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竦聽荒雞偏闃寂
**【本文是汪暉紀念王富仁之作。這一紀念並非單純地撰寫悼文，而是藉助王富仁的著作，對王富仁，以及他所研究的東北作家羣，做出共情式的理解，並嘗試對八十年代以來啓蒙與反啓蒙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探究。文章既有懷人的温情，也有思想的張力，更牽涉汪暉本人與端木蕻良的交往，兼具史料價值。**本文刊於《讀書》2018年第8期，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
王富仁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門生故舊籌備編輯紀念文集時曾來信索文，那時讀了好幾位朋友所寫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應了寫的，卻終於不知道從哪裏落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是一個時代的洪鐘大呂，九十年代之後，語境與問題都在變化，而他並不隨波逐流，也從未扮演時代英雄或青年導師，以致漸漸為媒體所忽略。二〇〇三年他去汕頭大學任教，倡導新國學，以他獨特的方式寫過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邏輯的系列論文，但其內核與他此前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思考一脈相承，並不在如今國學洪流內部。我隱約覺得：富仁因應時勢，承國學之名，又有所堅持，試圖以近代新文化對國學內部進行改造。但這個思路大概躲不過今日國學家的法眼。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〇七年，之後一別十年，再談起他時，已是永訣。
我和富仁最初相識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後先生引薦，在他的博士生宿舍裏談了很多，此後就有了為數不多的通信和來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後，除了偶爾在學術活動中見面之外，我們往來漸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一書，專門寄了一冊給我，扉頁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贈書一樣，用他那長方形的、用力寫出的字體落筆題簽，稱謂依然是“同志”。這部書中的一節主要討論我的魯迅研究，記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範疇內談的，他大概覺得我的研究雖然成型於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應是在後一個十年。事實也確乎如此：他的對話對象是陳湧先生代表的一代，而我的對話對象則跨不過著名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了。這裏確有某種代際關係在裏面。記得八十年代的後期，在一次現代文學學會的座談會上，他提到我們之間的歧義，用了“論敵”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是説我們觀點不同，但仍像同志一樣交流。也因此，在閲讀前面提及的那本魯迅研究史的著作時，我更深地體會到他的開闊胸襟和秉筆直書的性格。
王富仁（1941-2017）（來源：《中國教育報》，李穎 攝）
沒有寫悼文，因為擔心落入謬託知己的窠臼，更擔心在媒體表述中遺忘了對逝者的敬意。沉默有時比開口更真實。現在因富仁的遺稿而寫此文，且並無富仁的授權，實在有些找不到理由。但朋友執意寄來文稿，才知道是關於東北作家羣和端木蕻良的。而我好奇的是：富仁為什麼要重新討論東北作家羣尤其是端木蕻良？他要藉着重讀這些為當代人所忽略的作家和作品説些什麼？富仁是一位優秀的文學史學者，但以我對他的瞭解，他不會只是為了補苴罅漏而做文章。
