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華：基礎教育“減負”改革，真對我們有利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華】
一
中國基礎教育的應試成分太重，教育的內容和方式主要圍繞應付升學考試，不太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因而為人所詬病。
社會上一直有改革這種教育的呼聲，教育家們也致力於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這十幾年基礎教育改革的力度很大，成績顯著，中小學生的減負教育、快樂教育、素質教育、遊戲教育等蔚然成風，書包減肥、釋放天性、學歷無用等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減負”與“綜合素質”成為中國基礎教育實踐與改革的政治正確，改革的目標和手段都圍繞這二者轉圈。
但是另一方面，調研發現，學校在不斷調整制度、制定政策給學生減負，包括不佈置作業、教材內容簡單化、壓縮學生在校時間、小初不再筆試、增加文娛活動內容等，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有更多的自主支配時間快樂成長和提高各方面素質。但在實踐中卻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學生的負擔不減反增。
學校的減負改革確實減輕了學生在學校的上課負擔，但增加了學生在校外的學習任務。因為減負教育是在小初階段，並沒有對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的以配套改革。小初是素質教育，但升學卻是應試教育。
為了小孩能夠在升學中勝出，學生家長就得在校外給小孩提供額外學習的機會，一個是家庭教育，一個是購買市場化教育。家庭教育需要家長帶着小孩學習，陪伴小孩做作業，給小孩批改作業，這對家長來説也是個重新學習的過程。在市場上購買的教育資源既有語數外等文化課內容，也有音體美等素質教育項目。小初學生走出學校後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家伏案寫作業，就是在培訓班裏上課，或者是在去培訓班的路上。學生的負擔在減負教育中成倍增加。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不僅如此，減負教育還增加了家長的負擔，讓大部分家長苦不堪言。
首先是增加了接送小孩的負擔。
為了減少學生在校時間，越來越多地方實行禁止學生早上早到學校、下午提前放學的規定。浙江省教育廳就規定小學生不能在八點之前進校，許多學校在八點半、九點才開始上課。家長至少在八點之前不能離開小孩視線。過去是六七點鐘就將小孩送至學校才去上班，現在最早八點才能將小孩送進學校，那什麼時候去上班呢？下午兩點半到三點就放學，不説很多學校下午不安排文化課，單説這時候家長還在上班，誰去接小孩放學？
有的家庭有爺爺奶奶接送，有的家庭則騰出一個勞動力出來接送，多數家庭是將小孩託管給專業機構。教育部門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就要求各地創造性地鼓勵發展託管機構，美其名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既然還是託管，何苦這麼早放學呢？
其次是增加了經濟上的負擔。無論是將小孩託管，還是參加各種培訓班，都需要向市場機構支付不菲的費用。培訓項目越多、時間越長、級別越高，家長的負擔就越重。
再次是減少了家長的休息時間。家長要用休息時間陪同小孩學習，無論是陪同做作業、練琴、跳舞等，還是去培訓班，都得佔用家長的休息時間。有的家庭甚至是全職陪同小孩。
最後是增加了家長的學習負擔。家長要教小孩文化和文娛方面的知識，就得自己前期重新學習，同時家長還要學習如何培養小孩，這也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術。在浙江一城市調研時，當地還有專門對家長進行培訓的市場化教育機構。所以，在中小學家長羣中流傳這樣一句話，現在小孩培養既要“拼爹”，也要“拼媽”——“拼爹”説的是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拼媽”則要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來培養小孩。而能夠拼爹拼媽的家庭，多是“有錢有閒”的人家。
一家學生課外興趣培訓點，家長正在陪着孩子練習“電子琴”。（圖/東方IC）
既然基礎教育的“減負”改革既沒有達到給中小學生減負的政策效果，還給家長普遍帶來了非預期的沉重負擔，那麼基礎教育改革何以還在沿着這個方向改下去，“減負”的話語為何還有很大的市場？
難道制定教育改革政策的那些人不是小初家長，他們沒有生活體驗？即便手頭寬裕、不需要為購買市場化教育資源擔心經濟問題，難道他們也不需要接送小孩上學放學？如果是這樣，是否只能説明制定教育政策的這些人是“有錢有閒”的人，或者他們是依據“有錢有閒”的人的教育需求來制定教育政策？
