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
【2018年7月28日，觀天下特邀寒竹老師舉辦了題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基因》的講座。本文為整理後的演講稿，經寒竹老師審定，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寒竹 老師
當代中國有兩個線索，我把它概括為“古今”、“中外”。“古今”指的是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四千年王朝史，從夏朝開始是四千年多一點，從商朝開始是三千多年。我們有兩千年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制。今天的中國當然是五千年中國一個邏輯的發展，這個是沒有辦法割斷的。但另外一方面，今天中國的道路、制度，又與來自於歐洲的共產主義概念連接在一起，離開了這些概念很難界定今天的中國。對此，我們應該怎樣審視呢？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在何處？這些問題是很關鍵的。
當蘇聯解體，東歐發生鉅變，社會主義在它的理論發源地、制度發源地退出歷史舞台，而在中國，這一制度卻不斷發展、一枝獨秀。究其原因，與秦漢以來的歷史傳統有很大關係。從央地關係來看，我們今天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國家”。這一國家形式延續自郡縣制，在當今世界很少見。可以説，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邏輯的發展。
十八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在中國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回顧一下十八大以來的情況，我們會發現中央把兩個東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是高揚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把中華文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關係如何，這一點還有待於分析和闡述，二者誰是主誰是次，誰是源誰是流，這個理論界解釋不是很清楚，我的新書《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就試圖探索和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僅僅是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淵源歸結為新文化運動，歸結於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來了，這個沒有説服力的。**為什麼沒有説服力？很簡單，新文化運動時傳遞各種各樣的思想，自由派、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各種各樣主義都從歐洲傳進來，這個時候中國人選擇什麼樣的主義，其實是有一個標準和需求，這就是中國的救亡圖存。**中國怎麼才能生存，才能強大起來，中華民族何以自立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二十世紀初中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共產黨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把中國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使中華民族完成復興。如果追溯到1917年，五四運動前後，實際上只是回答了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並沒有回答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在什麼地方。
首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
我講一下有一些誤區，前兩年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個講話，他認為傳統中華文化和現代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他認為中國整個軟實力不夠是因為我們中國內部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當代中國有一個內在矛盾，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是來自於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這二者是不兼容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並不新穎，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錯誤理解大概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
先講兩點，一個是白皮書。《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駁斥了美國國務院《白皮書》斷言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標誌着中華文化到此中斷了。艾奇遜在《白皮書》前的一封一萬字的長信中講到：相信中華文化有一天會復興，這個來自於國外的共產主義東西，最終會被中國拋棄。
