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美國工薪階層越關注的問題，企業制媒體興趣就越小

【媒體是傳遞信息的載體，由於會對社會政治產生重要影響而往往被視為一種公器，在西方國家因此也被稱為第四種權力。但實際上，西方許多媒體往往為私人佔有。而作為私有制企業的媒體往往會追求其“流量”，追求有娛樂無營養的快餐話題，刻意迎合用户的口味。另外，這些媒體也會因為自身利益設置議題，操縱輿論導向。

美國2016年大選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在其出版的新書中，通過其親身經歷講述了美國企業制媒體在本國政治生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下文節選自桑德斯講述2016年大選歷程及政策主張的傳記《我們的革命》。桑德斯在2016年11月15日，即大選投票結束後一週就出版了這本書，一年半後，中文版《我們的革命》也在國內出版，這也能讓更多的國內民眾瞭解美國的政治生態。】

A·J·雷伯林（A.J.Liebling）説過：“新聞自由只對擁有它的人才有保障。”如今，大多數媒體為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國人民的所見所聞，這是對美國民主的直接威脅，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媒體塑造我們的生活，告訴我們需要購買什麼產品，利用媒體的覆蓋面和宣傳數量告訴我們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媒體塑造了我們的政治意識，告訴我們什麼是“現實的”範圍，什麼是“可能的”範圍。

我們不斷看到電視上有關謀殺和暴行的報道，公司制媒體告訴我們犯罪和暴力是我們應該關心的重要問題；當全天候報道超級碗時，公司制媒體在告訴我們橄欖球和全國橄欖球聯盟值得重視。4300萬生活在貧困中的美國人鮮有報道，每年因為沒有醫保看不起病而死亡的數千人無人問津，公司所有的媒體在告訴我們這些都不是主要應該關注的問題；多年來，媒體對於氣候變化、貿易協定對經濟的影響、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青年失業等重大危機的報道很少。工會領袖、環保人士、低收入積極分子，準備挑戰企業意識形態的人，很少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我們不僅要看媒體報道的內容以及範圍，更重要的是看哪些東西沒有報道。沒有報道的內容不是由上天決定而是人為選擇，由常常存在重大利益衝突的人決定。

每個嚴肅的總統競選都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制定媒體策略，我們也不例外。雖然我的競選團隊主要集中在基層活動上，但我們也非常重視與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的聯繫，而且通過這些媒介最好地向公眾傳達我們的想法。

在佛蒙特州擔任市長、國會議員、參議員期間，我與當地媒體有諸多接觸。我較頻繁地舉行佛蒙特新聞發佈會，每週與記者進行多次電話交談。我也做了一些我認為在國會獨一無二的事情，我和老朋友、進步的廣播談話節目主持人湯姆·哈特曼，多年來一直舉辦為時一小時的全國廣播市民大會。前半個小時左右湯姆和我會聊聊目前存在的問題，之後我會回答來自全國各地聽眾的問題，這個節目很有意思，我相信聽眾也能收穫很多信息。

然而，參與總統競選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體曝光度。競選過程中，我每天都與數百名國家和地方記者進行交談，僅僅只有幾天空閒下來，沒有和主流媒體進行互動。

這段經歷給我的感受是，一般對工薪階層來説越重要的問題，企業制媒體的興趣就越小；對普通百姓意義不大的事情越是獲得媒體關注；此外，受到前1％的人推動的問題獲得了很高的關注度，而工薪家庭代表所倡導的問題卻沒什麼人問津。説實話，擔任國會議員和參議員多年，這不是我的新感受。

在我談論媒體經歷與競選遊説的關係之前，請允許我舉例介紹媒體報道的性質，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發生在參議院的媒體報道。

2013年，國會許多人士要求削減社會保障。華爾街、企業遊説者、幾乎所有的共和黨人和少數民主黨人都錯誤地辯解説社會保障正在“破產”，正在增加赤字，稱需要縮減社保。這些針對社會保障的攻擊獲得了大量媒體報道，慢慢成為“公認的智慧”。

當時，參議員謝爾頓·懷特豪斯和我一起合作反擊。我們明白削減社會保障將是數百萬老年人和殘疾退伍軍人的巨大災難，他們原本就盡力依靠每年1.2萬美元或1.3萬美元生存。我們明白有辦法保護和擴大社會保障福利而不傷害一些最脆弱的人羣。

作為戰略的一部分，我們聚集了一批代表數千萬美國人強烈反對削減社保福利的組織，包括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和幾乎所有老年人團體、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和所有主要退伍軍人組織、代表1300多萬工人的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美國最大的殘疾人組織以及國家婦女組織（NOW）。

2013年1月31日，我們與這些組織的領導人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從未與這麼多代表社會各方超過5000萬人的組織一起參與某件事。這些組織一齊向國會宣告“不能削減社會保障”，他們團結一心，表達了普通美國人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你猜怎麼着？

