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外國人看抗戰——中國的雙星誰更閃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唐小兵】
1937 年聖誕前夕的平安夜，山西省洪洞縣高公村，空氣清冽，寒星閃爍。一間普通的民舍裏，有着這樣奇特的一幕：一男一女兩個美國人，興奮地圍着炭火喝咖啡，身旁還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
咖啡喝到興頭上，那位身着軍裝、頭髮剪得極短的女士在高個頭男士的要求下，開始演唱美國南方黑人風格的基督聖歌，那位男士隨後掏出口琴，吹奏起在白人社區更流行的聖誕歡歌。
吹口琴的男士後來這樣寫道：“那真是一個難忘的夜晚。在中國最中心的地方，共產黨軍隊的總部，一個來自科羅拉多州的女人和一個來自佛蒙特州的男人，一起歡慶着平安夜。”
這位在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長大的男士，是埃文斯·卡爾遜上校 (1896-1947)，海軍陸戰隊軍官兼海軍情報官員，公開身份是美軍觀察員。那位面容清癯、堅毅、只會唱黑人喜愛的聖歌的女士，是知名記者和左翼活動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2-1950)。同他們一起歡慶的年輕人，則是先後擔任史沫特萊和卡爾遜隨行翻譯，同時也是記者和作家的周立波 (1908-1979)。他們所在的高公村，當時是八路軍總部撤到晉南後的臨時所在地。其實這三人此時所慶祝的，並不僅僅是聖誕節的來臨。這天上午，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批准了卡爾遜上校前往五台山戰區進行觀察的請求，並且決定讓周立波一路陪同。這讓十二月中旬就來到八路軍總部的卡爾遜喜出望外，馬上把好消息告訴了史沫特萊和周立波。而十月中旬由周立波陪同從西安來到山西的史沫特萊，也即將動身前往漢口。
三個人的興高采烈不久就吸引來了朱德總司令和司令部其他一些將領。隨着一屋子的人興致越來越高，朱德為大家演唱了一首四川民謠，左權則即興表演了一段劍舞。“我們這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卡爾遜這樣記錄下朱德此時的感慨。
兩天之後，卡爾遜、周立波及一個排的八路軍戰士和十餘匹騾馬啓程往晉東北方向出發，儘管兩架敵機剛剛在附近轟炸過。時值深冬，他們翻山越嶺，星夜兼程，或步行或騎馬，途經數十個鄉村縣城，多次穿過日軍封鎖線，幾番遇險，目睹了日軍種種暴行的同時，也見證了各處村民自衞隊兒童團隊的活躍。冰天雪地裏跋涉近一個月，才由昔陽縣進入河北境內，在晉察冀邊區訪問兩週，然後避開原路返回晉西南，最終於二月19 日回到洪洞縣，並在當晚就見到了朱德總司令。此次考察前後歷時52 天，行程近三千里，在周立波的陪同下，卡爾遜拜會並採訪了劉伯承、宋任窮、徐向前、陳賡、聶榮臻、王震、賀龍等八路軍將領。（1938 年，周立波在武漢出版了《戰地日記》和《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兩本著作，對這次艱險而又難忘、常常引發其“懷古的心情”的旅程有詳細的記述。）
1938 年一月，聶榮臻陪同卡爾遜前往晉察冀邊區八路軍司令部，周立波為卡爾遜身後穿大衣者。沙飛攝。照片由王雁提供。
卡爾遜在河北阜平西莊村向八路軍演講，中立者為周立波，右為聶榮臻。沙飛攝。照片由王雁提供。
一
卡爾遜是歷史上第一位認真觀察和了解八路軍作戰和指揮系統的美國軍官，他曾兩次深入包括晉察冀在內的華北進行考察，接觸了眾多的八路軍領導人，並且前往延安，與毛澤東做了徹夜長談。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 (1905-1972) 一樣，卡爾遜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也懷着極大的同情。
1937 年八月中旬，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慘烈的淞滬會戰開始之際，正是卡爾遜搭乘美國客輪麥金利總統號駛進黃浦江之時。這也是他第三次來中國。在隨後的數週裏，卡爾遜親眼目睹了日本軍機對上海的轟炸和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並且憑藉其二十多年的軍事生涯，作出了日本軍隊是一支三流軍隊的判斷，但他同時也看到，中國軍隊在裝備、訓練和組織上都不具備在一場陣地戰中打敗日軍的能力。
