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民鎮：秦帝國是否受到波斯的影響？

2018-08-15

【本文要點】

雖然巨人現身臨洮的傳説過於誇張，但秦始皇鑄金人之事還見諸其他文獻。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隊隊長段清波先生相信，這個故事可能藴含着重要的歷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羣來自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外邦人來到東方，將他們所知道的“西方經驗”傳授給了秦始皇，並被付諸實踐。據我所知，還有其他幾位重要的西方考古學家持類似的觀點。他們相信，秦帝國的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本文指廣義的“波斯”）烙印。

我們可以將“大流士改革”歸納為如下幾點：設立行省；編纂法典；修建馳道和驛站；開通運河；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冠以至高尊號；大興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些都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做過的。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認為秦始皇繼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遺產。

饒宗頤先生注意到居魯士圓柱上的“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的相近。在居魯士圓柱中，“黑頭人”的原文可轉寫作sal-mat SAG.DU，意為dark-headed（黑頭），原是蘇美爾人對人民的指稱，居魯士大帝沿用了蘇美爾人的這一概念。中國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義上確與其相近。

倪克魯先生認為，兵馬俑在此前和此後都找不到相應的線索，對於秦代人而言，它們是異域與他者的化身。他認為這是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所帶來的“希臘化”的產物。同時，他也承認兵馬俑的製造採用了中國本土的技術，故是中國的而非希臘的藝術品。

《漢書·五行志》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個身長五丈、相當於四層樓高的巨人突然出現在秦長城的最西端——臨洮。他們都身着夷狄的服裝，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個巨人，認為是天佑大秦的徵兆，於是下令收繳全國的兵器，熔燬之後依照巨人的形象鑄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銅人。

雖然巨人現身臨洮的傳説過於誇張，但秦始皇鑄金人之事還見諸其他文獻，譬如我們所熟悉的賈誼《過秦論》寫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以為金人十二。”我們並不清楚十二銅人的形象和尺寸，據文獻記載，直到東漢末年和十六國時期，它們才相繼被董卓和苻堅銷燬。此事廣為人知，似非虛妄。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隊隊長段清波先生相信，這個故事可能藴含着重要的歷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羣來自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外邦人來到東方，將他們所知道的“西方經驗”傳授給了秦始皇，並被付諸實踐。

段先生的這些看法醖釀已久，最終於2015年發表《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論文（載《西北大學學報》），就秦帝國與波斯的關係做全面闡論。段先生並不是唯一注意到這一故事的學者。在此之前，林梅村先生在其《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中強調所謂“金人”是秦人模仿希臘戰神阿瑞斯所鑄造的十二尊青銅像。原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維亞納大學的倪克魯（Lukas Nickel）先生先後發表了“Tonkrieger auf der Seidenstraβe? Die Plastiken desErsten Kaisers 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載Zürich Studiesin the History of Art/Georges Bloch Annual, vol. 13-14, 2006）、《亞洲視野中的秦兵馬俑》（載《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載Bulletinof SOAS, Vol.76, No.3, 2013）等文，他也注意到了《漢書·五行志》的這段記載。他與段先生一樣，認為秦兵馬俑的藝術成就在中國本土並無基礎，而是受到西方“神秘力量”的影響。

最近，段先生的觀點在網絡上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受到廣泛的關注。據我所知，還有其他幾位重要的西方考古學家持類似的觀點。他們相信，秦帝國的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本文指廣義的“波斯”）烙印。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蹟”兵馬俑在內的秦帝國遺產，果真是外來文化輸入的結果麼？

從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讀伊朗歷史的時候，不由驚歎著名的“大流士改革”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舉措幾乎如出一轍。試看埃爾頓·丹尼爾（Elton L. Daniel）所著《伊朗史》的歸納：

大流士將全國分為20個行省……他也意識到法律、後勤和經濟之於帝國長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為傲的是，他主持編纂了一部針對整個帝國的新法典，同時他將埃及等行省的現行法典加以規範。法官若貪腐受賄，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交通對於國家安全和商業貿易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大流士將道路系統加以延伸和修護，包括從薩迪斯到蘇薩綿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設置驛站以供休整和給養。道路系統得到很好的護衞，郵差可通過它高效傳遞信息。大流士的帝國囊括了地中海東岸和波斯灣，橫跨海陸。為了鞏固這個龐大的國家，大流士主持開鑿了溝通尼羅河與紅海的運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啓用。大流士在經濟方面的措施還包括統一度量衡，更為重要的是，他確立了新的貨幣系統，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幣和銀幣……他被視作古波斯語書寫系統的創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銘文稱其為“偉大的王，眾王之王，諸國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後裔”。大流士在全國大興土木，這些宏偉的建築反映了其文化願景與旨趣。（筆者據The History of Iran翻譯）

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大流士改革”歸納為如下幾點：設立行省；編纂法典；修建馳道和驛站；開通運河；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冠以至高尊號；大興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些都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做過的。大家相對不大熟悉的是秦法典的編纂，隨着睡虎地秦簡、裏耶秦簡、嶽麓秦簡等秦簡牘的發現與刊佈，我們才真正瞭解到秦律令之完備，它直接為漢律令奠定了基礎，是“漢承秦制”的重要表現。

大流士一世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個世紀，若一定説誰模仿了誰，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發明權”的。無怪乎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認為秦始皇繼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遺產。**朱大可先生在其《華夏上古神系》（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中指出，秦帝國的制度與手段，除了御道來自東周的傳舍制度，其餘無一不出于波斯帝國的發明；秦始皇只是一個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絕説出秦制的秘密來源。朱先生還走得更遠，他認為《老子》的陰陽兩儀、“三”等原型數字、《九歌》諸神等等，統統來自波斯，甚至認為楚人皈依了波斯的拜火教，已然是中國文化“西來説”的一種變調。段清波先生在《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中比較了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政治制度，認為秦始皇的治國理論、國家政體、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認識和理念，或許受到波斯帝國的深度影響，這一結果當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東征有關。

