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為何要強調“史學終究是史學”？

為什麼要強調史學終究是史學呢？其實是有原因的。現在到了21世紀，史學還是不是史學，還有沒有史學，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學術界，尤其是歷史學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新流派、新方法、新學説、新理論層出不窮，史學研究領域越來越拓展，研究方向越來越複雜。

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面對大量湧現的新現象、新思潮，我們怎麼定位自己？我對有些傾向並不十分認同，比如説“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書中的事件是人們很早就知道的一個審判案件。過去也有人寫過，可是戴維斯用新文化史的理念進行寫作，對此做了一個自己的解釋。這個解釋在我看來，加入了太大的想象空間。如果在歷史學研究中加進太多想象，那麼歷史學是不是仍舊是歷史學？大家都承認事實本身，案件審判時有相當不錯的記錄。問題在於，女主人公為什麼接受假馬丁，正是在這一點上作者加入了太多的想象，並根據想象進行推理。這是我理解的本書最大特點。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女主人公的思想活動和動機呢？女主人公沒有留下任何説法，或者説，她的説法不被戴維斯接受，戴維斯有她自己的解釋。但這個解釋又是從哪裏來的？問題就出在這裏。**最近一段時間歷史學界出現一種傾向，對某些事件中的一些情節做推演，通過邏輯推論得出結論，但這樣就把歷史作為偵探小説來寫了。可是你如果真的把歷史作為小説來寫，歷史學和文學還有沒有界限？**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戴維斯的結論過分建立在推理上，離開了堅實的史料依據。

《馬丁·蓋爾歸來》

類似的情況並不少見

比如説心態史，也是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新領域，並且得到廣泛傳播。心態史給我的感覺是，它所指認的某些事件、情節、人物案例，屬於事實，是有依據的。但如果我們根據某些史料記載，就去推導身臨其境的人物或人物羣體的心理狀態（説好聽一點是借鑑心理學研究方法），從而進行推論，這種治學方法算不算曆史研究、能不能恢復歷史的真實，存在相當大的疑問。因為，寫小説的人都知道，一個情節可以向多個結果發展，小説家可以選擇讓結局向不同方向變化。換句話説，同一部小説、同樣的情節，可以引導出若干個不同的結局。但寫歷史卻不可能有不同的結局，因為歷史的結局是確定的，歷史只能依據史料得出結論。用寫小説的方法進行歷史學研究，在相同的情節和事件中推導出各種結論，這還算不算歷史學？

同樣的例子還包括在一段時間裏很流行的疾病史研究。例如寫滑鐵盧戰役，據説拿破崙在關鍵時刻正好身體不適，因此被打敗了。諸如此類，一些新的史學流派，共同特點就是脱離史料、主觀臆斷。

滑鐵盧戰役

最近還有一個例子很有意思

香港《聯合早報》2017年8月刊登尼爾·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認為世界歷史經常是由一些異想天開的突發事件造成的，那就是人類歷史的關鍵時刻。為了證明這個觀點，他引用奧地利著名文學家茨威格的《人類星光燦爛時》中的幾個故事，説這些就是人類歷史的關鍵時刻，一剎那就改變了整個歷史的面貌。他舉了幾個例子，第一個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説法，只是因為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門碰巧沒有上鎖，於是土耳其軍隊就從這個城門如同潮水一般湧進來，所以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第二個例子是滑鐵盧戰役，碰巧法軍元帥格魯希恪守成命，普軍已經投入戰鬥，可是他就老老實實地按照命令留在其他地方。拿破崙已經被打敗了，格魯希的軍隊還沒上戰場。第三個例子是十月革命，德軍參謀本部允許列寧過境返回俄國，以為把他送去後就能將沙俄摧毀，但沒想到把德意志帝國也摧毀了。這是茨威格小説中的“人類星光燦爛時”，他寫的是小説不是歷史。問題出在，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居然把茨威格小説中的情節作為依據來寫文章，以證明他的觀點即人類歷史是由“星光燦爛”的時刻組成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

歷史學有沒有邊界

以上種種新思潮，讓我思考一系列問題：歷史學究竟是什麼？歷史學有沒有邊界？史學研究者是不是可以把歷史學的所有邊界都突破？如果説歷史學的所有邊界都被突破了，那麼歷史學還是不是歷史學？我認為史學終究是史學。史學是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就是嚴格依照能夠得到的、堅硬的、真實的材料。當然，我現在指的堅硬、真實的材料，不完全是蘭克所説的官方檔案、外交部文件，等等。現在史料的範圍很廣，包括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可是不管怎麼説，做史學還是得從史料出發，以史料為依據。雖然現在史料的範圍大大擴大了，但如果公開説根本不要史料，只依靠推理和編織故事就可以做歷史，這就突破了歷史學最基本的底線。

被稱為十九世紀德國和西方最著名歷史學家的蘭克

來源：北京日報

本文原載於“美國史教學與研究”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