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前言
從歷史角度看一個現象，與只是關注該現象發生時的表象，結果很不一樣。《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將近年發生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形容為“盲衝瞎闖”，並將之與百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的五四運動作比較，從而帶出西潮餘波的問題。香港今天的“民主運動”跟中國的百年恥辱及今天的民族復興這兩者之間，有一種歷史關係，不從這一視角進行思考，便無法認識香港與內地其實是命運共同體這個至為重要的問題。
今天我們正處於從西潮完全主導到東風開始西漸的歷史時刻，在這背景下，一帶一路是很好的反映，中國的經濟及基建硬實力，已經逐漸越過國界，遠達歐洲腹地，但在文化、政體論述等軟實力方面，還處於起步點，影響有限。我認為要掌握這樣的歷史視角，才可以較深入地評估香港近年變了質的民主運動，將表象與本質分清楚。
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
將香港的民主運動稱為“盲衝瞎闖”，並以之作為本書的副題，背後是對所謂普世價值的理解及評價，當中的關鍵概念是“西潮”，即從鴉片戰爭割讓香港開始的百年民族恥辱，包括甲午戰爭我們大敗於一直向我國稱臣的日本，庚子年八國聯軍以洋槍大炮佔領北京；在西洋的巨大沖擊下，結果我們要全面向西方學習，此後西風東漸，從器物、制度到文化，都以西洋為師，是為近代的“西潮”。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西潮》，相信不少人都看過。他從自身的經歷，道出西洋影響下清末民初的中國鄉村、半殖民的列強租界，以及抗戰時期的生活；他本人到過日本，又在美國唸書，對西風有深入的觀察；在《西潮》中，他談到五四運動時的學生，用“囂張跋扈”來形容，這其實繼承前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講法，蔡認為學生嚐到權力的滋味之後，慾望變得難以滿足[1]。
蔡元培是親身體驗過學生鬧事成功之後的“囂張拔扈”，包括當時的所謂“講義風波”，事緣北大評議會通過學生要交講義費的規定，結果數百名為此不滿的學生衝進教員的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規定的人算帳。為了保護教員，蔡校長趕到現場，氣憤的説：“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你們哪一個敢碰教員，我就揍他。”
北大學生鬧事不單止發生在蔡元培任內，蔣夢麟亦遇上，他曾經因為拒絕學生的要求而被圍困在辦公室，胡適建議他找警察，但他拒絕了，最後因為學生之間互相吵鬧，事情結束。當時不單止是北大學生，連中學生亦鬧學潮，據《西潮》記載，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鬧事，與學校的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裏下毒，結果導致十多名學生中毒而死，當時稱為“飯廳風潮”[2]。
周令釗油畫《五四運動》
這些事情反映，即使理想崇高，還會有魯莽、自以為是問題，人性的劣質一面，可謂恆久不變。學生鬧事是《西潮》的一個小插曲，我借鑑這小插曲，對最近幾年發生於香港的民主運動作出評價。兩者相比，香港民主運動更等而下之。原諒我這樣評估今天普及大學教育下的香港大學生，他們已經稱不上是社會精英了，不能與五四運動時期的大學生相比了。在互聯網普及的年代，民主運動中的參與者往往被情緒牽動，作出與自己長遠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相違背的行為，這就是我説的“盲衝瞎闖”。
香港這個民主運動，大學生之外，還有不少專業人士、老師參與，其中不乏草根流氓。他們一些人（包括大學生）粗言穢語，行動激烈，如果這就是未來的社會精英，真的講笑了！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察及評估。但由於開始時對這些人採取寬容態度，社會及傳媒對過激的言行好像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終於姑息養奸，導致運動趨向激進化，不再追隨傳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温和路線；一些極端分子更訴諸沒有底線的勇武抗爭，終於引來港獨分子及 2016 年元旦的旺角暴動。
五四運動、香港民主運動是否重大歷史變動？
如何評估香港民主運動的影響呢？這與如何看待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有莫大關係，兩者追求的，都是西潮。用李澤厚的説法，五四運動以啓蒙為目標，是批評舊傳統的新文化運動。[3]所謂啓蒙，就是揚棄舊傳統、禮教及家庭對個人的束縛，擺脱愚昧，爭取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
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究竟五四運動是否構成重大的變動、推進歷史的進程呢？根據汪暉在《短二十世紀》[4]的講法，重大歷史變動如辛亥革命，不在於其規模浩大，而在於其能終止了以前形成的歷史範式，因而日後發生的事情不再是從前的延續，而是這新事件開創的範式的序列性開展。