毛澤東當時引用並且駁斥艾奇遜這個觀點，但具體沒有展開論述。當時美國哈佛大學也接受了這個觀點，這個觀點隨後在台灣比較流行。1950年，胡適講，中共打敗國民黨獲得政權是中華文化中斷，胡適寫這個文章發給蔣介石，蔣介石反覆研究了這個問題，最後寫了一本書。書名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是很典型的認為中共在大陸成功標誌着中華文化中斷，中華文化沒有了，所以用了一個概念，中國是蘇俄的螟蛉，蘇聯最後會把中國當作螟蛉吃掉，他意思是説最後中國會變成蘇俄的一部分。這當然是對中共的誤讀。
這種對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黨的誤讀在海外有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共產主義理論是一種世界革命理論，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在成立的時候，蘇聯這個國家名字前面沒有民族界定的。蘇聯下面有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共和國組成。16個加盟共和國都有民族的界定，但是蘇聯前面是沒有民族界定的。蘇維埃是社會主義議會聯盟的意思，這意味着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加入進去，理論上，中國、英國、法國如果無產階級革命成功，都可以進去，這個聯盟是開放的，這是世界革命理論。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中斷論表面上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根據，因為大家知道20世紀中國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封建主義，而封建主義被界定為從秦王朝到清王朝的制度傳承，而這種封建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仍然是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要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主義推翻。毛澤東在二十年代講，中國農村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要推翻傳統的東西。當時的五四運動也是提出打倒孔家店，中國革命就是清算封建傳統文化，這個思想在民間相當有説服力。
人們今天去台灣和香港，儒家的東西在港台比大陸流行。“中國傳統文化是在台灣”這個説法在知識分子當中是有一定市場。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看法非常片面。你如果去港台，你會發現一講到中華文化，大家第一個概念就是孔夫子、儒家，講中華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這個思想我個人認為是不準確的。我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不是儒家的思想，不是綱常倫理，而是更基礎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是跟中國社會生產方式有關，是由於中國古代的社會生產方式演變出來的平民社會和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這是中國社會最根本的特徵。這個平民社會在秦漢就形成了。
我不是從價值褒或者貶的角度來講平民社會，不是講平民社會值得我們引以驕傲或者是引以遺憾，我是呈現一個客觀事實，指出中國古代是一個平民社會，不是説平民社會一定是正確或者是先進，沒有褒貶的含義。
平民究竟是什麼？沿用錢穆一個説法，他説中國平民社會是非貴族的，沒有貴族沒有血緣世襲，天下萬民是一樣的。這個社會在秦漢之際就形成了，到宋代以後這個平民社會已經非常完善。當然，從秦漢到宋代有很多反覆，魏晉南北朝有一些倒退，但宋以後平民社會已經成為強大傳統。
開科取士
平民是指每一個人生下來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這是平民社會區別於貴族社會一個特點。當今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是平民社會，除了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以外。但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平民社會是在近代17世紀、18世紀的政治革命以後形成的，特別是法國革命以後西方平民社會才形成。在這之前，西方是金字塔等級社會，出生血緣決定高低貴賤。但中國貴族制度是秦漢之後就退出歷史舞台，天下萬民一樣，除了皇權以外，沒有貴族，沒有世襲。
為什麼中國會形成平民社會，這個當中有一個邏輯鏈條，中國古代國家的產生與戰爭有關。大家會看到中國成熟的國家形態，是在秦漢形成的。中國最早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是在秦王朝開創的。這個國家不是家族構成，而是通過官僚構成。這個國家為什麼在秦代形成，原因在什麼地方？在戰爭。
春秋戰國發生了很多戰爭，井田制度由此崩潰。每一個國家為了打仗都進入了戰時狀態，國君們都在思考怎麼樣才能夠把生產力提高，怎麼能夠讓普通老百姓為你賣命打仗，為你效力。如果説僅僅是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面，普通人是缺乏積極性的。當時，中國有一個現象，我們在五六十年代還出現過。中國當時推行井田制度，分公田和私田，是先種公田，再種私田，公田是以勞役地租的形式給貴族耕種，先把公田種完了再回家種私田。先種私田，後種公田是要受懲罰的，可能會被殺頭。但這樣人們種田的積極性不夠高。公田糧食長不好，私田糧食長得好，公田產量很低，當時諸侯國的君主也發現這個問題。