二
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後三四十年的發展，已從之前分層不太明顯的相對均質化社會，轉變為階層差別巨大、層級區隔顯現化的異質性社會。
根據不同層級所佔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差別，以及敍述的方便，可以將中國社會簡單地分為上中下三層，不同家庭處在不同層級，大致可稱之為上層家庭、中產家庭和底層家庭。不同層級的人和家庭不僅在思想觀念、消費理念、政治態度、行為模式等方面有較大差別，在子女教育、社會流動等也有不同的理念、目標和期待。
（一）底層家庭的教育目標
中國的底層社會由廣大工農、城鄉小工商業者、小市民等家庭組成，這些家庭在經濟上已經解決了基本的温飽問題，正向小康邁進，但是在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產之後便沒多餘的活錢。
在文化教育上，他們接受了中小學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讀書看報，但學習能力較弱。
在社會關係上，他們的生活圈子以初級和次級社會羣體為主，社會關係網絡較窄，關係同質性較強，質量不高，生活性較強而再生產性不足。
在社會資源上，他們佔有的資源總量稀少，資源種類單一，一種資源轉化為另一種資源的能力較弱。
在勞動力分工和配置上，以代際分工為主，性別分工為輔，也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年輕夫婦主外，如務工經商，中老年人主內看家帶小孩，農村老年人還要務農。這樣分工充分調動和合理配置了家庭勞動力，最大限度地創造家庭財富，同時也解決了家庭再生產問題。
在社會流動上，底層家庭在代內難以實現向上流動，但是有通過代際合作實現代際流動的可能和願望。
結合底層家庭的上述特點，他們在子代的教育上有以下特點：
一是他們限於自己的文化知識水平，無法對子女進行充分和較好的家庭教育；
二是他們的經濟能力有限，難以為子女在市場上購買優質的教育資源；
三是他們家庭的勞動力配置較為剛性，年輕夫婦必須工作，老年人也有自己的事情乃至還要賺錢，否則家庭就無法完成家庭再生產，那麼他們勞動力的時間、精力就無法騰出來放到子女教育上；
四是他們不能通過家庭的社會關係、資源稟賦等實現自己和子女的向上流動，教育是他們推動子女向上流動的唯一渠道。
因此，底層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也重視子女的教育，希望子女能夠通過教育實現“鯉魚跳龍門”，但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濟能力為子女在市場上購買優質教育資源，亦沒有文化水平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們唯一可以寄託的是子女有在學校努力學習的機會，及希望學校能夠把他們的子女培養好。
（二）中產家庭的教育目標
中產家庭較為廣泛，既包括受過中高等教育、經濟收入較高且居住在城鎮的家庭，如城鎮知識分子家庭（教師、醫生、律師、文字工作者、工程師、企業管理者等）、城鎮工商業者、政府企事業單位職員等，也包括農村中務工經商成功、在城鎮購買了住房的家庭。
這些家庭的社會關係已經超越了初級和次級羣體，關係網絡較廣，關係質量較高，他們的關係異質性較強，除有生活性以外還具備一定的再生產性。他們的資源總量較多，也具有一定的相互轉化的能力（如文化資源轉化為權力資源）。
中產家庭一般是雙職工家庭，或是經商成功家庭，他們的家庭收入較高，屬於中等偏上水平，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其職業受人尊重，有較強的榮耀感和自我實現感。中產家庭在城鎮至少在城鎮擁有一套房產，子女能夠在城鎮學校就讀。
中產家庭處於社會中層，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較底層家庭要高，也較底層家庭有優越感，他們一般是從底層家庭中實現階級階層地位躍升者，較為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但是他們相較於上層階層，又有較大的差距，仍有上升的空間。他們認為，如果他們這一代人無法實現地位的再次躍升，那麼也要讓子女繼續向上流動。
同時他們也並不認為自己的位置就已經牢不可破，可以安心地睡大覺了，他們有種天生的從底層帶過來的不安全感。因此他們雖然對現狀較為滿意，但並不認為他們就已偃旗息鼓，他們仍在不懈奮鬥，拼命地抓取一切可以抓住的東西往上爬，這樣既是希望使自己的位置更為牢固，也是為了繼續往上流動。他們認定，只有繼續往上流動，才更具安全感。
那麼在子女的教育上，中產家庭有這麼幾個特點：
一是中產家庭有能力將子女送入較好的學校就讀，也有文化給予子女較好的家庭教育，亦有較強的經濟能力給子女在市場上購買優質教育資源，但是作為雙職工的他們缺少時間；
