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中考指標到校，紐約套用中國模式改革對準的卻是華人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6月2日，紐約市長白思豪在教育新聞網站Chalkbeat上發表專欄文章，宣佈了他自從2013年就任市長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計劃，6月3日又召開了專門的新聞發佈會。
紐約市的中國式中考改革
他的大計劃就是要推動廢除紐約市教育局組織的8所公立重點高中（特殊高中，specialized high school）入學標準化考試（SHSAT），在3年內逐步將重點高中的招生從單一的標準化考試，改為綜合使用紐約州統一學期州考成績、學科評級等，將名額分配到每個初中，全市每個初中學校的前7%畢業生可以直接入讀這8所重點高中。
他的目標是使拉美裔（主要是操西班牙語的美州移民）和非裔學生比例提高到至少45%，以徹底解決這些重點公立高中的拉美裔、非裔學生過少、種族分離現象突出的問題。
他指出，每年這8所學校招收全市5000名學生進入高中就讀，今年，只有區區172名非裔和298名西裔學生被錄取，不到全部入學學生的10%，但在全市公立學校中，接近70%的學生是拉美裔或非裔，這個招生考試就是“罪魁禍首”。如果紐約市要成為全美最公平的城市，這個標準化的入學考試就必須廢除。
白思豪市長在6月3日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中考改革方案，圖片來源：作者收集，下同
6月14日，白思豪的兒子但丁（Dante），一位布魯克林科技高中校友，現耶魯大學學生，在新聞網站The Daily News發表文章，響應父親改革重點高中招生考試的行動，以黑人身份（其母親為非裔詩人）回憶了在重點高中讀書期間因黑人同學屈指可數而深感內心孤獨。
黑人以平權為名才能進入名校的偏見普遍存在同學之間，當他向同學表明打算申請耶魯大學時，同學們卻一臉不屑，反稱是因為其非裔身份才能進入這所著名大學。
他稱這種考試製度造就的學校環境培育了種族主義。這位白市長的女兒——嘉納（Chiara）也考上了布魯克林科技高中，但最終卻沒有入學，而是選擇了另一所非裔比例（24%）更高的知名公立高中燈塔高中（the Beacon High School)。兒女們的經歷，也是這位白市長改革的動力。
白思豪與非裔妻子及兒（左一）女（左二）在競選活動上
顯然，白思豪市長這個改革主要思路就是中國中考改革所稱的“指標到校”，這簡直就是一箇中國式的中考改革，不過改革的對象卻是華人。
一次適得其反的改革
紐約擁有全美國最大的公立教育系統（110萬學生），以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布魯克林科技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為代表的8所重點高中是紐約公立中學皇冠上的明珠，尤其是這三所（Big three）重點高中更是歷史悠久，聲名顯赫，其校友包括有14名諾貝爾獎獲得者，這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歷史最久、規模最大、聲譽最高的史岱文森高中始建於1904年，不久即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因學生眾多，甚至要分上下午同時為兩批學生上課，193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幫助下始創了採用考試的形式進行招生。布魯克林科技高中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分別在1922年和1938年成立，成立伊始也都跟隨史岱文森高中採用標準化考試招錄新生。
1954年5月1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黑人女孩布朗訴堪薩斯州託皮卡教育局案中，裁定實行種族隔離的公立學校制度違憲，要求各州在公立學校中實施去種族隔離計劃。隨後，在美國教育系統中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