上世紀 70 年代以降，國內外學術界對五四運動有新的評價，將它定位為激進主義的思想啓蒙運動。這個激進主義如何激進呢？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如陳獨秀認為中國需要創造新文明，他在《青年雜誌》〈一九一六年〉一文這樣寫着，“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不可因襲十九世紀以上文明為止境”，“自開闢以訖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5]。即是説，陳獨秀認為 20 世紀應該與 19 世紀斷裂，他要人們忘記過去，從頭開始。這表示他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視之為重大歷史變動，要終結以前的範式，與中國傳統文化作一斷裂。
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有其自身的邏輯，因為自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國，政治革命的結果未能改變國家民族面臨覆亡的威脅。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能否存在？中國人能否自存？成為問題；因此，一些激進主義者便相信持守傳統文化沒有出路。
在 20 世紀初在西方列強的欺凌及壓迫下，因而要與傳統文化決裂的，不是隻有中國，橫跨歐亞大陸、在奧圖曼帝國崩潰後建立的土耳其，處境亦相似，其民族英雄凱末爾呼籲：“為了拯救國家，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摧毀從政府機器到國民精神的一切，並樹立新的東西”[6]。
不過，五四運動同時包含兩股力量，其一是源於西方文明的個體解放、自由民主的啓蒙主義，其二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民族救亡運動。正如李澤厚所言，五四是“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結果當然是救亡掩蓋啓蒙[7]。而救亡運動的考量，正如孫中山的判斷，是如何治理中國民眾“一片散沙”的散漫狀態，而非模仿歐洲近二三百年以爭取人權與自由為目標。
孫中山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8]。他認為自秦以來，中國普通老百姓只要不反皇帝和納了糧，便不會承受多少皇權專制的痛苦。因此，他認為要注入民族主義，透過黨國體制甚至個人獨裁，才可以凝聚人民。結果當然是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結束中國人“一片散沙”的狀態，這才能夠擺脱列強的壓迫，令國家民族得到自由[9]。
對五四運動啓蒙主義的再新認識，意即1919年的五四運動只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延續，而非改變範式之重大歷史變動。同樣道理，這五年發生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亦不構成歷史範式之改變，因為它同樣以所謂西方先進文明的普世價值為標杆，脱離香港及中國的政治現實及歷史經驗。正如五四運動一樣，香港的民主運動亦尋求與中國傳統斷裂，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落後的專制體制，因此要與之抗爭，不接受基本法的框架。一些魯莽份子甚至將政治意念推到極端，如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有人居然用辱華的“支那”代表中國，對中國近代史日本軍人對中國同胞的殘暴行為沒有一點認識。
若果我們將發生在香港這幾年的民主運動與五四運動作一比較，實在有點抬高前者的身價。但是，若參考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描述學生鬧事的表現，則兩者同樣有着自以為正義便囂張跋扈的劣質性。香港一些極端分子認為傳統泛民的温和路線不能達成爭取普選的目標，便要“勇武，以暴易暴”，並將傳統泛民貶低為“政棍”，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路線是假抗爭。最後鬧出用暴力衝擊議會大樓、政府總部廣場及旺角暴動，其肇事者被法院處以超出他們預期的監禁刑罰——因為他們一些人以為自己代表正義便應免受刑責。
不少五四運動的參與者，無論是學者或學生，之後都選擇投身革命，包括不少人蔘加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暴動及解放戰爭。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的 38 年，是個激進年代，中國的革命者選擇了救亡而非啓蒙，因為該段歷史是國家存亡危機掩蓋一切。我們同樣要問一下，21世紀的香港，就算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以及樓價居高不下，香港是否民不聊生，具備革命及予暴動合理化的條件呢？若果沒有的話，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便不會是一個改變香港這個小地方歷史範式的重大變動了。
若從香港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序列來看，無論如何，九七回歸始終是最重要的變動。這 5 年的民主運動只是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範式之自然延續而已。這個一國兩制範式是一個寬鬆的港人治港治理框架，以為“不管就是管好”及獲得中央政府“額外”授權，但又缺乏國家安全部門的震懾，再加上引入選舉政治，又缺乏系統性政治人才的培養，致使特區政府產生不少施政失誤及管治不順的情況，才造就了這一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