事實上，他的宗旨首先是去蔽，其次是正視聽，在歷史變動之中重新發明文學史的“真相”。初讀文稿，一種久違的文風撲面而來，讓我記起當年讀他論魯迅的那些文字。富仁極少引用理論，幾乎沒有註釋，他將文學和生活的積累轉化為直抒胸臆的文字，以大寫意的手法，千山萬壑，大江大河，勾畫歷史變遷的脈絡，追蹤每一個時代以各種名義被壓抑的文學與思想的潛流，力圖釋放其能量、激情、思想和才華。富仁是現代文學領域內思想解放或啓蒙的代表人物，但當他將“五四”和啓蒙放在三十年代的脈絡中考察時，他以重新發現“五四”的熱情探索這一時代“左翼”的意義，以更為強烈和真切的筆觸發掘作為“左翼中的左翼”的東北作家羣的能量。
説比重新發掘“五四”更強烈和真切，是因為八十年代對“五四”重新思考、對思想革命的再度發明因應着時代的主潮，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紀論述左翼卻像是逆流而上，否則又如何“去蔽”呢？放在當代的語境中，他的論述不會被放在轉向了的“新啓蒙”脈絡中，毋寧更像是後者的對立面。事實也正是如此。他所要去的“蔽”到底是什麼呢？這便是始於重新發現魯迅的另一面即非政治家、非革命家的另一面的漫長進程。在這個進程中，胡適、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廢名、沈從文、張愛玲被凸顯，郭沫若、聞一多、艾青、臧克家及左翼作家被邊緣和漠視。這是一個重新發現的解放進程，但它同時也是一個遮蔽的過程：“左翼文學被遮蔽了，‘東北作家羣’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為東北作家羣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旗幟下陸續走向文壇的，他們的基本傾向從來都是‘左’的。”在東北作家羣中，蕭紅、蕭軍為人熟知，但蕭軍被人談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與蕭紅的關係；蕭紅為人熟知，不是因為她是左翼作家，而是將她作為非左翼作家並與丁玲相對立才重建其位置的。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説史》一書，對80年代中國大陸衝擊很大。它不但重新確認了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的文學地位，更是學界“重寫文學史”的重要動力
遮蔽的進程是在解放的口號下展開的，反主流的潮流其實正是當代主流本身。置身當代主流的“我們”以一種非歷史的倒置，將三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寫為主流文化，其結果不過是自我合法化。富仁並不否認這些被再發現的作家的文學史意義，也沒有否定對這些作家進行重新評價的意義，他針砭的是這一時代以“解放者”自居的“我們”的傲慢。在讀到下面的斷言時，我有些驚訝於富仁的直白——他以一個老啓蒙者的姿態表達了對於革命的忠誠。對他而言，革命不是寫在勳章和紀念碑上的標記，也不是與啓蒙相對立的進程，而是在生存的立足點被連根拔起的生死之間展開的求生搏鬥。在多重的邊緣地帶，在無望的掙扎之中，掙扎者終於意識到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或階級命運的聯繫，從而認識到了“整體”的意義。革命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但“為了活”無法通過個人解放而獲得，而必須同時解放“整體”，從而求生意志可以展現為犧牲精神、必勝信念、超越個人利益的勇氣，以及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榮辱與共的意志。因此，在後革命時代，對革命的忠誠只能展現為“啓蒙”確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後的繼續探索、持續顛覆和朝向不斷解放的進程。這是多大的諷刺：
“我們這些‘精英’知識分子就是沒有憎恨也不會憎恨的人。我們好説‘告別革命’，實際上不是我們告別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別了我們。我們根本就沒有革過命，也從來沒有打算去革命，我們向誰告別？……總之，我們是戴着白手套而採摘了我們的文化成果的。”他尖鋭地指出：這一“戴着白手套”的“告別革命”及其連帶的審美趣味最終只能墮落為資本與權力的婢女。