但戰爭的開始改變了這種情況。一開始，打仗和農民沒有什麼關係，是貴族帶兵去打仗。後來戰爭規模擴大，國君要求全體人們起來為國家打仗，這個時候慢慢土地所有制度就變更了。所有土地一樣交税，以前只有公田交税，私田不交税，因為私田是養活種田者自己，後來私田比公田長得還好，於是，所有田都必須交税，是從魯國的“初税畝”開始改革，這樣一來產生了巨大變化，生產力大幅度提升，但整個西周建立起來的封建等級制度和貴族制度卻開始土崩瓦解。
井田制示意圖
這裏強調一個問題，古代貴族制度最重要的基礎是什麼，就是土地不能買賣，一旦土地可以買賣，貴族制度就無法延長。西歐，比如英國貴族的土地不能買賣，因為土地一旦能夠買賣會導致原有的貴族最後沒有土地，土地賣光就變成平民了。所以説土地一旦個人化，一旦可以買賣以後，一百年兩百年，三代一個輪迴，平民變地主，地主變平民，社會流動性出現了，這樣能夠釋放出生產力，可以瓦解封建制度。當時的法家改革一下子把生產提上來了。最開始的變化是在齊國，後來是在秦國、魏國、趙國、韓國。變法成功的國家把底層社會積極性調動起來，生產力、軍事能力變得很強大。於是，社會高度流動，不像以前是固化的了。如此，整個中國社會出現了極大飛躍，中國的平民社會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了。
這裏順便説一下，中國在四大文明當中不是最古老的文明，而且春秋時候中國的發展水平在世界上也不是居於領先地位。中國真正領先於全世界是從秦漢開始的，這跟法家改革和封建制的瓦解有很大關係，中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生產關係的變革可以提高生產力。我們78年、79年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很短時間內就解決了温飽問題。由於戰國時期，特別是秦王朝建立之後，土地私有化把整個生產力提升起來，中國一躍成為古代世界最先進國家。17世紀、18世紀的西方是農奴社會、貴族社會，社會是分層固化的，是一層層分封，固化不流動，而中國在秦代以後整個社會是上下流動的。
除了土地私有化，還有三個因素導致中國形成了平民社會。一個是繼承製，中國財產繼承製很特別，考古發現的戰國墓有一個特點，發現墓冢打開，小家庭很多。中國有一個特點，財產繼承之制跟西方不一樣，跟日本不一樣，跟韓國也不一樣。西歐、日本、韓國是嫡長繼承製，一個家庭財產主要給長子，其他人不可以分或者是拿很少一部分。
嫡長繼承製為什麼產生？因為只有把全部土地給長子，家產才不會被分光，如果平分，所有子女都參入平分，三代以後富人的家產也會被分光。這就是富不過三代，所以“千年田，八百主”，不斷輪換。但嫡長繼承製能保證血脈永遠不斷，貴族永遠是貴族。中國的財產繼承製度導致社會高度流動性，很少有家族可以富貴五代以上，這也是一個平民化特點。
古代士紳家族生活場景
關於郡縣制，我講一點，郡縣制的產生是來自於“縣”這個概念，縣這個級別的行政單位。《説文解字》講“縣”的原意是吊，懸置的意思，是和懸空的“懸”是一個意思。西周封建制國王的權力是有限的，因為各個貴族有君主不可剝奪的權力。後來戰爭帶來了新的土地，打贏了以後，國王直接管理新搶來的土地，就設立縣，縣就是權力懸在這裏，沒有主人，不屬於貴族，這和以前分封不一樣。現在這個新設立的縣沒有貴族掌握，於是國君直接掌管，縣的出現標誌着王權加大了。郡縣制之後，所有的地方管理者都跟縣一樣，都是朝廷任命，官員不分貴賤出身，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使用。
科舉制是隋煬帝時代形成的，在此不多講。
土地私有制是最根本的，而財產繼承製度、郡縣制和科舉制使得整個中國社會成為高度流動的平民社會，這個社會很難形成世襲的豪門大族。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平民社會的形成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運動，這個跟歐洲近代平民運動不一樣，特別是和民權運動不一樣。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平民運動是第三等級平民社會起來抗爭，向封建貴族奪權，要求平等權力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但是中國平民社會的形成，不是自下而上的過程，不是民間孕育一個平民社會來，而是君主為了打仗，為了集中力量，為了打擊地方勢力消滅貴族，把貴族變成平民，是自上而下的過程。其動力來自於君主變法，把社會變成平民社會，這個和近代平民社會形成不一樣。
下面着重講一下“雙重運動”這個概念，中國實際上最早從秦漢起就有了比較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個人所有制或者是家庭所有制。土地私有制能夠釋放出能量，釋放出種田的積極性，社會生產力會高速發展。但這也是把“雙刃劍”，它很容易成為社會貧富分化器。
這裏借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一個概念。波蘭尼提出了一個“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的概念來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條線索：一個是資本主義商品化在全球擴張的運動，一個是為了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反對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社會運動，這是兩種共生但反向的社會運動。波蘭尼指出，在市場經濟力圖擴張並將越來越多的要素囊括進市場體系的同時，人類社會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就會興起社會保護運動，如此，保護性的反向運動必然發生，因為一個脱嵌的經濟社會導致的災難必須被阻止。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個雙重運動，一方面資本全球化，資本在全世界謀利侵蝕整個社會，但是人類社會為了免於滅亡，會自我保護，會催生一種抵抗資本主義侵蝕的力量。這兩個運動是同時進行的，只要有資本主義就有對資本主義的抵抗。