告別西潮——只是中國民族復興的開始
歸根結底，西方民主的本質是“從眾不從賢”，與中國傳統的賢能政治格格不入。例如近代思想大家梁漱溟便講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形式不符合中國的“尊師敬長”傳統。他認為若讓一位既有名望又有知識修養的人與一個沒有教養的妓女在一個村莊平等地參與選舉，是機械式的平等，是不公正的[10]。
若從西方國家普選的發展歷程來看，一人一票的普選只是 20 世紀初的新生事物。五四之秋，中國啓蒙之士追求民主其實是一個藉口，實際是不滿當時北洋政府對外軟弱，國會議員腐敗無能而已。
當年，中國的學者及學生根本就不知道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最早實現普選的是北歐小國挪威，時為 1913 年，英國遲至 1928 年，法國及德國分別在 1946 年，而美國則更遲，在 1965 年才實現普選。
普選是 20 世紀的新生事物，但短短的一個歷史時期，便已經將一些國家弄得疲態畢露；其中的基本管治問題是執政者要討好選民，因而形成“超載政府”。如南歐的所謂“歐豬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相繼出現財政危機。就算選舉政治比較成熟的英國，利用公投決定脱離歐盟，也顯示將國家重大決策予一般民眾投票，並不是明智的方法。超級大國如美國亦好不了多少，2017 年總統大選選出了一個右傾的民粹主義總統特朗普。第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美國人鼓吹公開競爭性選舉，是以政治制度的輸入端作為選擇國家領袖的方法。這種方法有莫大的風險，因為選出的人物可能沒有執政能力及經驗；但是由於選民厭倦了舊的政客，又或者競選者口才了得，便能夠得到權位。就其本質而言，這並非選賢舉能的政治制度，長遠而言，是不可能不衰敗的。
無論五四時期或今天的香港，西潮氾濫只是表象，終歸脱離不了重大歷史變動範式之自然延續！若果從一個更遠的歷史角度來看今天的表象，我所講的“告別西潮”便更富有意義，這涉及兩點。
第一是東西文明並非各自獨立存在，而是互相影響。有些時期，東方影響力大些，有些時期，則西風東漸了。
被譽為法國啓蒙大師的伏爾泰（1694 – 1778）特別傾慕中國。他曾經這樣表示：如果一個人作為智者，希望使自己瞭解到地球上發生過什麼，他就必須首先把目光轉向東方，那裏是所有藝術的發源地，西方從那裏獲得一切[11]。
今天西方的優越形象，根據霍布森的研究，是18 世紀至19 世紀中葉一些歐洲人將世界分裂為兩個對立文明陣營的虛構故事。在這個虛構之下，西方是以一種永恆的優越形象出現的，例如它有如下美德：理性、勤勉、誠實、先進、自由、民主、獨立等。而東方則剛剛相反，被虛構為非理性、武斷、懶惰、專制、腐敗、不成熟、落後、消極、缺乏創造力等。這種東方主義或歐洲中心論當然不符合歷史事實。然而，就算是西方的智者如馬克思亦不能例外。他先入為主地將世界歷史發展的積極角色賦予西方世界，並認為中國是代表一種“陳腐的準文明……生活單調而乏味”[12]。
上文引述伏爾泰對東方的高度評價便已經推翻這種東方主義的世界觀。伏爾泰極端推崇中國。他説：“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13]。根據朱謙之的研究，伏爾泰對中國的推崇當然包括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位法國啓蒙大師認為，人類智慧不能想像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朱謙之的研究還發現，18 世紀歐洲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萬能學説有兩個思想來源——古希臘及中國[14]。17、18 世紀中國哲學對法、德兩國的思想界影響十分大，如法國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哲學當作唯物論和無神論來接受；而德國古典哲學則把中國哲學當作辯證法來吸收。
就算中國哲學曾經對西學有重要影響，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過去西風東漸的一百年，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傳統文化承傳影響十分深遠的事情，這就是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廢科舉、興新學。從民族生存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此以後，中國的教育制度便以西方的知識體系為主，按照它的專業知識來傳授。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觀、世界觀及人生觀便從此式微。曹錦清提醒我們，我們今天中國的歷史和中國自身的大部分經驗被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定義[15]。例如我剛提及的東方主義便把中國描述為封建社會。這是話語霸權，連馬克思亦不能避免犯這個錯誤——秦朝大一統實施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分封皇族諸侯不是中國二千多年來政體的主要內容。
告別西潮的第一意義就是要有文化覺醒，要擺脱西方文化霸權，重建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及其話語權。
第二就是肯定中國從來都是一個文明漩渦，開放吸納外來優秀的養分，成就更高的文明。
