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與台積電：半導體制造強者給大陸什麼啓示-餘鵬鯤
【文/ 科工力量專欄作者 餘鵬鯤】
今年6月5日，世界知名的半導體制造巨頭台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宣佈辭職，離開了他為之奮鬥了三十年的台積電。這位87歲半導體宿將的一生可以説是跌宕起伏，又可謂從勝利走向勝利。
張忠謀以機械碩士的身份入職希凡尼亞半導體，為今後在半導體領域職業發展打下了基礎。因為和上司爭吵負氣出走的他，又跳槽到後來大名鼎鼎的德州儀器。而且在德儀發展過程中屢建奇勳，最終出任德儀全球半導體業務的副總裁，成為美國商界職位最高的華人。
在德儀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後，沒想到他卻來到台灣擔任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並創辦了今天佔全球半導體生產份額過半的台積電。2005年他首次退休，卻在台積電遭遇信任危機時重新出馬，再續自己所創的輝煌。
這樣一位老將的謝幕，人們回憶和追述的盛況可以想象，更有媒體適時提出“後張忠謀時代”我們應該怎麼辦的思考。筆者認為張忠謀是偉大的，但是他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打破了人們對發展先進技術和半導體制造的迷思。一味對張忠謀的成就進行個人主義的吹捧反而會使“亂花漸欲迷人眼”，不利於人們形成如何發展中國半導體製造業的正確認識。而撥開重重迷霧的關鍵，恰恰在於追溯台積電和張忠謀是如何成功的。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背後有美國產業轉移的支持
如果把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制造產業的時間線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在很長時間內，台灣的發展是比較落後的。但是自1970年尤其是1990年之後，台灣半導體生產突飛猛進，至今天已較為領先。
產生這樣強烈對比的原因，已經有相當多的從業者和觀察家進行了分析。不過這些分析往往假定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面臨的時代背景大同小異，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實際上，在境內發展半導體面臨的困難要大得多，可以説是地獄模式；而台灣發展半導體則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援助，發展可以説比較容易了。
美國對台灣半導體的幫扶始於1966年，台灣官方在高雄市的前鎮區，設立了台灣第一個出口加工區。而美國通用儀器隨後在高雄設廠，從事晶體管裝配，拉開了美國向台灣轉移電子工業的序幕。這一時間內，美國對台灣轉移的技術讓台灣有機會接觸到較前沿的半導體制造（雖然是不太重要的部分），為台灣後來半導體的進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美國這麼做也不是無私幫助，代價就是減少對台灣的資金援助，因為美國當時正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沼，急需緩解國內的財政壓力。
1975年台灣政府出資推動“積體電路（即集成電路）示範工廠設置計劃”，隨後更派出40多位留學人員，到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進行培訓。這次人才交流計劃規格高、層次深、範圍廣，而中國大陸根本得不到這樣的機會。
（當時台灣派往美國RCA接受培訓的人員，左起第四是後來聯發科的創辦人蔡明介）
美國RCA公司今天已經默默無聞了，但在當時絕對是技術先進的代表，電子顯微鏡、彩色顯像管、CMOS技術、光電子發射器、LCD和衞星直播系統等重要科技成果都是它首先發明或產業化的。同時RCA還掌握了不錯的集成電路製造技術，更為重要的是RCA當時是美國政府下屬企業，與RCA合作具有示範效應。
1972年1月，為準備接待尼克松訪華，我方人員與美國RCA公司取得聯繫，請求他們協助建造衞星通訊地面站。這一事件讓美國公司意識到，中國市場未來可能存在巨大商機。在他們的敦促下，1973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正式成立。這一事件被美國駐中大使館官網寫入中美交往歷史重要事件之中，這就是與RCA合作能帶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RCA帶頭對台灣進行技術轉移，台灣能獲得的技術可想而知。
