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的底層子弟: 一句“懂事”，難言愛怨？-程猛、康永久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針對中產階級和貧困工人階級家庭子弟與錢有關的不同體驗，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曾有過論述：

“(對於中產階級子弟而言)錢，永遠存在卻絕不提及……在工人階級和貧困的白人和黑人家庭中，事情正好相反。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不僅很公開化而且還經常出現，孩子們都很清楚家長能付得起什麼，不能付得起什麼”。

這一發現非常富有洞察力。在社會底層，生產和生活高度統合。孩子們不僅清楚生計的重要性與父母的辛勞，也很早感受到自身在此所應肩負的道德責任。正如俗語所言，“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對於這樣一些“早當家”的孩子，人們就常常用“懂事”來褒獎。可以説，“懂事”是社會底層家庭常見的一種教育期待，也是孩子們的一種自然應對。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懂事”被解釋為“瞭解別人的意圖或一般事理”。人們往往注意到了“懂事”這一日常觀念內隱的積極意象，卻很少關注伴隨“懂事”背後多重的意義領域與互動實踐。説到底，**“懂事”這一話語實踐誕生於特定的社會土壤和關係結構，其背後有一個隱匿着的、不斷發展和衍變的意義世界。**本文試圖以一羣在改革開放之後出生、取得高學業成就(在本文中進入精英大學即意味着取得高學業成就，這裏的精英大學包括“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以及海外知名大學)的農家子弟的成長敍事為分析文本，尋找蛛絲馬跡，探尋“懂事”這一看似尋常的觀念所隱含的複雜性。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通過課程作業的方式收集了11篇取得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的自傳，同時，用邀請信的方式邀請身處精英大學的農家子弟用“自傳”的方式進行自我書寫，成功地收集到了9篇農家子弟的自傳。此外，還通過邀請部分訪談對象撰寫自傳的方式收集到3篇自傳。這樣，共收集取得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所撰寫的自傳23篇。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筆者陸續對8位農家子弟進行了深度訪談，每人至少訪談一次，最多的有4次，每次訪談時長為1-2小時。同時，我們通過兩項課題對身處精英大學的12位農家子弟進行了訪談。

2018年6月5日，遼寧丹東，東港一中。6點46分。男生清理完舍務並拍下合照。他們要在7點鐘進入教室，上在母校最後的三節課和一次課間操，跟三年來的其他日子基本沒區別。他們都是農家子弟，甚至是外人眼中的二類學苗。在當地，一類學苗、中考的前400名都在城裏的重點高中，他們説：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沒機會，600分以上不是誰的專利，狀元我們也會爭取一下。（視覺中國）

“懂事”的多重意涵

對於農家子弟而言，他們是在與父母共同的生活實踐而非説教中明晰“懂事”和“不懂事”的分野的。在這些敍述中，我們總能看到情感。“道生於情”，“禮生於情”，在不需要言語的沉默中，他們看見了父母的辛苦，理解了父母沉甸甸的愛。一位受訪者談到：

在讀中學的時候，父母基本都是在邯鄲市擺攤賣菜，一年到頭很少回家。爺爺奶奶搬到我家，週末都是跟我們在一起。仔細想想，我也算是名副其實的留守兒童了。父母之前一直是在家務農，並沒有做生意的經驗，也沒有做生意的能力。所以，他們在外賣菜很辛苦，但是並沒有掙太多錢。我放暑假和寒假的時候，會到他們賣菜的地方住。早上天還未亮時，就騎着電動三輪去比較遠的地方批發菜，夜幕降臨時才回到家。哥哥嫂子也在賣菜，並且跟着父母一起住。所以，父母掙的微薄收入還要顧着一家子的吃喝，很難再給我拿出生活費了。姐姐在一個飯店打工，每個月有200元的工資，她會拿出100元，寄給我當生活費。在讀高中的時候，有一次放寒假去了父母那裏。一天母親拉着三輪走街串巷地去賣，晚上回來後對我和姐姐發了很大脾氣。當時，我心裏還不服氣，還跟母親辯論了幾句。後來聽姐姐説，那天下午母親只賣了三塊錢的菜。心裏頓時被擊打了一下，既心疼母親，又後悔自己對她的不理解。現在每每回想起來，心裏都是酸楚的。