整個事件幾乎沒有報道，置若罔聞。公司制媒體並不感興趣，不足為奇。能夠對工薪家庭產生巨大動盪的問題獲得的關注相對較少，這種情況司空見慣。

不用説，參與總統競選改變了我的媒體形象。作為競選的成功部分，我發現自己受到國家媒體的關注越來越多。我多次參與一些節目，比如《會見新聞界》《斯蒂芬諾普洛斯一週談》《國情諮文》《面對國家》《福克斯週日新聞》。有幾個週日，三四個節目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我也出現在幾乎每個深夜節目中，有些不止去過一次。斯蒂芬·柯爾伯特經常邀請我去他的節目，我還去過吉米·坎摩爾、吉米·法倫、拉里·威爾摩和塞特·梅耶斯的節目，也迴歸了比爾·馬赫的節目。

我甚至發現自己在《週六夜現場》有了一個常規節目，那就是拉里·戴維對我的模仿，甚至比我更像我。如果想了解電視的影響力，請去看《週六夜現場》或者瞭解一下知名喜劇演員在節目上模仿你會有什麼效果。曾有一段時間拉里比我受到的關注還多。

當我在紐約時，我經常出現在ABC、CBS和NBC的早間節目中。我還跟塔維斯·斯邁利和朱迪·伍德拉夫一起參與了幾次PBS（公共廣播公司）的節目，甚至在《視野樂園》與喬伊·比哈爾、琥碧·戈柏以及其他女士聊天，我還跟艾倫·德傑尼勒斯在她的節目上跳舞，向世界展示了我舞痴的一面。

我登上了《滾石》《時代》等一些雜誌週刊的封面，讓我的孩子們印象深刻。

如果你正式進行總統競選，會得到很多的關注，我就是如此。在我宣佈參選總統之前，估計只有不到15％的美國人知道我是誰。但是競選結束後，或多或少全國人民都認識我。這是個好事，可見競選指揮邁克爾·佈雷格斯花了不少功夫和溝通時間。

但是也存在壞處。

就我的競選團隊與全國公司制媒體的關係而言，我們處於明顯不利的地位，原因有很多。

首先，競選剛開始，權威“專家”認為我是一個“湊數”的候選人，不是真的想參與，沒有機會贏。主流媒體不會花大量時間來報道他們認為無法取勝的候選人，這一點完全體現在我們被報道的頻率和類型方面。在《紐約時報》中，我的競選宣言上了第19頁，此外全國新聞網絡沒多少報道。

第二，大型跨國公司所有的企業媒體並不都對打擊企業的想法惺惺相惜。我剛開始發表的一系列演講就挑戰經濟、政治和媒體機構，可能不是迎合報道機構的好方法。改革不如人意的貿易政策、實施單一付款人制的全民醫療保險、氣候變化以及累進税收改革等都是我在競選期間所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對富人和強權的挑戰，不是企業媒體喜愛的主題。

第三，如今媒體報道的特性，特別是電視媒體，大多都從自己決定的“當天問題”出發，進行簡短報道。他們決定哪些問題很重要，然後我們做出簡短回應。雖然我可以參與這個遊戲，但對我來説實屬不易，也玩不好。在一個複雜的世界裏，我很難在20秒內對當天問題做出回應。

第四，美國的競選中，對國家面臨的問題缺少認真分析，不善於提供真正的解決辦法，這是我們的弱勢，也絕對不是主流媒體的出發點。

對於企業媒體來説，美國人民真正面臨的問題無關緊要，如貧困、中產階級衰落、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貿易、醫療保健、氣候變化等。對他們而言，政治主要是娛樂。在播放時間有一個受歡迎的節目叫做《馬戲團》，不是講小丑、雜技、表演動物，而正是關於政治競選。除了明顯例外情況，記者們接受訓練之後，將競選類比為一場遊戲、棒球比賽、肥皂劇或其他衝突。

打開CNN或其他政治報道網絡你會發現，絕大多數的報道內容都是關於個人性格、八卦、競選策略、醜聞、衝突、民意調查和輸贏、籌款、競選遊説波動，以及候選人可能説的或做的蠢事。政治報道就是一部競選遊説的戲劇，跟美國人民的真正需求關係不大，和候選人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不相關。多數報道都集中在候選人身上，很少涉及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危機。

根據舒思深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對2016年初選的研究，只有11％的報道關注候選人的政策立場、領導能力和職業歷史。我認為這個比例仍然偏高。

“政治即娛樂”的方式對於經驗豐富的唐納德·特朗普等人來説非常奏效。特朗普贏得共和黨初選，利用自己的“推特”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贏得了大量媒體報道。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特朗普獲得的廣播電視網絡夜間新聞曝光度是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的十倍。對於企業媒體來説，指名道姓和人身攻擊更容易報道，也更喜歡報道。