我想借用波蘭尼這個“雙重運動”概念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中國雙重運動是從漢代開始的。漢初實行黃老之術，輕徭薄税，最後達到文景之治的盛況。這是怎麼形成的？基本思想類似於今天講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少管，無為而治，讓老百姓自己勞動，這樣一來漢初經濟繁榮形成中國經濟的第一個高峯，這就是文景之治，社會一下子很富裕了。但是，社會兩極分化很嚴重，土地兼併相當厲害。到了漢武帝時代，董仲舒指出：“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錐之地”如果説國家朝廷不解決這個問題，這個社會會斷裂，於是政府就想要對社會進行調控。
漢文帝與漢景帝
對於當時的社會分化，班固和司馬遷講得很清楚。司馬遷講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種田沒有做手工業賺錢，做手工業永遠沒有做生意賺錢。《漢書》講，為什麼重農抑商？因為商已經富裕了，為什麼把農民提到前面來，是因為他們太窮所以需要國家扶持。重農抑商一方面是為了強調實體經濟，另外一方面主要是為了平衡貧富差距，是為了解決古代兩極分化，於是有了很多政策，包括限購，限田，買田不能連成一片，國家干預土地市場防止土地兼併。土地私有制導致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如果不解決社會會爆發動亂，中國古代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農民就開始起義。
商品經濟的調控也是這樣。春秋戰國管仲做過這個事情，糧價跌了政府買，糧價維持不要太低，青黃不接時政府開倉放糧，保證糧食價格不要太高，通過價值手段抑平物價，歷朝歷代都有這個政策。商品也是這樣的，如果在原產地賣不出去，在另外一個地方賣得很貴，政府就把這個商品從原產地買下來，運到沒有的地方去賣，政府用國家力量干預商品市場，使商品市場處於平衡狀態。一直到王安石都是搞這個東西，可以説很有社會主義色彩。
後來羅斯福搞新政借用王安石這個思想，美國國會很多人指責羅斯福，説這是搞社會主義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理念用了政府幹預價格方式，但是這個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就是不對的。而中國從漢代以來就相信政府必須出手干預，使經濟保持平衡，整個一系列思想體現了古代的樸素社會主義。對口救災在古代已經有了。
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理論，因為沒有形成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中國古代有繁榮的商品經濟，只要有商品經濟就會產生兩極分化，就會催生社會主義萌芽。社會主義是就是干預主義，國家限制富人，扶持窮人，扶弱抑強，中國漢代就有這樣的傳統，所以20世紀馬克思主義能夠找到合適的土壤，正好和中國傳統接軌。
社會對商品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有不同方式。在西方可能有很多NGO組織做這個事情。但是中國從漢代起只有一個力量做這個事情，這就是國家。國家扮演調整貧富的中樞力量，這是中國的特點。國家一定是干預，如果國家不干預社會會兩極分化，王朝會崩潰，統治者不是出於善心而是出於王朝安危考慮的，為了不被推翻一定要防治兩極分化。這個特點跟社會主義契合點在什麼地方呢，下面簡單講講馬克思主義。
富蘭克林·羅斯福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在《共產黨宣言》裏面，“社會主義”是一個貶義詞，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概念是否定態度。馬克思在1844年提出共產主義概念，1848年，系統提出共產主義理論。在馬克思那裏，先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後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從整個馬克思思想發展來看是這樣的脈絡。這和我們講社會形態發展是相反的。
社會形態的順序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人類社會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最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邏輯。但是從理論產生來看，馬克思先提出共產主義思想，後提出社會主義思想，為什麼會有這個邏輯，怎麼形成的？道理是這樣的。
馬克思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後，進一步思考，如何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人類如何才進入一個按需分配，沒有國家、沒有階級、沒有政黨的社會？何以形成這樣的社會？二者當中需要有一個過渡期，過渡期是需要國家的，所以，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後，國家就不能完全馬上消亡，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之後還要經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還需要有一個強大國家，強大的政黨，這樣才能最終消滅國家和政黨，將來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的理論邏輯就是這樣的。
為了實現將來無國家無階級的按需分配理想，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先要由國家掌握生產資料進行分配，進入一個過渡期社會主義階段。所以，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而是一個過渡時期，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很長，也許幾百年，也許上千年。在這個時期國家政黨發揮核心作用。
