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轉型正義”下的銅像與國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蔣介石銅像再度遭人潑漆，台當局文化部門説這反映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急迫感。這種説法固然是一種政策辯護，同時也是為7月20日開庭審理的蔣介石靈寢潑漆案件進行政治辯護與開脱。而潑漆人等出庭時忙拍照、滑手機、喝飲料、嗆法官，潑漆律師團提出“台灣主權未定論”、“二二八元兇論”作為辯護理由，都説明台灣的法治具有高度的“政治彈性”。

拆蔣介石銅像(包括潑漆)在台灣具有一定的新聞效益，並且是一種政治宣示。這説明蔣介石確實是台灣人心中巨大的存在、影響或壓力，當今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深受過蔣介石(集團)自1949年以來的影響，其中集體性的“反共”意識形態，仍然是今後兩岸心靈如何契合的主要課題。

20日，中正紀念堂中的蔣介石像被“台獨”潑漆（圖源：臉書）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中國屬性

就文化建設來説，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成立，也是蔣介石(集團)的遺留。眾所周知，博物館院的存在意義，是參與公共記憶的塑造，並因此而被賦予傳播和糾錯的社會功能。只不過，這種塑造、傳播和糾錯的框架，往往是由政治權力設定好的，再由觀眾去自行解讀和詮釋。

以大英博物館為例，它固然能傳播、塑造大英帝國的昔日輝煌形象；但也有人觀後將它説成“大英贓物館”，而適得其反，無論它是否“英格蘭化”，也無論它據有那些物件多少年。CCTV的《故宮》紀錄片之所以承認“台北故宮”，因為那裏邊的物件不是被外國(人)竊據、佔有。

單從外觀來看，台北故宮博物院是一幢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築，莊重典雅，富有中華民族特色。而其內藏約70萬件的中國曆代珍貴文物，則是舉世聞名。不論大陸游客還是歐美日遊客，到台北故宮博物院都是衝着鑑賞中國文化遺產而來，卻不聞是慕名台灣文化才來。

台北故宮中的翠玉白菜（圖源：台灣“中時電子報”）

日前陳其南“故宮台灣化”的説法，固然有他文化人類學的解釋，但也難以脱卻這座博物館的政治脈絡。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將大批故宮文物運往台灣時，其意義就是國內政治爭奪的一部份。也就是説，台北故宮博物院不僅就外觀和內藏上來説是中國的；就政治意義上來説，更是因為中國屬性而存在。正如林濁水所謂：“如果不把典藏送回中國，然後説直接這些文物就是台灣化，本土化了的，豈不是説台灣就是中國，本土就中原？而且既然是本土，為什麼還叫故宮。”問題是，一旦出清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還有多少世界級的文化資產？

2014年時，台北故宮文物“神品至寶”赴日展出，曾吸引65萬人次參觀；但2017年“日本美術之最”來嘉義故宮南院展出，經過三個月動員才有10萬人次參觀，而且9成8是台灣本地人。事實上，當初嘉義故宮南院的成立，更多的是政治考量，其營運成果不佳有目共睹，甚至被喻為“故宮核四廠”。這説明想運用文化資產撈取政治利益，首先得有足夠的文化含量為條件；不然，反而成為政治拖累或政治笑柄。如此看來，無論當初蔣介石搶運國寶撤台的目的為何，客觀上已是進一步強化“中國內在於台灣”的事實，並因此提高台灣的文化含量。

然而，國寶赴日展出卻只是一種政治交易，而不是中國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禮記‧曲禮上》説：“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台灣當局只把這些無法再生的國寶當作政治籌碼，才不顧中國文化中不取人、不往教的“自願原則”。頃聞台北故宮博物院又準備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送往日本展出，如此糟踐文物，除了當局的文化水平所致之外，原因還在於沒把“故宮”當故宮。

“故宮”的政治意義在於故國，也就是祖國；台灣人的祖國不是日本，日殖總督府建築物雖在島上遺留至今，然而，它卻是將來作為殖民博物館的現成材料。

因此，“土著化”或“在地化”理論，如果是以“去中國化”為理論實質，就難免淪為空談，甚至悖論。

1990年代以後台灣的“本土化”已被意識形態化，而不是單純的學理問題，它成為“台獨”基本教義派“去中國化”的政治工具。這與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科學界，如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黃光國、葉啓政等人認知“本土化”即是“中國化”的立場和涵義，判若雲泥。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啓政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這種意識形態化異變，對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是巨大的傷害。

