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眼中的深圳和上海“雙城記”
上海與深圳是年輕的“雙子星”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在中國，兩千年曆史看西安，一千年歷史看北京，一百年曆史看上海。”這句話為西安、北京、上海這三座城市作了準確的定位。
2015年9月23日，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市，在參觀林肯中學時對美國學生也如是説：“看一百年的中國去上海。”
最近，有人添了一句：“看四十年的中國去深圳。”
在當今中國四個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之中，上海與深圳既是年輕的“雙子星”，又是兩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中國的兩大證券所就在上海與深圳，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是測量中國經濟“血壓”所顯示的重要數據。
正因為這樣，在探討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路的時候，我把上海與深圳作為“雙筒望遠鏡”進行觀察。
上海與深圳，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城市。
久居上海。上海是我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城市。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上海。從此我生活、工作、成家、紮根在上海，融入了這座東方大都市，與之同呼吸、共命運。
我在上海的最初15年，住在長長的弄堂裏，門前是彈硌路，對門是茶館，矗立着燒煤的老虎灶。我坐在小小閣樓的老虎窗下看書，茶客聊天聲、評彈演唱聲、爐工剷煤聲，聲聲入耳。我的鄰居們，大都是大中華橡膠廠的工人，我跟他們打成一片，而且學會用“阿拉上海話”交談。此後，我搬進新公房，左鄰右舍也都是普普通通上海人。豐富多彩的弄堂百貌，無形之中烙進我的腦海……
我在電影廠擔任編導，採訪了上百家上海工廠，走遍上海各個角落。半個多世紀的上海生活積累，促使我為這座城市寫了135萬字的長篇小説“上海三部曲”——《東方華爾街》《海峽柔情》《邂逅美麗》，也寫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歷程的50萬字的《紅色的起點》，還寫了被人稱為“上海幫”的216萬字的《“四人幫”興亡》。
葉永烈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採訪，創作《紅色的起點》（1989年7月）
深圳，我可以用“看着它長大”這句“老人言”來形容。記得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初，我就前往採訪。當時深圳火車站尚在建設之中。我寫了十篇總題為《深圳掠影》的報道，即《來到“南大門”》《南方明珠》《一條小街 兩個世界》《維他純牛奶》《富起來的漁民》《墾荒的“牛”》《訪問度假村》《漫步超級市場》《“文化綠洲”》《特區的人》，自1982年10月3日至12日連載於上海《新民晚報》。
後來，我又專程前往深圳，在著名的賽格集團住了半個月。深圳158家電子企業，優化組合形成賽格電子集團。我在那裏採訪有着“馬旋風”之稱的深圳賽格集團董事長馬福元。他原本是“京官”——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工業部電子計算機局局長，成了深圳的“墾荒牛”。我為賽格集團及其“老總”馬福元寫了報告文學。
此後我一次次來到深圳，即便是去香港途經深圳，也要在深圳走一走，看一看。深圳的飛速發展令我眼花繚亂。2017年5月我到深圳出席文博會，住在華強北，重回那裏的賽格集團，發現當年相當荒僻、只有賽格一家的地方，已經發展成為規模宏大的中國電子第一街……
我以比較的目光，寫下改革開放路上的“雙城”——上海與深圳。
騰飛的起點：兩度“五口”開放
上海與深圳的起點相同，最初都是從小漁村起步，都是傍水之鄉。
上海簡稱滬。所謂滬，是一種捕魚的工具，亦即一排用繩編結的竹柵，插在河中，以攔捕魚蟹，最初稱“扈”，後來演變為“滬”，亦即滬。
深圳的“圳”，意為“土”旁之“川”，亦即田野中的水溝。由於小漁村旁的水溝特別深，得名深圳。
上海與深圳的騰飛，得益於對外開放。上海的對外開放是被動的，深圳的對外開放是主動的。
上海被迫對外開放，是因為1840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於1842年不得不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翌年，又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這“五口”對外開放。也就是説，英國是憑藉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在“五口”之中，當時廣州、福州是省城，廈門、寧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縣城。
然而在“五口”之中，上海的地理位置最優越，即通江達海，腹地廣闊。所謂“通江”，指上海是長江的“龍頭”，而“達海”是指上海面對東海，處於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海輪北可以去韓國、日本，南可以去南洋，距離適中。至於腹地廣闊，則指江蘇與浙江是上海的兩翼，而江、浙兩省乃中國最為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
正因為上海具備這樣的優越地理條件，所以大批“冒險家”闖蕩上海，投資上海，在上海建立租界，把西方先進的科技帶到上海，使上海成為運輸、貿易、金融、工業中心，後來居上，迅速成為“五口”之首。文學名著《上海——冒險家的樂園》就是上海開埠、興起的生動寫照。在20世紀初，在上海黃浦江畔的外灘矗立起一幢幢歐式大樓，就是上海成為中西交融城市的象徵。