仔細想來，在自傳和訪談中，農家子弟經常是在這樣一些意義上談及“懂事”和“不懂事”的界限的。

首先，懂事是對他人的一種關愛與尊重，有時甚至無關對方的對錯。因而懂事的人能大度地看待某些分歧，同時又不失自己的主見。兩位受訪者談到：

“我媽她們都説，我是個乖乖女。哪怕和她們意見不一樣，我也會換個説法來説，不會駁他們面子，脾氣也特別好。她們都是急脾氣，我又不是，反正我在家裏人緣最好。”

“我從小就比較懂事，不會吵架也不會頂嘴什麼的。從小別人就説，啊，這孩子懂事懂事，我也沒覺得我哪懂事。但現在想想可能懂得體諒父母就是最懂事的行為了吧。”

其次，懂事意味着理解，能看到不合理之下的合理，擺脱那種是非分明的概念化思維。但由此也可能會產生最終深深的無奈。一位受訪者談到：

“高中那時候不太懂事，有一次好像在吃飯的時候，那是晚上吃飯，有一個菜可能是昨天剩的，但是那個時候天氣應該還好，不是夏天，但是我就覺得那個菜不能吃了，我爸就説能吃，他説你不吃我可以吃，他就要吃，我就特別生氣，我就想把那個菜端走，然後扔掉。當時好像我那個堂哥也在家，我當時就特別生氣，我好像就説我爸，好像我跟我堂哥説，就算菜有毒他都會吃，就這個意思。當時特別不理解，然後我堂哥好像還批評我了，因為他比我大很多，比我懂事多了。”

再次，懂事意味着疼惜，懂得父母的愛、犧牲和付出，對父母勞作的艱辛感同身受。很多時候，農家子弟並不是受父母之命才去參與家庭勞作，而是真正體恤父母的艱辛。因而在這種關愛與尊重的背後，是對他人生活或處境的一種覺察。一位受訪者談到：

“現在來看，開始覺得自己懂事是帶着弟弟妹妹以後。就是真正地、不是偶爾一次地、長期性地開始為別人考慮問題了，開始關心別人。最初關心的人肯定是自己的家人。開始關心別人，惦念別人，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看問題的時候，這個時候就開始懂事了。我四五年級還是初一的時候，發現自己懂事了。四年級那一年，我幾乎把所有農活全部幹了一遍。在我那個年紀的，像我一樣幹過那麼多農活的，我身邊幾乎沒有。手上都是繭，腳上都是泡，下了雨也還去地裏幹活，我印象非常深刻，現在都能記得那個畫面。當時覺得辛苦，但是覺得，好像明白點什麼東西。你會突然有一天，自覺到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了。”

此外，懂事還意味着覺察到自己的處境和責任，因而也意味着自立，不給家裏添麻煩，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這一點對底層子弟尤其重要。他們並沒有因懂事而完全同化家庭的行為模式，而是明白自己的獨特性。結果，學習上的獨立、不惹事，就成了他們基本的行事準則，“不懂事”則意味着依然過一種任性的生活。一位受訪者談到：

“跟我哥關係好一點，我弟沒那麼懂事……弟弟畢業後在建築公司，做得不如意，就回家了，打點零工。他以後怎麼自立呢?我去過很多次，他做得不滿意，他社會經驗又沒有，他覺得不爽那就不做。”

最後，懂事意味着回饋。説一個人懂事就意味着説他不只想着自己，説話做事能夠超越個人利益，考慮到共同體利益。正是在這裏，一個展露全新面貌的世界誕生，指引着農家子弟的行動。這時，他們就開始走出狹隘自我，最終走向了一個新的道德世界。

底層家庭的關係結構

懂事意涵的複雜性提醒我們進一步關注這樣一羣農家子弟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他們與父母的關係結構。在社會底層家庭中，父輩忙於田間勞作或外出務工，家庭成員往往“不得全聚”，生計方式甚至決定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安穩吃頓飯的時間都是難得的。父母和孩子常常在家庭中缺乏足夠的語言交流，經常只能藉助於做事來説話。一位受訪者談到：

