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liberal ideology）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走向終結——我當然不希望如此——那也並非由他者謀殺（murder）所導致，而是自由主義本身自殺（suicide）所造成的結果。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8年6月8日在其網站上進行了一場網絡辯論和投票活動，辯題是：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價值觀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院長、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bani）教授在本文中發表了否定觀點
一種意識形態的生命是否能夠得到延續，根本上還是取決於它的表現如何，而非取決於其理念所具有的抽象美感（the abstract beauty of its ideas）。當蘇聯的表現短暫地超過美國時，比如“斯普特尼克時刻”（1957年，前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率先進入了太空，這激發了美國人的危機感。美國政府意識到，蘇聯的運載火箭可以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國的任何地方。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裏，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擔任白宮科學顧問，全國開始推動數學和科學教育，併成立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以負責航天開發事業。此事後來被美國人稱為“斯普特尼克時刻”。2007年，俄羅斯紀念“斯普特尼克1號”成功發射50週年，美國人也舉行了隆重的緬懷儀式，以感激前蘇聯所帶來的“刺激”——觀察者網注），人們還是嚇了一跳。當時人們十分擔心由國家管理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表現會超過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但當蘇聯解體之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也隨同那個國家一道進入了墳墓，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也是為何中國會如此熱情擁抱市場經濟的原因。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成就，8.5億人因中國的發展擺脱了極端貧困。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時達到了高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那篇關於“歷史的終結”的論文中向我們闡釋了那個時代很多人共有的一種心理。他指出：“我們所見證的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僅僅是‘二戰’後一段歷史的結束，我們所見證的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過程的終結，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終極形式”。福山做出這樣的表述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和歐洲思想界竟然抱着極大熱情、絲毫不做批判地接納了福山的結論。我在拙著《西方迷失了嗎》一書中曾非常尖鋭地指出：福山的文章對西方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腦損傷（this essay caused tremendous brain damage to the West）。
如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終將消亡，未來的歷史學家應該不會遺忘福山那篇文章所起的歷史作用。福山的結論在上世紀90年代的西方社會引發了嚴重的自滿情緒，而上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和印度逐漸甦醒的時候。為何中印兩國的甦醒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數千年來，直到1820年，中國和印度一直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但此後他們雙雙走向了衰落。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印兩國重新甦醒過來是註定要發生的。巧合的是，當中印甦醒時，西方卻主動接受了催眠。
西方所犯的錯誤在於，他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兩者是互為因果、密不可分的。但實際上，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這樣的關係。有趣的是，中印兩國的不同表現恰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一直堅守自己的政治制度，不過當鄧小平解除政府對經濟的一系列管制之後，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印度的政治制度雖然符合自由民主原則，但該國經濟由於受到政府過度干預一直表現不佳，1991年甚至因此被捲入了金融危機。上世紀90年代，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擔任印度財政部長期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改革，打破了束縛印度經濟增長的行政枷鎖，印度經濟也實現了起飛。
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勢如破竹，原因在於北美和歐洲建立了經濟繁榮、秩序井然的現代社會，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國家無法為其民眾提供歐美國家民眾所享有的高質量生活。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與非洲的加納相仿。我很清楚地記得，當時新加坡人對歐美國家高質量的生活都十分羨慕。
不過現在，這種羨慕的心理已經不存在了。到底發生了什麼？近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政府不再有能力照顧好自己人民的生活。令人震驚的是，美國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停滯已久。從1979年到2013年，美國小時工資中位數僅提高了6%，平均每年還不到0.2%。63%的美國家庭甚至無力償付500美元的急診費用。在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幾個主要經濟體，政府已無力解決社會上的大規模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問題。多項問卷調查顯示，與歐洲同齡人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年輕人對未來更加樂觀。
自由民主制度實施自殺行為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該制度為特朗普等民粹主義領導人和意大利等民粹主義政府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光環不再的主要原因。的確，並非所有的歐洲國家都表現不佳。北歐國家仍然在穩定地發展，不過其他幾個主要歐洲國家卻都已麻煩纏身。去年，德國的默克爾總理勉強當選；而英國的特蕾莎·梅首相在脱歐問題上依然步履蹣跚。面對英國脱歐，其他國家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像不列顛這般理性的民族怎麼會在公投時做出脱歐這種自殺性的決定呢？面對這一事件，人們很容易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自由民主制度還能正常運轉嗎？
中國並沒有能力扼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國也沒有意願這樣做。聰明的中國領導人很清楚，在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裏，繁榮的美國和繁榮的歐洲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並不具有那種向其他國家推銷自身意識形態的傳教士般的熱情。中國人是有智慧的，他們認為，在中國可行的制度在西方或印度、印尼等其他地方未必可行，而印度和印尼都是在亞洲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國家。
