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與“大時代”同行——《出版憶往》序言

【本文系作者為《出版憶往》一書所做序言】

熟悉陳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所以這本《出版憶往》（增訂版）雖然帶有回憶錄性質，卻極少説到個人的“私事”，即使偶爾提及，也往往是和懷念的“人物”有關，進而勾勒出“時代”特有的氣氛。因此，梳理下作為出版家的陳昕先生的思想軌跡，也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在《感念夏徵農》中，他説自己最早聽人説起夏徵農這個名字還是在中學時代，那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那時他和夏老的兒子夏曉魯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學唸書，而且還是同一個年級。夏曉魯有極好的身體素質，是當時學校的體育尖子，很受同學們的矚目。1966年初，“文革”風煙將起，學校的政治氣氛也越來越濃，對涉世未深的初中學生來説實在是迷茫得很。

作為“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陳昕先生的讀書學習和絕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樣，是在“社會大學”裏完成的。他在《巢峯：經濟學家與出版家的完美統一》中説道：“我從1971年起即開始廣泛閲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1973年後我的閲讀興趣逐漸集中到政治經濟學領域。”儘管他沒有具體解釋為什麼“閲讀興趣逐漸集中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但顯然與那一段時期的歷史事件相關。70年代初期，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國與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全面建交以及聯合國席位的恢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72年前後，周恩來總理頂住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的壓力，克服“左”傾錯誤的干擾，為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作了不懈努力。中國先後和日本、聯邦德國、美國等十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廠商簽訂了一批引進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合同，計劃引進規模是43億美元（當時稱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額39.6億美元，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工廠等項目……這些項目的引進不僅在技術上對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發展具有顯著的效果，而且直接帶動了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顯著的變化。譬如在農村，化肥的廣泛使用、水稻雜交技術進一步成熟，導致糧食產量逐步提高，但豐產為何不能緩解農村的貧困？在城市，石化工業的興起、化纖產品的普及，帶來突破“藍黑”模式的“服裝革命”，傳統的艱苦樸素風格遭遇到怎樣的技術挑戰？等等。這一系列在生產與生活領域中出現的新問題，當然需要在文化政治的層面予以有效的回應，更關鍵的則是，如何在政治經濟學的層面給予具有説服力的解釋。我想這是當時吸引包括陳昕先生在內的一批青年人熱衷於學習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直接動因。因此，70年代中期圍繞“資產階級法權”、“唯生產力論”和“小生產者”等政治經濟學議題的論辯，對應的正是這一輪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所導致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變化，而且歷史地看，也是在這些議題上的論辯以及後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為1978年底開啓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思想與理論的必要前提。

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契約

正如韓鋼的研究所顯示的，1977年至1978年間，經濟領域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參見韓鋼：《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經濟理論大討論述評》）陳昕先生當年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閲讀與學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體現出了改革歷史的“斷裂”和“延續”。還是在《巢峯：經濟學家與出版家的完美統一》中，他説道：“1977年我從部隊復員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組織處任幹事，一年多後經反覆要求，組織上終於同意我到局資料室從事資料工作。……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資料室收藏有幾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經濟學著作，這對我來説簡直是如獲至寶，於是開始了長達一年的系統的經濟學著作閲讀之旅。之後，我也嘗試做一些經濟學的研究，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後在《文匯報》、《社會科學》等報刊上發表了《按勞分配不是按勞動產品的價值分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存在商品生產》等多篇論文。”

70年代末期在經濟領域開啓的辯論，最初大都侷限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隨着對商品經濟地位的承認，當時引發了一場關於“僱工算不算剝削”的討論，據説最後以馬克思《資本論》中《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一章的“小業主”與“資本家”劃分為根據，以僱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做了定論，並且認為：“除傳統的變工、換工、零工外，請幫工、帶徒弟有學技術的成分，剩餘價值量小，可以不視為僱傭勞動。同時，僱傭勞動不等於僱傭勞動制度，為發展生產所必需，利大於弊，不妨允許，至少暫不取締，以便為改革摸索經驗”。然而，改革中層出不窮的新現象已經遠遠走在經典理論解釋的前面，陳昕先生當時也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這點，他在談到自己的老領導也是前輩經濟學家巢峯時，一方面強調了撥亂反正時期巢峯在經濟理論上的重要貢獻：“《談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巢峯同志比較重要的一篇經濟學論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經濟學會年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摘要。……巢峯同志提出了‘國民經濟既要制定生產計劃，也要制定生活計劃’，‘不僅要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係，還要合理安排好積累與消費各自內部的比例關係’，‘實行體制改革，使公有制企業直接面對市場，對消費者負責’。在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尚處在撥亂反正的‘陣痛’之中，巢峯同志就觸及了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實在是難能可貴”；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種僅就“現象”論“現象”的討論感到不滿足了，“巢峯同志的論文大多隻是發現問題，而少有對問題背後的原因及其機理的分析；但是，這些文章畢竟抓住了當時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些問題，掀起過激盪血肉的思想衝擊，至今讀來‘餘温’猶在”。