二是他們的社會關係、物質資源可以做到讓子代不低於父代的社會地位，不向下流動，但是還難以推動子代向上流動；
三是他們對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在家庭既有資源與子代較高教育水平結合基礎上推動子代向上流動。因而，中產家庭對子代教育很重視，他們將子女送入較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時購買少量市場教育資源，再是輔以家庭教育。
（三）上層家庭的教育目標
上層家庭是指那些擁有較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家庭，包括中高層政治權力擁有者、企事業單位中上層管理者、企業家、高級技術人員、院士專家教授等。
上層家庭的規模較小，但其社會關係、資源、權力等密集，他們總體性佔有社會的優質資源，其資源的再生產性強，能夠實現資源的相互交換和轉化。上層家庭擁有這些資源，就能夠保障其家庭在社會結構中的穩固地位，並實現社會精英的自我循環和自我複製。
他們不用擔心自己的階級階層地位。他們有能力為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選擇最好的家庭教師或培訓學校，即便他們自己不能親自接送子女上學放學，也可以僱人這麼做。他們對子女的期待不是考上好的學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是子女的優質成長、綜合素質的提高。
他們一般對子女要求嚴格，除了應試的文化知識外，他們要求子女學習廣泛的文化知識，他們以子女的“不知”為恥。他們子女學習文化知識更多的是自我修煉、自我提高的一種方式。即便當他們的子女沒有考上好的學校，他們也有能力將子女送進好的學校，或者他們的子女根本就不用參加普通中學的應試，而是直接進入西方最好的學校就讀。
上層家庭是典型的“有錢有閒”的家庭，在基礎教育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他們希望學校為學生減負，包括減少學校作業和上課時間，以便他們的子女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應試以外的文化知識；
二是基礎教育不是上層家庭流動的渠道，而是成長的過程和手段，因而反對應試教育，提倡素質教育，希望子女能夠得到全方位發展。
總之，底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通過完全的學校教育、應試教育實現子代的社會流動，他們沒有能力給子女提供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資源。中產家庭的教育目標是，以學校教育為主、輔以市場化教育並通過應試以推動子代向上流動。上層家庭有能力在學校以外提供足夠豐富的教育資源，他們希望改變傳統的學校應試教育模式，以強化素質教育。
三
三個階層雖然對基礎教育各有期待，但底層家庭和中產家庭的教育目標有一致性，主要還是把教育當作代際向上流動的渠道。而對上層家庭來説，教育是精英自我成長、自我提升的方式。
教育目標不同，那麼教育的制度和方式就不同。傳統的應試教育制度有利於底層和中產家庭教育目標的實現，卻無法滿足上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
譬如，應試教育要求學生花更多時間待在學校學習應試的內容，甚至週末和寒暑假還要補課，這就完全擠佔了上層家庭着力培養子女應試知識以外的知識、能力的時間和空間，他們對應試教育和補課就有意見。但對底層和中層家庭來説，子女的時間都被學校教育給佔得滿滿的，既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學習應試知識和提高應試能力，有利於在升學考試中脱穎而出，還能夠將家長從陪伴、看護子女中解放出來，以將勞動力配置到提升家庭經濟能力、完成家庭再生產的事務上。
以上表明，底層家庭和中產家庭的教育目標與上層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對立的，前者認可傳統的學校教育，依賴於應試教育的上升通道，後者則要變革傳統的學校教育，強化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
教育制度難以兼顧對立的教育需求，那麼以哪個階層的教育需求為教育制度的目標呢？如果以底層和中產家庭的教育需求為制度目標，就得維持傳統的教育制度，如果以上層家庭的教育需求為制度目標，就得徹底變革傳統的教育制度。
從最近十幾年基礎教育改革的實踐來看，上層家庭的教育目標占了教育改革的上風。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係：
一是上層家庭總體性掌握社會資源，他們有渠道影響國家教育政策，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本身也來自上層家庭；