如果西方認為中國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威脅，那麼他們就做出了非常嚴重的戰略誤判。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問題尋找替罪羊。西方思想界應該向自己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何西方社會在20世紀下半葉表現如此優異，在21世紀卻表現得如此糟糕？西方不應向中國去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是應站在鏡前審視自己並做出反省。
下面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讀者在網絡辯論和投票活動後的部分留言，觀察者網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billliu：將自由主義的失敗歸咎於某一個國家就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思想領袖們應該辯論一下：為何實用主義會在當今世界如此大行其道？
edzimmer：正如其他讀者所指出的，這個辯題出得不好，很難用“是”或“否”來簡單表態。我們應該“為威脅感到憂慮嗎”？當然應該，這世界上沒有人不為“威脅”而感到憂慮的。可是如果你將辯題理解為“你認為中國崛起會對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造成威脅嗎”，用“是”或“否”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明確多了。通讀了各位讀者的留言，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頭霧水，甚至要猜留言的讀者到底是在哪個問題下面站隊。
peteweeds：毫無疑問，中國所走的道路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走的都不同。對於西方來説，相較於指出競爭對手身上的不足，接受現實是更加明智的選擇。如果西方能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制定國家長期目標這兩方面進行批判性思考，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就還能延續下去。
mandres：1、中國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於它與西方之間建立了合作關係。中國並不想改變西方社會的運作方式，比如改變西方的政治體制或經濟體制，因為這樣做並不能給中國帶來更多利益。2、西方一直在利用崛起的中國，把它當作替罪羊以掩蓋自己的問題，西方將一直這樣做，直到社會大眾意識到西方衰落問題出在自身為止。3、如果西方的經濟停滯和政治腐敗繼續下去，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將出現要求按照中國道路（China’s path）進行激烈變革（radical change）的呼聲。4、對霸權的迷戀、政治的腐敗以及乏力的經濟增長將促使美國產生一種偏執症狀將發展勢頭強勁的中國視為對自身國家安全的威脅，並進而產生中國會嚴重威脅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想法。
sitluxetfuitlux：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期，世界上從未出現過像西方文明這樣的一個持續了幾百年的主導性文明。西方的主導地位並不是這個世界的常態，而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情況。這個世界終將回歸常態，屆時自由主義等西方意識形態將面臨來自其他意識形態的競爭。也就是説，我們不必為中國的崛起感到憂慮。如果説冷戰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蘇聯是從內部解體的，蘇聯的意識形態是自己破產的。西方應該集中精力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應該對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展開反思，為了回應自由民主國家當下面臨的那些問題，我們應不斷修正自己以適應新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來説，一種意識形態就像一個生物物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永遠的鐵律，奉行實用主義的中國就是在與時俱進中獲得了發展。現在，西方也該走上這條道路了。西方應該真正接納世界的多樣性，尊重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方不應在這個問題上秉持“不是民主就是專制”的二分法，而是應該將其視為一個由不同政治制度組成的光譜。判斷一種政治制度優劣的標準應該是該制度是否能催生好的政策並最終產生好的結果，權力來自程序正義是錯誤的觀念。
jkjustusson：馬凱碩認為西方的地緣戰略專家們在冷戰結束後陷入了沉睡，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他認為我們當下應集中精力處理內部的民粹主義問題而不是應對外部的中國威脅，這不是讓我們再一次陷入沉睡嗎？他的這一觀點是毫無説服力的。內部的民粹主義與外部的中國威脅，這兩件事並非毫無關聯，而是通過國際貿易和民族競爭等問題互相纏繞在一起的。中國從未擁抱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只是擁抱了“自由”貿易，卻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掩護了自己的真實意圖。令人感到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馬凱碩認為西方在上世紀90年代沒有意識到中國正在崛起的事實，而如今又認為我們應該將注意力轉向內部，這與上世紀90年代我們所犯的錯誤又有什麼區別呢？
hgsung：讀過所有留言之後，我發現所有主張“不應該擔憂”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他們都認為“中國人不會傷害我們，他們不過是想賺點錢，西方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內部處理好自己的問題”。馬凱碩先生聲稱，“中國並沒有傳教士般的衝動去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論調要麼是過於天真，要麼是沒有注意到中國一直在南中國海展示肌肉，欺負台灣、越南、菲律賓和日本。中國一直威脅外國私營公司要尊重中國在人權和領土糾紛問題上的官方立場。此外，中國還逼迫外國航空公司將台灣標註為中國的一部分，逼迫奔馳汽車公司為在廣告中引用達賴喇嘛語錄而道歉。即便中國無意挑戰西方的價值觀，但無視中國的極權政體和他們侵犯人權的行為，這在道德上來説也是不可接受的。我懇請每一個西方人捫心自問：僅僅為了我們自己的短期經濟利益而無視13億中國人民的福祉，這是道德的嗎？很多人留言稱中國有13億人口，數量太過龐大不便通過民主方式進行治理，因此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央集權體制治理國家是有其合理性的。那麼我想問問，“究竟民主體制可以適用的一國人口上限在哪裏？”如果13億人口的中國不適合採用西方民主體制，那麼你該如何解釋民主在印度的成功呢？中國人比印度人紀律性更差嗎？
sergiotren：我同意，中國的確只關注自身，它並不像西方一直以來那樣熱衷於向外輸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過在另一方面，西方每兩年進行一次的選舉（總統大選或中期選舉）的確也讓政府部門倍感壓力，他們必須在選舉前拿出政績，而中國執政者卻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好工作以讓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地更好。西方真正應該擔心的其實是自己的民粹主義政府可能會產生集權傾向，中國並不會為此做什麼，但中國的成功也許會為西方樹立一個榜樣。