1937 年的上海對卡爾遜來説並不陌生。十年前，他曾作為美軍海軍陸戰隊軍官在上海駐紮兩年，其間開始學習中文，同時關注中國政情，並於1929 年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的葬禮；1933 年他又被派駐上海，旋即調往北平，擔任負責保護美國領館的海軍陸戰隊副官，一直到1935 年回國。回美國後不久，卡爾遜擔任了羅斯福總統在喬治亞州的“小白宮”的衞隊副長官。羅斯福因為其外祖父曾在中國做茶葉生意發了財，所以對中國一直深感興趣；而卡爾遜因為經常跟羅斯福談論中國話題，深得總統先生的信任，成為至交。他1937 來中國所負有的一個秘密使命，便是打破常規，直接向羅斯福彙報他在中國的見聞和觀察。
從1937 年八月到1938 年十一月的一年零三個月裏，卡爾遜以美軍駐華參贊的身份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從漢口到延安，內蒙到香港，山東聊城到戰都重慶，廣泛接觸各界人士，拜會了蔣介石、毛澤東、閻錫山、宋慶齡，見到了白求恩、伊文斯，既跟八路軍戰士摸黑突破晉北五台山區日軍的鐵路防線，也隨國民黨將軍驅車巡視魯南台兒莊戰役後的現場，屢次和逃避戰禍的難民們乘車擠船，也有機會做軍閥土豪的座上賓。在1930 年代的中國，無法想象還有哪位外國人比卡爾遜接觸了更多的形形色色、上上下下的中國人。此外，每到一處，他還會跟當地的傳教士接觸，他們有的來自挪威，有的來自西班牙。
二
1938 年底回到美國後，卡爾遜詳細梳理了他的中國筆記和感想，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對中日戰爭的進程進行了深入分析，並於1940 年出版了《中國的雙星》一書，對戰後將出現的新中國表達了樂觀的期待，同時也準確地預見到了日本將對美國本土發動攻擊。該書的副標題是“一位與中國人民一起生活，一起行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關於中國為了生存而進行英勇鬥爭的幕後故事”。與此同時，卡爾遜還撰寫了一本題為《中國軍隊的組織與作戰能力》的小冊子，介紹國民黨軍隊、八路軍和游擊隊的運作方式。
為了能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不受官方身份和成見的束縛，卡爾遜在1938 年十月由漢口飛往重慶的途中，就已經決定正式向美國海軍陸戰隊和海軍情報處遞交退役申請。“一種緊迫的責任感讓我別無選擇。”他覺得只有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才有可能公開地把自己觀察到的、有別於美國政府立場的真實情況講出來，讓美國公眾認識到，“如果美國和西方的民主國家不再向日本提供鋼鐵和石油等戰爭必需品，那麼中國是有能力、也有意願來阻止日本的稱霸慾望的。”
這年七月，在河北南宮，卡爾遜見到了時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鄧小平。當鄧小平告訴他日本人此前一年從國外購買的軍事原料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時，卡爾遜大吃一驚，同時也深感痛苦：“我沒法相信美國人會故意為我這一年所目睹的屠殺和殘暴助紂為虐。”儘管他很早就意識到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往往是為大財團利益服務的，但在中國人的質疑面前，處在他的位置上，又常常不得不言不由衷地為民主體制的正當性辯護。當他毅然決定退役，無異於公開背離美國軍方和外交系統的正統，也就決定了卡爾遜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在美國所遭受的政治排擠和坎坷，儘管他後來為美軍在南太平洋的梅金島、瓜達爾島擊敗日軍屢建奇功。
三
照耀中國的雙星，在卡爾遜看來，是國共兩黨，更具體地説，是兩黨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雖然他很清楚國民黨政治上保守專制，黨內幫派林立，同時又等級森嚴，尾大不掉，但他讚賞其對西方文化和科技的接受，認可國民黨現代化的努力，以及它是執政黨這樣一個事實。在共產黨人那裏，卡爾遜感受到的則是一種蓬勃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八路軍官兵之間的同志關係，相互的友愛，坦率和真摯讓他覺得耳目一新，完全不同於他在老派中國人那裏常常看到的“避重就輕，拖拖拉拉和表裏不一”。1938 年三月在漢口，卡爾遜應邀到行政院長孔祥熙家裏午宴，席間還有馮玉祥、何應欽、陳公博等高官。“跟這些料理國家大事的人聊着天，我無法不把他們舒適的生活環境和八路軍高度的自我戒律相對照。這兩類不同的領導人無疑都是愛國者，但他們的理念卻完全相反。”