眾多的外資銀行在上海外灘吹響“集結號”……就這樣，上海外灘成了外資統治下的中國金融中樞，成了“東方華爾街”。
從外灘往北，過了外白渡橋，那裏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工廠林立，大批紡織、造船、發電、鋼鐵、化工廠雲集。當年中國工業的老大——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和機器織布局，也落户上海。上海成為中國的工業中心。正因為這樣上海擁有全國最多的產業工人，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誕生。
江南製造總局
上海還形成了海派文化風格。
上海開埠早，租界成了上海地域中的“外國”。西方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上海，西式建築在上海比比皆是。曾有過這樣的統計，在中國的城市人口中，懂英語最多的是上海人。咖啡是舶來品。中國咖啡館最多的城市，也是上海。上海領導着中國的服裝新潮。上海人典雅，高雅。上海的服裝向來以一個“雅”字飲譽中國，使外地的大紅大綠服裝顯得“土”，顯得“俗”，相形見絀。上海還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具有廣泛的影響。上海的文學作品具有濃厚的“小資”情調，形成海派文學風格。
當上海已經是大紅大紫的新興東方大都市的時候，深圳還只是邊陲小鎮而已。只有兩條半街，街道兩旁大都是舊式平房，一座五層的旅館成了全鎮的最高建築。那時候的深圳的“三件寶”是蒼蠅、蚊子和沙井蠔。
改變深圳命運的是在整整40年前——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197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
深圳（圖/視覺中國）
真是歷史的巧合，1842年中國“五口”被迫開放，而這一回中國主動開放，經濟特區也是“五口”（加上後來成立的海南經濟特區）。在1842年開放的“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之中，上海最弱最小，一躍居“五口”之首，成為中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而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五口”——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之中，深圳最弱最小，一躍居“五口”之首，成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成為“五口”之中最大、最繁華的城市。
深圳的迅速崛起，其地理位置除了東臨大亞灣和大鵬灣，西瀕珠江口和伶仃洋，其得天獨厚的最大優勢是南面與香港相鄰，只一河之隔（深圳河）。
往日，深圳與香港之間被重重藩籬所阻隔，以鄰為壑，咫尺成天涯。一旦拆除深溝壁壘，敞開大門，香港雄厚的資本、優秀的人才、先進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湧入深圳，使深圳一下子“興奮”起來。深圳把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參照系，高度重視學習香港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和做法，大膽吸收和借鑑。深圳在高速發展的軌道上運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從1980年至2016年，扣除物價因素，深圳GDP年增速平均達22.6%。
深圳大步流星追趕上海，追趕香港。2016年深圳GDP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後又一個躍入“２萬億元”量級的中國大城市。深圳的GDP超過了香港，震撼了香港！
英國《經濟學人》在“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城市”榜單上，深圳名列第二。還指出：“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實踐是經濟特區。全世界超過4000個經濟特區，頭號成功典範莫過於‘深圳奇蹟’。”
葉永烈為創作長篇小説《東方華爾街》多次在上海外灘採訪（2015年7月19日）
“總設計師”對“雙城”的決策
在深圳，我深切感到深圳人民對於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感恩與懷念之情。
每一回來深圳，我總會來到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園東南口，那裏矗立着鄧小平巨幅畫像。我在那裏與鄧小平“合影”。在中國的城市裏，在市中心矗立鄧小平的永久性巨幅畫像，深圳是唯一的。
在深圳的蓮花山巔，高達6米的鄧小平銅像，也是中國第一座經中央批准建立的鄧小平紀念銅像。銅像所塑造的正在健步向前的鄧小平形象，表現了鄧小平視察深圳的風貌丰采。
深圳人民對鄧小平懷着濃濃的愛戴之情，因為是鄧小平親手打開了深圳的改革開放大門。
鄧小平銅像背面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一言九鼎，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區的發展和經驗，使深圳從此快馬加鞭。
蓮花山上的鄧小平銅像
此後，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再度視察深圳，他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1992年1月31日，鄧小平乘坐專列從深圳抵達上海，他不斷把深圳的成功經驗與上海加以對比。