lkhan.cnsa：我們該如何看待中國災難性的環境狀況惡化、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呢？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在2020年之前將投資3600億美元用於發展可再生能源。因此，中國在扭轉温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投資將繼續高於美國，而在温室氣體排放方面，其實所有先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都是有責任的，而中國能盡到自己的那一份責任，這是十分值得讚賞的。另外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2016年中國人均GDP增速為6.1%，而1961年為-26.5%。中國正逐漸緩解貧富差距問題，這是其他國家難以做到的，僅上面提到的投資就將創造1900萬個工作機會。至於其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個人口過度膨脹的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還缺乏飲用水、食物和電力，如果能有更多亞洲國家執行同樣的政策，當地人的生活就能獲得更大改善。
jfcarli：對民主制度構成威脅的因素已經不再是潛在的了，它已經是一個現實，而且並非來自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裏，西方政府已經把我們這個體面的民主社會變成了充斥着金權政治的腐敗社會。貧富差距在西方四處蔓延，這種荒謬的現象已經腐蝕了我們的社會機體。對富裕階層和極端富裕階層持續不斷的減税措施是社會不穩的根源。與中國構成的挑戰相比，西方富人對窮人的吸血其實對當下的世界秩序構成了更加嚴峻的威脅。當你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或法國旅行去看當地最有名的景點時，你會從景點的歷史背景中意識到，對我們最大的威脅其實就是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正是金權政治導致的社會不公引發了法國和俄國的革命運動。上一次經濟衰退過後，我們在在銀行家們的身上已經可以很明顯地嗅到這種味道。西方的中產階級看不到任何收入增加的希望，而那些富豪卻在使自己的財富不斷增值。中國並不是西方的威脅，當下的金融體系以及在這個體系中獲利的罪犯們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脅。將矛頭指向中國不過是在轉移焦點，這樣就可以避免讓人們看到我們自己身上的問題。上世紀50至60年代，當時在美國上繳個人所得税的人數佔全部就業總人數的90%，那個美麗、強大的美國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才是威脅所在，中國並不是我們的威脅。
phil：中國發明瞭臉書社交媒體嗎？中國發明瞭谷歌搜索引擎嗎？中國建立了亞馬遜購物網站嗎？中國研發出了蘋果產品嗎？中國沒有。中國不過抄襲了上述公司的產品，中國不過是複製了西方經濟中諸多成功要素，這就是中國經濟。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才能培養出開拓性的企業家、催生真正的創新。雖然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那也不過是因為它有龐大的人口規模並對前第一大經濟體進行了抄襲。除非中國將自己的政治體制完全自由化，否則它將永遠只能抄襲那些政治經濟實現自由化的國家。
dialogue：西方一直在“白人的負擔”（這個説法來自190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詩人拉迪亞德·吉卜林的一首詩《白人的負擔》。該詩試圖將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行為正當化，認為白種人當時是懷着高尚的目的來到非洲和亞洲國家的，他們試圖將當地人民從愚昧中拯救出來，而拯救行動甚至成了白種人的負擔——觀察者網注）那種傳統心理的影響下執行着非常令人不齒的政策。《經濟學人》雜誌主辦的這場網絡辯論其實就是出於“白人的負擔”的傳統心理，他們從人為臆想出來的西方例外主義出發來評價其他國家和文化。我們渴求的西方文化中獨有的自由其實正受到我們自己的政府和安全部門的威脅。
wiseman698：西方尤其是英國應該關心一下自己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擔心其他國家未來可能給自己造成的問題。如果希望我們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夠變得更有生命力的話，那就必須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由自私貪婪所導致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問題；第二是決策拖延問題，我們總是就一些問題進行曠日持久的討論，有效決策無法做出，倫敦希思羅機場擴建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dean：恐怕這個問題本身體現了一枚硬幣的兩面。的確，中國對西方造成了威脅，但這種威脅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競爭層面，他們並沒有威脅到我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而且，很多“自由民主國家”的確患上了機能失調症，但這個病症是自己造成的，工薪階層收入增長陷入了停滯而那些社會精英的財富卻迅速膨脹。西方未來是否能夠實現經濟機會和財富分配的平等化並從此走出衰落的陰影呢？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更值得討論一下。很感謝《經濟學人》主持的討論，進行這樣的討論的確很有必要。
anniexixi：美國在數千英里之外的東亞維持主導地位是應該的，而中國實力有所增長就對世界構成了威脅。這雙重標準，真是太荒謬了。
ethan.horsfall：我認為持肯定觀點的一方存在幾個問題。下面我就國際金融機構、地區安全和國際貿易這三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在談論上面三個具體方面之前，我想先講一下我的基本立場。
那些認為“應該感到憂慮”的辯論嘉賓實際上過於草率地將美國與西方混為一談了。美國軍事上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一定有利於西方價值觀的傳播嗎？我看未必。另外，他們還認為中國的一切行為都是出於對西方的惡意，得出這樣的結論也是頗為草率的。以中國的國有企業為例，我發現一些西方觀察家通常會使用十分怪異的筆調來介紹中國國有企業對高盈利產業的主導。如果説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十分低下的話（從股東權益回報率來看是這樣的，2016年中國國有企業的股東權益回報率大約是私營企業的三分之一），那麼這些國有企業就不應被視為中國的一項優勢。此外，我們有必要將中國的政治情況納入考慮，中國國有企業控制了該國經濟大部分領域，而且這些企業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的，這就意味着這些企業具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因此，與其認為中國國有經濟的長期存在具有反西方的惡意企圖，不如説這是中國人出於國內政治考慮做出的安排。在此辯論中持肯定觀點的一方有義務證明下面這個結論：與滿足於處理好國內事務相比，中國能夠從與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中獲得更多利益。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的目標並非向外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意識形態，而是致力於做一個能夠在中國長期執政的政黨。以西方在意識形態上傳教士般的熱情來揣度中國是錯誤的，中國這個國家走的是另一條路徑。接下來我就三個具體領域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國際金融機構。按照購買力評價標準計算，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然而中國的這一地位並未在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中獲得體現。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中國的投票權僅佔6.09%，而日本的投票權佔6.15%，美國的投票權甚至高達16.52%。因此，中國創建自己的國際金融機構便毫不奇怪了，因為中國在其中可以有更大的發言權。我們不應將中國建立亞投行等機構的行為視為對西方的一種“挑釁”，那不過是中國致力於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影響力的具體舉措罷了。而且，美國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也是那樣做的。