這個對比，更明顯地體現在卡爾遜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印象裏。也是在1938 年的三月，卡爾遜在漢口拜會了蔣介石，發現比起1929 年在南京的時候，蔣介石蒼老多了，頭髮也白了一大片，但其神態更軒昂，更自信，給人感覺更成熟老練。從他那鎮定、幾乎是直勾勾的眼神裏，卡爾遜看到了“智慧，忠誠和不屈不撓”。但這次會面變成了客人談他的山西之行為主，主人只偶爾提一兩個問題，很少發表意見，也不流露喜怒。“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委員長臉上的表情讓人無法捉摸。”五個月後，還是在漢口，他們再度會面，蔣介石這次略顯疲憊（其官邸剛被敵機擊中），頭髮花白得更多了，但精神依然很好。這次也還是卡爾遜大談他最近的晉察冀觀感，尤其是毛澤東對戰後中國的設想，並直接詢問了蔣介石的想法，得到的卻是三個字的回答：“差不多”。
卡爾遜於1938 年五月在延安見到毛澤東，雖然也有兩次，但兩人的談話主要是在第一次見面時進行。那是一個夜晚，卡爾遜被帶到毛澤東的住處，房間裏點着一支蠟燭。“當我走進去時，迎面看到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人，有着獅子一樣的頭額，寬闊的頭顱上一叢濃密漆黑的頭髮，左右分開，很隨意地向後攏過去。他和藹的眼光若有所思的打量着我，臉上的神色讓人想起善於夢想的人。”相對於蔣介石的冷峻矜持，毛澤東讓卡爾遜感到温暖和親切。“淡淡的燭光，極其樸素的房內設置—一鋪炕，一張木桌，和幾排書架，也許最重要的是毛本人的超然氣質，使整個場面有一種超塵脱俗的性質。”
1938 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卡爾遜攝。
正是在這樣一種催人遐思的氛圍裏，毛澤東和卡爾遜興致勃勃地抽煙喝茶，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他們討論了眼前的戰爭，歐美的政局，政治理論的變遷，宗教對社會的影響，以及什麼才是一個成功的世界性組織。毛澤東還具體談到了山西在抗日中的戰略意義，預見了英國對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姑息，以及蘇俄與美國圍攻日本的可能。在談到戰後中國的重建時，卡爾遜聽到毛澤東這樣説：“我們希望目前跟國民黨的協定能持續下去，組成兩黨政府來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我們認為國家應該擁有銀行、礦藏和交通。應該發展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組成的合作社，同時我們也鼓勵私人企業。”
在這兩個政治巨人之間，卡爾遜顯然覺得毛澤東更隨和親近，也更有想象和雄心。通宵達旦的長談，留給他的印象是一個“謙遜，親和，寂寞的天才，在黑夜裏不倦地操勞，為他的人民謀求一種和平與公正的生活”。
對卡爾遜來説，共產黨和八路軍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與國民黨最大的不同之處，正是這樣一種對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因此他把延安看作是中國“開明政治 (liberalism) 的源頭”，其目標是建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制度，認可每個個人的尊嚴和權利，而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則是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走羣眾路線。他深知眾多的國民黨官員屬於上層階級，害怕民眾，“如果人民發動起來，開口説話，在與自身相關的事務中發出聲音，那麼這些自私自利的官員們就很有可能失去其地位和特權。”1938 年在漢口的卡爾遜，或者説1940 年在紐約出版《中國的雙星》的卡爾遜，仍然相信蔣介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且會通過淳淳教誨和以身作則來改造國民黨，但這將是一個需要耐心、漫長而耗時的過程。
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顯然沒有給蔣介石留下這種時間上的餘裕，卡爾遜不久便不得不見證他眼中雙星之一的墜落。抗戰結束，國共之爭白熱化之際，他明確預言中國共產黨將贏得人心和內戰，因而竭力反對美國政府擁蔣反共的政策。卡爾遜的預言基於這樣一個認知，那就是八年抗戰給中國人帶來了新的政治生活，全民動員讓中國民眾有了新的政治訴求，而在這過程中，積極提倡和推動新的民主訴求和實踐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