二是應試教育確實有其明顯的缺陷，而“減負教育”與“素質教育”“快樂教育”符合人的天性，容易引起社會共鳴；
三是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經歷過高考，對應試教育和“千軍萬馬闖獨木橋”的殘酷性心有餘悸，他們能夠對上層家庭的教育需求給予積極回應；
四是旅美回國人員、教育研究者對美國公立教育認識不清，錯誤地把美國公立中小學的快樂教育當作先進的教育理念引入國內，在國人當中形成了快樂教育、思維訓練與應試教育、死記硬背的對立；
五是同為中小學教育負擔重的日本在六七十年代也實行了減負改革，等等。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上層家庭對減負、素質教育的訴求就成了教育領域的政治正確，進而成為基礎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要提到基礎教育改革，言必稱“減負”。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在實踐中，給中小學減負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減輕書包重量、減少作業量；
二是縮減學生在校時間，實行晚上學、早放學制度，其邏輯是隻要學生在校時間長，學校就會給上課增加學生負擔，而縮短在校時間就堵住了學校增加學生負擔的可能；
三是杜絕中小學週末和寒暑假補課，讓學生在這些時間段自由、快樂地釋放天性；
四是幼兒園不準教小孩識字算數，小學初中不進行筆試（可以通過遊戲通關的形式來考察學生的文化知識），初三、高中考試但不排名，以減輕學生的競爭壓力和心理負擔；
五是降低中小學的課程難度，減少了文化課的內容，現在五年級的難易程度降低到了之前三年級的水平；
六是教師不給學生批改作業，由家長來批改和輔導，等等。
這些措施的實踐意味着弱化學校教育，強化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責任。譬如，縮短學生的在校時間，也就意味着縮短了學校對學生負責的時間，增加了學生的校外時間也就是增加了家長的責任；中小學考試不排名，相應地學校對教師的教學績效也不再排名，對教師的激勵就減弱，教師在教學上的責任和積極性降低；之前許多由學校做的事情，現在都交由家長來做，如批改作業、預習複習輔導；有些文化課學校不再教授，需要家長去彌補，等等。
總而言之，對中小學生及其家庭來講，弱化學校教育之後出現的幾個問題需要回答，一是留出了大量的非在校時間，如何去填補需要回答；二是文化課的內容減少、難度降低，意味着在學校學到的文化知識減少，如何去彌補需要回答；三是在學校的學習壓力降低，學習的動力如何來需要回答。
不同階層的家庭對這幾個問題的回答是不同的，並由此帶來了十分不同的後果。
四
上層家庭如願以償地在教育改革中弱化了學校教育、獲得了充足的自主支配的時間。上層家庭的子女一方面沒有升學的壓力，另一方面上層家庭有錢有閒，他們就可以在自主支配的時間內實現他們的教育目標：
一是訓練子女廣泛涉獵各門學科的文化知識，培養他們把讀書思考當作生活習慣，而不是功利地學習應試知識；
二是通過請家教、上培訓學校提高子女的綜合素質和全面發展的能力；
三是通過旅遊和實地體驗，讓子女接觸社會和大自然，瞭解社會和自然知識；
四是帶領子女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和底層社會生活體驗，培養他們跟各式人等打交道的能力；
五是他們可以將子女送到當地最好的學校就讀，最後的公立學校雖然弱化了文化教育，但是綜合素質方面（搞活動、道德素質、生活能力等方面）搞得有聲有色；
六是他們可以通過制定教育政策，在學生錄取中增加素質教育的比重（如幼兒園要面試才藝、奧賽加分、985高校自主招生等），等等。
總之，上層家庭的培養方式就是要把整個世界變成其子女生活的一部分。上層家庭對子女的培養，既有知識灌輸的一面，也有思維訓練的一面，既有強制教育的一面，也有快樂教育的一面，將素質教育與知識灌輸兩種教育方式的優勢結合得較好。這樣培養下來，其子女不僅文化知識豐富、綜合素質高，應試能力也很強。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中產家庭既有子女升學的壓力，又有向上層家庭培養子女看齊的壓力。
前文已述，中產家庭在社會結構中並不穩固，他們沒有能力為子女提供直接流動至上層的機會，通過應試教育進行代際流動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因此他們非常重視子女的文化知識和應試能力的培育，但是當基礎教育改革弱化學校教育後，他們就得通過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進行彌補。
同時，他們在素質教育上也向上層家庭看齊，希望將自己的子女培養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更何況擁有某項特長能夠在高考中加分，也是他們所期待的。因此中產家庭十分重視素質教育。