顯然，這個思想跟中國漢代以來的強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正好有機結合起來。實際上在中國社會里面關於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共產主義在歐洲有比我們深厚的傳統。基督教、烏托邦理想在歐洲古代就有空想共產主義的思想，15世紀、16世紀歐洲就出現空想共產主義。但中國沒有或很少有空想共產主義思想。有人説，中國人講天下為公，其實這個“公”跟公有制的“公”不是一個概念。西方有空想共產主義傳統。一直到今天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個別地方都還有共產主義公社，比如弗吉尼亞州的“雙橡樹公社”，大家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內部沒有貨幣，沒有商品交換。但是西方古代有空想共產主義思想，但很少有國家干預社會的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在美國是很少，而在中國是有很強的社會基礎，所以今天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比較強大。
“雙橡樹公社”的宿舍
我總結一下“雙重運動”，中國社會實際上一直有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書裏面講中國自秦漢以來私有觀念很強大。同時，中國人商品意識很強大。中華民族善於把所有的東西商品化，可以把宗教、佛教商品化，從全世界看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中國商人影子。
我在書裏面提了一點，我們用自然經濟解釋古代社會是不準確的。中國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長期存在，一百萬是盛世，每一個城市有大量商業區、交易市場。50萬人口的城市怎麼可能自給自足，肯定是什麼行業都有，肯定是有發達商品經濟的。南北朝有一首詩“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唐代杜甫詩中提到“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就是説停泊在成都河流上的商船是來自幾千里之外的長江中下游地區，説明中國古代就有巨大的統一商品市場。
中國古代有很強大的私有制，有很強大的商品經濟，所以中國經濟總量一直是很強大的。但是反過來講，有一個致命弱點——土地私有制和發達的商品經濟，孕育了一個不斷分化的社會，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出現，這兩個相反的現象構成中國社會複雜的面向。如果政府不管這個問題，社會就流民四起，出現動亂，所以政府一定要出來干預維持平衡。整個中國兩千年一直有這麼一個雙重運動，今天也是存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以最快速度在全世界實現經濟崛起，但同時這個社會在不斷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很嚴重。**善於經商是我們的長處，但也有短處，即社會很容易兩級分化。對這種現象，政府國家如果不出面解決，將出大問題。**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三十多年，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進入臨界點。中國社會開始調整，到2008年開始，社會已經開始出現調整的趨勢。因為這個時候貧富懸殊，官員腐敗很嚴重，這個時候政府如果不採取行動，社會會斷裂。十八大以後的調整就比較明顯了，這個調整是歷史鐘擺，所以到了2010年前後中國變化的歷史趨勢，不是某一個人想出來，是有歷史需要的，不解決這個問題，社會就要出問題了。對於這種雙重運動，我們不能強調一個否定一個，也不能説不要商品市場經濟，這個也不行。
一方面，中國必須保持社會活力，堅持市場經濟，市場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同時國家要進行社會干預，對貧富懸殊的現象進行調節，把社會穩定下來。所以雙重運動在中國是一直存在，古代出現的問題，在今天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今天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多在漢代已有先例可循，比如漢代的土地限購，包括公田，公有制解決這個問題；今天的中央的巡視組，當時是叫刺史。整個機制其實在漢代已經形成，怎麼選拔人才，怎麼監督百官，怎麼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可以説中國是早熟社會，這些都有了只是沒有形成系統的東西。中國從漢代以來就有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有效維持社會穩定。但是反過來也導致中國沒有形成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是無法自發產生先進社會主義的。中國春秋以後實際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商業資本主義，但沒有形成工業資本主義，整個社會依然是農耕社會。
最後的總結，當代中國的基本制度、基本結構形式是“古今”和“中外”兩個線索交織而成，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並非來簡單從蘇聯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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