“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我回家時我爸給我買肘子這個事情。真的好多他説不出來，他表達不出來，他就只能這樣以做的方式吧。……我爸不是年齡大了嘛，他會有點駝背，然後還有點縮了，就沒有原來那麼高了，現在我會比他高。會覺得他就變成一個佝僂的小老頭的狀態，然後提溜一個兜兜回來。他會叫着我的小名説，猴兒，我又給你買肘子了。”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説：

“從社會關係上説感情是具有破壞和創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動改變了原有的關係。這也就是説，如果要維持着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係的一種表示。”

在他看來，鄉土社會是亞普羅(阿波羅)式的，害怕社會關係的破壞，因為鄉土社會所求的是穩定。而現代社會是浮士德式的，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徵，是把感情的激動，不斷的變化，作為生命的主脈。因此“中國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兩性間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在表面上流露”。不僅是兩性之間，鄉土社會中父母和子女間的情感也總是持保留態度和向內收縮的。在訪談中有農家子弟這樣談及他們與父母的親密關係，特別是對和父母間較為親密舉動的態度：

“我和我媽媽從來沒有擁抱過。和我爸爸就是那次他從中國來美國，在機場的時候擁抱了一下。”

“我就是做不來(跟我爸抱一下)。我就覺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阻止我。”

而對於中產階層家庭來説，親密、輕鬆的親子關係始終是其教養方式的核心要素，包括“隨時來個擁抱”“常説我愛你”“每天與孩子共度一段時光”“專注傾聽，平等交流”“不為愛預設條件”“在孩子需要時盡力陪在他身邊”“尋找和孩子的共同語言”。

很明顯，“每天與孩子共度一段時光”，親密接觸、擁抱、陪伴都仰賴父母是有“工作”的。有工作意味着“有固定工資，不是靠天吃飯，沒有繁重的體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時候和專門的用以陪伴孩子的閒暇時間和心情。

被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錄取的農家子弟崔慶濤表示“走出大山我也會回到大山”

而農家父母是要“勞動”的，勞動意味着“不能旱澇保收，必須看收成”“靠力氣吃飯，有幹不完的髒活累活，沒有公共保障”。不同的教養方式為“兒童及以後的承認提供了一種感知，讓他們感覺到什麼對於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中產階級式的與孩子之間親密而輕鬆的親子關係在農村家庭不僅難以實現，而且即便實現，對於農家子弟和他們的父母來説也是不自然的。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曾區分了兩種家庭類型與相應的交流結構，一種是個人中心型家庭，一種是地位型家庭。在個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員的內心世界通過交流結構而可感知，言語是實行控制的主要媒介。而在地位型家庭中，兒童得到的是強烈的社會身份感。相較於城市中上階層家庭，農家子弟顯然身處於地位型家庭。他們身處的文化情境和家庭關係結構決定了他們需要獨立、自主、懂事。但當一個農家子弟懂事了，他也就內化了一種道德律令，便很難再接受自己不懂事，也會因為自己不懂事，或者事後覺得自己不懂事而感到愧疚。懂事框定了他們在家庭中的角色，又壓抑了他們在家庭中的情感表達，這些情感往往缺乏出口。

難以言明的愛與怨

有研究者認為：“命運共同體是勞動階層取得教育成功的核心力量”。確實，當一個農家子弟懂事時，也就意味着他/她與父母真正在生命上相連接，構築了一個充盈着愛、犧牲和愧疚的命運共同體。多位受訪者談到：

“愧疚的事情就是從小到現在一直在校讀書，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回報父母。”

“有些事情不會去想，比如出國的事情……我現在的這種狀況，讓我去考一次託福，都會覺得自己是在浪費錢。我都不敢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基本上不會旅遊。主動的旅遊，就畢業旅行一次吧，從來沒有過……我還考慮過要不要讀研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想要去工作，為家裏分擔一點負擔吧。”