這種方式對於我們這類競選團隊來説效果一般，因為我們決心把重點放在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和解決方案上。我在集會上發表的很多演講都在一個小時甚至以上，並且關注實質性問題。此外，我的不利地位還表現在我從未進行一些個人政治攻擊。在我的整個國會政治生涯中，我從未進行負面宣傳。並不是我“假正經”，只是從來不覺得競選過程應該花大部分時間告訴選民們我的對手有多麼可怕，多麼糟糕。當然，我們應該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與對手有何差異，但據我的經驗，選民們更願意聽到你對他們面臨的問題的分析，以及你認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今的媒體報道使得這種類型的競選舉步維艱，問題十分嚴重。

我早就意識到這個現實。當我還在考慮是否參選的時候，我和一位非常傑出的全國報社作家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我一再強調想談談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我提出的解決辦法，這也是我們45分鐘訪談的主要內容。記者好像對我的言論很感興趣，我自認為我們之間的對話很順利。最後他要離開的時候問道：“哦，順便説一句，希拉里·克林頓説……您怎麼看？”我就這樣上鈎了。不用説，這一分鐘的回答成了他報道的主要部分。而且這樣的事情一次又一次上演。

在CNN的一檔節目中，主持人明顯很生氣，因為我選擇不回應她的問題，不對國務卿希拉里進行人身攻擊。她認為我沒有成為真正候選人的“鋒芒”，我不夠尖鋭。分析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提出相應解決辦法好像還不夠好。

實際上，有些人挑剔我太過遵循“中心思想”，花費太多時間討論真正的問題，很無聊，不符合現代競選的規律。種種因素的綜合結果是，我得到的報道遠遠低於其他候選人。

2015年12月11日，媒體監察網“美國媒體事務”的一篇博客中，作者埃裏克·博埃勒（Eric Boehlert）對這種情況進行了總結。他寫道：

ABC《今夜世界新聞》對今年伯尼·桑德斯競選的報道不足一分鐘，這個比例是否太不正常？ABC《今夜世界新聞》對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報道時長竟高達81分鐘。伯尼·桑德斯的報道即使説有一分鐘也算誇張，因為實際時長大約只有20秒。

博埃勒繼續寫道：

今年媒體報道的極端性不僅出現在ABC新聞。廣播電視網絡新聞都過度報道特朗普，他獲得20%—30％的初選投票人支持，同時對桑德斯的報道太少，雖然他也吸引了20%—30％的初選選民支持（桑德斯的支持者長期以來一直抱怨候選人缺乏報道）。

顯然，特朗普是共和黨的領跑人，比起民主黨排名第二的桑德斯顯然更能夠引起重視。但是，廷德爾報告顯示特朗普的廣播電視網絡總報道時長為234分鐘，而桑德斯只有10分鐘，這是什麼意思？

在文章中，他也講道：

· 特朗普獲得的廣播電視網絡報道比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總和還多。

· 特朗普在今年所有的競選報道中佔27％。

· 共和黨候選人傑布·布什獲得56分鐘的報道，接下來是本·卡森的54分鐘和馬可·盧比奧的22分鐘。

他繼續道：

注意到布什的數據了嗎？他獲得了56分鐘的廣播電視網絡新聞報道，遠遠超過桑德斯，儘管他目前在共和黨人民意投票中排名第五。跟桑德斯的10分鐘相比，知道誰還獲得了56分鐘報道嗎？那就是喬·拜登以及他不參選的決定。

博埃勒總結説：

仔細研究廣播電視網絡新聞趨勢的觀察家也許會認為，鑑於廣播電視網絡旗艦新聞節目最近已經淡出政治報道以及一般的硬新聞，桑德斯獲得不到一分鐘的報道不足為奇。

再看看ABC的數據：

今年總共有261分鐘用於競選報道，針對桑德斯的不到一分鐘。究竟為什麼？

所以，就算桑德斯今年幾乎沒有獲得《今夜世界新聞》的報道是因為該節目減少了競選報道，那麼他被ABC整體忽視就是有意為之。

《國家》雜誌的知名新聞工作者約翰·尼古拉斯在2016年3月10日的文章中寫道：

民主黨“競選嚴肅”，3月8日桑德斯在密歇根州冷門取勝，候選人就誰能夠更好地代表基層激進分子的進步理想展開激烈辯論，打開關於平等、有缺陷的貿易政策、大規模監禁、氣候變化等問題的討論。

為什麼某性格叛逆的候選人對前國務卿提出激烈的民粹主義挑戰，得到了黨內領導和主要選民的大力支持，但是吸引的投票卻不如共和黨的競選人，即使共和黨的候選人在爭論他們……手的大小？

任何瞭解現代媒體如何敍事而不是簡單報道的人都知道答案。截至2月底，電視網絡對特朗普和前兩位對手（盧比奧和得克薩斯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之間的你爭我奪的報道是希拉里和桑德斯的競爭報道的兩倍。

對桑德斯尤其不公平，他對擁有大量媒體資源的億萬富翁階層提出的挑戰被駁回、被忽視，即使他的民意調查數字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