而台灣派遣的留學人員也絕非泛泛之輩，而多數是當時台灣中研院電子所的技術中堅，其中就包括後來創辦聯發科的蔡明介，其他青年骨幹也是一時之選。
有趣的是此次台灣人才出國學習的計劃人就是張忠謀與潘文淵，而潘文淵曾經就擔任過RCA微波研究室主任。本身從美國母公司離職還能組織團隊回母公司學習先進技術，這恐怕也是中國大陸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受益於以上的因素，台灣於1977年十月建成第一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比韓國還要早一年。
（當時台灣偽“經濟部長”孫運璇視察建成的第一條生產線）
而我們當時也曾經緊緊抓住中美關係“蜜月期”，於1973年計劃耗資1億美元，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當時世界最先進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這比台灣工研院要早2年，比韓國早4年。但是由於國際關係發生變化，以及歐美出於自身考量不願意我們擁有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建成第一條三英寸線的時間反而比台灣地區晚了很多年。
沒有美國代為培養的大量人才，沒有從美國直接引進的新技術生產線，很難有產生台積電的土壤。無視海峽兩岸發展半導體的這些不同，誇大張忠謀對於發展台灣半導體的地位和作用無疑是片面和不客觀的。
起步初期的台積電是台灣版的“國有企業”
與忽略台灣發展半導體的外部因素類似，很多人也常常無視了台積電背後台灣地區政府的巨大作用。與朱自清的《背影》中刻畫的父親相類似，台灣當局不僅為即將走上市場旅程的台積電處處託人照應，還堅持把台積電帶上市場競爭的列車，這才走入幕後。
事情還得從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建立講起，1969年台灣省經濟部長孫運璇訪問韓國，看到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能夠集中力量推動本國工業發展，這才模仿着建立了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孫運璇認為韓國的這個研究所之所以搞得好與引進韓裔美國人進行領導密不可分，這才從美國聘請包括張忠謀在內的華裔美國人為其效力。而聘請張忠謀也是台灣地區政府早有佈局精心運作的結果。張忠謀在2006年接受採訪時也説“沒有孫運璇（1985年已經是台灣偽“行政院”院長），1985不回台”。張忠謀回到台灣時，台灣已經在八年前就擁有半導體產能了，台灣地區啓動發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電子工業研究發展第3期計劃”也已經有兩年了。
應該説，張忠謀是一個好水手，能夠在商海沉浮中領導台積電劈波斬浪創造輝煌。而這背後台灣當局的支持與幫助同樣功不可沒。
在籌集台積電發展資金時台灣當局發揮的作用就更大了。眾所周知，半導體代工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而且風險很大。這樣的行業，領先者的先發優勢很大，後來者沒有大額持續的風投很難有所作為。而民間的資本往往是不願意投資這樣長週期、高風險的項目的。這個規律在台積電的發展過程中也被一再的證實。
台積電建立之初，原定計劃其資金來源原則上由台灣地區官方基金出資一半，剩下的一半則由民間資金和外資共同解決。而實際運營時，台灣官方佔股48.3%，飛利浦作為主要技術提供商和國外投資者佔27.5%，其他七家台灣民營企業合計只佔24.2%。即使是這24.2%，由於民營企業不願出資等因素，也始終沒有完全到位。
在這段時間裏，台積電使用的還是台灣工研院電子所之前建成的那條3英寸實驗線，直到1992年台積電獲得大額貸款之後，台積電才在半導體代工上搖搖晃晃的站穩了腳跟。可以想見沒有台灣當局的大力支持，世界上可能根本不會有台積電。
而等到台積電上市之後，為了滿足台積電繼續發展所需要的海外融資和對員工的股權激勵。台灣所謂的“國家開發基金”才逐步退出，到2001年持股12.1%，依然是第二大股東。2003年以後，飛利浦逐步退出，“國家開發基金”仍持股6.38%，為第一大股東。
耐心的扶持與幫助，最後大度地退出，也只有在政府意志決定扶持地區支柱型企業中才可能出現。當時參與台積電的七家台灣民營企業也是財大氣粗很有經濟實力的，但幾乎都是一直持觀望的立場。哪怕到台積電已經到了能賺錢的上市期，各大民營資本想的也不是繼續經營，而是迅速利用台積電上市把所持股份儘可能售出。