二、地區安全。我並不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為，中國的崛起對以國際法和美國軍事優勢地位為基礎的全球安全秩序構成了挑戰。而且，美國在軍事上仍然在全球處於主導地位，這是顯而易見的。這裏不要將美國與西方混為一談。由於軍事力量過於強大，美國一直具有單邊主義傳統，國際法也因此經常遭到美國的無視。而中國在軍事上完全貫徹自我意志的行為對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優勢地位構成了挑戰。因此，持肯定觀點的人實際上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與“美國軍事上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是同一回事。可實際上並非如此。持反對觀點一方的論述反而更有説服力：西方最強大的武器其實是其在內部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使普通西方民眾過上高質量的生活，這關乎軟實力，而非硬實力。當年使中國在經濟上打開大門的並非美國的軍事力量。另外，導致前蘇聯最終解體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其社會內部的失敗。因此可以這樣説，與中國硬實力的崛起相比，美國此前對國際法的無視以及慣有的單邊主義做法對西方價值觀其實構成了更加嚴重的威脅。
三、國際貿易。中國的經常賬户盈餘（current account surplus）規模低於其GDP 的2%。因此，雖然人們經常就中國市場準入問題發一些牢騷，可也不能説中國對世界貿易狀況構成了多大威脅。西方真正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其實來自就業領域，科技進步已經奪走了很多原來由人類佔據的工作崗位，在Econ Talk的podcast音頻節目中有一期對此發表了很好的見解，我非常推薦大家找來聽一聽。雖然工作成本（job costs）不低，但它也可以被視為一項“沉沒成本”（sunk cost）。考慮到中國的GDP規模，中國目前的經常賬户盈餘並不多，甚至還在不斷收窄，因此不能將之視為一種現實的威脅。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與大規模資金流入和由此導致的較低的貸款利率現象是相伴相生的。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在自身內部的治理方面到底表現如何？或者具體點來説，美國政府是否善用了自己的廉價信貸呢？其實，美國並沒有善用自己低利率的優勢來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這意味着美國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出了問題。西方不應再指責人均收入仍大幅低於美國的中國，我們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fadipeb：獎賞應歸於勝利者；勝利者應該是最棒的人；最棒的人應該是最傑出的人；最傑出的人應該是最支持全球化的人；而最支持全球化的人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這個世界上已經有70億人，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當中。
davidmoriarty93：允許中國成為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就是一個錯誤。西方內部的政治分歧發展得有些過分了，這傷害到了我們內部的團結，而且人們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充滿了消極情緒。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們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日益顯著，這使得我們面前的道路更加崎嶇不平。我上面所説的這些現象都已十分明顯，以至於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臨牀執業心理醫生、英語網絡世界裏極具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他在YouTube視頻網站上上傳視頻的點擊量已經達到了4000萬。他在視頻裏經常結合現實分析經典著作並對時事和政治發表評論——觀察者網注）甚至為了一個毫無針對性、不具惡意的加拿大地方性立法發表了評論，因為這條法律有可能被用來壓制反對聲音。反觀中國，他們就沒有此類內部失和的問題。考慮到中國處理自己的發展問題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這個國家應該不會太過執着於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不過，鑑於中國對周邊國家飛揚跋扈的態度，我們的確應該對中國有所提防。我們不應忽視一點，中國有着巨量的人口，相應地，其軍隊規模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國已將自己的經濟觸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如果它願意的話，就有能力對世界造成傷害。最後，我認為西方應該致力於經濟和社會發展，要讓我們的經濟更加強大，讓社會更加穩定，我們應在內部統一思想以抵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所帶來的威脅。當然，我並非強烈主張什麼，這不過是我的一家之言。
ehtangen：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們竟然還在討論弗朗西斯·福山那些美國例外主義言論。一國治下的和平已在歷史上被多次證明是無法長期維持的。不同的帝國崛起又衰落，他們執着於自己的想法，充滿了傲慢，又不知變通。對照歷史，我們這個時代也不會有任何不同。也許我們更應該討論一下，在科技發展導致範式發生變化（一般指人們的思想、行為、價值觀念和判斷標準所發生的變化——觀察者網注）的背景下，當下世界各國不同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各自都有哪些優勢和劣勢呢？
jzhuang87：我投了反對票，但並不是因為我是華裔，而是因為持“應該”態度的人數之多實在令人震驚。我本人並不是共產黨的粉絲，但有一點我感到很好奇，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個像今天這樣的中央集權式的國家，而是個西式民主國家，大家還會為中國的崛起感到憂慮嗎？你們也許會説，“不，那樣就不會有什麼憂慮了”。不過，對於這種回應，我是很懷疑其中到底有幾分誠意的。中國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個很不一樣的國家，民主也好、專制也好，無論這個國家採取哪種政治制度，它都是獨特的。要真正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要記住。
renditer：我本來想投票選“應該”的，但當我讀過反方意見之後還是改了主意。其實西方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的。中國是否破壞了貿易互惠和市場開放精神？中國產品是否可以毫無障礙地進入西方市場而中國卻不允許西方產品享有同樣的市場準入待遇？當然。可西方為此又做了什麼呢？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在於，至少在美國如此，就是美國聯邦政府一直以來都沒能幫助自己的產業工人為充滿高度競爭的全球化經濟做好準備。美國產業工人如今面臨的問題無一是無法預見的。實際上，時任白宮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彼得·彼得森在50年前就發出了警告，他當時指出，如果美國政府不能幫助工人們適應未來的變局，美國就會面臨很大問題。中國在未來也會遇到很多問題。雖然政府在鼓勵生育，但生育率提高並不容易。我是個新加坡人，我親眼見證了提高生育率之難，而生育率下降卻是很容易的。影子銀行的債務數額巨大，但具體數額並不容易搞清楚。中央集權模式的確可以運行地很順利，但也有其侷限。西方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問題，而不是整天為中國憂心忡忡。
hugh_seaton：我並不同意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國已大獲成功的觀點。就在97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一些新加坡人也曾鼓吹過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僅從幾年的經濟數據中就得出長期發展趨勢的結論是十分愚蠢的。在我看來，特朗普的出現、脱歐的發生以及其他出現在西方的極權主義現象並不是我們虛弱的表徵，而是變化的表徵。這些現象證明西方社會里大多數人正感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犯，證明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向民粹主義社會的痛苦轉變。從美國到意大利，很多國家都對移民、全球化、工作機會減少、自動化等社會現象做出了反應，但這遠不至於讓我們開始談論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個話題。我們不應恐慌，我們應記住——歷史是一個鐘擺。我希望中國發展順利，當中國相信某一社會制度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它為什麼還要選擇其他的制度呢？中國的成功不會對美國、歐洲以及其他亞洲自由民主國家的成功或正當性產生威脅。其實，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大威脅來自俄羅斯，這個國家正非常活躍地發出明顯的威脅信號。中國並不太關心其他國家採用哪種制度，與中國不同，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曾明確表示並一直在尋求對在零和博弈中構成威脅的對手實施打擊。
