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誰要“分裂”歐盟？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7月5日至8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正式訪問保加利亞，並出席第七次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晤。
李克強結束訪問保加利亞，保總理鮑裏索夫到機場送行，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六年來，“16+1合作”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雖然北京反覆強調與東歐國家的合作並非要分裂歐洲，但依然不能完全止息歐盟內一些人的猜忌，“中國分裂歐盟”的聲音依然此起彼伏。
無獨有偶：不久前，普京連任總統後訪問奧地利，德國《明鏡》週刊為此發表文章，標題是《維也納來了位沙皇》。普京在訪奧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聲明“俄羅斯並無分化歐盟的企圖”。
這究竟是歐盟有人神經過敏？還是媒體刻意炒作？還是有人真想肢解歐盟？先不説哪種説法靠譜，哪些説法誇張，“分裂説”的確常見諸於歐洲媒體各端，也常出自此間政客的口中。
都有誰上過分裂歐盟的“黑名單”？
筆者稍花時間，把“分裂歐盟”的外文字輸入電腦，搜索結果好長好長，簡直讓人目不暇接。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下面摘錄過去幾年中曾出現過的相關報道，以饗看官：
2018年6月1日，盧森堡外長埃索伯恩（Jean Asselborn）在柏林社民黨黨代會上表示，特朗普力圖通過增加關税來分裂歐盟。
2018年5月23日，德國《經濟週刊》（WirtschaftsWoche）發表著名經濟學家辛（Hans-Werner Sinn）的文章，指出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歐改計劃”很危險，有分裂歐盟的嫌疑。
2018年4月3日，德國《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就頗具爭議的北溪天然氣管道二號線（Nord Stream 2）問題發表文章，題目是：20萬個管道正在分裂歐洲。
2017年8月30日，時任德國外長的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呼籲歐洲人警惕中國分化歐盟的企圖。
2017年7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參加G20漢堡峯會之前訪問波蘭。德國《世界報》（die Welt）撰文分析特朗普分裂歐洲的企圖。
2017年3月12日，布魯塞爾的“獨立歐盟”博客（der unabhäniger EU – blog aus brüssel）就土耳其政治家在歐盟各國內出席各種集會宣傳憲改一事評論道：“埃爾多安如何分裂歐盟”。
2017年2月2日，俄羅斯總統訪問匈牙利。在歐美製裁俄羅斯的大背景下，歐爾班（Viktor Orbán）與普京的密切關係受到質疑。德國《南德意志報》（SZ）發表文章，標題是《兩個有可能分裂歐盟的男人》
2016年9月21日，“compact在線”就北大西洋兩岸自貿區項目發表文章，題目是：“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和歐盟加拿大廣泛經貿協定（CETA）分裂歐洲：許多國家出現抗議和抵制”。
2016年9月14日，盧森堡外長埃索伯恩發表的“應該把匈牙利開除出歐盟”的言論引起歐洲政壇的強烈反彈。聯邦德國報（bundesdeutsche Zeitung）發文，標題為：“匈牙利：歐盟部長埃索伯恩在分裂歐盟”。
2016年5月4日，德意志電台（Deutschlandfunk）做了一台關於伊斯蘭問題的討論節目，題目是“民族認同性正在分裂歐洲”。
2015年7月13日，希臘金融危機正酣，德國財政部一個“有辱雅典”的內部文件流出，引起美國《華盛頓郵報》的關注。政治網刊“Telepolis”撰文，標題是《安吉拉·默克爾要分裂歐盟？》
2015年1月30日，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在歐盟財政緊縮政策的強大壓力之下，不得不向東方尋求資金援助。此間媒體開始指責普京想利用希臘新政府的窘境，通過提供資金的方式分化歐盟。
2014年1月29日，難民潮已出現端倪，歐盟還沒正視此問題。為此，獨立媒體“Cicero”發表文章，警告經濟難民可能分裂歐盟。
……
這麼看，西方媒體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是相當“公正”的，基本上是“人人有份，事事有份”： “黑名單”上不僅有國家和領導人（俄羅斯、普京、特朗普、中國、埃爾多安、埃索伯恩、歐爾班、默克爾），還包括國際協議（TTIP、CETA）和人羣（經濟難民）、甚至連輸油管道（nord stream II）都在其中。
歸納起來，“分裂説”大概有以下幾個指向：