四
《中國的雙星》是一部應該與斯諾的《紅星照耀着中國》相提並論的歷史文本。斯諾1928 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的時候，卡爾遜就在上海跟他見面並認識；1937 年《紅星照耀着中國》出版之後，卡爾遜是對此深感興趣的首批讀者之一，並且因此而萌生了進一步觀察共產黨軍隊的想法。上海淞滬抗戰後期，他向比自己小了近十歲的斯諾打聽是否有可能到八路軍控制的西北地區去訪問，斯諾肯定地告訴他，八路軍會歡迎他去考察的。他接着還説，八路軍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他們謙虛，真誠，言行一致。斯諾的描述，深深地影響了卡爾遜對八路軍的期待。
而卡爾遜的敍述，可以説是對《紅星照耀着中國》的有意擴展和補充，在內容上更加豐富龐雜，覆蓋面也更為廣泛，為我們瞭解抗戰初期的中國政治、社會、軍事和文化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尤其是書中出現的數以百計的歷史人物，卡爾遜常常以簡練傳神的筆劃勾勒出來，使其躍然紙上。例如1938 年三月的一個晚上，在漢口，卡爾遜和周恩來、史沫特萊等人一起晚餐。飯後議論時事，記者出身的史沫特萊大罵某些外國記者在報道中罔顧事實。“周恩來這時眼睛望着遠處，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番措辭激烈的抨擊。但很快他就直起身子，習慣性地把胳膊架在桌子上，兩手託着下巴，平靜地説道：‘如果記者發表的都是關於時事的準確報道，那還要歷史學家做什麼’。”
此外，書中也有許多別具一格的觀感，平實動人的描述。1937 年十一月底的感恩節，卡爾遜是在南京美國大使館過的，正吃着用來替代火雞的鵝肉時，日軍來空襲了，於是一行人便跑到屋頂去看個究竟。他注意到日本人使用的是橫向爆破的炸彈，炸開的彈片也是輕小型的，顯然是為了提高殺傷力，而不像此前使用的重型炸彈，爆炸後的碎片和煙霧成拋物狀騰起，對建築物的破壞更大。
第二天晚上，卡爾森跟着熙熙攘攘的難民和傷員登上了一條駛往漢口的輪船，昏暗中緩緩駛過停在長江上的美國炮艇帕奈號（該炮艇於十二月12日被日軍擊沉）和一排排漁船。“回望南邊，城牆上的城垛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在夜幕裏。這些城牆見證了多少世事滄桑。在這裏，一箇中國人奠定了明朝的京都，不到一百年前，也是在這裏，簽訂了第一個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再後來，這些城牆落到南方打過來的狂熱的太平叛軍手裏，他們也定都於此。不久，還是這些城牆，將被一個外來帝國的士兵們看守。但我覺得這一幕只會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 將來有一天，那些城牆環繞着的將是世界強國中國的首都。”
兩個多星期後的十二月10 號，卡爾遜在西安登上了去潼關的火車，由八位八路軍戰士陪同，前往八路軍在山西的根據地。他們一行乘坐的是擁擠不堪的三等車廂，卡爾遜很清楚這是戰亂時期，但他的結論是：“中國人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者。數百年間人們都在為了生存而奮鬥，因此每一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培養出了這樣一個習慣，那就是各顧各的。而且這種只為個人的本能大家都認可了，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某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給大家造成不便時，人們會如此忍讓。”
正是因為經歷了這種混亂無序的場面，所以卡爾遜對軍紀嚴明的八路軍，對八路軍戰士的堅定信仰，以及根據地民眾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深感敬佩。尤其在朱德總司令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種高尚的人格：“他是如此無私，善良，耐心，而他的判斷又是如此地深刻。”
五
