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在宗教管理這件事上，國家不能缺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最近，在性醜聞方面有着“光榮傳統”的羅馬天主教會又又又又爆發了新的性醜聞——

羅馬天主教會華盛頓總教區前總主教西奧多·麥卡里克樞機被控多年來對多名男童實施了性侵，其本人因此引咎辭職。此次性侵醜聞再次將天主教會推上了輿論譴責的風口浪尖。

西奧多·麥卡里克

而國內的宗教界最近也爆出了一件新聞：8月2日，國家宗教事務局發佈公告，宣佈高度重視經羣眾舉報反映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的有關問題，並開展調查核實工作。

眾所周知，黨和政府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努力引導宗教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我國宗教政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以天主教會為代表的國外各種宗教團體層出不窮的各種醜聞和國家宗教事務局對學誠法師的調查，從側面反映出了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加強對宗教事務管理的必要性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宗教產生於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探索，表達的是人對不滅解脱的追求，宗教相信現實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實體，使人對該一神秘產生敬畏及崇拜，從而引申出信仰認知及儀式活動體系。革命導師恩格斯指出，宗教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道出了宗教作為唯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宗教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虛幻性使得它難免與社會現實出現不相容甚至相沖突。

因此，教團為了生存和發展，往往會在教義教規當中增加帶有恐怖色彩的內容來對教徒進行恫嚇，樹立其對所供奉神靈，教主和神職人員的敬畏（比如基督教的凡不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無論大小、男女，必被“治死”，藏傳佛教的“毀謗”上師墮入“金剛地獄”等），同時對其它教徒和無神論者加以排斥、貶損和詛咒，以防止信徒脱教。在精神上控制信徒的同時，教團還力爭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乃至特權，為鞏固和擴大教團提供物質基礎。

這兩種發展趨勢如果不受控制的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一是教主和神職人員對一般信徒具有絕對的權威，信徒與教主和神職人員之間出現人身依附關係，二是教團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利益，演變為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甚至直接與世俗統治者相結合，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對社會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中世紀的黑暗和西藏綿延千年的農奴制度就是明證。

而進入近代社會以來，隨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全世界進行擴張侵略活動，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為了自身的利益，主動為侵略活動服務，成為西方國家對廣大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精神侵略和奴役的工具，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因此，結合歷史經驗來看，世俗政權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限制其野蠻生長，對於促進宗教良性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歷史上的成功經驗

我國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早在50年代，我黨統戰工作的領導者李維漢同志就提出我國的宗教問題有五個特性（羣眾性、長期性、複雜性、國際性、民族性），宗教將在我國長期存在並發展，是黨和政府在羣眾工作當中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在建國初期，中國的基督教會天主教會完全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控制，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控制權則掌握在本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手中。

對宗教進行改革，消除教會中的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成分，成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廣大信教羣眾和開明宗教人士的參與下，20世紀50至60年代，中國的五大宗教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革，消除了教會內部阻礙發展進步的制度，正如著名愛國宗教人士、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甘南拉卜楞寺住持第六世嘉木樣活佛指出的那樣，對宗教的社會主義改革“使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宗教得到了清潔，深受宗教人士和信教羣眾歡迎”，通過教會的民主改革，教會和廣大信教羣眾擺脱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同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宗教內部和不同宗教羣眾互相理解、尊重的“五教同輝”的局面。

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管理宗教事務，人民政府不能缺位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和國家宗教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各大宗教繁榮發展，信徒人數穩步提升。然而，在宗教事業繁榮發展的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和諧的聲音：部分信徒和神職人員明裏暗裏反對國家對宗教發展的監督、引導和管理政策，以“宗教自由”的名義要求國家退出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同時開放宗教對社會世俗生活的介入（比如對婚姻，國民教育，民族習俗的干涉），開放宗教場所以外的傳教活動，部分信徒和神職人員還要求國內教會同國外宗教團體“自由交往”，甚至開放外國神職人員“來華傳教”。

然而，最近爆發的梵蒂岡“紅衣主教”性侵事件和國家宗教事務局受理舉報學誠法師事件，從一反一正兩方面再一次説明，國家依法依規對宗教事務管理的必要性。

在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到過，如果不對宗教發展進行監督和引導，教會的神職人員和信徒間往往會產生絕對的人身依附關係，教團本身也會發展為尋求經濟政治利益的怪胎，而宗教組織的內部機制對於有錯誤的神職人員往往是袒護多於懲戒，比如國外天主教會爆出性侵事件之後，涉案的神職人員往往通過懺悔就可以得到教會的赦免，並且在教會的庇護之下被調往其它教區乃至其它國家以逃避法律制裁。僅僅靠宗教組織內部的機制，是無法對神職人員和教團進行有力的監督和約束。

加上任何宗教的教義都具有排他性，宗教不受限制的野蠻生長，必然會引起教派衝突，干擾正常的社會生活，損害羣眾的正當權益，威脅國家的政治穩定。因此，隨着宗教事業的發展，國家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只能加強，不能減弱。

繼續旗幟鮮明地反對境外勢力對我國教會團體的滲透干涉

國家宗教事務局對學誠法師有關問題的調查和核實，充分説明了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任何人無論職務高低，威望大小，一旦違規違法，就要承擔相對的責任。

與國家宗教事務局對神職人員涉嫌違紀違法行為的快速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國教會爆出來的性侵等醜聞的當事人卻往往可以在教會的庇護下很快轉移到其它教區甚至其它國家以逃避懲罰，這種明目張膽的枉法行為着實令人咋舌。究其原因，除了外國神職人員對教徒有絕對權威，使得這種案件難以偵查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性教會（比如羅馬教廷）會動用其掌握的世界範圍內的資源，對神職人員進行袒護，對神職人員違法犯罪行為的追究有可能產生國際糾紛，甚至成為強國干涉弱國內政的口實，這一方面我國的歷史教訓極為深刻，在此毋庸贅述。

所以，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禁止外國人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等規定是立足於宗教發展特點和我國國情，結合歷史經驗教訓作出的正確決定，而國外天主教會屢屢爆出的性侵醜聞，也在這方面給我們一次次敲響警鐘。因此為了包括信教羣眾在內的全體人民羣眾的利益，本着對人民羣眾負責的態度，在管理宗教事務的問題上，特別是反對外國勢力干涉我國宗教事務的問題上，人民政府不能缺位，要敢管，善管宗教事務，進一步引導宗教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包括信教羣眾在內的廣大人民羣眾，也應當自覺地擁護黨和政府對宗教事務的依法依規管理，繼續發揚宗教當中的積極方面，為社會和諧奉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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