13127959861：竟然有這麼多人認為中國會對我們構成威脅，這真令人震驚。當一個人、一個國家在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就會對別人或別的國家充滿恐懼和羨慕，他從來不會反省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他會尋找替罪羊，將責任推給替罪羊，這樣就可以避免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了。
chu2：很顯然，每當人們談論起西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時，憂慮感便難以避免。西方高舉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的大旗，而中國卻與之相反，崇尚集體主義價值觀。當《化身博士》（英國著名作家羅伯特·史蒂文森筆下的一本哥特風格的科幻小説，書中的主角是善良的醫生傑基爾，他將自己當作實驗對象，結果卻導致人格分裂，變成夜晚會轉為惡魔海德的雙重人格，最後傑基爾醫生以自己的自盡阻止了海德繼續作惡。《化身博士》這部著作曾經被拍成電影、被編成音樂劇，流傳十分廣泛，使得《化身博士》這部小説的書名成為了“雙重人格”的代稱——觀察者網注）被搬上舞台的時候，傑基爾醫生和海德先生兩個角色之間的矛盾、對抗將難以避免。是否該憂慮不應是我們辯論的主題，答案再明顯不過——我們應該憂慮，而且我們已經很憂慮了。我們的辯題應該是：西方應如何在如今事態已經發展到晚期的時候對中國造成的威脅做出反應呢？我們還能為此做點什麼嗎？沒人喜歡像傑基爾醫生和海德先生那樣陷入衝突。那樣的話，雙方將兩敗俱傷。可不幸的是，我們正走向這樣的未來。
fadipeb：西方應該拒絕那種日漸滋長的、對自身心智構成威脅的偏執妄想症，錯誤地認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化身而其他人都想傷害自己。我們要集中精力投入到有遠見的、踏實的長期工作之中，這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裏一直是我們所珍視的傳統，而且這也符合猶太基督教“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原則。我們絕不能偷懶，我們應在上述受到珍視的傳統的影響下建立我們的學術根基，並團結一致以實現西方文明的目標。最重要也最緊要的是，我們要讓我們的下一代有熱情有擔當地將這一傳統傳承下去。只要做到了這一點，我們西方人就是最優秀的種族，我們就是勝利者。可若稍有差池沒能做到，我們就將在敗局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而這敗局並非源於外部的敵人，而是因為我們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成為了自己的敵人。你不能在犯錯的同時還保持強大，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
pilger：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你是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特朗普主義嗎？
p.fox：我投了贊成票，不過並非因為我反對馬凱碩教授的觀點，實際上，我很同意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衰落的原因來自西方內部”的觀點。不過，如果認為中國並不想扼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也是將複雜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當它可以從中獲益的時候，中國並不會拒絕向世界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cmani.1982：問題問的是“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對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簡單來説，不應該。因為中國人是個很實用主義的民族。對中國人來説，管用的東西比意識形態更加重要。與此同時，他們的確意識到了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思想，比如説，佛教思想和聖戰思想。他們內心是非常反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而從外在行為來看，他們又很鼓勵自由主義。中國人為什麼要殺掉能下金蛋的鵝呢？
elalish：我投了反對票，因為擔心也沒用，什麼也改變不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永遠都是行動。我們的行動應該有助於改善自由社會並且要讓我們的社會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而不僅僅是為了壓住中國的風頭。其實，國家與公司無異，通過壓制對手來確保自己的優勢地位是非常短視的戰略。這樣做最終只會使你自己陣腳大亂。要知道，我們的政府遠非完美的政府。我們也許並不喜歡中國做的那些事情，但如果能從中國的成功中學到東西，我們就能做得更好。當然，中國人也從我們這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john.forbes：我投了贊成票，而且對此並不後悔。不過，我也很贊同馬凱碩教授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觀點。西方或者準確地説作為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一部分的西方國家的政府不應將自己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國。中國體制的成功（至少從當下短期來看是非常成功的）之所以對西方構成了威脅，原因並不在於中國有意圖挑戰歐美的政治架構，而是在於中國模式為其他政治發展尚未成熟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可資效法的榜樣。在這場辯論中，有些人意識到，早先的那些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先鋒們已經陷入失敗，這些自由主義先鋒不但無力修復自己的錯誤而且還無視中國影響世界的能力和意圖，這是非常幼稚的。中國正在投入數千億美元建設自己的基礎設施、銀行系統並對軍事力量加以升級，中國人這樣做無疑是希望加強對發展中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必將擴散到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領域。位於西太平洋的菲律賓曾被視為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者，如今我們已經可以在該國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了。近幾年，這個國家不但選出了一個有集權主義傾向的領導人，而且還在中國壓力下拒絕了國際仲裁法庭在美國支持下做出的一項對其自身有利的裁決。這些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影響力正在全世界擴散，而且中國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圖重塑這個世界。毫無疑問，中國影響力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逐漸式微並陷入了一種尷尬的、被保守的民粹主義綁架的狀態。無論如何，中國的雄心和業已取得的成就絕不應受到我們的忽視。
francisco.troncoso：對自由主義原則的濫用正在反過來扼殺自由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經濟本身——希臘加入歐元區、華盛頓共識、不良資產抵押貸款等等，不勝枚舉。沃倫·巴菲特曾説過，“我們作為資本一方已經獲得了勝利”。那些金融從業者就是將我們的福利、個人隱私、體面的工作和醫療保障毀掉的罪魁禍首。面對這個辯題，大家應該有這樣的反應：什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敵人就是當下已經發瘋的資本主義本身。那些有錢的城市掮客和投機者對自由主義的濫用最終導致脱歐的發生。當年在戰爭中，歐洲和美國獲得了教訓，認識到社會凝聚力的可貴。也許如今中國的崛起可以讓我們重温那些教訓。