**富仁對於三十年代左翼的辯護並不是要重建左翼的牌坊，而是在歷史力量的升沉起伏之中，在三十年代與當代的對照中，探索遮蔽和壓抑的能量。**如同魯迅在“五四”時代對於“真的人”的追求，他對東北作家羣的研究也正是挖掘中國現代文學歷史中的“真的人”，或用他自己的語言説，是“全人”——不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全才，而是有真實的愛恨情仇的人，即便是褊狹、恐懼或其他弱點，也映現着完整的人生狀態。通過對東北作家羣的重新檢視，他不但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學和東北作家羣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位置，也重新發現了魯迅的獨特位置。與大多數“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不同，“魯迅越來越同掙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前途聯繫在了一起，越來越同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社會羣眾的命運和前途聯繫在了一起”。
“五四”是渾成的，民族的危機感、對社會衰朽的憤懣和改造的願望、新思潮的激盪、青年和女性的苦悶和實際位置，以及來自舊生活的經驗，在整個運動中得以整合，但伴隨着文化運動的迅速分化，再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將社會生活的總體感受綜合為一體了。魯迅繼續着他對“真的人”的追求並在巨大的危機中將其具體化，他比其他人更深地把握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挑戰和可能的生機。當東北作家流亡至關內的時刻，不是那些已經成為黨國棟樑和社會名流的“五四”一代，不是那些扛起了復古主義或民族主義大旗的一代，也不是僅僅關注關內政治鬥爭、文化鬥爭的左翼理論家和文學家，而是魯迅幾乎是以其一個人的力量，將這些邊緣的文學羣體推上了現代中國文學的舞台。他用全部的熱情和洞見向人們證明這個羣體比其他人、其他羣體更真切地體現了中國內外危機的深度，也比其他作家和作品更好地呈現了在極度腐朽和衰敗中潛藏的能量與生機。
據研究統計，東北作家羣中與魯迅有過交往和接觸者達十餘人之多。魯迅給了他們其中很多人以實際的關懷、支持，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教益與影響（來源：百度圖片）
那麼，被魯迅發現，又為富仁再發現的東北作家羣的獨特性究竟何在？我們或可以將之歸納為雙重的邊緣性，即東北在中國文化和區域關係中的邊緣性和被迫失去家鄉而流亡關內的邊緣性。首先是東北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在古代中國處於中華文明的邊陲地帶，在清代產生過統治民族卻逐漸失卻其自身文化特性，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則是淪陷於沙俄和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白朗等作家的出身、背景、教養、個性各不相同，懷抱着因流亡而愛憎無所寄託的深廣的憂鬱。他們的作品品格各異，但處處滲透着無法逃逸、與生俱來的愛憎，其中有源自上述雙重邊緣性的痛苦、幸福、忍耐、反抗、勝利、失敗，卻沒有置身事外的客觀神態，沒有從別處習得卻自以為高明的概念，沒有同情的旁觀和冷靜的分析，有的是從自身生活中奔湧而來的態度、情感、悲歡。
原本並無直接聯繫的東北作家們，幾乎是完全自然地、別無選擇地成為左翼的一部分。與許多內地左翼青年不同，他們成為左翼，主要不是學習左翼理論並以此作為觀察生活的尺度的結果；他們憑着生存的直覺，知道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乃至整個中國，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國家政治和經濟法權之外的、致力於批判和反抗的左翼才能容納他們，只有將“敢説、敢笑、敢哭、敢打”的人生樣態視為拯救民族命運力量的魯迅能夠理解他們身上潛藏的巨大能量，也只有這位昔日的啓蒙者、今日左翼的精神領袖能夠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流淌着的不是“水管裏流出的水”而是“血管裏流出的血”。
