考察範圍。比如，在一項藥品評審會召開一年之前，多位評審組成員都獲得了來自藥企、名目為差旅費、講座費、研究費等的財務支持。而這些信息，FDA並沒有將之披露出來。
耶魯大學的內科醫生、《美國醫學會雜誌》專家編輯Robert Steinbrook説，“當一個評審小組的投票成員在會議之前明確地與企業或其競爭對手有財務聯繫，但FDA並沒有將此標記出來時，人們會在盡職調查中選擇忽視這一聯繫。”
對於藥品生產者的競爭廠家為什麼也要給評審新進藥物的小組專家提供贊助，Science解釋稱，這是因為，某種新品打入市場、以及新藥説明書的用藥警告，都會對競品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因此評審小組在評定新進藥物時，還會競品價格等事宜做出認定。
對於“事後付款模式”，明尼蘇達州的醫學倫理學家Carl Elliott説，“當你為一家制藥公司做了一些積極的事情，你會對他們在以後為你付錢很有信心，而且確實，他們就是會這樣做。”
對此，FDA的一位發言人發表聲明稱，按照其規定，進入藥物評審小組的人員必須向FDA披露未來任何有可能成為其僱主的組織或機構，但小組成員沒必要告訴FDA誰會在將來給他錢。該名發言人還説，“FDA對候選人已經做了充分的篩選，FDA保證小組成員和藥企之間一定沒有就此事項展開權錢交易，但可能雙方的其他往來會給人們造成一種看上去不太公平公正的錯覺。”
花大筆錢贊助專家而使自家藥品獲批的藥企發言人則表示，他們對於這樣的指控內容完全不知情，“參與到藥物評審小組中的工作人員，除了FDA通常會派出的那些，專家們都是因其專業性和中立性而被選任的。”
與Brilinta這款藥相關的金錢流向：左邊是出錢的藥企（其中，深藍色為改藥生產廠家，淺藍色為競品），右邊是收錢的醫學專家
獲得藥企資金的醫學專家也向Science“鳴冤”。
在採訪中，一位於2010年參與藥物（Brilinta）評審、2013至2016年間以“車馬費”、“研究費”、“酬謝金”、“諮詢費”等名目，從多家藥企（主要為該藥生產者阿斯利康，AstraZeneca）手中拿到“贊助費”超過200萬美元的專家（Jonathan Halperin）在痛快承認自己拿了錢之餘，認為藥企給他的講課費和諮詢費“和保險公司出錢讓我給人看病沒什麼區別”。
這位專家説，這200多萬美元基本沒進他的口袋，他拿到錢後就將其捐給了大學的研究機構。但它也承認，大學研究機構用這筆錢所做的研究恰好就是針對該藥物的研究，而這位專家在其中司職“數據監管”。
這位專家甚至還表示，他當初審批藥物的時候，是沒有受到“之後會獲得好處”這種思路影響的，“這種利益關係正是專業的表現，又不可能僱一羣毫無利益關係的高中生來對藥品進行審批吧”。但在記者幾番追問之下，他又承認，如果抱有對將來能得到好處的預期，那麼做評審時確實會受到影響。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醫學界”
對此持批評意見的醫學倫理和監管專家、前美國政府FDA專員David Kessler説，“要想禁止事後付款，會面臨很多棘手的問題，但這樣的事情值得做……因為這樣的局面需要扭轉，因為公眾的信任對於公權力機構至關重要。”
權錢交易後果嚴重
那麼，這樣的權錢交易導致了什麼嚴重後果嗎？答案是肯定的。
2010年的一次藥物評審以7票贊同1票反對的巨大優勢通過，這一評審由7名醫學專家和1名患者代表組成，後面幾年，7名專家中的4人收到了來自藥企的“贊助”。
而這款被評審通過的藥品上市後，因為被認定為降低心血管疾病發作風險的功效比其他競爭藥品都要好，迅速攫取市場，賣出了比競品高25倍的價格，每年為藥企賺得數十億美元利潤。
如果説靠着評審小組的“誠摯推薦”而大賺特賺並不是牽涉嚴重的道德問題，那麼在FDA過審的藥讓人們“不僅勞財而且害命”就真的很嚴重了。
一位名叫Jacob Sitko的美國公民於2008年入伍美軍，並在伊拉克服役三年後於2011年死於應激後創傷綜合（PTSD）的治療。
Sitko的媽媽説，她21歲的兒子是被一種藥物所殺死的。這種名叫Seroquel的藥物中含有喹硫平，用於治療精神類疾病，而Seroquel中還混合有一種可以直接導致心臟病發作猝死的藥物，而Sitko在服用前，該藥物的使用説明中並沒有披露出這一點。