相比南方各州，紐約州事實上早在1900年西奧多·羅斯福任州長時已經通過立法廢除了實行種族隔離的最後兩所黑人學校。但法律上的規定並不能解決現實中學校出現的種族分離現象，而依據唯一的標準化入學考試的重點高中自然是入那些平權運動人士眼中的優先改革對象。
1971年，曼哈頓上西區一名學區負責人——阿弗雷德·馬修（Alfredo O. Mathew）指責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布朗克斯科學高中是一個白人中產階級特權教育中心，因其存在文化傾向的招生考試就是要將那些本來能夠成功的非裔和波多黎哥（拉美裔）學生篩出學校”。教育局長哈維（Harvey Scribner）對此進行了回應，承諾要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對重點高中的招生考試製度進行調查，並提出合適的改革建議。
彼時，白人，特別是猶太人佔據了這些重點高中。以史岱文森高中為例，非裔學生佔10％，拉美裔佔4％，亞裔只有6％，高達80％的學生是白人。一些白人家長將這些學校視為教育避難所，否則只能入讀私立學校，或者搬出城市（白人中產階級的郊區化）。
這些白人家長們迅速行動起來，3月底，一份得到州參眾兩院議員們支持的固化招生考試的議案被引入了。兩名聯合提案人都來自於被指責的布朗克斯科學高中所在選區——共和黨參議員卡蘭德拉（John D. Calandra）和民主黨眾議員赫可特（Burton G. Hecht）。他們非常明確地聲稱：“紐約最好的教育學校遭到了迄今最陰險的攻擊”，“教育局長試圖摧毀這些學校的企圖必須被立即阻止”。
教育局長哈維針鋒相對，5月4日成立了23人的調查委員會，並堅決反對立法固化考試。支持招生考試改革的黑人家長也稱，他們並不是想要摧毀這些學校，而是要改善並確保所有優秀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機會入學。
議案進展神速，5月25日，僅僅兩個月時間，參眾兩院都已通過了所謂的赫可特-卡蘭德拉法（Hecht－ Calandra Bill），該法規定彼時三所重點高中必須以客觀、競爭和學業能力考試招生，更重要的是，新法規定教育局還可以指定新的重點學校。也就是説如果重點中學和標準化考試造成了種族不公平，新法則是為更多的“不公平”打開了大門。
在布隆伯格任市長的時代，增加到了8所重點中學。令人唏噓的是，本來為了改革重點高中的單邊行動反而促使改革的大門幾乎永遠關上了。
亞裔攻佔了重點高中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紐約更是一個移民城市。大規模的亞裔移民紐約發生在1965年通過的《移民和國際法》後，亞裔從之前不到1％增加到了13％，亞洲人，特別是東亞人勤奮、重視教育，這些不收費的重點高中成為改變移民命運的起點。單以史岱文森高中為例，亞裔在1970年只有6％，到了1994年，已經達到了50％，現在甚至高達73％！
遭到碾壓的不僅是非裔、拉美裔，也包括白人學生。亞裔學生佔據紐約公立重點中學可以説是全方位的。根據紐約大學2015年所做的一個研究報告，以2005年-2012年平均計，亞裔在初中畢業生中的比例只有14.2%，但報考8所重點高中的比例則達29.3%，報考率為62.1%，白人的報考率為40.4%，而非裔和拉美裔報考率僅分別有25.6%和18.8%，華裔（家庭語言為漢語）雄踞榜首，報考率高達71％。
在一定程度上，報考率就是個人信心和人生路徑的追求，顯然，單從報考率，亞裔就已明顯勝出。
重點高中競爭激烈，平均錄取率只有18.9%。在錄取率方面，不同種族的差異就更大了。亞裔為35％，白人為30％，非裔和拉美裔則分別低至5.1%和6.6%，華裔優勢依舊顯著，高達42.5％。
差異如此之大，最後入讀了這些重點高中的學生中亞裔高達60％，白人被壓縮到24.4％（俄裔為5.1%），非裔和拉美裔則分別只有7.2%和8%，華裔學生仍然是最大的羣體，高達32.3%。如果考慮到非裔和拉美裔在全部初中畢業生中的比例（分別為31.9%和39.7%），華裔則只有5.3%，相信任何人都會對如此的巨大反差的結果感到震驚。
在白市長和那些自由主義者與平權行動人士看來，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標準化考試。
重蹈覆轍還是一舉突破？