“另一位我最該感謝的人是我的母親。她是一位沒有進過學校校門的農村婦女，卻集中了傳統中國母親的幾乎所有優點。假如我身上還有一些勤奮、簡樸、堅忍的氣質的話，無疑都是來自於她的影響。如果不是她苦心經營着家庭，恐怕我初中畢業時便離開了學校教育體系，存在這世界上的可能就是一個在生產車間勞作或在田間勞動的我了。可惜的是，我總是無心於名利，可能永遠也不能在物質上給予她豐厚的回報。此處的幾行她永遠也不能認識的字，就當作我自己的贖罪與懺悔之舉吧。”

農家子弟因家庭為自己求學所做的犧牲揹負上了沉重的道德債務，這使得他們容易形成對家庭的愧疚感並“自然”形成了一種回報家庭的心理需要。有研究者也認為農村學生形成了一種“自我犧牲”的意識，高度自制，有一種普遍的“報恩”心理。

這種愧疚感還會引出一種背叛的感覺。法國小説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描寫尤為細膩傳達了這種複雜的情感。她在父親死後，寫下了自傳體小説《位置》。在第一頁上，她引用了尚·惹內(Jean Genet)的一句話：“在我們違逆背叛之時，寫作是最後的倚靠”。在文中，她則寫下了這樣的字句：

禮拜天，在回程的火車上，我逗我的兒子玩，好讓他乖乖的不吵鬧，頭等車廂的乘客不愛噪音，不愛小孩動來動去。突然間，我愣了一下，“現在，我還真是個中產階級”，還有“一切都太遲了”的想法，猛然上心頭。……他拉拔我長大，就是要我能享受這些他一無所知的優渥生活。……説不定他覺得最驕傲的事，或者説他存在的正當性，正是：我屬於鄙夷他的那個世界。

對於農家子弟而言，取得高學業成就雖然契合了父母的願望，但也與此同時與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遠，背離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作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學生，他們的大學生活是為了“不成為他的母親、他的姑媽、他的父親”。在漫長求學旅程中，家庭命運共同體也在累積着裂縫，另外一種感情在悄然生長。隨着子女離家，步入大學，農家父母對子女的支持也就越來越力不從心。

相比於中上階層父母對其子女經濟、專業知識以及人生決定的全方位支持，農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談專業知識，也不懂得他們的孩子究竟在面對什麼樣的世界，只能坦承“爸爸也幫不了你了”，讓子女自己來拿主意。而子女也清楚知道“父母幫不了自己”。相比於城市中產階級家長事無鉅細的指導，農家的父母們也容易顯得對子女“漠不關心”。這很容易使得農家子弟產生自己的父母不夠關愛自己的感受，心生怨念。

這樣，農家子弟的怨就處於複雜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們深知父母的難處，自己不該怨。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體嘗因父母能力和家庭資源匱乏所帶來的失落，總會生出怨。最終，這種怨就成了不能言説的怨，深藏於心的怨。兩位受訪者談到：

“初二期末成績不錯，於是，就有縣城一中的老師想讓我轉去縣城，我父母讓我自己選擇。我很猶豫，最後，我沒去，我給自己的理由是我捨不得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們。中考後，有機會去我們市最好的高中(基本就是高考工廠那種類型)，暑假我在那裏待了一個星期就回來了。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堅強，但那一個星期，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我都不敢接父母的電話，因為一聽到他們的聲音，我的淚水就止不住。在那裏，我也見識到了，自己和城裏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一直徘徊在對父母的敬愛和怨恨之間。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別人的父母一樣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但內心鬱積的怨恨已經讓我無法和他們順暢地交流。每次回家都只是簡單的問候，一點兒都不説學校的事情。”

農家子弟通過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感受，通過自我剝削滿足他人來獲得認同，延續了對懂事的追尋。愛不表達，恨説不出口，不理解和怨恨也壓抑着。但長此以往，致使子女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存在一種斷裂。

2006年8月2日，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勞務市場裏，剛剛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藍田縣文科狀元、普化鎮馬樓村農家子弟郝西宏為了能上大學，跟着父親在西安打工拆卸舊門窗掙學費。（視覺中國）