其實，中國落後於歐洲，只是約200 年的事情。根據比利時經濟史學者巴羅克（Paul Bairoch）的估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清乾隆末及嘉慶初（1800 年）與歐洲相若，但自始便被超越；英國學者麥迪森（Angus Maddison）估計，嘉慶末年，西歐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已經是中國的兩倍，英國則是三倍[16]。清幹隆皇帝晚年自詡是“十全武功”，指兩平淮噶爾、定回部、兩定大小金川、靖台灣、服緬甸、安南，兩降廓爾喀，疆土面積超過 1,300 萬平方公里，比今天還多四十多萬平方公里。但是乾隆皇帝 1799 年逝世後不過四十多年，便發生鴉片戰爭，中國的“百年恥辱”也就開始了。
當一個國家或民族自以為天下無敵，便產生不思進取的心態。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由自大走向自卑的。今天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一百年的民族復興中國夢，我們更加不要忘記清朝自大招來慘敗的歷史教訓。
因此，對於告別西潮的提法更加要清晰一點。它並非指對西方文明值得學習的地方盲目反對，而是在自身文化、國家發展道路及制度自信的前提下，對西方文明值得學習的地方要吸收，但劣質不合水土的則要篩選過濾。北京大學教授李零提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進展就是一個文明漩渦——周邊四裔夷狄掉進文明漩渦，給漢族輸入新養分，使中華文明重振雄風。唐朝李氏便有鮮卑族的血統；清朝滿洲入關之後選擇了漢化，梁漱溟是元朝蒙古宗室後裔。中國文明是一個大漩渦，現在由 56 個民族組成，非以民族血統界定國家認同，有別於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建構。
北京大學另一位教授韓毓海也是這樣總結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質：
“在漫長的歷史上，華夏文明的進步和生存，往往是通過對照夷狄，進行不斷地批評和自我批評而達到的，歷史上的夷狄，便是中華文明的鏡子，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個兄弟姊妹是一家，沒有夷狄，不成天下。”[17]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百年恥辱時期的中國，五四運動藥石亂投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對以選票主導，做成社會分化的西方選舉民主制度更加要小心翼翼，嚴加防範。韓毓海這樣對照今天西方的抽象民主與中國人從實踐出來的民主：
“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抽象的民主，卻未必就是‘好東西’。什麼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口號，民主的實質就是平等，消滅三大差別，消滅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內地與邊疆之間的差別，這當然就是追求平等，這當然就是最大的民主。”[18]
對於這幾年發生在香港特區的民主運動，我稱之為盲衝瞎闖，評價很低，但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肝腑之言！我所告別的西潮，指以西方為中心的東方主義或歐洲中心論述，這些論述經不起歷史的考驗，但在香港，由一班入世未深的年青激進分子，包括本土港獨分子實際帶領的民主運動，鸚鵡學舌，行動魯莽，態度囂張，唯西方馬首是瞻，他們不碰得焦頭爛額才奇怪。總結一句，告別西潮，只是中國民族復興的開始；前路當然艱難，但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作者：王卓祺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本書的組織結構及提要
本書的文章不少是回應社會發生的事情，尤其是民主運動相關的議題。但是，回頭一看，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及民主運動好像有它的內在邏輯，參與者或無視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或在此框架內與社會、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角力和對抗，真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應接不暇，對此局面，我有點無奈及氣憤，在這樣的觸動下，我寫作了一批文章作為回應，也作為自己的思考。現在將這些文章收入本書，在次序上略有調整。
本書有六章，從第一卷的《民主與西潮》開始，到第二卷的《民主與特區、中央關係》結束，可説是首尾呼應，都是針對西方選舉民主最關鍵的問題，考察其可否帶來良治。可以説，我們贊成民主，但是反對劣質民主。下面介紹各章的大概重點。
卷一：為何民主？
民主與西潮
推銷西方選舉民主只是近代美國在冷戰時期對付共產國家的策略。如果它真的可以改善國家管治及人民生活，當然值得支持。但無論訴諸理論或國際經驗，情況並非如此。選舉民主的缺陷，除了從眾不從賢外，還可以從古雅典廣場民主的經驗來考察，西方 17、18 世紀的思想家及18 世紀末美國立國國父的擔憂，是民主引發野心家煽動激情民眾，形成暴民政治。經過 20 世紀中葉美國政治學家將私利合理化，選舉民主的劣質才最為禍。今天發展中國家及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亂象只是反映這些背後的特質而已。現今西方學者已經開始討論西方民主是否步向滅亡，但是香港的民主派還是鸚鵡學舌，缺乏反省及前瞻能力。2016 年，美國選民選出口不擇言、極盡煽情的特朗普，然而選戰的抹黑程度仍然比不上被稱為歷史上最醜陋的 1800 年總統選舉。當年沒有政黨政治，還要求不公開競選，只由代理人負責。選戰本身的競爭已經足以構成誹謗式選舉了。民主選舉真的是興奮劑，但是隻能刺激選舉的過程而已！