東北的文化邊緣地位和淪陷的命運最深刻地體現了民族的苦難，東北文化中的落後和粗野同時也最集中地體現着一個衰老文明中尚存的野蠻力量。相較於都市作家所表現的頹廢，相較於淪落的貴族階級對於家庭、兩性關係和倫理世界的表達，相較於自由主義者或者都市左翼對於世界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關係的站隊和分析，東北作家的雙重邊緣地位使得他們能夠把握民族命運的總體性、在所有生活領域呈現求生的本能與基於這種本能的意志。這是他們走向左翼的根本動力。因此，他們是邊緣中的邊緣、左翼中的左翼，也是以其全部的生存狀態和情感方式為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學注入活力的獨特世界。如同黑格爾主奴辯證法中的奴隸，他們地位邊緣而卑賤，卻因此而更深、更廣地貼近這個世界；他們是這個世界的內部存在，而不像需要藉助奴隸才能與勞動、創造、自然等發生聯繫的奴隸主；他們對於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控訴和揭露，對於土地的愛戀，並不需要通過抽象的概念來加以表達。他們的文學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本身。
1937年，蕭紅、蕭軍從日本歸來後，即前往魯迅墓拜謁。左起：許廣平、蕭紅、蕭軍，前為海嬰（來源：人民網）
富仁的敍述平易而直白，他着力挖掘的就是這種從生命裏流淌出來的力量。這也是他與當代世界的各種潮流進行對抗的出發點。他的問題不僅是：復古嗎？保守嗎？激進嗎？世界主義嗎？民族主義嗎？而且是：哪一種力量更深地體現了當代危機的深度並提出了或本身就潛藏着突破這一危機的路徑和能量？因此，他的質疑總是包含着另一層含義：這是真的嗎？這是從生活裏、從生存的意志裏來的嗎？這是真正從內心深處能夠體現整個民族生活的總體需求的訴求嗎？這種提問方式與魯迅“難見真的人”的追究一脈相承。這裏沒有必要重複他對端木蕻良富於洞見的分析，但需要指出一點：他沒有選擇蕭紅、蕭軍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而是選擇了更為邊緣的，也更多矛盾性的端木蕻良作為分析對象，部分是因為端木蕻良在不同階段的創作提供了足夠歷史長度讓我們透視其間的變化，他的文人氣質也顯示出更多值得分析的矛盾性。在富仁看來，端木蕻良在氣質上與托爾斯泰有些相似：他們都出身於貴族之家，但對自己的階級持有決絕的批判態度，卻無法擺脱就是其中一員的命運；他們筆下的人物對於被壓迫者和女性帶着懺悔式的同情。端木蕻良的文學氣質的另一端聯繫着他晚年的創作對象曹雪芹及其《紅樓夢》，但富仁指出：“《紅樓夢》所展開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從根本上喪失了生命活力的世界，但端木蕻良筆下的科爾沁旗草原則是雄渾的、充滿生命活力的，作者在這個世界裏感到的不是生命活力的缺乏，而是生命活力的浪費和邪惡的運用。”這是極為敏鋭的洞見。
富仁對端木蕻良和東北作家羣在進入左翼文壇前後對於東北的不同表現有深入的觀察。在《科爾沁旗草原》階段，科爾沁旗草原是其生活的世界，也是其批判和反抗的對象，內心體驗與對現實的表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在抗戰的語境或關內左翼文化的影響下，“端木蕻良逐漸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轉移到了與自己有着不同人生經歷和人生體驗的大山、鐵嶺、來頭、雙尾蠍這類充滿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物身上”。對於東北原始力量的凸顯恰恰源自關內和全國對於民族精神的召喚，而不再是與個人經驗更為密切的、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的複雜狀態，因此，原始的、雄渾的、充滿生命活力的草原實際上已經因應着不同的需求，呈現着不同的生態。富仁最為珍視的，不是左翼通常崇尚的邊緣或底層，也不是對於邊緣的同情和理解，而是源自邊緣或底層生活本身的求生意志和原始力量。這種意志和力量，即便不是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也遠比其他都市作者們的訴求更能體現民族生活的總體需求和渴望。因此，對於富仁而言，東北作家羣帶着一種內地罕見的力量進入左翼文學的範疇，在擴充其邊界、充實其能量的同時，又由於因應着關內文化的需求而凸顯東北生活的原始性，反而逐漸地失去了與其生活渾然一體的狀態。這是作為一個羣體逐漸消解和彌散於一般左翼的開始。
王富仁著《端木蕻良》（商務印書館，2018）
