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總結中國經驗的幾個注意事項

【文/ 黃紀蘇】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十年前，反應比較快的中國人忽然醒悟：呦，“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敢情是説咱自己呀？！三十年前，糧票副食本好像還有，但基本用不上了。不過中國跟西方的差距還相當大，出國不是狂潮也是大潮，有出差滯留不歸的（好像那會兒剛剛不算“叛國”），有拿其他國家當跳板的，也有拿中國男留學生或美國老頭當跳板的，甚至還有傾家蕩產跟着蛇頭漂洋過海的，風波之險應該不下於今天的中東難民。

二十年前，我這個總慢時代半拍的人，好像也快用上手機了。十年前，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給中國當了三十年嚮導的西方一個跟頭坐在了地上，而中國崛起的足跡則被夢幻般的焰火寫上北京奧運的夜空。今天，中國不但資本走向了世界，軍艦也快開到“泰西”或“遠西”了。

近代以來悠悠萬事，中國人的核心焦慮卻是如何在一個叫作“現代”的世界裏活得下來、混得下去。應該説，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務到今天已經完成了。完成了，就要開經驗總結會。這件工作至關重要，做好了，中國將來或可少走彎路；做不好，中國一跟頭栽哪兒也很難説。總結經驗自有四方的高明，筆者只就中國經驗的總結提幾個似應注意的事項。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保馬

1、中國崛起不是失物招領處

總結成功經驗，需要求真精神。求真就是把事實放第一位，把自己那一套暫時放一邊，是怎麼回事，就説怎麼回事。

有很多人原來囿於所宣誓的主義、所註冊的視角，不相信中國正在崛起，非覺得中國正在崩潰；不相信中國能進入世界的中心當店老闆，非認為中國只能在邊緣繼續做店小二。這個垃圾股似的中國，他們當然不願染指。

這幾年，當中國崛起的事實已到了瞎子都覺得刺眼的地步，他們只好180度轉彎。轉彎沒錯，但他們轉得有問題。他們由原來的視而不見，轉成了現在的不但看見了，還紅着眼圈往家抱，非説中國崛起是踐行了自己主義的產物，不信可以做DNA親子鑑定。這樣的態度，180度之後和之前同樣不值得信任。

不過，態度不值得信任並不意味着結論不值得參考，這類從自己出發的觀點，固然有不到之處，但往往也有獨到之處。

2、錯綜複雜，別簡單歸因

人類社會的特點就是主客混雜、因果糾纏、變化多端、邊界模糊。但很多人理解這樣的社會，使用的卻是中學的形式邏輯，做點乾淨明快的比較、對照、排除，看着很雄辯、很漂亮，其實很可笑。

從前王國維先生自沉昆明湖，學者們一直在推測他的死因，葉嘉瑩先生在她的專著裏列數了十幾種可能，條分縷析，娓娓道來。一個人尚且如此，中國崛起這麼一個由無數活人死鬼、內因外因參與的巨大社會歷史存在，由幾個“首席專家”帶幫博士生碩士生今年上馬、明年結項，那不是兒戲麼？

當然，也別弄成不可知論了。自由市場、舉國體制、中性政府、低人權、地方政府辦經濟、腐敗潤滑劑、毛澤東時代非計劃經濟因素、運氣等等，學者們迄今已網羅了不少，都還言之有據。但還有更多近因遠因等待搜索，這還沒算上它們之間複雜微妙的各種關聯。

對此，有志於總結中國經驗的學者應該知己知彼，去圖書館的時候不妨進藏書庫轉轉，轉一圈出來，多點滄海一粟的自卑、少點捨我其誰的自信，不一定是壞處。

3、沒有一勞永逸的“成功素”

人類社會的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塞翁失馬，一時一地，利不長，弊不永。好多東西，特點而已，與一定的時、空、社會環境結合是優點，換個環境可能就成缺點了。

因此，如果我們打算從所謂中國經驗、道路、模式或故事中提取某種“成功素”，注射到中國的未來，讓成功天長地久，那會是一種危險的想法。這不符合人類社會因形就勢、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運行方式，這是把七情六慾、主觀能動的人類簡化為工廠、實驗室裏的無機物了。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論者都注意到中國人競爭性強，從陳勝開始就這個不服那個不忿。應該説，這種民族或文化性格，為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動員助力不小，哪兒用“頂層”苦苦“設計”啊，給個眼色，億萬人就你追我趕馬拉松了幾十年。

這是優點麼？在一定的階段，當然是。但過了萬馬奔騰的階段，弄得社會關係火星四濺、家門以外都跟敵佔區似的，你還能説它是優點麼，起碼不那麼是了吧？

剛看一篇報道，一個高中生，成績長期屈居班級第二，最近將第一名亂刀捅死，這種事情我不知道進士、舉人、秀才的歷史上有沒有過類似的先例。都到這地步了，我們的文化戰略（如果我們真有的話）不該對中國文化中的“爭心”有所節制，把“最棒”“First”“高端”“頂級”這樣的時代號子調低一點音量麼？沒有絕對的利弊，也沒有永久的成敗。

4、説經驗也要説教訓

理論學術面對的是人世而不是股市，所以不能太勢利，“見勝蹟則紛紛來聚，見敗跡則紛紛逃亡”。倒是應該多少養成點反潮流的習慣，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保持警惕。

中國的成就固然輝煌，但代價也很慘重。有些代價屬於學費，會隨着時間淡化，逐漸沖銷。有些則像腫瘤，跟你的發展和成就長在了一起，會愈演愈烈，如果再諱疾忌醫，就有可能危及中國的未來。因此，談經驗也要談教訓，而且要結合起來談——只是我們以往 “三七開”、“瑕不掩瑜”分開談慣了，可能還真不會結合着談。

改革開放帶來的大發展讓幾億人擺脱了絕對貧困，這個成就的確值得驕傲。但同時發生的兩極分化所造成的相對貧困也一樣駭人聽聞，豪右們動輒身家數億、數十億、甚至數百億，這些財富的獲得，有些的確跟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或交易方式有關，但更多則跟古老的搶劫、偷盜和詐騙沒啥區別。儘管針對老少邊窮地區的“精準脱貧”正有力有序地進行，但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目前整體上還預見不到大的改觀，一般民眾被剝奪、被羞辱的失望、挫敗感會與日俱增。

再如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疊加1949年以來的舉國體制，已被不少學者鎖定為中國成功的根本保證。這個説法固然有相當的道理，但也別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權力集中在加強了國家能力的同時，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等權力社會的弊端史不絕書。放亂收死，循環往復，一直找不到一個較好的平衡辦法。而且，隨着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科技進步，如今的公民日新日進，早不是往日的臣民，也不是幾十年前的“全民皆兵”了。那麼，脱胎於兩千年皇朝體制以及三十年準戰爭體制的社會管理體系，需要繼承些什麼，需要克服些什麼，需要融匯些什麼，哪些可以順水推舟、略作變通，哪些需要刮骨療毒、甚至脱胎換骨，都需要學者思想者本着對民族、對未來負責的態度，進行獨立的思考和誠實的表達。

(本文原載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刊》2018年4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