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一：美國精英大學招生新政的表與裏

芝加哥大學6月14日宣佈將不強制要求本科申請人提交SAT或ACT成績，這就是被命名為“考試備選”（Test-Optional）的招生新政。在此之前，美國已有數百所大學和一些選拔性不很高的昂貴文理學院取消了強制提供SAT等標化考試成績的要求，不過芝大是第一所加入此列的頂尖研究型大學。

芝大向來以非常看重學術水平著稱，此舉引人矚目。看起來，美國頂尖大學率先勇於擺脱考試選拔的桎梏，為解套應試教育做出了世界一流的表率。

然而，事情可沒這麼簡單。這種簡單的判斷很可能是在以當前中國教育問題的思維模式去看美國，並不真切。這項政策並不如看起來和聲稱的那樣解放學生，而大學的收益將遠遠大於風險，並且擴大了其招生權力的自由度，或者説，“隨意性”。

芝加哥大學（圖/芝加哥大學官網）

首先，所謂“考試備選”是説學生申請芝大可以自願提交這些成績來凸顯自己的優勢，也可以不提交這類成績，用其他材料證明自己，比如平時課外活動、作文、推薦信。

芝加哥大學副校長兼招生辦主任詹姆斯·諾道爾夫（James G. Nondorf）的原話是：“我們希望同學們理解，不要讓大學申請定義你，而要由你來定義申請過程。”“考試不是一切，也不能終結一切……不能讓一個小小的考試成績……嚇走學生。”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話語十分有感召力，不過現實可能依舊冷酷，不再要求提交SAT或ACT成績，不等於大學手頭就沒有成績，大學可以直接去考試機構購買所有學生的成績做內部參考。

要真正理解美國頂尖大學招生改革的行為邏輯，不能只是聽其言，還要從他們當前正在承受的巨大壓力入手。標誌性事件是2014年美國著名的公平入學組織（SFA -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狀告哈佛大學在錄取過程中人為限定亞裔入學人數，涉嫌種族歧視。漫長而膠着的訴訟過程引起各界高度關注。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Thomas J. Espenshade 和 Chang Y. Chung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一名亞裔學生進入某頂級私立大學需要SAT 1550分的話，白人只需1410，而黑人只需1100。綜合考慮成績、背景和體育特長等因素，作者發現白人、西裔和非裔進入同一所大學的機會分別比亞裔多出2倍、5倍和14倍。

隨後，政府司法部也支持SFA公開哈佛招生數據的訴求，並回應亞裔教育聯盟（AACE）對哈佛涉嫌歧視的政府申訴，介入調查。去年華爾街日報刊發社論《哈佛在掩藏什麼？》提出有力質疑。今年4月波士頓聯邦地區法官下達裁決，迫使哈佛大學在兩個月之內公佈一批招生數據，包括考生資料和哈佛招生辦公室的內部通訊。這項裁決被媒體稱為“哈佛在歧視亞裔官司中遭受沉重一擊”。此案預計今年秋天開庭，將對全美大學招生錄取產生深遠影響。

反觀芝加哥大學，考試備選新政之下，主觀判斷變得更加正當，錄取將變得更加深不可測。標準考試的分數不再能被作為歧視問題的有力依據，日後若要起訴芝大招生存在偏向的話取證將非常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政中一面取消申請人提供標準化考試成績的要求，另一面增加了一項申請材料要求，就是錄製2分鐘視頻。很難説這種“看臉”操作的深意和種族問題沒有關聯。過去許多年來亞裔學生在大學申請中鬥智鬥勇，一些人會以各種方式修改姓氏，來掩蓋申請材料中唯一能夠提示亞裔身份的信息。這次芝大要求錄視頻後恐怕再難掩蓋。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理解美國私立名校招生是一種雙向自由選擇的市場機制，就會明白芝大此舉的高明所在。

在這個系統中，大學之間為了取得在申請學生面前的優勢地位而激烈競爭，他們主要靠兩個關鍵數據在市場中發出信號，一是美國大學排名，二是招生中的錄取與申請人數比，也就是錄取率。芝大不要求提供標準化考試成績之後，有可能大幅擴增申請人數，鼓勵原來那些由於分數顯然太低而放棄申請的學生勇於嘗試，這既不會影響最終錄取的生源質量，還能刷新出更低的錄取率。同時，作為招生領域變革的引領者，其大學排名有望進一步提升，可以説一舉多得，名利雙收。

不僅如此，芝大率先找到了既規避風險又佔據優勢的竅門，會擾動整個大學招生競爭生態，其他美國頂尖名校也很可能跟隨芝大腳步出台類似政策，否則其錄取率將陷於系統性不利局面。

在公開聲明此次改革動因時，芝大招辦主任表示要為來自低收入家庭和第一代大學生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個理由不免令中國人費解，我們總體上認為標準化考試能帶來相對最大的教育公平，因為它主要取決於學生自己的學業能力，而課外活動、陳述特殊經歷的申請文書、推薦信等花樣百出的評價方式中含有更多家庭背景和文化資本的加持因素。更不用説我們經歷過高考停擺的教訓，當遴選中其他要素凌駕於學生個人學業能力之上，教育和國家人才系統受到巨大傷害。

雖然我們也意識到日益深化的地域、城鄉等教育資源的不均還是會影響學業能力表現，但標準化考試還是比家長能夠直接出力的其他方式更加公平。

美國的情況確有不同。大量研究美國學生的實證結論是考試成績高低與家庭收入正相關，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考試成績較好，低收入家庭由於居無定所、環境嘈雜、資源欠缺或是營養不良等原因，在標準化考試中表現不佳。

當然，這種相關性在中美都是存在的，但程度不同。在中國，家庭收入對考試成績的影響沒那麼大，要歸功於強有力的公辦教育、豐富便宜的教材教輔資料和各民族各地區總體上一致的向學之心。同理，在東亞各國家庭收入對考試成績的影響都沒有美國那麼大。假如中國的教育系統越來越美國化，那麼可能美國的特徵也會越來越明顯。

今年五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報道深入分析了美國標準化考試的利弊，其中指出：那些弱化成績的學校往往就是採用一種不那麼公平的新穎標準去替代另一種。比如2分鐘視頻，又比如費用不菲的訪校旅行、對獎助學金不敏感的申請人更容易做到的“提早決定”（ED）等來體現“就讀誠意”。

在美國的語境下，低收入家庭無論如何在受教育方面都是絕對劣勢的，於是他們也不太執着於考試，不會出現毛坦廠、衡水中學那樣的教育供給，不論政府還是市場力量都無法拯救這些孩子的學考水平。唯一的彌補辦法是，好大學要在招生中專門招一些弱學生以體現其正義感和社會責任，當然，以奪走一般家庭學業較優學生的入學機會為代價。

那麼，標準化考試究竟公不公平？至此我們發現兩種公平：統一的標準化考試之下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大學根據考分錄取體現出尊重學生學業能力和客觀規則的“考試公平”；而對弱勢羣體降分錄取或者説主觀有意把一部分入學機會留給學力明顯較低的弱勢羣體體現出“教育公平”。美國追求“教育公平”而要背棄“考試公平”，我們既要鞏固“考試公平”又要兼顧“教育公平”，這是兩條道路。

（本文原載於《文匯報》201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