從陳其南30年前的著作《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看來，“故宮台灣化”的説法即使有政治色彩，但也不是沒有學理依據；至少，陳其南不大可能犯下“去中國化”這種根本的方法錯誤，無論他是否在政治上有這種想法。事實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這類經過文創包裝而家喻户曉的國寶，就是“台灣化”的審美經驗之一。其內涵是中國的，而審美經驗則具有台灣在地特色，這説明“台灣化”不等於“去中國化”，反而是豐富“中國化”的方法之一，符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構成論。

況且，博物館既然是由政治權力來設定其公共記憶的框架，那麼從全球視野來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九二共識”的具體證明；並在這個意義上來説，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實質是“故宮博物院台灣分院”。**正因為如此，林濁水才反對“故宮台灣化”之説；他的“本土(化)”概念，是“台獨”意識形態化的異變產物。否則，依據“轉型正義”的普遍原則，不僅應返還或拆遷所有故宮文物及蔣介石銅像，也應返還或拆遷所有日殖建物及八田與一銅像，但顯然，台灣當局沒能或不敢或不願這麼做。

“台灣化”不應違反台灣的公共記憶，且應為追求台灣居民的更好生活而進行糾錯。從鄭成功到蔣介石，歷史已經證明台灣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來看，都是“祖國的寶島”；與此相反，荷蘭與日本殖民當局，則是以台灣為前進東亞大陸的基地，而不是作為“反攻荷蘭”或“反攻日本”的基地。

博物館化的台灣“原住民”

但是，台灣當局由於排斥“故宮”意象(“故國”)，而有另造博物館的意圖，這除了嘉義故宮南院之外，就是台灣“原住民”。

所謂台灣“原住民”，在大陸看來就是台灣的少數民族，在多數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者來看，傾向於稱其為台灣“先住民”或具體指稱其族名。民族稱謂其實並非小事，台灣當局就以“南島民族”來定義台灣“原住民”，有些學者呼應這種政治意圖，而宣稱台灣人80%以上的血緣來自“原住民”。但且不説兩岸學界對於台灣“原住民”尚有華夏淵源的實證研究，問題在於把“原住民”博物館化的心態本身，就是一種次殖民主義。

台灣“原住民”的博物館化，是選擇性“轉型正義”的必然結果。自1990年代以來，“日殖有功論”和“原住民南島化”就成為台灣當局“去中國化”的詮釋路徑。“原住民權利運動”的成果，因而被“台獨”政治大量收編，新任的台灣當局行政部門發言人只是其中一例。

7月16日正式上任的台當局新任“行政院”發言人谷辣斯·尤達卡(Kolas Yotaka)，阿美族人。

然而，**“原住民”羣體往往忽略自己並非“轉型正義”的主體，而只是“被轉型”的對象，是把“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對象化的工具。**比如傳統領地、打獵權利、母語教育等，看似尊重“原住民”，其實只是按照“轉型正義”當局的主觀印象和政治需要來投其所好。

也就是説，當“轉型正義”的主體把祖先的文化傳統放進博物館裏時，卻要求和鼓勵同一個社會的“原住民”把自己博物館化──將文化傳統保持在現實生活中，為“轉型正義”的主體展演“轉型正義”，而成為主體社會的邊緣者或他者。但台灣“原住民”的真正需要，相較於山地、打獵、母語等廣告牌化傳統，恐怕是現代生活的謀生條件和公正的升遷機會，比如漢族所重視的中文和英文教育等，而不是被政治圈定的博物館式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轉型正義”實已淪為當權主體排斥異己者來共享社會資源的藉口，其結果只是讓異己者更加邊緣化，而不是相反。**這對於自稱“原住民血親”的人來説，不啻一大諷刺！

族羣政治固然如此，政黨政治也絕不落後，從大陸撤台的國民黨，已被“轉型正義”輾壓得難以翻身，豈有餘力再去照顧鄭成功或蔣介石？蔣介石曾將台北的草山變為陽明山，將花蓮的佐久間左馬太神社改為文天祥公園，這種作為頗似鄭成功為台灣帶來華夏文明；但蔣介石所造成的社會仇恨與兩岸裂痕，又是至今尚待超克的歷史遺留。

拆地上的銅像容易，拆心中的銅像困難。蔣介石銅像在台灣的政治效益已然過去，現在反而變成一種政治負擔，這足為所有種銅像者戒。世上銅像的本尊，多數在後人被兩極化評價，且昨是今非者尤多。看多了，覺悟了，就能真正拆去銅像，而解放自己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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