白思豪自詡為教育市長，改革重點高中招生是他2013年第一次競選市長就提出的政策牛肉。2014年州議會己嘗試修法以綜合評估代替單一標準化考試，但卻是無功而返。這次能成嗎？
“如果你能搞定這個問題，你就能搞定一切”，“改變它們就是要發送這樣的信號，任何事情都將改變”，白思豪清晰問題的複雜性和艱鉅性，但這是他的第二任期，他已沒有選票的壓力。
豪無疑問，亞裔，特別是華裔是這種考試製度最大的受益者，白人也獲得了好處，但他們有更多的選擇。按照改革方案確定的目標，亞裔和白人學生比例要從90%壓縮到55%，下降幅度將近40%，估計大約1700名亞裔和白人初中畢業生將因此不能進入這8所重點高中。
對於很多亞裔移民，進入一流學校甚至是改變家庭命運的賭注。無需關係、無需社會練達（socially adept），無關模糊和主觀的判斷。贏了考試，你就進入了新的人生。正如史岱文森高中校友會主席Soo Kim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所言，重點高中是很多移民沒有選擇的選擇，他們不懂得如何面試，或其他可以進入好的公立與私立中學的方式。這些重點高中的校友會一直是廢除考試的反對力量，他們擔心廢除考試後將降低學生的整體學業水平和學校聲譽。
亞裔社羣強烈反對白思豪倡導的中考改革，並組織了2次上萬人的抗議活動，稱亞裔在重點高中的成功不是因其特權，而是公平競爭的結果，是刻苦奮鬥而成功的美國夢。這是反亞裔的改革，是零和遊戲，是白思豪掩蓋其治下公立教育失敗之舉，亞裔是替罪羊。
白思豪要取消單一標準化考試的改革方案取決於紐約州議會能否通過修改1971年赫可特-卡蘭德拉法（Hecht－ Calandra Bill）的法案，或者説紐約州參眾兩院的議員及州長將在事實上決定改革的命運。
州眾議院的兩名亞裔議員之一的民主黨議員牛毓琳（Yuh-Line Niou)，對於白思豪推出的改革計劃的方式提出了尖鋭的批評，“歷史上，亞裔在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議題就少有話事權，對於一個將密切影響他們生活的事務，市長又刻意將其排除協商之外”，她更指出，“我們的高中面臨種族隔離的問題，但這是我們教育系統失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我們怎能期待剪除樹葉而治癒根之疾呢？”。
6月6日，白思豪在州眾議院的盟友推動了修法議案在眾議院教育委員會表決，並以16：12初戰告捷。議案與白思豪的改革方案是一致的，基本思路是通過3年時間逐步取消這個標準化招生考試而代之以州考成績和評級等，具體評估標準由市教育局確定。
在第一年，每所初中綜合評定前3%且進入全市前25%的公立學校畢業生自動獲得重點中學入學資格，剩餘名額仍通過標準化招生考試（SHSAT）錄取。
第二年指標到校擴展到每所初中綜合評定前5%且進入全市前25%的公立學校畢業生，剩餘名額還是通過標準化招生考試錄取。
第三年開始正式取消標準化考試，每所初中綜合評定前5%～7%（根據招生人數和畢業人數可能會有變化）且進入全市前25%的公立學校畢業生，剩餘名額由全市所有評級在3.7分以上的報讀重點高中的初中畢業生（包括私立中學）抽籤確定。
事實上這第一次表決只獲得了16票支持（30名委員），8名共和黨議員全部反對，連白思豪的民主黨同志也有4人反對，顯然只能算勉強過關。即使投了贊成票的也在動搖，兩名民主黨議員稱投贊成票只是為了問題能夠提出來討論，保林（Paulin）甚至明確表態稱她將在下一輪投反對票，除非再修改法案。
而她認為要修改的恰恰是改革方案的核心——指標到校，這被她稱為“配額制”。配額制是己被聯邦最高法院明確違反憲法平等保護的，如果是這樣的定性，基本就相當於判了改革方案的死刑。
良好的開端有時候並非成功的一半。民主黨的眾議院議長希斯提（Carl Heastie）稱將與受影響的族羣對話，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行動，要共同找出有利全紐約學生的最佳方案。顯然，希斯提的口氣與白斯豪今年就要完成立法明年開始實施的想法並不同步。6月20日本期議會今年會期就要結束了，按照這樣的思路，必然要拖到明年1月8日以後的新會期了。
7月3日，共和黨的特朗普政府剛剛撤銷了奧巴馬時期的教育“種族平權”政策指引，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支持以統一標準招生，反對任何將種族因素納入招生標準的態度，而紐約市的中考改革恰恰就是將種族納入招生考量範疇，以實現學生種族結構的多樣和平衡的目標。