asfsefgr.d：中國的崛起説明，在經濟領域施行自由化政策並且對新觀點持開放態度是非常正確的觀念。而西方受到中國威脅的現實向我們發出了一個信號——上述觀念在西方遭到了唾棄，而在中國卻獲得了接納，這令人十分遺憾。很令人震驚，是不是？中國奉行了自由主義價值觀，而西方卻拋棄了自由主義價值觀。就像當年西方陷在中世紀的黑暗時，阿拉伯人卻保存了科學知識。那些認為中國構成威脅的人其實是自相矛盾的。他們一方面説中國公司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説中國鋼鐵製品席捲世界令西方同行無法招架。他們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其實西方在本質上並不比中國更親近自由主義。
awsdfbngh：是否有人思考過“民主”一詞的真正內涵呢？“民主”意味着一個社會的公民對其政府擁有儘可能大的影響力，多黨制在“民主”的定義裏並不具有很核心的地位。對於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來説，我下面給出的論述將令他們十分震驚——有50%到70%的美國公民覺得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毫無影響力（其實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是如此，民眾的需求無人回應），而一黨制的中國卻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着民眾的需求，生怕民眾的不滿會削弱其執政合法性，因此中國的體制是比美國的體制更加符合民主原則的。
turnbull回覆awsdfbngh：您説的很在理，只有一點值得商榷——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在一個多黨體制內實現的，這個黨執政10年，那個黨再執政10年。一黨制不可能照顧到社會上所有民眾的需求，哪怕只是在較短時間裏也很難做到。
wsdfg回覆turnbull：你這個論點太奇怪了。中國經濟已經連續增長了幾十年，數億中國人因此擺脱了貧困。
awsdfbngh：説來也怪，討論了這麼多，竟然沒有人談談該如何定義“自由主義價值觀”（liberal values）。美國大公司的壟斷地位是“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體現嗎？還是説是一種與自由市場原則相沖突的現象呢？美國的兩黨體制和複雜僵化的選舉制度屬於“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範疇嗎？它們難道不是與民主制度（該制度的特徵就是民眾對政府有着強大的影響力）截然對立的嗎？上面提到的這幾個模糊不清的例子應該不太可能被大家視為對“自由主義價值觀”這個名詞的準確詮釋。“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威脅”是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濫用的流行表達方式，這其實體現出我們的討論已經偏離了西方真正的問題所在。這樣做，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對我們的一種誤導。
awsdfbngh：在這個辯題下無論持肯定還是持否定觀點的人幾乎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西方必須重新擁抱自由主義價值觀、更新我們的基礎設施、縮小貧富差距、不僅使GDP獲得增長還要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無論你認為威脅來自中國還是來自西方自身的停滯，解決方案都是一樣的。西方不可能與中國正面對抗也不可能孤立中國。當西方在經濟和文化領域重新進入狀態時，便自然能把中國比下去。當西方陷入停滯的時候，總會有一個國家露出頭來挑戰西方，即便不是中國，也可能是俄羅斯、印度、伊朗或其他國家。我們不可能與這些國家對抗或對其進行軍事打擊。西方必須重新找到自我，而且要避免跌入經濟停滯和貧富差距擴大的陷阱。
plevin：在這個辯題面前，我想的卻是：西方需要行動起來，使我們的民眾恢復對自由民主的信心。
tmajordan100：難道大家不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逐漸失落是西方自己造成的嗎？中國並不應為其他國家自己犯下的錯誤負責。老百姓都想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不希望什麼事都被那些官員們插一手。試圖操縱民意，讓老百姓接受不合邏輯的觀點，這會引發憤怒和不滿的。我們都希望由自己做主，不受那些腐敗政治精英的影響、不受道德失落的影響、不受政治正確的影響、不受那些旨在幫我們達成自我實現的規範的影響，這樣大家都開心。孤立的象牙塔會把人變得既自私又愚蠢。
fpl：中國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產生了威脅？中國已經有至少40年沒打仗了，而且一直奉行不干涉政策。在這40年裏，西方顛覆了數不清的政府，殺死了數十萬人，導致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而西方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可都是打着維護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旗號。我很同意馬凱碩的看法，西方應該站在鏡子前照照自己了。
turtlesallthewaydown：實際上，中國從西方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獲益良多。如今，中國卻向曾為其崛起留出空間的秩序發起了挑戰。
sdfbgnhgn：來自中國的競爭會使西方受到刺激，西方經濟將在刺激下變得更加現代化。西方將恢復過去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而不是當前的兩黨制和任人唯親）和經濟上的完全自由競爭（而不是當前在政治權力協助下實現的市場壟斷）。如果不能實現上述兩點，西方就將在經濟領域輸給中國。其實，對美國真正的威脅來自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富人們不再關心國家的命運。雖然蛋糕正變得越來越小，但只要他們還能得到大頭，這個國家變得如何對他們來説就是無所謂的。
rcalymayorl：跟中國比，其實我們拉美人很羨慕中國中央集權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他們每年脱貧的人口高達1300萬。中國的表現要比拉美半民主、每天忙於處理腐敗和社會治安事件的政府的表現好很多。中國，把你的成功分給我們點吧！
loowanshan：讀了馬凱碩教授的觀點之後，我改了主意，我也覺得沒必要為此擔心。看起來，中國的確沒有向外輸出意識形態的意圖。不過，如果中國能證明自己的意識形態比西方意識形態更加優越的話，那麼其他國家就會逐漸效仿中國的模式。而當效仿中國的國家達到一定數量之後，那時的世界將變得很難想象。我還是希望西方能贏得自由民主保衞戰，自由民主制度應該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謀利益，而不是僅僅服務於少數精英。屆時自由民主制度就能夠證明自己——它的確能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turtlesallthewaydown回覆loowanshan：雖然中國不會公開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但中國意識形態在世界上的擴散的確會令其受益。大家可以看看柬埔寨，這個國家正在走向集權統治，這也是中國的勝利。如果柬埔寨民眾對自己的政府失去了影響力，那麼西哈努克市（位於柬埔寨西南部的港口城市——觀察者網注）的市民們就無法抵制毫不受限的中國資金的到來。當各國都採納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體制的時候，中國的影響力就會上升。
john.forbes回覆loowanshan：我並不認為中國無意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在我看來，他們已經在菲律賓這樣做了。這裏有一篇《經濟學人》的文章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7/02/23/the-philippines-pivots-to-china
kristalynjoy回覆loowanshan：我並不認為中國有意向西方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我覺得這絕無可能。中國的意識形態只在中國可以起作用，因為它是深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的。此外，當中國通過其“一帶一路”倡議向西進發的時候，中國將受益於自己獨特的身份——它的意識形態是獨有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相同。中國在盤算什麼，沒人能看得清楚，更沒人可以挑戰它。當其他國家採用了中國的意識形態之後，那個國家就不會再為中國效力了。
