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台灣課綱是內在於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兩岸輿論多數認為台灣當局在高中歷史課綱操作“去中國化”，這樣的説法當然沒錯。而且，這個所謂“去中國化”的工程，在教育上至少進行了二十多年，培養了蔡英文口中一整個世代的“天然獨”。問題是：操作“去中國化”的人，其本身卻是在“中國化”教育下培養出來的一代“台獨工作者”，這就不是用“去中國化”能解釋得通了。

況且，即使所謂“天然獨”世代的選票百分之百都投給了蔡英文，仍然只佔蔡英文選票當中的一部分而已。另外不小的部分，卻是接受“中國化”教育成長起來的好幾個世代。由此可見，所謂“去中國化”教育，只是台灣政治“台獨化”的一小部分原因；甚至是“台獨化”政治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去中國化”教育是殖民主義的遺留

學界政壇議論的“台獨”，其實是以近現代殖民主義為背景，屬於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異化的一部分。

舉例來説，自大陸出走來台串連“台獨”的民運人士，均具有歐美政學媒的背景；台灣內部主張對外搞“價值同盟”，以自絕於中國的人士，其使用的話語也是同樣一套的西方邏輯。“台獨”的理由，不外乎以選舉民主為核心的現代性文明話語，比如自由、理性、海洋、科技等；與此相對立的，就是保守、落後、內陸、傳統等。前者所畫的餅，與清末、民初、五四以來，以至80年代當中一部份中國人所向往與追求的脈絡，竟何其相似！

從民族救亡，到非我族類，中國人從自慚到自殘、到外國“重新做人”的一部至今不絕的當代史，恐怕才是“台獨工作者”心中真正的課綱。

當年殖民主義者的套路，是用大炮當真理的前鋒；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後，西方人(以及日本人)讓中國人相信自己的文明不行、文化不行、文字不行，連種性也不行。許多中國人因而相信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是劣等人種；但這並非中國人獨有的現象。

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即使在二戰後紛紛擺脱殖民宗主國的統治而尋求獨立，卻在人格上、心靈上、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上，再無能力從自身傳統汲取資源來獨立發展，而成為依附前殖民宗主國的模式來思考與行為的“後殖民現象”。這種現象，讓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厭棄自身傳統，有機會便想取得“上國”身，中國人也不例外。

在這個意義上來説，習近平以台海和平統一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組成部分，就是一套創新於既有模式的思考和行為。這種新時代的模式要求把真理擺在前面，向全球展示中國特色的文字、文化和文明，用中國特色的經濟與政治績效，來體現新時代中國人的振作與擔當。孔子學院和一帶一路，都是這種“中國模式”的代表。當然，鑑於殖民主義者帶來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特色”的大炮也絕不含糊。

因此，要清算“台獨”，大炮是一種方法；但習近平似乎是用一種創造性模式來處理這個殖民主義的遺留。

“台獨”既然是一種“上國”思維的產物，要從根本上解決它，就需要把它放回19世紀以來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路徑來審視。而歷史實踐證明，單純軍事上的勝利，還不能完全導正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對日抗戰和抗美援朝的勝利，都發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是五四知識分子向西方取經、清理中國人種性運動之後，在短時間內連續兩次反帝戰爭的勝利。無論是國際輿論上，或是地緣政治上，這兩場犧牲無數的境內外戰爭的勝利，都是中國人取得光耀史冊的成績。但是，戰後帝國主義的勢力仍然橫亙台海；香港也因為牽制帝國主義的需要，而被延遲近半世紀才得以迴歸，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明顯受阻。

在這期間，不但港、台兩地持續受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洗禮，即使在政治上取得自主權的作為中國主體的大陸，也有許多人比港台更多人在心理上趨附或效仿西方世界。這種自卑、自慚與自殘的心理，在大陸至少延續到21世紀初，在港、台則以2014年的“佔中”“反中”運動為標記。

他們不是不記得對日抗戰和抗美援朝這兩場勝利，而是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能或不能完全療愈中國人的心理疾病。當年殖民者用完大炮之後，也還是跟着用一套“真理”來訓示的。五四新文化時期，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的救亡圖存，也用同一套包括廢除漢字在內的西方話語來診治國病。百年過去，國魂何在？