顯然，即使明年能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順利過關，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32:31）也不會那麼順暢響應民主黨白思豪市長的提議，甚至是困難重重。參議院教育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的馬爾切洛（Carl Marcellino）曾經是一位科學課老師，他不僅拒絕在今年會期安排討論民主黨提出的參議院版本的重點高中中考改革議案，而且在6月6日接受《紐約郵報》採訪時明確表達其反對的態度，“我對於降低重點高中招生標準的設想不滿意，這會給人一種印象，學校的學生種族構成就要反映城市的種族構成”，“按照我的想法，這是虛偽的。如果城市裏有羣體不能達到目的，不能進入（這些學校），我們應該一起找到原因”。
即使民主黨參議員也有雜音，斯達維斯基（Toby Stavisky），這位重點高中畢業生，又當過重點高中老師的參議員發表聲明稱完全反對白思豪取消入學考試的改革方案，她甚至稱“假設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就不能通過考試是對所有人的侮辱”。
反對白思豪中考改革的民主黨參議員斯達維斯基
州長庫默(Cuomo)，這位白思豪的民主黨同僚一向明裏暗裏給他使絆子，這次也沒有例外。他稱白思豪的改革涉及正當性問題（legitimate concern)，對是否支持改革法案閃爍其詞，反要求將中考改革與紐約市公立學校市長負責制（Mayoral control）明年6月年度延期授權一併考慮（市長負責制是相對於去中心化的學區負責制之中心化教育管理體制），顯見其施拖字訣並使之複雜化的盤算。白思豪自然明白其中的玄機，稱這是要將中考改革進行政治化操作。
B計劃
對於中考改革的難度，白思豪心知肚明，這也是為什麼他在位5年後才動手。他還有B計劃。
事實上，1971年的赫可特-卡蘭德拉法（Hecht－ Calandra Bill）還是為非裔等貧困生留有後門。赫可特-卡蘭德拉法規定，重點高中可以為略低於招生分數線的貧困家庭學生設置“發現人才”項目（Discovery program），經學校推薦進入“發現人才”的學生在完成項目學習並通過考核的，也可以進入重點高中。
但一直以來這個後門開得不是很大，2018年只有4％的學生是通過“後門”進入重點高中，更重要的是，亞裔儘管有更高的中位數收入（僅次於白人），但貧困比例卻是最高的（29%，非裔和拉美裔分別為23%和26%）。以2017年為例，非裔、拉美裔只佔“發現人才”錄取的22%，亞裔仍然佔有大多數名額，因此非裔、拉美裔受益不多。
按照改革方案，從2019年9月開始，市府將大幅度擴大“發現人才”項目，所有重點高中都要設置“發現人才”項目，並將20%的重點高中的入學名額提供給略低於招生分數線的貧困家庭學生，這就是B計劃。
事實上，“發現人才”在白思豪上任以來規模擴大了至少一倍，但平衡種族結構的效果不彰。此次再次提出，8所重點中學全部納入（此前2所最大規模的高中並未加入），除了規模上大幅增加外，更重要的變化是將目標學生從單純的貧困生變為貧困學校（貧困生佔比60%以上）的貧困學生，其玄機就要從非裔和拉美裔集中的學校招生，以增加其比例。據測算，此舉可將非裔和拉美裔的比例從9%提高到16%。貧困生只因在不同學校就被差別對待！可以説，白思豪們為了改革也真是拼了，居然精心設計出如此匪夷所思的方案！
據最負盛名的史岱文森高中前校長泰特爾（Stanley Teitel）在2010年的一次採訪報道，史岱文森之所以在世紀之初停止了“發現人才”項目，是因為重點高中擴容後，學校之間錄取分數線差異過大，“發現人才”是按照8所學校之最低錄取分數確定目標學生，8所高中最低錄取分數線為470分左右，而史岱文森的最低分數線為560分以上，通過“發現人才”錄取的學生與正常錄取的學生成績差距過大，不利於教學，學校被迫停掉了項目，因此最大的3所重點高中都沒有能堅持“發現人才”項目。
可以預見，新的改革方案將進一步放大史岱文森之前面臨的問題，這也是反對者擔心改革將拉低招生學生的整體水準之所在。
重點班與補習班