正是這種不滿足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陳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盜火者”的角色。面對改革時代經濟領域不斷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既然希望對“問題背後的原因及其機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那麼必然需要尋找更多的理論資源。因為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內尋求突破，首先進入視野的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經濟改革理論，特別是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而東歐的經濟改革理論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廣泛地藉助了各種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資源。陳昕先生在《“黃皮書”是如何誕生的》一文中，強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非均衡理論發展很快，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領域中不可等閒視之的理論分支……它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在這方面就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有鑑於此，我們組織翻譯了《市場非均衡經濟學》和《開放經濟中的非均衡宏觀經濟學》兩本重要的著作”。由此進一步激發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譯介熱潮，譬如“黃皮書”中的《理性預期：8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和《供應學派革命》都是“‘鮮榨’的學術果汁”，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應和學術效應。這些書不只是對西方最新的、尚有爭議的經濟學理論的介紹，而且選擇相關的理論也包含着對當下中國改革實踐的關切，像《供應學派革命》“是對經濟學前沿和美國宏觀經濟管理與運行最新動態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中葉，好萊塢演員出身的美國總統里根不僅改變了世界的冷戰版圖，還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意外’的活力與繁榮。而他的經濟智囊團裏，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應學派經濟學家，他們的主張成為里根‘經濟復甦計劃’的主要理論依據，這讓許多學者百思不解。如何認識、評判這樣一個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尚處在成長之中的‘異端’學派，不僅是學術好奇，更具有中國式的現實改革中‘消化吸收’的價值。於是，我們在最快的時間裏出版了《供應學派革命》，釐清了這一學派與凱恩斯學派、薩伊定律的分歧與共識，分析了它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從需求不足到供應不足的深刻變化”。

應該説，如何讓中國式的現實改革進一步“消化吸收”西方經濟學理論成為了陳昕先生主政上海三聯書店期間，打造“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形成中國經濟學“三聯學派”的核心問題意識。按照他在《中國經濟學曾經有過一個“三聯學派”》中的總結，形成這一學派的標誌，不只是中國經濟學家在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各個層面“達到了比較嫺熟地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的水準”，更關鍵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實在太大，如果這種變遷和由其帶來的增長與發展能持續下去，如果經濟學家深入其中，在準確把握這些變化的基礎上，進行各種規範與實證的分析，提煉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經濟學成果，那麼中國經濟學家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學界取得自己的地位……中國的改革經驗有可能在理論形態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視”，在此基礎上他和經濟學家一起提出了“中國過渡經濟學”的構想，1994年出版了由盛洪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一書，其中收錄了1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這意味着中國式的現實改革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消化吸收”，不能停留在僅用“理論”解釋“現實”的階段，而要進一步意識到“現實”對“理論”的挑戰以及從“現實”出發形成“新理論”的可能。但正如陳昕先生後來在《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中所説，用“過渡經濟學”來命名中國的現實改革，預設了這一現實是暫時的、特殊的、具有過渡性質的，最終必然要“與國際接軌”，迴歸到永恆的、普世性的、終結性的“西方模式”：“不少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的國情與西方不同，我們的改革過程和方式會有異於西方，於是就有了‘過渡經濟學’一説。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組織研討會，邀請全國各地的經濟學家共同研討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問題，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試圖建立‘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但實事求是地講，那時在相當多人的潛意識裏改革的彼岸還是那些已經現代化了的西方國家模式，只不過在過渡期基於國情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做法。”

陳昕先生對“過渡經濟學”藴含的“期待預設”能夠有所警覺和反思，與他在90年代初到香港工作的經歷密切相關。他在《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風》中有這樣的敍述：“20世紀90年代初，不僅香港處在迴歸中國的過渡期，整個世界也處在劇烈的政治動盪與過渡期之中，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韓國的學生運動，信息技術的發展，‘亞洲四小龍’的快速崛起……人們談論最多的是‘全球化’與‘蝴蝶效應’，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小村落’，歐美經濟‘患感冒’，香港經濟就會‘打噴嚏’。”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述甚囂塵上，“過渡經濟學”分享了“西方現代化道路”代表“人類普世價值”的“預設”，在這樣的視野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香港自然應該成為內地的榜樣；另一方面，現實的香港固然有高度現代化帶來的繁華，但同時也清晰地顯示出與“現代化”相伴的“弊端”：“香港經濟……已經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有高通脹、高樓價、社會福利，以及金融體系的現代化、國際化、多元化與加強監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經濟轉型或過渡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即由英國管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過渡的後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這使得已經暴露的經濟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對此，在人們驚歎香港的經濟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奧秘的同時，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場合表達他們對這些經濟問題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擔憂。”這並不是要求天下有“十全十美”的“現代化”，問題在於即使人們樂於接受“現代化”帶來的所有“弊端”，但中國大陸是否能走通“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道路？陳昕先生在《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中曾提及鄧英淘在香港對陳昕先生説的那個“跳蚤與大象”的比喻，恐怕是最好的回答吧：“當時全國正在討論和思考‘亞洲四小龍’模式，探討比較多的是‘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戰略。記得英淘同志很認真地對我説，中國不可能走‘四小龍’道路，沿海地區當然可以搞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出口掙外匯，拉動GDP增長，但不宜複製推廣到全國。從長期來看，靠這種模式無法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道理就在於量級不一樣，中國與‘四小龍’，就像大象與跳蚤，如果以人口作為基本尺度，那麼‘四小龍’合起來也要比中國低兩個數量級。跳蚤可以跳到自己身高的兩百倍，即使肌肉構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鍛鍊，跳起身高一半都難以想象。”