socaltaiwan：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十分獨特，中國台灣也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況下經歷了同樣的經濟追趕過程。民主政治是一個平台，賢能精英政治也是一個平台。而平台不應被視為宗教般的存在，它是可以不斷演進以適應新的情況的。一個平台是成功還是失敗，它的使用者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還記得德國的希特勒是如何在一個高度自由民主的體制裏獲得權力的嗎？如果你認為西方需要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所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那麼這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adriano.seabra：在我看來，馬凱碩教授的分析十分準確。中國並不是在過去幾十年裏作對了什麼才使這個國家成為了今天這樣的超級大國，原因主要在西方，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將很多工作崗位輸出到了中低收入的亞洲國家。很多像耐克這樣的跨國公司當時認為：“我可不想在美國付每小時60美元的工資，到了國外，那裏的工人每小時只要9美元就夠了”。很多生產環節的工作崗位就這樣離開了美國。如今，亞洲國家獲得了工作崗位、生產能力和需求強勁的國內市場。他們自己的技術水平也獲得了提高，設計等更高端的行業也得到了發展。耐克等跨國公司當時之所以做出那樣的決定，是因為他們都持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他們如此決策旨在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很顯然，這是非常短視的，美國未來幾代人的工作機會都因此喪失掉了。有人認為，科技發展將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但這似乎難以滿足西方或其他地區的就業需求。
jasim_malik042：中國是否會無意間由於自己的榜樣作用或憑藉沒有附加條件的援助項目在第三世界促進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擴散呢？西方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扶植那些暴虐的獨裁政權。在整個冷戰時期，如果一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共產主義，那麼該國就是美國的盟友，無論其政府多麼殘暴、多麼腐敗，那對美國來説都是不重要的。智利、韓國和整個中東地區到處都是這樣的國家。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獨裁政權鎮壓抗議者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美式裝備。在另一方面，被美國干預甚至推翻的民主政權也不計其數。中國推翻了哪個民主國家的政府了嗎？自1945年以來，美國已經對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造成了太多傷害，如果中國要在這一點趕上美國，即便中國人不斷做這樣的傷天害理之事，可能也要幾十年才行。
werwere14：西方真的有必要為外部力量對自己的價值體系產生的威脅而感到憂慮嗎？基本上，我們曾聲稱擁抱的那些價值觀，我們都已經主動放棄了。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對西方國家的社會機體造成了致命的破壞。量化寬鬆政策使難以避免的末日繼續向後推延，而我們的經濟其實從未真正恢復健康。當基準利率上調、聯邦資產負債表縮減，銀行貸款利率因此不斷攀升，這就會造成市場的激烈反應，而這種激烈反應正是量化寬鬆政策意圖阻止的。當人們感到絕望時，當人們被籠罩在匱乏和恐懼之下時，他們就會以“這不過是權宜之計”為理由説服自己放棄曾經珍視的那套價值體系。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為了資本的利益，美國政府已經忽視自己的人民太久了。如今小雞們都要回窩裏休息一下了，這是不可避免的。非自由主義政府將會因此崛起，而且數量之多堪稱災難。
carlrodgers.cbr：很顯然，那本《孫子兵法》這下會派上用場了，兵不厭詐嘛。
majlava：我們的確有理由為中國的崛起而感到憂慮。尤其在當下這個時期，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製造了混亂，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也讓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民眾開始對自身的體制產生了懷疑，這樣一個時間點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完全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來説是個絕佳的機會，它可以對西方的上述問題加以利用並趁機進行滲透。馬凱碩教授認為，為了自己的繁榮能夠持續下去，中國需要一個健康的西方。而目前，中國並沒有傳教士般的衝動去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馬凱碩教授的這一觀點給我留下了一些希望。不過，就在眼下，在這個距離中國2900公里的地方，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增多的前哨軍事基地建設還是令我的焦慮感有增無減。
tgmoog：我同意馬凱碩教授的觀點，我們無需為此擔心。也許因為我們過於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成就，也許因為我們認為有必要向全世界傳播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西方的問題基本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中國人卻認為，每個人都有他的優點和缺點，所謂的“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並不存在……西方此前經歷的中世紀黑暗時期的經濟和人性浩劫就是自己造成的。不過，人們還是認識到了真理，西方在基督教的道路上爬了起來，此後西方又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時代、自動化技術的興起和信息時代……西方並不需要擔憂外部的威脅，衰落之後必有崛起。
takyeon00：我認為還是應該為此感到擔心。當然，我並不相信中國人有朝一日能享受到像西方社會今天這樣高的生活水平。不過，對於拉美、東南亞和非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的中央集權模式會被他們視為一種有助於經濟增長的成功模式。尤其是那些民主國家，在那些國家，民主曾製造了一些混亂，他們卻無法通過辯論等民主手段解決問題。馬凱碩教授在這篇文章裏認為中國並不想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可中國的確在這樣做。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創建的國際金融機構都是中國試圖加強對全球影響力的具體措施。通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中國的意識形態將有望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或者至少中國會像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與西方進行意識形態競爭。
santhosh.girish：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美國在對華貿易中承受了3750億美元的逆差，這使他們的人民幣增強了實力，而且使他們挑戰世界銀行的計劃越來越具有可行性了。如果不加以遏制，中國的人民幣最終一定會取代美元成為全球貨幣。中國政府壟斷了那些有利可圖的產業，這與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良好聲譽被壟斷產業所傷害是非常相似的。由於特朗普的上台，中國開始取代美國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這種説法是很可笑的，等下任總統一就任，美國一定能奪回在氣候變化和北約等事務上的發言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大大領先於其他國家，幾年時間不在狀況並不是什麼大問題。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遏制中國的進步，西方需要像特朗普這樣一個流氓人物去解決貿易逆差問題並遏制人民幣的上升勢頭。當美國對不遵守貿易規則的國家進行制裁時，美國的國家聲譽也會提升，而其他較大的民主國家也會效仿美國的做法。比如，澳大利亞就已經這樣做了。