民主與普選
佔領運動的發起就是不滿《基本法》對候選人進行“篩選”，不接受循序漸進的“袋住先”；背後基本上是政治鬥爭，反映泛民主派的國家認同問題，還可能是進行港版顏色革命。同樣道理，中央政府亦要保障國家主權及安全，要防範選出一位反共及勾結外部勢力的特首。若我們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2014 年在香港發生的佔領運動，其追求的目標不切實際。西方在 2011年已經出現了一個國際佔領運動，但弔詭的是，人家追求的是反資本主義（美國佔領華爾街口號是“1對 99”，及反民主政治，即所謂國際標準選舉產生的政府不能代表他們！）可見，香港這個佔領運動缺乏國家觀念，即全局觀，又沒有世界觀。如此膚淺無知，如此不妥協，焉能不敗呢？
民主與管治
盲衝瞎闖就是指衝動，沒有節制，缺乏策略。如果選舉民主真的這麼好，一經引入便成良治，我們今天還要這樣小心提防嗎？香港今天的管治問題，成因複雜，但引入選舉政治而缺乏可以降低其破壞力的相關配套，是關鍵所在。但是在這幾年，由於引入選舉，令中央政府擔憂失落管治權，2014 年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是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表示中央政府將對港政策從原來的“保持繁榮穩定”，改變為“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為優先考量；可見問題的嚴重性。跟着中央政府一再強調擁有對行政長官當選人的實質任命權。其實，中央賦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可以説是“額外”授權，是超過一般地方自治政府擁有的權力。因為香港當年不是一個政治城市，香港人是經濟熱、政治冷，而且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隨着選舉政治的發展，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城市，並對國家安全構成隱患。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政府的關注，是如何有效落實它在基本法內的權力，使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矛盾統一體，不會由於引入選舉而“變形、走樣”。這一切都是由於引入西方選舉政治，而沒有預計它所產生破壞力之過！如果選舉真的帶來良治，我當然支持，但這幾年的經驗卻十分糟糕。
卷二：香港前途何在？
民主與自由
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報告》高調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港獨言論，因而引發言論自由的爭議。這背後其實是政治鬥爭，目的是削弱公權力，使反對派可以任意挑戰國家安全及主權的限制。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至學術自由的爭議，亦應作如是觀。香港大學陳文敏晉升為副校長的風波亦是同一問題，也是反對派要制約政府行使公權力，亦是政治鬥爭的表象而已。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個人自由都是港人所珍惜的。這不表示自由的權利沒有限制。但是在香港這段高度政治化的時期，任何有關自由的討論都不可能就事論事，很多人都基於預設立場，產生所謂“十人十義”。這樣，香港社會討論自由的問題時，基本上是泛政治化的政治鬥爭，十分可惜；社會不會由於熱熾的討論而趨於成熟。
民主與青年
現代社會物質富裕，有所謂後物質主義的思想。我提出的問題是：人性不變是永恆的，因此對年青人鬧事，不能姑息養奸，要德主刑輔。況且，香港這一代青年人是移民第三代，生活安逸而喪失競爭力，有平庸化的問題。這是《虎媽戰歌》作者蔡美兒的忠告！除了富裕之外，這個青年新世代還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心理特徵，就是自以為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若沒有互聯網互相傳播激情，相信這個世代的一部分人不會如此無知。互聯網還鼓勵狂熱，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帶頭鬧事，涉嫌禁錮及用粗言穢語辱罵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及其他委員的事，就是範例。他們如此粗暴，結果連大學校長亦不得不用上了“暴民統治”的形容詞。狂熱的不止大學學生，還有港獨分子，居然煽動一些極端分子及流氓無產者，搞出一個旺角暴動來。還有同樣瘋狂的是，兩個港獨分子居然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在莊嚴的宣誓中用“支那”等辱華字眼。真是上帝要你滅亡，先要你瘋狂！
民主與特區、中央關係