被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常常忽略的是，父母很多時候也不願影響他們，幾乎同樣的“報喜不報憂”。雙向的“報喜不報憂”，帶來的是關係的疏離，是不相交的愛。在訪談中，有受訪者就談到自己“既感謝家庭文化中那種堅韌不拔的特點又有時候受困於其粗糙和無序”。農家子弟對家庭的感恩和愧疚、無法言説的愛恨就這樣複雜地交織在了一起，甚至催生出多重的羞恥感。

儘管在這類農家子弟的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情感往往是被壓抑的，在某些時刻，這些情感還是會急劇爆發出來。有受訪者談到：

“一次假期，我回到家，那次我媽過來幫我收拾行李。突然我媽媽就跟我説，你看現在媽媽老了，反正就是説着説着就哭了，反正就説也幫不了我什麼了。然後當時我也哭了，當時真的是，那時候我就跟我媽媽抱了一下。這個太難得了。從我上初中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了，然後抱完了之後就哭得更厲害了，我就覺得其實那種情感是一直在心裏的，只是不能表達。”

命運共同體的縫隙既在不斷生產，也在不斷彌合。因為懂事，農家子弟很早就認識到父母的辛勞，激發出自己學習的動力，取得高學業成就。但父母和子女都要為此付出代價。在求學的路途中，他們的懂事並不是真的洞穿了自己與家人關係的真相，而是求學的艱苦逼迫他們關上了與父母充分交流的窗户，單方面從自己的角度做出了選擇。但在親密關係中，愛和恨都需要表達，不滿也需要表達，不表達的結果就是心生芥蒂的疏離。當他們最終意識到這種交流的障礙時，重新建立親密關係變得異常艱難，既難以恢復曾經親密的互動模式，也很難實踐典型的中產階層式的親子關係。

對“懂事”的超越

當一個孩子懂事，就意味着他/她不再是個單純的小孩。父母勞作的艱辛印刻在腦海，無憂無慮的兒童期就過去了。父母的憂慮也成了自己的憂慮，家庭的重擔已然共同肩負。俄國詩人葉賽寧曾有華麗卻充滿哀傷的詩句：

不惋惜，不呼喚，我也不啼哭。一切將逝去……如蘋果花叢的薄霧。金黃的落葉堆滿我心間——我已經再不是青春少年。(出自葉賽寧詩歌《不惋惜，不呼喚，我也不啼哭》)

葉賽寧在此描繪的是一個青春少年內心所發生着的波瀾壯闊的變化，無憂無慮的青春就此遠去，莫名的感傷，焦慮、壓力縈繞心間。對於這些農家子弟而言，他們從懂事的那一刻起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困窘和自己肩上的責任，再也不是天真的、無憂無慮的青春少年，而是耳濡目染於家庭經濟上的窘境，也在不斷地試圖改變自己和家庭的處境。在這個意義上，懂事與將學業看作是道德事務而非個人事務的“道德化思維”是相通的。對於這些有志於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農家子弟而言，承擔家庭責任的方式就是努力學習。

出生在台灣偏遠鄉村的作家吳念真曾這樣回憶起自己父親獎勵自己一支鋼筆的故事。他在日記裏這樣寫道：

“爸爸今天買了一支俾斯麥的鋼筆給我，獎勵我考上初中。這支鋼筆很貴，爸爸可能要做好幾天的工。他的心意和這支筆我都要永遠珍惜……”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底層子女由此看到了一個道德世界，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當一個孩子懂事了，他就具有了一種共同體和利他的意識，整個世界也更有可能因這種懂事與他產生新的關聯。

説到底，這些農家子弟的“懂事”是與“不懂事”交織的。他們疼惜、體恤父母的辛勞，卻選擇了一條漫長的求學之路，這就意味着可能的回饋還在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疼惜”和“回饋”就這樣成了一個矛盾體，編織着他們與家人的關係結構。如果農家子弟選擇及時回饋，那麼他們就會放棄學業，及早進入社會，自食其力，為父母分憂，成為“做事的料”、“做工的料”。唯有“疼惜”和“回饋”無法兩全，唯有“不懂事”，他們才能走上這樣一條通過教育向上流動的人生道路，成為“讀書的料”。