felix.choquet：如果人人自由和平等是根植於人類DNA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感到憂慮，因為隨着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人最大的願望），中國人自己就會主動去尋求這些價值的實現。這樣一來，我們西方的價值觀將在全人類獲得普及。可另一方面，如果人們希望國家向他們提供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使人免於恐懼的國家保護和集體主義力量，那我們就應該為之感到憂慮了，因為中央集權政府比我們的民主政府在向人民提供上述公共產品時更有優勢。
davidtanner：西方並不需要為中國威脅我們的價值觀而感到憂慮。不過西方的確應該為中國的經濟擴張主義感到擔憂，隨着西方在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的外援項目逐漸減少，我們的存在感日益弱化，中國已經成為非洲和加勒比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很顯然，接下來那些發展中國家就會模仿中國的政治體制。這本來是個向那些國家普及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好機會，而西方卻喪失了這個機會。20年前，中國站在門外看着西方主導全球經濟增長、投資和金融活動，很快就該輪到西方站在門外看着中國主導這一切了，中國的資金和中國的價值觀將對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abraham：“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這個問題是有毛病的，答案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説，為這裏所討論的話題而感到憂慮再正常不過。我們其實可以換一個問題來討論：在增進老百姓的福祉方面，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和中國賢能專制體制，哪一種更好呢？
juanpablo153：我的答案是不應該。中國人的價值觀在西方並不受到歡迎。正相反，中式價值觀會受到西方的抵制。對於那些自身制度發展較脆弱的國家來説，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很有誘惑力。中國產品會湧入那些國家的市場，並且讓那些國家對中國人提供的基礎設施和貸款產生依賴。一個人若想理解中國政治制度並對其產生好感，他需要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有很廣泛的瞭解，但這太難了，幾乎不太可能。由於媒體的宣傳、日本料理店的大量出現以及與西方相似的政治制度，對西方人來説，日本是個很有魅力的國家。而且，看起來日本似乎對西方也不會構成什麼威脅。很遺憾，日本的這些“優勢”都是中國所不具備的。不過，中國的確很有錢。
philippebopp：在最近這2000多年的歷史上，中國重視政治穩定要超過其他很多方面。而“西方”僅僅在過去10年裏就推出了脱歐公投、美國總統特朗普、匈牙利總統奧爾班、波蘭總統卡欽斯基，很大程度上還有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以及委內瑞拉的馬杜羅，而且還不止於此。這一切證明西方並不重視穩定。在過去的50年裏（也就是自1968年以來），西方將民主確立為一條壓倒一切的原則，這條原則不僅是“治理社會最不壞的方式”，它還適用於每一種情況。“西方”社會治理的另一條原則便是由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人們建立了獨立於政府的中央銀行，因為當時人們認為貨幣事務不能交給那些“奉行民主原則的政客們”。而其他公共領域的事務也應遵循這一原則與政治脱鈎，至少不應受其直接干預。也許我們應該採取中國看待大多數公共事務的觀點，將那些事務交予專家們去處理，這樣西方政治體制也能得到相應的改進。如今看起來，在科學、經濟等領域，中國已經理解了自由主義的價值。因此，中國並不是威脅，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體系。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法制結合在一起——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
antal：自由主義只是一套理論，它並不是真理本身。在動物世界裏，自由主義表現為自然選擇，在獅子、鯊魚和蛇的世界裏，這個道理是廣泛適用的。不過在人類這個羣體裏面，自由主義其實不再適用了。用自由主義思維框架思考的人們會為了共同利益團結在一起。而在動物世界裏，雖然非洲雄性水牛並不想為了主導權打一架，可它們還是不得不這樣做。人類也不喜歡打架。今天的人類不需要為了獲得主導權而兵戎相見。人們並不是通過創新、學習或培訓來做到這一點的，他們通過建立卡特爾聯合體、市場壟斷、企業兼併、貸款收購股權等方式來實現對市場的主導。美國陶氏化學公司與杜邦公司合併符合誰的利益？臉書收購WhatsApp呢？輝瑞製藥收購惠氏公司呢？其實公司之間並不喜歡互相競爭，大家都很累，壓力都很大。最好是能用錢買下市場，這樣一家公司就能控制上游供應鏈和產品價格，實現對市場的主導。在自由主義政權治理的國家，大公司可以控制政府。而在中國，反而是政府控制了大公司。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要大幅領先於卡特爾化的、臃腫的西方經濟體。最佳的制度也許介於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社會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看一下北歐國家，那些國家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平衡的解決方案。
ponzioo3：當美國武裝蘇哈托、蒙博託、薩達姆、皮諾切特、諾列加、阿瑪斯、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伊朗國王、沙特阿拉伯和穆巴拉克的時候，自由主義價值觀就已經被我們玷污了，而竟然沒人認真地指出這一點。人們説我們一直堅持自由主義價值觀，這簡直就是個笑話，我們從未反省自己，我們只是把黃禍的概念重新翻出來，順勢將責任推給中國人。
eaststar：我還沒有在這個網頁上投票支持某一方的觀點。從2002年至今，我一直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我是個對規則和束縛毫無忍耐力的人，而我能在中國生活這麼久，這本身就能夠説明一些問題了。中國並不是一個有向外擴張傾向的國家，這個國家傾向於內守，關於這一點，你看看他們修建的長城就會明白了。中國是一個由“文明”定義的國家而不是像西方那樣國家以民族為限，這也為中國大陸為何能與台灣和香港在模糊的政治狀態中共存提供瞭解釋。
另外，並不是“中國”這個國家使數百萬人脱離貧困，準確地説，那是中國人自身努力的結果。正如某些讀者指出的，中國人是高度現實主義的，當歐洲人還陷在黑暗的中世紀時，中國人已經在進行非常複雜的商業和政治活動了。中國本土的銀聯支付系統、淘寶、天貓、京東等購物網站以及順豐等快遞服務要比西方同行領先很多，而且中國的這些公司在企業誠信度、客户服務和透明度等方面要比西方同行帶有更多的“民主”特徵。中國的微信和滴滴是受到西方同行WhatsApp和Uber啓發才產生的，但它們已經領先於西方的先行者。
在英國時，我並沒有感受到社會上有廣泛的“敵我意識”，但在英國媒體上，這一心態體現得實在是過於明顯。的確，缺乏批判性思考也許不利於中國的發展，但中國人有能力擺脱思維慣性，他們做事時具有很強的靈活性，這在世界上是無人能及的。
當脱歐公投結果被視為民主的果實時，民主制度真的還在英國運行良好嗎？當英國建築業巨頭Carillion公司的老闆們在做出不恥行為之後毫髮無損還能拿錢脱身時，英國真的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中國的軟實力就在那裏，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令我意外的是，西方並未能真正意識到中國人“轉換思路”的能力。文化差異將各個部落和民族分隔開來，但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東方和西方應跨越文化差異，加深對對方的瞭解，共創一個東西方和平共存的世界。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6月8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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