我寫了三篇芬蘭化的文章，顯示“小事大以智”的政治智慧。明顯地，香港這個民主運動是小事大以勇、以激，唯恐大的一方不被激怒。時移世易，在香港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的今天，香港還走出一些極端分子，要脱離中國獨立，走反中、分離主義的道路。出現這些極端分子，部分責任應該歸功於一些“有識之士”；他們無視中國崛起的現實，將民主寄望於虛無縹緲的中國崩潰論。這些跳樑小醜當然成事不足，但敗事有餘，引起中央政府的戒心。今天中國大國崛起，正如溝口雄三所講，由從前“西方的衝擊”變成“中國的衝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有大一統的民族意志，絕不容許反對派及港獨分子搞“獨港”（即控制管治權，但不宣稱獨立）或“港獨”。結果當然已經寫在牆上，特區與中央政府關係本來是寬鬆的，今後是中央如何出頭的問題！
結論
這些文章基本上是處理香港這幾年民主運動的思想及歷史根源，而將書名命為《告別西潮》，當然有主觀的演繹及歷史的聯想。今天及明天的香港，如果不與中國母體連成命運共同體，是沒有什麼前景可言的。這也是我何以對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這樣厭惡；這不是我個人喜好的問題。當然我們對中國的前景不可盲目樂觀，但觀乎1989 年後，正如汪暉（同上，頁4–5）所言，中國面對蘇聯解體引起的多米諾效應，卻可以在原有政治模式延續下，取得如此高增長的經濟奇蹟。所謂告別西潮，就是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還有制度自信。這個制度自信的議題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但是中國的經濟成功是在中國共產黨黨國體系的基礎上得來的。究竟這個體系有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及歷史智慧的基因，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議題。最後一點，這個告別“西潮”，並不應表示“東潮”或“中潮”要掩蓋“西潮”。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和諧、仁義等美德及價值，中西文明應該互為補充，互相輝映，互相尊重，這才是正道。
後記及致謝
本書的〈自序〉及〈前言〉初稿於2017年8月30日，並於同年11月16日作了一些文字修飾。現在的版本是出版前在〈自序〉加入第一段，以及必須的編輯及校對而已。出版社建議將文集分為兩卷：第一卷為《為何民主？》，第二卷為《香港前途何在？》，兩個卷名有畫龍點睛之妙。《為何民主？》與西潮有關，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是否香港政制發展的指路明燈，抑或是應避之唯恐不及的短期興奮劑，並構成社會內耗的長期病源呢？引入西方選舉民主的重要試金石，就是它的績效。《香港前途何在？》亦與西潮有關。其實西潮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但是自由之道並非不受外界約束的個人自主，我們總是有不同的社會關係要照顧及承擔。放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是處於一國先於兩制的結構約束之中。明白這一個憲政結構限制，香港才有前途。
在這裏，容我用小小篇幅，對促成這本書的人士致以衷心感謝。首先是邀請我在《明報》撰文的張健波、他的同事陳錦強及後來的梁享南，還有《信報》的郭艷明讓我的文章有公開發表的平台。我當然感謝前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的支持，同事李德強及雷競旋的指正，王中嶽協助整理一些統計數據。最後我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及副社長陳家揚邀請將文章結集成書，出版社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編輯陳慧雯的編務工作。最後，文章還是文責自負。
[1] 蔣夢麟（1959）。《西潮》。香港：田園書屋版。
[2] 同注1。
[3] 李澤厚（1987）。〈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4] 汪暉（2015）。《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5] 同注4。頁36。
[6] 修遠基金會（2015）。〈從激進革命到傳統文化復興—當代意識形態重建的歷史契機〉。《觀察者網》。
[7] 李澤厚（1987）。〈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8] 孫中山（1924）。《三民主義 民權主義》第二講，瀏覽日期：2017年8月15日，檢自：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
[9] 曹希嶺（2004）。《孫中山晚年政治思想的轉向》。《民初思韻網》。
[10] 溝口雄三（2011）。《中國的衝擊》。北京：三聯書店。頁183。
[11] 約翰‧霍布森（2009）。《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頁27。
[12] 同注11。頁11。
[13] 朱謙之（1999）。《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4] 同注13。
[15] 曹錦清（2017）。〈從制度研究推進中國話語體系重建〉，《文化縱橫》八月號。《觀察者網》轉載。
[16] 梁柏力（2010）。《被誤解的中國—看明清時代和今天》。北京：中信出版社。頁3–5。
[17] 韓毓海（2011）。《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21。
[18] 同注17。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