1）普京與歐盟個別國家以及某些政治勢力，特別是民粹和右翼（奇怪吧？）建立和保持密切關係，試圖以此改變和影響歐盟對俄政策（主要指制裁這方面）。
2）美國利用“新歐洲”（特別是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對俄羅斯的傳統恐懼和反感，通過北約對其提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並影響了歐盟的對俄決策。
3）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下與中東歐諸國對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歐盟內部的政經決策；中國的企業在歐洲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企業併購，也讓歐盟開始擔憂緊張起來。
4）在歐洲已經紮根的伊斯蘭以及以穆斯林為主的大批難民、宗教原教旨主義現象和恐怖襲擊，讓以基督教為主的歐洲社會感到不安和恐懼。
5）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南北“窮富”之爭和東西“新舊”互懟）因發展階段和國家利益的不同、以及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一體化方略和大型經濟項目上的立場分歧而出現的嫌隙。
筆者在歸納這些不同“指向”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以上五點中，絕大部分被視作“分裂”和“分化”的圖謀似乎都是來自外力，但縱觀歐盟歷史，真正危及歐盟的危機，絕大部分都與內部因素有關。
究竟誰在分裂/分化歐盟？
今天的“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從1952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到1958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AG），到1967年之後的“歐洲各共同體”（ EC），最終於1993年統合為“歐盟“——共經歷了六十多年的結構沿革。
歐盟各成員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充滿嫉妒、私利、猜忌和質疑。實際上，歐盟不僅一直面臨着分裂的危險，而且也已經歷了分裂的痛苦。以下事件可以作證這點：
法國的“缺席”抵制政策：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時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第一屆主席、德籍政治家哈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建議，用共同體所有內部關税的收入來取代各成員國按照國內生產總值繳納的會費；在共同農業政策方面，從1966年1月1日開始不再實行“全票通過制”，而是“多數通過制”。
哈爾斯坦，圖片來源：wiki
農業對法國至關重要，巴黎認為哈爾斯坦的改革直接“威脅”到了其核心利益，因而堅決反對。1965年6月29日，法國外長德姆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不顧哈爾斯坦已答應修改計劃而單方面宣佈談判失敗，並離開共同體部長理事會達半年之久（即所謂的“缺席”），導致共同體決策機制癱瘓，史稱第一次嚴重的歐共體“憲政危機” 。
德姆維爾，圖片來源：wiki
歐共體“硬化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軍備競賽、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福利過於慷慨，加上歐共體各成員國各自為陣，不願進一步把本國權力交給布魯塞爾，致使歐共體患上所謂的“歐洲硬化症” （Eurosklerose）。
其中，聯盟內一直執行的農業援助政策最為荒唐，即，生產越多，得到的補助越多。拿奶農做例子：為了從共同體獲得更多的補助，奶農不斷增產，最後鮮奶成海，奶酪成山。直到生產過剩在八十年代中期導致金融危機，共同體才開始改變農業政策，實行按額度的“定量生產”。
倫敦從一開始便視這種農業“補貼”為眼中釘，認為對其極不公平。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為此與布魯塞爾爭執多年，1984年，她喊出“把錢還給我”（I want my money back）的口號，為英國討回了所謂的“英國退款”（UK rebate）。
“歐洲硬化症”貫穿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共同體相當艱難的一段歷史。
歐洲憲法在公投中被否決
2004年10月，旨在取代此前所有基礎性文件以及歐盟各成員國憲法的《歐洲憲法條約》在歐盟羅馬峯會上正式簽署。各成員國若通過，“歐洲憲法”本應於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不料卻被法國、荷蘭等國的公投否決。就這樣，這個邁向歐盟政治一體化的歷史性文件“出師未捷身先死”。