Seroquel是在2009年通過FDA批准的，兩個對此藥物展開評審的小組都以大比例贊成票批准了Seroquel的過審，而在此後的幾年，多名小組專家獲得了Seroquel的生產商阿斯康利（AstraZeneca）等藥企的“贊助”。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醫學界”
Science採訪到了其中的一位專家，來自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心臟科專家Christopher Granger。Granger在2013至2016年間，共收到來自要求的各種名目“贊助費”近140萬美元。
對於此事，Granger解釋稱，藥企給他的錢都被用於研究，並沒有進自己口袋；但據聯邦數據顯示，140萬美元中的至少40萬都最終歸Granger個人所有。
Granger繼續為此解釋到，他正是因為拿人手短，所以在評審過程中儘量保持中立；而自己之所以為Seroquel擴大適用範圍投下贊成票，單純是因為自己被藥企的研究成果所説服。
而對於士兵Sitko的死亡，Granger表示，這應該是藥劑師或臨牀醫師的錯，他們可能是將Seroquel用在了失眠的治療上而導致的。
與Seroquel這款藥相關的金錢流向：左邊是出錢的藥企（其中，深藍色為改藥生產廠家，淺藍色為競品），右邊是收錢的醫學專家
而藥企方面，2010年，阿斯利康花費了5.2億美元擺平了政府對其“不當營銷”的指控，但當年，它因此藥而獲得的收入超過50億美元。
2011年，FDA強制阿斯利康在藥物Seroquel的説明書上發出警告，提示該藥品可能會導致心臟病發作猝死的風險。士兵Sitko死在了FDA向阿斯利康發出強制令的三週後；而近些年來，FDA收到了多起與藥物Seroquel的死亡事件投訴，而關於各類藥品導致心臟問題的投訴，更是多達成千上萬條。
而當Science記者向FDA或評審小組專家索要“利益相關審定文件”時，沒有一方願意拿出當時FDA如何判定專家與申請藥企毫無瓜葛的證明文件，而他們的拒絕理由都非常一致，****“這是對個人隱私的侵犯”。
雖然Science沒有從FDA或專家手中拿到跟進一步的資料，但Science在文末附上了可控讀者查閲的表格，通過選擇藥物名稱，可以查詢到藥品生產者、該藥品競爭對手分別就某種藥物給了某位專家多少錢，而這些專家又每人收入多少錢。
對於此圖表，微信公眾號“醫學界”在報道此事時稱其為“神扒皮”、是Science出示的如“省得你求錘，我先錘死你”般境界的數據。手動查詢具體請戳：FDA和藥企金錢關係圖，拉至文末即可看到。
醫藥審批界的“旋轉門”
除了“扒皮”藥企和FDA評審小組醫學專家之間的權錢交易，在另一篇文章中，Science還介紹了FDA工作人員與藥企的藥品審批界“旋轉門”。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政府工作人員在職期間，不得從其監管企業中獲得不正當的經濟利益。但這項法律的執行並不嚴格，Science調查發現，FDA的工作人員從政府離職後，很容易進入藥企工作，或者為藥企提供諮詢工作。
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研究中，研究人員在統計了55名在FDA負責血液學、腫瘤學藥物審查的人中，有26人從FDA離職，而這中間，有15名在後來進入藥企工作或為藥企提供諮詢服務。
Science認為，FDA應該設定相關的競業禁止規定，以防FDA工作人員在為政府工作時抱有“將來會和這些藥企工作人員成為同事的想法”，並防止這些人在離職之後，用“前同事”的身份去搞定那些依然在FDA任職的工作人員。
FDA對於其高級員工其實是有這樣規定的，有些是永久的、更多是暫時一兩年的，但通過搜索LinkedIn等可以發現，16名FDA藥物審查員中的11位共參與過28項藥物的審批工作，在他們離開FDA後，去到了生產他們曾審批藥物的企業當中。看上去，這樣的行為是會造成利益衝突的，但FDA從未出手阻止。
上文報告的撰寫者、腫瘤學家Vinay Prasad在談到此事時説，“當你離開曾經的工作崗位（FDA），第一個找到你、坐在你桌前、想要僱傭你的僱主，是你曾經監管審查過的企業負責人，你不會像一個笨蛋一樣轉身離開的。這不可避免，誰都會做對自己有利的選擇，這是人性。”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