正因為這樣，身處精英大學的農家子弟和父母之間很容易形成愛怨交織的關係結構，渴望靠近卻又互相疏離，但這並不意味着新的關係模式就此失去了重建的空間和可能。一位農家子弟在訪談中説：

“不是説都報喜不報憂嘛，有的時候我還會選擇性地報一些憂，就是讓她憂慮你一些東西，這樣我感覺還更近了。”

在“選擇性地報一些憂”之外，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也不會安於疏離，而是在創造性地探索新的溝通方式，試圖重建親密關係。兩位受訪者談到：

“我和別人走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習慣主動去拉別人的手。除非是已經相處了很久，特別親近的人。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都會説，女生之間也會説親愛的什麼之類的。這在我之前的經驗裏面沒有過的，我甚至覺得不知道怎麼去開這個口，叫一聲親愛的對於我來説是特別特別難的，現在叫“親”還好一點。我覺得可能是之前的在我家庭裏面是沒有的。那種愛的表達是很不一樣的。現在我回到家和我媽媽、我奶奶説話的時候，我會主動地去搭她們的肩或者拉他們的手，但要現在這樣牽手，還是覺得很彆扭。我奶奶的話還好，我媽的話……因為就這樣搭一下嘛。”

“聽師姐説，她不想回家。她每次都等到臘月二十九，也不想回家。她總説爸媽怎麼樣怎麼樣，我就總説她，你現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後，你用一種資產階級的那種情調去看待你的勞工家庭，我説你不能這麼去做，你要理解他們。但是她就是……她現在工作了，還是不想回家。她就是特別、特別逃離那個家庭。……上了大學之後，我還是會有意識地改變家裏面的那種方式。晚上大家一起吃完飯，我會跟我媽説：媽你先把手上的東西放下，一塊喝喝水、聊聊天什麼的。然後我媽就把碗筷放那了，以至於養成了她每天不收拾碗筷，第二天早上收拾的習慣。”

可見，家庭不光是關係場，也是一個道德場，更是一個充盈着情感的地方。當我們每一個人説到家的時候，都有那麼多未抒發的情感，內心有那麼多柔軟的地方，想哭或者很激烈的情感表達。作為一個親密關係共同體，如果家庭不是温暖的，不是關愛的，我們會覺得羞恥，覺得羞愧，覺得無奈，覺得無能，覺得很恨。這些感受是我們每一個人難以啓齒卻又無可迴避的。

記得在訪談結束之後的一次聊天中，有受訪者跟我説，自己對爸媽“從來都只是小小的抱怨，沒有恨”。看到整理後的錄音文字稿後，她説看到自己的故事變成文字有點奇怪，覺得自己的過去“好可憐”，但最後一次訪談分別時她又説“過去的我都不在意”。歷經時間沖刷，再多的怨，即使是恨，在今天都已消散於時間長河之中。布爾迪厄曾這樣説道：在我看來，怨恨是人類苦難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強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過的東西(也許在任何社會世界中，支配者的主要特權就是在結構上免於陷入怨恨之中)。

（圖源：東方IC）

農家子弟對父母愛怨交織的複雜情感歸根到底與他們身處社會底層的地位有關，這也是權力結構在其身心印刻下的痕跡。但不管農家子弟對家的感情有多麼複雜，愛多麼難以表達，怨如何難以言明，家庭永遠是他們世界的支點。正如美國哲學家桑塔耶亞(George Santayana)所説的那樣，“誰忘記過去，誰就註定要再一次承受這一過去”。沒有家作為支撐，他們很容易感覺到背叛了自己的歷史，失去了過往，也就難以真正擁抱未來。詹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守望燈塔》中寫道：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應該説出來……生命是時間中的一個停頓。……不要等。不要在以後講這個故事。”

取得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和家庭的疏離也並非不可逾越，情感的障礙可能形成於一瞬，也可能消散於一瞬。

（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