在前後兩次考察晉察冀的過程中，頻頻讓卡爾遜感到震撼的場面之一，便是各地激昂的集體歌聲，從戰士到村民，還有兒童團，都會在集會時高唱抗戰歌曲。1937 年十二月在高公村時，一天傍晚，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來演出。演出之前，一位團員帶領枱下的村民和士兵一起學唱賀綠汀剛剛創作的《遊記隊之歌》。“在其後的遊歷中，我會不斷地聽到這首歌，儘管這一類歌曲在內地已經像勁風野火一樣四處傳播，但在我的心目中，這首歌總是和八路軍總部這些誠摯的人們聯繫在一起。”（後來的旅途中，卡爾遜常常用他的口琴吹奏《游擊隊之歌》和《馬賽曲》。）接着，丁玲上台簡單地介紹了西戰隊演出的三個與抗日有關的短劇，卡爾遜對其一一進行了描述，覺得它們都真實可信，並且在觀眾那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38 年河北某地，兒童合唱團在演唱抗日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卡爾遜攝。
1938 年五月，卡爾遜在延安和毛澤東見面不久，毛澤東便派來了五位年輕的文化工作者，讓他們陪同卡爾遜前往晉察冀邊區考察。五月15 號，他們一行人及一支衞隊從延安乘卡車出發，開始了卡爾遜的第二次華北之行。這五位興致勃勃的小夥子分別是搞戲劇的歐陽山尊（翻譯），寫小説的劉白羽（隊長），記者金肇野，詩人林杉，和攝影記者汪洋。他們一路陪同卡爾遜，出陝西、經內蒙、入山西、到河北、走山東，最後於八月中到達河南鄭州。
五位文化工作者。左起：歐陽山尊，劉白羽，金肇野，林杉，汪洋。卡爾遜攝。
在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中，卡爾遜與這五位年輕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新中國的朝氣和信念，也對每個人的性格特點有着細緻的觀察。“只有那些在艱苦的條件下一起長途旅行過的人，才會懂得由此產生的親密友情，”卡爾遜這樣動情地寫道。“國籍和種族在這裏完全沒有意義。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剛正無私，而這些金子般的夥伴們已經無數次地證明了他們的忠誠，勇氣和剛正…… 我自己也變了，在充滿自我犧牲的環境裏，我不可能不感受到這種力量，吸取一些這種精神。”
在鄭州火車站，他跟一直陪伴他到最後的劉白羽、歐陽山尊和汪洋三人含淚握手道別，分贈禮物。火車啓動之時，站台上的三位小夥子為漸行漸遠的卡爾遜唱起了他們都熟悉的《游擊隊之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五月中他們一行離開延安往北走，不久便到達陝北米脂，國民黨將領鄧寶珊和高雙成把守的區域。在那裏，這批延安來的客人也觀看了一次部隊演出，是高雙成部下業餘戲班的表演，也是在户外，但演的是舊戲，穿的是古典服裝，拿的是舊式道具。搞現代戲劇出身的歐陽山尊對此顯然大感興趣，第二天專門去和戲班成員交流。）
1988 年，鄭州車站的告別之後經過了整整半個世紀，劉白羽、歐陽山尊和汪洋一同來到了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拜謁卡爾遜的墓碑。當年的隊長，72 歲的劉白羽這樣寄語四十一年前英年早逝的友人：
“我們是五十年前生死與共的朋友，五十年之後我們來到你的墓地表達我們懷念之情，我們可以告慰你的神靈，你的希望已經實現了，卡爾遜精神將永留人間。”
卡爾遜是一個相信精神的人，相信精神的力量，也相信人類精神的互通。“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會忠心的永久的抓住，”周立波這樣評論這個重感情的“典型的美國實際主義者”。1938年元月22 日深夜，卡爾遜和周立波他們冒着嚴寒，翻越太行山脈八座陡峭的高山，穿過日軍控制的正太鐵路，進入河北境內。凌晨兩點時分，卡爾遜和眾人登上一座山峯，看到東邊一輪滿月，把淡淡的黃色光暈撒向周圍的山峯。“頭頂上，熟悉的繁星在藍得出奇的天幕裏歡快地閃爍。四周一片寂靜……夜晚的地貌在全世界其實都是一樣的，此時我也可以説是站在歐洲或美洲的某個山頂。”
但他深知自己是在中國，身邊是中國的戰士，他們正在英勇奮戰，去把自己的國土從侵略者手中奪回來。他欽佩這種精神，也為這種精神所鼓舞。多少年過去，曾經在太行山脈仰望星空的卡爾遜，他為人間正義而戰的精神，難道不也像閃閃的星光，回望着我們，值得我們共同的仰慕和懷念？
（《中國的雙星》中文版由祁國明，汪衫翻譯，汪溪校對，新華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文參照了此中文版，但引文均為筆者據原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