而隨着半導體先進製程的進一步提升，發展半導體製造業的週期變得更長，其相應的投資風險也變得更大，這必然導致民間投資半導體制造的積極性更受削弱。
近來有文章聲稱中國發展半導體制造必須依靠BAT，而不是國家意志。對於這種説法是否可信，台積電的發展歷史已經做出無聲的駁斥。
台積電最後的騰飛還是依賴於自主創新
台積電的發展始於對國外技術的引進，而且一直伴隨着對國外技術的引進。先是美國RCA，後來是荷蘭的飛利浦，然後是美國的IBM公司，這給了一些認為“半導體技術靠引進吸收再創新一樣可以做到世界第一”的人以口實。
筆者認為這種説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根本上説又是有問題的。
之所以説它有一定的道理，在於台灣雖然沒有放鬆過對於自己人才隊伍的培養，不僅有條件的選派人員出國學習參觀，而且有意識地把偽“國防軍政”芯片研究交由這些研究人員負責，不過總的來説還是引進居多。而且台灣政府本身也傾向於引進技術以減少自研的風險，大有量力而行的意思。
為什麼説這種説法根本上又是有問題呢？就在於台積電自主研發的時間和技術雖然不多卻對台積電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評價自主研發對台積電崛起的重要性不能只根據台灣和台積電的一貫政策走向就草率得出判斷。
筆者認為，台積電走上自主研發之路確實既不是張忠謀慧眼獨具的結果，也不是台積電有“自主研發”的企業文化，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歪打正着，確實對台積電後來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台積電之所以走上自主研發的路線，首先在於繼續引進的前途不利於台積電的發展。大範圍引進國外技術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能引進，別人也能引進，一起引進的結果就是最後要爆發價格戰。而當時台積電就面臨同是台灣企業的聯電競爭，IBM同時向兩代工廠提供技術，聯電與台積電相比，唯一欠缺的就是管理技術了。於是在2000年之前，聯電與台積電的差距日漸縮小，台積電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這是台積電走向自主研發的外因。
另一方面，世界製程工藝進步到130nm附近時，原有的鋁製程金屬連線線寬縮小，導體連線系統中的延遲大大提高，嚴重的影響了集成電路的速度。而當時的半導體領軍企業IBM也吃不準，於是想在保持自身主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與台積電合作共同開發銅製程。
IBM的銅製程雖然已經有了一些技術探索，在實驗室條件下數據比較可觀，但是在實際條件下良品率很低。這一情況無疑對台積電的決策人員最終下定自主研發的決心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這兩部分的作用，隨着國內媒體的報道已經廣為人知。不過筆者依然好奇，繼續與IBM合作開發新工藝雖然良品率會比較坑，不過聯電到時候也會面臨着相同的問題，兩者的市場地位其實和之前也不會有太大的區別。是什麼讓台積電的決策者敢於把與IBM合作的機會讓給台聯電呢？畢竟台灣從政府到企業其實對於自主研發的態度其實相當的保守。
難道真是張忠謀慧眼獨具？筆者從台灣某電子新聞論壇中找到了一點不一樣的內容。
（台積電下定決心自主發展130nm的過程中，有可能受到其他公司的啓發）
如果2000年發佈的該消息屬實的話，原來台積電和摩托羅拉就研發130nm銅製程是有過接觸的。也就是説台積電的領導人應該是有機會比較不一樣的銅製程的工藝的。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台積電和摩托羅拉的合作研發沒有能繼續下去，但是不排除台積電從摩托羅拉（或者其他有接觸的公司）看到了不同銅製程工藝的優勢，勇敢賭了一把，通過自主研發把IBM打了下去。
這也同時説明了，台積電的成功不是來自於對過去引進IBM的鋁製程“再創新”的結果，而是出於自己（可能還有合作伙伴）對銅製程的理解原始創新的結果。
相比於中國大陸，台灣企業和官方確實更傾向於引進國外的技術，更不贊同完全自主研發，但台積電的成功並不代表着這種做法就是正確的。台積電的實踐恰恰打破了台灣發展高新技術“媚外”的迷思，而是奉行了“自主研發”的勝利。
不過我們也看到台積電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大國造重器不能總靠這樣的碰運氣，必須一開始就拿出自主研發的決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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