否決的理由可謂五花八門：有人認為這個未來“歐洲合眾國”的憲法字數（16萬字）相比於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字數（4600）太冗長；也有人認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非民選產生因而不具代表性；還有人認為歐盟還不是一個擁有統一主權的國體故而反對冠以“歐洲憲法”這個標題；左派則批評該憲法缺乏社會準繩（如“自由競爭的開放型市場經濟”中不含“社會”成分）；自由派則指責該憲法未能克服歐盟的民主短板；也有聲音乾脆不接受“歐洲超級國家”這個模式；還有人反對憲法促進歐洲軍事化；保守陣營則認為憲法未強調基督教精神傳統等。
“歐洲憲法”的夭折可以被稱為歐洲憲政的第二次重大危機，從此以後，歐盟的政治一體化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希臘債務危機
自2009年末開始，因為希臘國債水平增長強勁，投資者紛紛關注希臘的償還能力，債務危機由此初顯端倪。
根據1992年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歐元區成員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
剛剛入盟的希臘知道自己離這兩個硬指標相距甚遠，於是求助於美國高盛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高盛為其設計了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據説是用於購買坦克或殲擊機），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標準，説白了就是造假作弊，矇混過關。
歐元區統計部門和成員國財長們獲悉後雖然擔心，但也無法對希臘採取什麼制裁措施，因為法德這兩個歐元區重要國家當時自己就違規，也很不情願達標。應該説，在吸收希臘加入歐盟和歐元區問題上，經濟規律和務實理性始終敗在政治投機和地緣考量手下。
到最後，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歐元區自食其果。默克爾不得不決定通過大量注入資金來拯救奄奄一息的希臘金融和經濟。
難民危機
由此也就產生了關於2015/16年難民危機原因的另一種解釋：德國不萊梅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努夫（Philip Manow）認為，默克爾當時不顧有關法律打開國門開放邊界，並非出於人道精神。
當時，經濟低迷之中的希臘遇到難民潮的衝擊，已失去了逃離此劫的能力。希臘如果崩盤，此前默克爾力主救援這個愛琴海之國的所有資金將一去不復還。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默克爾才倉促做出了令絕大多數人無法理解的“開門”決定，以此舒緩希臘的難民壓力。不然，希臘破產之時，也就是默克爾政治生涯的終結之日。
馬努夫教授的觀點似乎不無道理，因為它順理成章地解釋了當時難民潮時出現的種種跡象：德國內部協調相當糟糕，聯邦與各州，各州與城市之間只是在匆匆應對，措施的臨時性應急性很強；歐盟內部根本就沒有就分配難民達成一致，實際上，這個狀態到現在都沒有得到改觀，並一直影響着德國的內政和歐盟一體化進程。
英國脱歐
2016年夏天的那場公投，使英國重新走上“光榮孤獨”的老路。微弱的多數改變了一個國家的走向，給英吉利海峽兩岸帶來了不可預測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至於那場公投產生的原因，除了時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本人的政治算計外，歐盟結構不完善、德法分量過重、難民潮、英國社保系統受歐盟人員流通的壓力等因素都曾對英國公民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當時英國經濟的整體狀態要略強於歐盟，英國人擔心自己的發展被歐陸拖後腿。這也符合英國在對歐陸關係中的一貫表現：自己不好的時候，拼命靠近聯盟（在自己被稱為“歐洲病夫”時兩次申請加入“歐共體”）；可加入後又嚷嚷着要離開（歷史上曾舉行過兩次脱歐公投）。
歐盟作為一個“化零為整”的政治試驗，説其“前無古人”毫不為過，至於是否也“後無來者”目前還不好説。不管怎樣，它凝聚了幾代精英們的集體智慧，許多設想考慮周詳長遠，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但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肯定，歐洲的“分裂”危機幾乎無一例外地源於自身，而非外部。
中國沒有“分裂”歐洲的動機
歐盟指責最多的所謂“外來分裂勢力”主要指中美俄三國。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三國是否具有“分裂”的動機和能力。
俄羅斯：
冷戰結束後，其戰略空間在歐盟和北約的雙重壓力下大幅收縮。“收復”克里米亞可謂普京無奈中的背水一戰，為西方畫下了一道“紅線”。客觀説，一個趨弱的歐盟對莫斯科阻止西方的進逼和恢復“戰略縱深”應該是有利的。