1989年，布魯克林科技高中、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和史岱文森高中曾經分別有67%、22%和16%的非裔與拉美裔學生，之後則每況愈下，現在這三所重點高中的非裔與拉美裔學生只有14%、9%和3%。非裔與拉美裔為何在重點高中的比例越來越低，有非裔和拉美裔校友認為是90年代以來紐約大量取消初中的重點班所致。
“三大”高中不同種族學生比例變化趨勢
90年代以前，幾乎每一所紐約初中都設有重點班，在所謂“同羣效應”（peer effect）的作用下，優秀學生能夠相互激勵，即使相對差一些的學校也有學生能考入重點高中（而現在約1/3的學校沒有學生考入重點高中）。90年代以後取消重點班的思潮盛行，再加上朱利安尼任市長期間大幅減少了公立學校的經費（1994-1997年，減少了學校預算20億美元），很多有潛力的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就沒有機會在普通學校裏獲得足夠的重點高中入學競爭力。
而在布隆伯格任市長時，2004年開始大力推行“擇校”，以增加家長和學生的教育選擇權，好學生更加集中了，實際上重點班更多地被重點學校替代，這更使得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加劇集中和學校間的差距拉大。事實上，那些在普通學校的非裔和拉美裔學生更加沒有希望進入重點高中了。
有類似看法的不止是民間人士，在白思豪宣佈改革方案前的4月份，兩位布朗克斯科學高中校友——民主黨參議員貝利（Jamaal T. Bailey）和斯達維斯基（Toby Stavisky）就提出了議案，要求各學區在三年級時就要將有潛力的學生選出來，設立重點班為中考做好準備。
據對2005-2013年重點高中的入學的學生來源分析，在紐約534所初中學校中，30所初中就為重點高中貢獻了50%以上的生源，其中58%的學生來自於重點班，29%屬於實行選拔（screened）招生的學校。顯然，重點學校和重點班確實是進入重點高中的重要條件。
此外，擴大中考補習班和強化班也是一些人提出的解決方案。亞裔之所以能夠在紐約重點高中入學考試中所向披靡，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參加中考課外補習班。無論是東亞、還是南亞學生都有參加課外補習班的傳統，而非裔和拉美裔則很少參加不菲的補習班學校。
紐約唐人街法拉盛著名的領航課外補習中心
事實上，市府為了解決貧困家庭無能力負擔課外補習造成的不公平，早在1995年就已經開始為6年級和7年級有潛力的貧困生設立了免費課外補習班——“夢想”，為8年級畢業班有潛力的貧困生設立了免費中考強化班。
不止如此，市府還和社會補習機構合作，為學生提供中考補習。2016年，市府在中考補習班的預算就達1500萬美元。
就在白思豪提出中考改革方案前，有州參議員還提出議案要求在6年級進行中考預考，以便於學校進行針對性教育和組織課外補習班。2016年，15%進入重點高中的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參加過“夢想”班。可以説，培訓班還是有相當的作用的。
虛晃一槍的改革？
紐約8所重點高中只佔全紐約市高中學生的6%，94%遠遠大於6%，如果需要實現更廣泛的公平，取消重點高中或者進行更大範圍的改革恐怕才是更公平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除開這8所需要標準化考試入學的重點高中外，紐約還有112所公立優秀高中是通過綜合評估進行招生選拔（screened），是紐約推行的“擇校”（school choice）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紐約這次中考改革幾乎沒有人提出取消重點高中或要對全部選拔高中進行改革的建議。所有人都清楚，如果真的取消了重點高中，問題就不再是“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公立優秀高中將不復存在，有錢人的子弟將轉移到私立中學，不只是亞裔受損，非裔與拉美裔同樣也將是受害者。據統計，紐約私立學校60%是白人學生，而公立學校只有15%左右。