兩年前，1990年4月，在鄧小平的倡議和推動下，中央作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決策。鄧小平説，“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
1992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聽取關於浦東開發和發展規劃的彙報時，説了一段至關重要的話：“浦東開發晚了這是我的失誤。當時建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上、外資情況上考慮，沒有考慮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聰明，但讓你們失去了一次機遇。”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説：“90年代的機遇不能再錯過，這是你們上海最後一次機遇了。現在浦東的開發只能進不能退，而且也沒有退路，浦東開發是晚了，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
鄧小平明確地要求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鄧小平還要求上海向廣東學習，向深圳學習：“你們可以借鑑廣東的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搞得現代化一點、起點高一點，後來居上，我相信這一點。”
鄧小平關注着改革開放中的上海與深圳這“雙城”，強調“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
“總設計師”的話，重若千鈞。上海市的領導人緊緊抓住“總設計師”重要指示，進一步推動“王牌”的改革開放，要與深圳一起成為“標兵”。
於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這句話，成了掛在上海市領導人嘴邊的話，成了三天兩頭在上海報紙上出現的大字標題。上海人藉助“總設計師”的決策，在經濟上求大發展。上海畢竟是上海，確實是“王牌”，工業雄厚，科技發達，人才濟濟，信息靈通，所以上海“一年一個樣”，其發展速度及後勁是非常驚人的。
上海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外灘對岸的浦東陸家嘴。當年我曾經一次次乘坐渡輪，從外灘橫渡黃浦江，來到陸家嘴。那裏除了低矮、破舊的農村小屋，便是成片的農田。與外灘那23幢百年歐式老建築相比，那裏是鄉下，是“下只角”。
自從浦東大開發以來，一座又一座大橋飛架於黃浦江上，陸家嘴崛起的高樓像筷子籠裏的筷子一般密集。這些高樓都是新建的，跟渾身裹着花崗岩外牆的外灘大樓截然不同，浦東大樓渾身裹着亮閃閃的玻璃幕牆。420.5米高的金茂大廈，492米高的環球金融中心，632米高的上海中心，三足鼎立，成為陸家嘴的地標，上海人稱之為陸家嘴的“三炷高香”。
上海（圖/視覺中國）
在美國，只有紐約曼哈頓密集的高樓大廈，才能夠跟上海浦東陸家嘴相比美。陸家嘴成了“東方曼哈頓”。與外灘萬國建築博覽會式的天際線不同，陸家嘴是直插碧空的現代化的天際線。600多家中外資金融機構、70多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進入陸家嘴。這裏有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交通銀行總部、上海銀行總部、上海農商銀行總部，也有外資的滙豐銀行、花旗銀行、渣打銀行、東亞銀行、星展銀行、恒生銀行、三菱東京日聯銀行。還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和上海鑽石交易所等等。
當大批外資企業湧進陸家嘴的時候，對岸的外灘百年大樓也在悄然發生鉅變。當年，紅旗在外灘飄揚，大批銀行關閉，許多銀行大樓易主。諸如上海市人民政府等佔據了外灘大樓。1993年12月，上海外灘成立了史無前例的“房屋置換公司”。所謂“置換”，就是把外灘大樓中非金融機構“換”出去，把金融機構“換”進來。這又叫“清巢引鳳”。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被從外灘大樓中“換”了出去。外灘歐式大樓與陸家嘴摩天大樓銀行雲集，“BANK”招牌比比皆是。上海外灘與陸家嘴聯手，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方華爾街。
陸家嘴是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縮影。上海畢竟是擁有240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擁有大批科技人才，擁有良好的工業基礎，擁有眾多的大專院校，更擁有百年中西交融的歷史，所以上海經“總設計師”點撥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大旗之下，迸發出的能量是無可估量的。儘管“浦東開發是晚了”，比深圳晚了十多年，但是上海急起直追，在改革開放的路上迅跑，與深圳雙雙成了“標兵”。
葉永烈在上海外灘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2011年3月27日）
你追我趕 各有特色
上海雖説是一座年輕的城市，畢竟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我寫長篇小説“上海三部曲”的時候，追溯“冒險家”們生活的年代，可以寫到外灘2號的英國總會，寫到南京路上的華懋飯店、沙遜大廈、國際飯店，寫到衡山路上的國際禮拜堂，也寫到上海典型民居石庫門房子，算是有一點歷史感。
我來到深圳，發覺深圳是一座沒有古蹟、沒有名勝，也沒有舊房的城市。深圳是在一張白紙上建設一座新城。深圳人以“大手筆”的氣魄，建造大型樂園，成為深圳的“人造名勝”。我記得，一次次到深圳，每一次都有大型新景點“冒”出來:
先是在深圳參觀“中國民俗文化村”──這是展現全國56個民族生活的大型樂園；