喚醒國魂的百年診治經驗説明：中國人實現現代化的正道，是對自身傳統的繼承與超越，而不是斷裂與移植。

兩岸分斷影響台灣的文史課綱

況且，由於中國現代化不同路徑之爭的內戰遺留，台海兩岸分斷已近70年，並各自在不同範圍內延續着現代化的探索。台灣經過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撲殺之後，在親美反共的體制下，走向60年代的全盤西化論，後者幾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台灣版重演。隨後大陸進入文革年代，依然有着否定傳統的五四遺風；文革一結束，接着就是西化潮與出走潮。改革開放四十年，既有西潮東漸的延續，也有對傳統文化的開放與改革，而蔚成今日指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

台灣方面，自70年代經過保釣運動，以及在國際上失去中國代表權之後，“統獨之爭”遂起，其“本土化”逐漸往分離主義的、依附在新殖民主義之下的“台獨化”發展。90年代“台獨化”政治成形，掀起台海危機；而在那整個“帝國主義世紀”的環境下，大陸當局力有不逮。台灣當局則趁勢推出“去中國化”教改，中學歷史課綱大幅倒向台獨化敍述。

隨着新世紀變局的戰略機遇來臨，以及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邏輯和需要，“中國特色”、“中國模式”逐漸展露頭角，2004年的首家孔子學院可視為文化先行，2008年的北京奧運則是其標記。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圖/新華社）

北京奧運當年外有帝國主義金融風暴，內有汶川震災，但北京奧運所展現的中國元素為世所矚目。同年，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兩岸交流開始熱絡；2012年馬英九連任後，台灣當局開始進行中學文史課綱微調，意在從“去中國化”教育稍微反正。2013年台灣當局進行課綱微調期間，以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為中心的中國話語問世，這是中國人由參與現代化轉變到主導現代化的標記。然而次年在台灣方面，稍微反正中華文化為主體話語的微調課綱，卻遭到“天然獨”世代以及“台獨工作者”的阻撓，而為德不卒。

2016年5月，蔡英文當局廢止上述微調課綱，並着手製定將中國史沒入東亞史脈絡的新課綱。

中國史沒入東亞史脈絡，就台灣當局的角度來説，那可能隱喻“大東亞共榮”的精神復辟，或是“南向政策”的次帝國想象；其所謂“轉型正義”並不溯及日殖時代，就暴露這種肯定“大東亞共榮”的意思，目的在於消弭或稀釋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整個記憶脈絡。教科書上對於台籍慰安婦和日籍工程師八田與一的描述方式，可視為殖民主義話語宰制台灣的例證。

蔡英文日語推特（資料圖）

2017年，台灣當局為配合中國史沒入東亞史脈絡的新課綱邏輯，併為反制大陸當局大幅提升中小學生傳統詩文教育的份量計，而進一步刪減高中國文課的文言文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實施“去中國化”歷史教育以來，台灣中小學生的“中國化”教育任務已潛移到語文教師身上，儘管後者未必有這種自覺或自願。

換句話説，課本上的中國史不見了，中國話還在；一首唐詩或宋詞，一篇秦漢或魏晉文章，以至明清小説，通過課堂上中國人的對話，又把中國史説回記憶中。當然，台灣當局也發現這種教學偷渡，或者説漏網，於是才有2017年大幅刪減古詩文的天羅地網，刪去推薦篇章《台灣通史序》是其中標記。

台灣課綱問題已被拖入“死鬥”的局面

只有在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百年曆程中，才能理解一羣中國人深層次的靈魂折翼，由來已久，也才明白所謂“天然獨”，其實是被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削奪中國話語權利的台灣子弟。後者的三觀既沒繼承傳統，也沒超越西方，言談中經常把一些熟知的教條或宣傳背誦一遍，就好像佔據了價值制高點。但這種斷裂與移植而產生的認知，往往只是不知道還有別的頻道，甚至不知道自己本來的頻道罷了。

總而言之，由於自我憎恨的異化和現實政爭的需要，台灣當局幾度翻改課綱，已將這個問題拖往“死鬥”的局面，再論其中是非也不會有什麼新意。問題的根本解決，仍然是留待中國文明和中國話語的復興來一槌定音。

試看早於台灣被割讓予殖民主義者的香港，自去年林鄭月娥上任特首不久，即宣佈初中生將必修中國歷史，而且是以香港自身作為中國主體部分的位置來修習。從百年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視野來看，這是中國人解放殖民主義桎梏的一部分，香港青少年將因此而具有面對新時代的新氣象。相較於此，處在“去中國化”課綱算計下的台灣學子，將揹負着殖民主義枷鎖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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