但是，俄羅斯的經濟主要靠出口能源來支撐，而能源生意多為大宗買賣，與一個個歐洲國家單獨談，既耗時又複雜，而與歐盟這樣的規模或多國集團談應該更容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普京有政治上“分化”歐盟的動機（贏得更大的影響力，緩解制裁壓力），卻無“分裂”歐盟的目標（對經濟和貿易並無好處）。再説，即便莫斯科想分裂歐盟，單憑其一己之力，恐怕也實現不了。
美國：
北大西洋聯盟關係是冷戰的產物，原先的戰略對手俄羅斯不再成為威脅後，這個聯盟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越來越多美國人的質疑。
在他們眼裏，歐盟和歐元的誕生，説好聽點是歐洲盟友想與他們平起平坐，説得難聽點就是“昔日的徒弟如今自己要當師傅”。因此，華盛頓對歐洲的態度從信任轉為疑惑，又從疑惑變為猜忌，現在乾脆“同牀異夢”“面和心不和”。
作為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國對任何有做大趨勢的勢力都會非常警惕。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一個統一和強大的歐盟無論作為戰略對手還是貿易伙伴都有百害而無一益，所以，他發自內心希望歐盟是盤散沙。的確，歐盟如果散夥，與美國較量時將永遠處於下風。
從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的種種動作（貶低北約、逼盟友增加軍費、拉攏中東歐國家、挑唆法國脱歐單幹、徵收關税等）看，他對歐盟的“質疑”不再侷限在口頭，而已成為其施政的一個重要目標。
所以，美國不僅有“分裂”歐盟的動機，而且還是唯一有能力做到這點的國家。
中國：
崛起中的中國，即便很低調，都無可避免地會遭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擠壓。中國雖然已經相對強大，但依然處在發展階段中，因此，樹敵絕對不可能是它的本意。
從均勢角度看，中國樂見一個多極的世界。俄羅斯、歐盟的強大，能更好地牽制和分散美國的精力和注意力，而歐洲只有在團結和一體的情況下才有望成為這樣一支力量。因此，中國不可能希望歐盟分裂。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正是為了打通歐亞通商的脈絡。如果把新的“絲綢之路”比作一座大橋，那歐盟和中國就是河兩端的“橋頭堡”，缺一不可。因此，歐盟若分裂，橋頭堡何存？對中國又有何益？
德國前外長加布里爾曾表示：北京若希望歐盟尊重“一箇中國”，那它也應該尊重“一個歐盟”。他這話反映了歐盟對北京的猜忌和牴觸，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和中國通過“16+1”這個平台深化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有關。
對於歐盟的這份“超級敏感”，筆者雖然可以理解，但不能認同。
之所以“能理解”，因為歐盟雖為“聯盟”卻未真正成“一體”，仍處於成員國各自為陣的“分治”狀態中（有點類似 “軍閥割據” 時候的中國）。當面對強大對手時，結構鬆散的歐盟自然會覺得底氣不足，在客觀上已將自己視為“弱者”。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敏感反應，過度解讀，誇張表達也就不足為奇了。
之所以“不認同”，因為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加布里爾所代表的那種觀點既欠缺客觀性，亦沒有邏輯性。中國既無分裂歐盟的動機，亦無分裂歐盟的能力。
再者，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從客觀上只會幫助縮小“新舊”歐洲之間的發展差距，對歐盟的一體化有百益而無一害。
結語
歐盟現在亟需跨越的是以下兩個“鴻溝”：1）南北歐之間的“窮富”差別；2）東西歐之間的“新舊”之爭。
歐盟當前面對的挑戰主要有以下三個：1）擺脱美國必須經歷的“斷奶”之痛；2）內部利益分散而導致難以形成“凝聚力”；3）極端和民粹勢力的迅速崛起，對建制派形成巨大壓力。
還有一個“怪圈”也不可小覷：精英階層認識到歐洲若要生存必須聯合（united），普通百姓卻認為只有維護本國利益才是真。這會導致相悖而行的社會發展趨勢，後果令人擔憂。
在這樣的處境下，政要們散佈各種“分裂説”其實是在對嚴峻複雜的現實做庸俗化的解釋。從中反映出來的“短視”和“昏憒”不得不讓人替歐盟的未來捏把汗。
殖民時代、工業時代、冷戰時代，“西方模式”席捲全球，勢如破竹。那時，歐美從不認為自己的模式是在威脅和碾壓其他發展模式，而是堅信自己在播撒文明的種子。
的確，制度的勝負要靠競爭，而競爭在很多時候未必就有客觀公正的裁判。
如果西方具有制度自信，為何又要把自身危機的原因推到別人身上呢？這種做法表現出來的恐怕不是民主，而是傲慢；更不是制度自信，而是制度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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