接着，過了些日子，又參觀了剛落成的“錦繡中華”──這裏微縮着中華大地的最著名的名勝，遊覽這裏如同周遊全國；
然後，我遊歷了“世界之窗”──這裏微縮着世界各國最著名的名勝，遊覽這裏如同周遊世界。
這些人造景觀，規模一個比一個大。據當地朋友告知，深圳採取“滾動開發”，即先造一個遊樂園，賺了錢，造第二個。再賺了錢，造第三個。那天，我在“世界之窗”參加晚會，環顧四周，偌大的廣場，座無虛席，足見深圳遊人之眾。這樣次第推進，逐步建設，“新名勝”吸引了無數遊客。
上海與深圳這“雙城”，上海開埠早，最初處於領跑的地位。深圳崛起之後，開始跟跑。深圳大步流星，從跟跑到與上海並跑。上海在開發浦東之後，開始加速跑。這時，深圳緊跟緊追，大有後生可畏之勢。深圳彎道超車，正在瞄準上海，奪取領跑的地位……
上海與深圳這“雙城”，互有優勢。
從人口比較——
2016年擁有1190.84萬常住人口，而198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只有33.3萬。也就是説，在36年間深圳常住人口猛增了1000多萬。這1000多萬人來自四面八方，充分表明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
深圳與香港緊相鄰。香港人講粵語，在那裏我一開口講普通話，人家就知道是外地人。在深圳，卻沒有這種感覺，普通話是深圳的“通用語”。這是因為深圳人來自五湖四海，儘管深圳是廣東省的省轄市，這裏並不流行粵語。在深圳，你是移民，我也是移民，彼此平等、友好地相處。
我曾經給《深圳青年》寫過許多文章，到了深圳見了面，方知副主編許勁松是一位在新疆烏魯木齊長大的小姐，到南大門深圳來“闖天下”。她手下的編輯小繆，是我的責任編輯，一打聽，她是東北瀋陽的小姐。我問這位北國姑娘在深圳生活是否習慣，她説她如今回瀋陽倒反而不習慣了。《深圳青年》雜誌就是由這麼幾位生龍活虎、來自各地的年輕人所辦，發行量大，而且居然還蓋起了一幢很有氣派的“深圳青年大廈”。這家雜誌其實是生氣勃勃的深圳的縮影。
上海雖然也有許多移民，但是開埠以來形成了以上海本地人以及江、浙兩省人為基本人口，形成相對穩定的人口。上海擁有眾多的高等院校，上海人的受教育程度高於深圳。就人口年齡結構而言，深圳以年輕人居多，不像上海人口老齡化正日趨明顯。年輕人朝氣蓬勃，使深圳充滿活力。有人説，“外地人到上海是為了打工，而到了深圳則為了創業”，這話有一定的道理。
從經濟角度來看——
上海已經是很成熟的城市，是金融中心、工業基地、商業名城、交通樞紐、外貿窗口。上海經濟總量居深圳之上。尤其是上海有江浙兩翼，形成長三角經濟區，腹地遼闊，經濟發展潛力巨大。長期以來，上海是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
深圳則是從“一窮二白”起步。1980年深圳常住人口33.3萬，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人民幣。然而深圳在改革開放的路上飛速前進。從1980年建立經濟特區，深圳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裏，GDP增長了3000多倍！
在2017年，上海的GDP跨過3萬億元人民幣大關，而深圳GDP達到2.2萬億元人民幣。
上海的人口是深圳的兩倍多。按照人均GDP計算，早在2015年，深圳就已經是上海的1.5倍以上。上海到2020年的人均GDP目標是15萬元人民幣，而深圳2015年的人均GDP已達到15.8萬元人民幣。
上海的面積是深圳的三倍多。按照每平方公里產出的GDP，深圳多年來居全國城市首位，同樣遠超上海。
上海與深圳的經濟所有制結構明顯不同：上海是央企、地方國企、外資企業、民企“四馬分肥”，各佔四分之一。深圳卻是民營企業的天下，佔90%以上。深圳有35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其中有130家以上境外上市，超過上海。民營企業充滿活力，成為推動深圳經濟向前的主要推力。
在深圳的民營企業中，湧現了諸多名牌企業，如華為、中興、騰訊、萬科、大疆、比亞迪等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超過8000家。科技進步對深圳GDP的貢獻率達60%。科技創新，使深圳有了持續發展的底氣。
上海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深圳賽格大廈（葉永烈攝於2017年5月）
深圳城標——鄧小平畫像（葉永烈攝於深圳，2018年5月）
深圳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據統計，到2020年，上海的目標是萬人發明專利達到40件，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達到3.5%，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20%。深圳到2020年這三方面的目標分別是：64件，4.25%和42%。
深圳羅湖擬建中國第一高樓，高達739米，將超過632米高的上海中心。這是雄心勃勃的深圳打算超越上海的一個象徵。但是上海也在深化改革開放，也在迅猛發展，“新秀”深圳能否超越“王牌”上海，還是一場沒有結論的競賽。
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深圳考察，在蓮花山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時説：“改革開放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們今後仍然要走這條正確的道路。這是富國之路、富民之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開拓，要上新水平。”
上海與深圳這“雙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雙標兵”，不斷有新開拓，不斷上新水平。
（ 原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