讀完富仁文稿的傍晚，回到家中趕忙翻箱倒櫃地尋找舊信，結果因為多次搬遷，除了富仁的贈書之外，他的信件已不知所終。在翻檢過程中，意外找到的竟然是端木蕻良先生來函四通，及一張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攝於揚州徐園的合影。記得如此清楚，是因為端木先生在照片背後記下了時間和地點，並註明由他的夫人鍾耀羣女士所攝。借富仁論端木著作出版之際，將端木先生的信件內容公佈在這裏，對於研究端木蕻良的學者而言，或許還有些史料價值。
一九八一年，我還是一個“大四”的本科生。五月六日傍晚，我拿着本書，走進學校旁邊的瘦西湖公園，在寂靜無人的徐園停留下來。天色漸漸暗下來，園子裏忽然湧進一羣人來，靠前走在中間的一位個頭不高，戴着眼鏡，旁邊簇擁着陪客。我仔細看去，認出中間那位正是曹禺先生。在簇擁着的人羣后面，有一位長者和他的夫人，與前面的人羣保持着距離，徐徐跟進，不時走到一邊端詳園中建築的匾額、對聯和題簽。他們路過我身邊的時候，我辨認出他是端木蕻良，便輕聲地跟他打招呼。他們倆大約有些意外，停了下來，耀羣女士問我怎麼知道他是端木的。我説是從照片上看到的。她拿出相機讓我和端木先生站在一起，拍了一張照片，閒聊了幾句之後，他們便隨着人羣走出徐園了。
端木蕻良與作者的合影（1981年）
隔一日，端木先生應邀到揚州師院來做報告。我也擠在聽眾之中，從台下看着他走到講台邊，坐下，聲音輕柔，慢慢開始他的演講。主辦者邀請他談談正在創作的小説《曹雪芹》，他就此進入話題，但沒有説多久，就停住了。我們都注視着他。在沉默中，他突然抽泣起來，幾次想重新開始，但無法自控。只記得他斷續地説:你們青年人是幸運的，不像我們這一代……接着又是無聲的抽泣，身體在顫動。耀羣女士上前安慰他，我們不知所措，主持演講的系主任也被這場景弄蒙了。台下漸漸地有一些竊竊私語和莫名的騷動，系主任這才反應過來，他對着話筒説：端木先生此刻很激動，這兩天因為參觀和座談，十分勞累，身體也不是很好，今天演講到此結束。我隨着退場的人羣往禮堂外面走，卻不想系主任來到我身邊説，端木先生想跟你談話，你留下來。我隨着他步行至休息室，見端木先生已經平靜下來，他看到我，笑着打招呼，好像認識很久的樣子。
端木蕻良寄給作者的短柬（1981年）和回信（1982年）
將近三個月後，我收到了他於八月三十一日寄來的短柬和一張放大的照片。短柬中説：“收到你的信，很高興，徐園相遇，留下愉快的印象。回來後，忙得不行，相片現在才由耀羣放大，將我們合影寄上，留作紀念。你們真正像朝陽一樣，升起在祖國的大地上，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望你努力進步！”他的第二封信末署着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內容是回覆我的郵件。那時我剛剛本科畢業，通過了本校研究生考試，即將跟隨章石承先生和曾華鵬、李關元老師攻讀現代文學碩士學位，並以魯迅為研究方向。他回信説：“收到信，知您在研究近代文學中，選定魯迅先生為重點。這太好了。我認為唐弢在這方面還是有成績的，當然還有其他同志，恕不一一列舉，你知道的比我會更清楚。另外，我認為許傑你應該和他聯繫，特別是在二十年代的，他對當時的時代風貌知道得比較清楚，而且不受偏見左右的。但這方面我並沒有和他交換過意見，只是直覺罷！你須要我作點什麼，我當盡力不辭。我知道很少，又加趕製曹稿‘中’卷，真有力不從心之感，我當盡力而為！”或許就是因為受端木先生來信鼓勵之故，我將“大四”時期寫成的《論魯迅小説〈孤獨者〉》謄抄後寄給他，因此也就有了他的兩封較長的回信。這裏照錄如下：
汪暉同志：
您的信和《論魯迅小説〈孤獨者〉》都收到，我因趕寫曹雪芹中卷，因出版社催促，使我幾乎無法再顧及其他的工作了。我必須全力以赴。
您和（“和”可能是誤字，應為“在”——汪注）您的導師指導下研究《孤獨者》這個選題，讓我很感興趣，我想你會取得好成績的。不過，我已多年未讀《孤獨者》了，您提出的問題，還得進一步予以考察，如安德列夫的作品，當時《紅笑》和《七個被絞死的人》等都已翻成中文，魯迅是讀過的。又阿志巴綏夫在不久已被批判，所以讀它時就採取否定態度，因此印象極為模糊。又廚川的作品，我已數十年不看了，只憑印象還記得一些。我如不重新翻閲這些作品，就不好發言了。可是時間精力都不允許。所以，只能胡説幾句。