“跳蚤與大象”的比喻首先反思的是“西方經典現代化道路”。陳昕先生説道，按照鄧英淘的説法，這條發展之路“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資源為基礎，以大批量生產的存量型技術為手段，千方百計地增加GDP，以實現國家的富裕和繁榮。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行着這種發展方式，希望以此早日實現現代化。但英淘同志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方式只能實現全球一部分人的發展和富裕，是‘少數人的現代化’道路”。既然此路不通，且不可複製，那麼，“有沒有一條不同於西方經典發展方式的道路能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呢？”如果有，作為一隻“歷史長、人口多、底子薄”的“大象”，中國從80年代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GDP保持了大約平均10%的增長速度，最近幾年，即使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減緩，依然保持了6%—7%之間的增長，是否算是走通了“另一條發展之路”？陳昕先生在《在法蘭克福奏響“中國模式”的樂章》中説，面對“中國道路”，“西方主流媒體把中國的奇蹟歸結於廉價的勞動力、外資的推動、出口的拉動，以及威權政府，意在否定‘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內生增長理論來解釋，由此鼓吹在中國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而陳昕先生認為，在中國改革行進了30年之後，“中國奇蹟”不再會僅僅被理解為某種“過渡”或“轉型”的狀況，而標誌着某種“新的歷史開端”，“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模式已經不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它開始具有了世界的意義。……中國奇蹟的發生並不像上述幾種解釋所説的那樣，而有着自己獨特的歷史邏輯，值得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認真的探討。於是，在與史正富教授商量之後，我們把論壇的主題定為‘解釋中國奇蹟之謎’，因為新的歷史已經開啓。”

“中國奇蹟”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張五常所做的另一個比喻，“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蹣跚，姿勢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紀錄。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對。那是什麼？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在奉“西方模式”為圭臬的“專家”眼中，中國這隻“大象”永遠“走得蹣跚，姿勢笨拙”，但他卻無法解釋為什麼“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紀錄”。這表明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經無法有效容納當代中國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這體現在諸如關於“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的爭論上。陳昕先生在《林毅夫與他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寫道：“質疑新結構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則採用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説，來反對‘後發優勢’説，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先模仿西方國家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僅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雖然前期的發展速度會快一些，但長期來看會導致問題叢生，經濟陷於困境。這些經濟學家一般都用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拉大現象來作為論據。對此，林毅夫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在強調發揮‘後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至於是不是因為沒有進行西方式的憲政改革就必然會導致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林毅夫引用世界銀行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些問題在蘇聯、東歐等先行開展憲政改革的國家同樣存在，甚至更加嚴重。他舉例説，在這些國家，為了避免私有化以後的大型企業破產倒閉造成的大量失業問題，或是因為這些企業涉及國防安全等原因，在休克療法消除了舊的補貼以後，又引進了新的更大、更隱蔽的補貼，其結果是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比中國更嚴重。”

陳昕先生推崇林毅夫對中國改革經驗的理論總結，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並不諱言“中國道路”依然面臨重重難題，但林毅夫相信中國因其巨大人口數量和地理跨度，雖然啓動任何變革都極端困難，但一旦啓動，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與慣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社會矛盾尖鋭、生態環境惡化、市場機制受到抑制，這些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未來中國經濟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則認為，“作為發展中、轉型中的經濟，中國固然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但是，最近四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則是由外部性、週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國經濟的內部仍然存在保持一個較高增長速度的潛力和條件。從後發優勢的理論看，中國雖然經歷了連續35 年的高速增長，但由於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較高發展速度的潛力還很大。”陳昕先生還在《〈中國震撼〉的出版及其價值》中寫道：風物長宜放眼量，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中國的發展“不會照搬西方或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傳統軌跡和歷史邏輯繼續演變和邁進；在崛起的道路上它可能經歷挫折和困難，但其崛起的軌跡和方向已清晰可見，且不可逆轉”！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 週年，《出版憶往》（增訂版）的面世，可以説是獻給改革時代最好的禮物之一。它記錄下的一切不僅是改革開放40 年的見證，還是陳昕先生與時代的機緣和機遇，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賦予了獨特的魅力與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更能理解這本書雖是“憶往”，卻少言“自我”，因為“個人”已經和“時代”融為一體了。

1927 年，魯迅在上海為黎錦明的中篇小説《塵影》題辭，寫下對那個時代最真切的感受：“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有可能由此得死。”（《而已集·〈塵影〉題辭》）

回首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事業，同樣是“方生方死”、“向死而生”， 困難重重、依然向前……

祝福陳昕先生，能與“大時代”同行，是何等的幸運！

2018年3月改畢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