如果認為單一標準化考試並不能準確選拔優秀學生，那只需要改革招考的方式，如同樣實行綜合評估選撥入學，而不需要實行指標到校。事實上，白思豪團隊對於不同方案進行過模擬，只有指標到校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非裔和拉美裔學生。據測算，單純改行綜合評估招生，亞裔丟失的份額可能只有8%左右，且白人會分得更多，非裔、拉美裔得益有限。從紐約其他不採取單一標準化考試的優秀選拔性高中的入學情況也可以看出，白人佔46%，而非裔、拉美裔仍然只有27%。
顯然，改革的重點不是教育公平問題，更多是屬於種族問題。然而，更弔詭的是，指標到校能夠實現其改革目的的前提，恰恰是種族隔離的學校能夠繼續存在，而種族融合卻又是改革的目標。
1971年的教育法只明文確定了3所重點高中，另外5所是由後來的市長根據法律授權逐步增加的，也就是説，法律既然授權市長可以增加重點高中，市長就有權取消增加的5所重點高中，而白思豪卻將改革推給了紐約州政府（修訂法律）。
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的布洛姆菲而德（ David Bloomfield）教授就質疑白思豪改革的真實意圖，稱他不理解白思豪為什麼不在他的權限範圍內進行更大範圍的融合改革。布洛姆菲而德教授甚至指責，“他試圖顯示他支持學校的多樣性，卻又不想真的去推動。他在兩邊下注，手法拙劣”。
紐約之石
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考試歷史，考試製度簡直就是中國第五大發明。北宋時期，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發生了著名的司馬光分路取士（路相當於現在的省）與歐陽修憑才取人之爭，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教育公平的討論。千年以來，教育公平的論爭仍然沒有定論，有關的改革實踐也沒有停止。
1987年，山東招遠開始了中考指標到校的最早探索。2010年10月13日，教育部、國務院糾風辦等7部委聯合發佈了《關於2010年治理教育亂收費規範教育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其目的是解決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問題，第二條明確提出了治理的具體方法：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按照適齡兒童、少年數量和學校分佈情況，科學劃定學校服務範圍，公平分配優質教育資源。制定並執行把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合理分配到初中的政策。
紐約指標到校改革的命運尚難預料。但客觀來説，紐約實行指標到校確有一些獨特的制度基礎。如教育選擇促進了學校的競爭，退出機制使得學校不敢過於懈怠，學校自治使得學校有更大的改革空間，財政公平（funding equity formula）創造了學校相對公平競爭的環境。
指標到校，首先實現的是學校之間的形式公平，但公立學校激勵機制缺乏的問題卻可能更加嚴重，對於好的學校同樣不公平。建立公立學校的退出機制，紐約有世界最多的經驗。商業大亨布隆伯格任市長期間強硬推行“失敗”公立學校退出（關閉），在2000-2014年間僅高中學校就關閉了44所，同期也新開了200所新高中學校。中國，恰恰並沒有這樣類似的機制。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紐約重點中學並沒有得到資源，特別是財政資源的傾斜，財政撥款反而向貧困生多的學校傾斜，8所重點中學的生均撥款比其他學校還要低，很多經費是來自於家長的捐款，教師也是由各校自行選配，其優勢主要是體現在招生考試製度方面。中國的重點中學則是全方位保障的，不僅是有招生的特權，也有教師配置、財政資源等方面的優勢。
紐約的中考指標到校改革或許不能為我們帶來多少經驗，但紐約在資源配置上實現學校均衡和促進學校競爭的制度卻值得我們借鑑。既然追求教育公平，相比於指標到校，這是最該改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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