不過，我可以向您提出一點建議。您可否予以考慮。（1）當時，魯迅也受過一些尼采思想的感染，那時，中國有位“青年黨”的成員，叫作華林的，寫過一篇《新英雄主義》，也是宣傳尼采哲學的。可在研究的時代背景或可用得着。魯迅先生是拿來主義者，後來在實踐中，揚棄了阿志巴綏夫、安德列夫、尼采……還有廚川白村等人的思想，這與蘇聯和日本對這些人進行的批判，以及魯迅先生的為人生的文藝觀在實踐中，發展成為更正確的更科學的文藝觀是分不開的。你分析魏連殳的哭和彷彿對世俗的順從，都有獨到處。對我有啓發。 “孤獨者”這個名字本身，是否就有批判性，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大勇者首先站起來，當然，不會是很多的，但“孤獨”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如果他不能打敗這個敵人，即他就不是一個大勇者，連個小勇者也不是，只能向更孤獨的角落逃開去，直至毀滅為止。魯迅是最瞭解這種孤獨的有害性，他在主張“Fair play”應該緩行的同時，他是儘量尋求可以聯合的力量。能戰勝孤獨的最有力的武器，就在於能正視現實。您的文章，既有底稿，請把這稿子放我處，我當按您的意思，看有適當的刊物，試與聯繫。在您繼續寫作的同時，您是否可以把該篇考慮分成幾個小題，寫成可分可合的小文，也可以考慮。不多寫了，請代我向您的導師們致意，恕我胡亂説了一通，耑此，即問
撰祺！
端木蕻良
一九八二，二，廿二日
汪暉同志：
你的來信和論“孤”一文都收到，我粗粗看了，覺得你的觀點很有長處，可證你運用的方法，是比較科學的。沒有脱離那個時代，也指出了魯迅先生可能受到的外來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當時資產階級的先天性不足，資產階級的對立面，當然是無產階級，這個隊伍也不能相應的擴大，因而自然力量也壯大不起來。當時，魯迅先生筆下的主人公，所以孤獨的最終原因，是看不到力量的源泉，也就是看不到下層。因此，自我否定，他認為以此可以報復的，實際上是落空了。魯迅先生對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也就是對那個時代作出的批判是深刻的。
看了你的論文是高興的，我希望今後寫論文，也不要太長。如有新意可再補充，這樣寫出的論文，不板滯，人們願意看。不知為什麼我對伯林斯基、赫爾岑的就愛看，後來蘇聯的有些論文，就嫌板滯，但對高爾基等作家寫的論文，又特別愛好，大概也是由於活潑真摯的原故吧？
我這次去上海遇到黃進德老師，談得很愉快。我的“曹”稿大概在明年第一季度完成，主要是精力時間都不足。此信本來是在本月初即想出前部的，一直拖到今天，才算寫得發出，
一切請諒。並祝在新的一年裏取得新的成就！
祝
新年快樂！
端木 一九八二，十二，二十八 北京
一九八三年，也就是結識富仁的那個秋天，我去虎坊路端木先生的寓所拜訪他和夫人。滿屋子都是書，連進門的過道里也都擺滿了。我們具體聊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楚，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與夫人主動談起蕭紅，尤其説到在他與蕭紅共同生活的時期，也是他創作的一個高峯期。説罷是嘆息。我不敢深問，帶着懸念向他們告別。一九八五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他在信中曾特意推薦的唐弢先生研究魯迅和現代中國文學。來北京後，我再度去虎坊路看望他，聽他談對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看法。**他鼓勵我獨立思考，對新潮流有些隔膜和保留，但為了完成《曹雪芹》的第三卷，他正全力以赴，已經無力他顧。**我也漸漸地捲入八十年代北京的新生活，音訊漸稀。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端木先生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四歲。我是從報紙上得到消息的，想過寫點紀念的文字，但就像富仁去世後曾經動念一樣，最終只是在心裏默默紀念。
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一個時期又一個時期，如白駒過隙。昔日的辯論以不同的方式再度登場，形式與含義都發生了變化。在各式旗幟之下，追問是否存在着源自生活底層的求生意志和激情，是否存在能夠體現中國社會生活的整體狀態的思想和文學，也是追問我們自身、追問各種立場和主張的真實性的契機。這是富仁藉着東北作家羣、沿着魯迅的問題而發出的追問。他把端木蕻良置於這份問卷的中心位置，或許是因為端木及其作品所包含的矛盾性也構成了富仁自我追問的契機。
一切追問都必須從自我追問開始。
（《端木蕻良》，王富仁著，商務印書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