另外，當前中國城市中產家庭在計生政策下多數只有一個小孩，他們在子女教育方面便崇尚質量高於數量的理念（多生幾個不如把一個培養好），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因而能夠傾注一切去培養小孩。
基於這些理由，中產家庭在小孩教育上的競爭就十分激烈，他們都希望通過家庭教育和購買市場化教育資源來提升子女教育的水平，以期他們在高考競爭以及後面的社會競爭中脱穎而出。競爭越激烈，他們的壓力就越大。也因此，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對於中產家庭來説就相當重要和關鍵。
中產家庭一般是雙職工家庭，缺少機動的時間，而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都需要佔用父母中一方的時間，因此中產家庭要想給子女提供優質的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就得有一方在事業上做出犧牲，這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同時，在市場上購買的教育資源越是優質，花費就越高，中產家庭在這方面也有經濟壓力。
總之，中產家庭之間的競爭既集中在子女的升學上，又聚焦於子女的素質教育上，兩個方面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就使得他們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競爭壓力最大的一個羣體。中產家庭的子女也是負擔最重的羣體，他們既要在應試成績上力爭上游，又要在綜合素質上不落人後，他們在學校的負擔減輕了，但在校外的負擔卻增重了。
底層家庭的小孩有升學的壓力。應試升學是底層家庭代際流動的唯一途徑，他們寄希望於學校教育培養小孩。但是基礎教育的減負改革對於他們來説是噩夢，直接斷送了他們努力的機會。
一方面，弱化學校教育，使得小學初中無法學到足夠參與應試競爭的知識和能力。
在校時間縮短、課程減少、難以程度降低等使得他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很少。學校不考試、不排名，學生本身沒有學習的推動力和積極性。不對教師進行縣鄉和學校等級別的業績排名，教師的積極性也降低。這種狀況在越差的學校越突出，農村學校基本上整體淪陷。
農村只要有點能力、能在縣城買房子的家庭，都儘量將子女送到城鎮學校就讀。如果買不到學區房，就選擇在民辦學校就讀。民辦學校依然實踐過去公立學校的體制機制，能夠滿足這批底層家庭對教育的需求。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農村家庭都有能力將子女送到城鎮學校就讀，大部分農村學生只能滯留鄉村學校。
另一方面，底層家庭無力提供家庭教育，亦沒有能力在市場上購買教育資源。
前文已述，底層家長文化程度不高，勞動力配置比較剛性，家庭收入有限，因而既沒有文化、也沒時間、還沒經濟能力給子女提供像樣的家庭教育和市場化教育。鄉村的校外培訓機構稀少，有少數文娛類的培訓機構，文化課培訓機構幾乎沒有。
浙江上虞某鎮是個中心鎮，該鎮只有一個毛筆書法培訓機構，我們調研村的文書想給兒子培訓文化課也只有網絡英語培訓。這樣，底層家庭的小孩在家時父母沒有時間管他們的學習，爺爺奶奶管不了他們，他們也沒有機會參加市場化教育培訓，他們的校外時間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不可能自覺學習。
他們在學校也沒有學習的動力。底層家庭的小孩文化課水平不高，綜合素質也差，即便有些負責任、想認真上課的老師在一羣差生面前時間一長也會喪失積極性。
小學初中的文化基礎沒打好，不僅考不上好高中，進了高中學習也很吃力，高考也考不出好成績。我本人就讀過的縣一中是全市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最近十年走向落寞，清華北大絕跡，現在連華科武大都難以考上了。我之前的班主任對此描述説，“你給我一棵白菜怎麼讓我做出一碗葷菜出來”，意思是小學初中的基礎教育沒打好，高中就沒有競爭力。
五
當前基礎教育以“減負”為導向的改革，確實很好地實現了上層家庭的教育目標，但卻給中產家庭的父母和小孩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
儘管壓力大，中產家庭尚能夠在競爭中實現突破，他們子女的綜合素質相對較高，多數能夠考上較好的大學，並且一部分可以實現階層躍升。底層家庭的子女僅僅依靠學校教育根本無法應對升學考試，當家庭又無法支付昂貴的市場化教育成本時，他們在應試中就難以與中產和上層家庭的子女競爭。
在基礎教育主要是“拼爹拼媽”的情況下，底層家庭的子女無論其個體怎麼努力亦無濟於事，乾脆也就不努力了。這能否表明，基礎教育改革讓底層家庭子女失去了努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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