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東説科學精神：中國1919年缺乏，2019年依然缺乏

科技日報8月13日消息，剛剛過去的週末，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的”2018世界科技創新論壇“，匯聚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企業家、國際知名智庫成員等，把脈中國和全球創新議程。

8月12日上午，科技日報社總編輯劉亞東應邀在大會上做了題為“用科學精神引領創新”的主旨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明年是五四運動爆發一百週年。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對科學的呼喚已經迴盪了整整一個世紀。説起科學，人們很容易理解為科學知識，其實它還包括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其中，科學精神是統領，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來，1919年的中國缺乏科學精神，2019年的中國依然缺乏科學精神。

為什麼這樣説？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科學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來説，我們的原始創新能力低下，基礎研究薄弱，重大理論突破和原創引領性成果乏善可陳。你可以找出一千條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學精神缺失。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

科學精神缺失的影響決不僅限於科技界，而是全社會的。比如，與健康有關的謠言層出不窮，而且在中國特別容易流傳。《科技日報》每個月底拿出一個整版來闢謠，還是闢不過來，因為謠言太多了。可謂謠言滿街跑，真相還沒穿上鞋呢。公眾寧願盲從某些“名嘴”關於敏感問題的臆斷，而不願尋找和相信科學的答案。

誠信問題深深地困擾着我們的社會，而始作甬者也是科學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訂約和守約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重要標誌。能夠訂約和守約的人必定是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而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那麼，什麼才能造就獨立人格？古希臘人給出了經典的答案：科學。獨立的人格來自於被科學武裝起來的強大內心，依託於在自然規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質。可以説，契約精神與科學精神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有着一種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繫。

《科技日報》2018年5月28日頭版頭條推出新專欄“科學精神面面觀”。開欄篇是本報記者的一篇報道《60萬元“土豪保鮮針”扎出無知和愚昧》，並配發專家點評，我寫了開欄的話。此後，我們又相繼推出了“科學精神論場”“科學精神名家談”“科學精神連着你我他”等一系列相關欄目。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總稱。

科學精神是一種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它由科學性質所決定並貫穿於科學活動之中。它一方面約束科學家的行為，是科學家在科學領域內取得成功的保證；另一方面，又逐漸地滲入公眾的意識深層。

科學精神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它包括批判質疑，求真務實，不懈探索，勇於創新，兼容幷蓄，寬容失敗等等。特別要強調兩點。一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成果劃等號。從長遠看，科學精神和科學成果肯定是正相關的，但在較短時期內卻不一定。缺乏科學精神的支撐，你或許可以暫時取得一些科學成果，但註定不會走得久遠。二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家劃等號。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崇尚、踐行科學精神，也不能成為科學精神的化身。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來。

科學是舶來品，不是我們的土特產，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水土不服。“西學東漸”也是一個外來詞，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文化兩次傳入中國的艱難曲折過程。

明朝萬曆年間，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此時，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西方開始迅猛發展，而中國尚處於矇昧狀態，從而形成巨大勢差。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播科學和技術，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有所觸動。但總體上講，中國從士大夫到平民的各個階層，對宗教和科學都是不買賬的。到了清雍正時期，開始禁教。乾隆皇帝更絕，乾脆把傳教士趕出了中國。就這樣，歷時150年的第一次西學東漸無果而終。

和第一次西學東漸相比，第二次西學東漸來得可不是那麼和風細雨、潤物無聲。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開路，把鴉片和科學一起打包，硬塞給了中國。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魯得很！中國社會開始逐漸接受西方學術思想。這一方面是懾於淫威，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

清代啓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所謂“師夷”，就是向西方學習。今天看來，這是很普通的主張，但在那個時代，這可是石破天驚之論，因為人們滿腦子都是“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

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推翻帝制到五四運動，在近80年的時間裏，東西方文化在中國劇烈碰撞。這次西學東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之大，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媲美。經過西學的洗禮，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開始改變，社會變革也隨之發生。在此過程中，一些思想先驅應該被人們銘記。他們是林則徐、魏源、嚴復、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胡適、魯迅、陳獨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科學精神的認知也在探索中不斷加深。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令，其後國家又出台了發展科學技術的“12年規劃”，並且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然而，那個時期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農兵。特別是“文革”十年內亂讓中國現代化進程遭受最嚴重挫折，科技事業也走進了嚴冬。

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給中國帶來了科學的春天。就是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著名論斷。1988年，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提出這些論斷，無疑表現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並且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今天看來，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討論和釐清。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們既有結合的一面，也有分離的一面。漢語裏合二為一的簡稱"科技"帶來很多麻煩，把人們搞糊塗了，認為科學和技術差不多，沒多大區別。不僅普通老百姓這樣認為，一些政府官員，包括科技系統的管理工作者也這樣認為。

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它們的目標任務不同，途徑手段不同，因而管理方法也不同。

用管理科學研究的辦法管理技術開發，或者用管理技術開發的辦法管理科學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這兩個概念，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我們國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説技術是生產力，沒有問題；要是説科學是生產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條件。

首先，在數千年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儘管人類始終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學，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我們很難找到科學發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例證。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時代如此，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的時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學變成了生產力，那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迄今不過兩百年。

其次，科學是分學科的，也有應用科學和基礎科學之分。有些科學是生產力；有些現在不是，將來有可能是；還有一些永遠都不是。比如，數論研究的很多問題，如果從實用角度看是沒有價值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孿生素數猜想“一旦被證實，會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改變。但這些數論研究是不是科學？當然是！很多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揭示自然規律，探索自然奧秘，它們並非以促進生產力為目的，也不可能轉化成生產力。開展這些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事實上，促進生產力只是科學發展的一種派生效應。如果只是從生產力的視角審視科學，那是對科學的矮化。

舉個例子。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的一千年裏，由於封建割據和天主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中世紀的歐洲貧困、落後、愚昧。那時候的歐洲人把自然界許多無法理解、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都歸因於魔鬼或天使，因而常常感到焦慮、恐懼和不安。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又爆發了啓蒙運動。啓蒙運動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隨之興起。科學興起的結果是祛魅。這個詞在英語裏也很生僻，叫Disenchantment。所謂“祛魅”，用我們的話説就是破除迷信。把魔鬼、天使趕走，用理性解釋世界，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此之後，歐洲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正是由於啓蒙運動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學興起，直接推動歐洲國家從宗教神權社會轉型為世俗社會，並開啓了它近四百年的現代化歷程。

由此可見，生產力這個“筐”裏遠遠裝不下科學。今天的人們更應該超越對科學的這種功利化的膚淺理解。科學能夠做什麼？它能帶來人的全面發展，進而推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

大家經常説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其實，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學。你尊重了科學，自然也就會尊重人才和知識。這是一個標和本的關係。

弘揚科學精神絕不僅僅是科學共同體的內部事務，它關乎我們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們説，在科學精神指引下的創新活動，才是富有活力、充滿希望的。

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這是《科技日報》的辦報宗旨，我希望它也能成為我們的國家意志和全社會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