實際上，早在1997年，饒宗頤先生便在《中國古代“脅生”的傳説》（載《燕京學報》新3期）一文中指出：

（殷商）繁瑣的禮節和祭祀上的驚人浪費，造成進步的障礙，最後成為神的俘虜，其後果和巴比倫王朝完全一樣。波斯帝國的崛起與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國，承其父Cyrus之洪業，Cyrus於前五三九年克巴比倫，以有道代替無道，撫有四方，用理萬民（其圓筒刻石謂“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 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people…”），有Father之美譽。所謂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

饒先生所説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魯士圓柱記載了他征服巴比倫的偉績（故宮博物院藏有兩塊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於居魯士圓柱的部分內容）。饒先生業已意識到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一些相似之處，如行省/郡縣的建立和“黔首”的稱名，但只是以“頗疑”概言之，並未遽斷。饒先生對於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發明，但他絕非單純的傳播論者，往往充分考慮時代、地理、接觸等因素而加以討論，詳見拙文《交錯視界中的中外交通——饒宗頤與中外交流史研究》（載《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5期）。

居魯士圓柱，現藏大英博物館

以上學者所揭示的相似性確實值得重視。但斷言秦帝國繼承了波斯帝國的政治遺產，仍缺乏直接的證據。

在傳世文獻中，除了巨人現於臨洮這一可供發揮想象力的傳説，再無其他相關線索。**如果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國方略，在文獻中很難説會全無蹤跡。出於中國古代文獻的特點，民間的、下層的文化交流難以得到反映，但上層的活動、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會有忠實的記錄。**也正由於此，儘管中原王朝與西亞的官方接觸記錄始於漢武帝時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間接交流——這些線索主要通過考古發現呈現。商鞅變法之於秦帝國的轉型和崛起有重要意義，史籍對此施以濃墨重彩。對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對秦國政治的影響並非諱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對秦帝國的頂層設計有全面影響，不至於在史書（尤其是司馬遷時代尚相對完整的《秦記》）中湮滅無聞。

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變局。清代學者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蓋秦、漢同為天地一大變局。”毛澤東謂“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確乎奠定了此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國政治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急劇轉型。但這一轉型的過程並不全然突兀，而是兩週之際禮樂崩壞、王綱解紐以來持續演變的結果。秦始皇的許多舉措，如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時期便已經奠定了基礎，是秦國政治的自然延續和發展。而且，許多變革在西周時期便已肇端，並非無本之木。

秦始皇與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為根本的因素在於他們所面對的相同形勢。他們都是龐大帝國的締造者與統一者，擺在他們面前的除了廣袤的疆域，還有複雜的族羣與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國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統治這樣的大帝國，中央集權便成了當務之急。因而地緣管理的加強、度量衡及文字的統一、道路系統與運河的修建、法典的編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時情理之中的事。我們不妨説，秦始皇與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着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會形態五階段線性發展，但有時的確驚人得同步。如在所謂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後，古代中國、印度、希臘、希伯來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躍於歷史舞台。再如饒宗頤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國的崛起與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學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國和古代埃及、邁錫尼等文明的發展節律相當同步（參見李學勤《清華簡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門羅（Thomas Monroe，1897－1974）在《東方美學》中所説：“東西方思想的比較表明了許多驚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論幾乎同時產生在地球上相隔甚遠的不同部分。怎**樣解釋這些現象是文化史的一個主要問題。總體説來，如此現象的產生只能來自兩條途徑：1.彼此獨立的發明；2.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傳播或影響。毫無疑問，這兩條途徑都曾經出現過。”若無直接的證據，我們不妨暫以平行比較的視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就我的個人閲讀體會以及在伊朗的所見所聞而言，伊朗與中國在歷史、文化、國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這種相似的發展節奏自有其內在的邏輯，並非偶然，亦非簡單的傳播與移植。

此外，我們既要考察秦帝國與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異。雖然都將全國分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國的行省更具獨立性，更類似於美國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當地貴族也得到安撫和籠絡。波斯帝國的行省設總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貴族擔任，有的世襲，另設將軍和收税官互相監督、制衡。秦帝國的郡設郡守、郡尉和監御史；郡下立縣，設縣令、縣尉、縣丞；縣下立鄉，鄉下有亭、裏。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襲，政令一統，權力悉歸皇帝。郡縣制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自然發展，很難説是受到波斯的影響。再如波斯帝國境內波斯楔形文字、埃蘭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亞文字、希臘文字等並行使用，並未完全統一，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便以三種文字書寫，這與秦始皇東巡刻石以標準的小篆銘刻並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國並未確立波斯拜火教那樣的國教，但也致力於神權的整合與統一。波斯帝國與秦帝國都面臨着暴動的威脅，只不過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續了更長時間，這與秦帝國對全國的控制過於嚴酷不無關係。

饒宗頤先生注意到居魯士圓柱上的“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的相近。在居魯士圓柱中，“黑頭人”的原文可轉寫作sal-mat SAG.DU，意為dark-headed（黑頭），原是蘇美爾人對人民的指稱，居魯士大帝沿用了蘇美爾人的這一概念。中國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義上確與其相近。《説文》雲：“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個表示百姓的詞“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統一後以“黔首”取代“民”一詞，因而統一前的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未見“黔首”，而是作“民”，統一後的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應的語句均作“黔首”（但相對於秦帝國所規定的其他用詞，“黔首”對“民”的取代並不徹底）。然而“黔首”之稱，又見於《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在秦統一之前便已存在。據王子今先生《秦漢稱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於秦晉地區。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對用詞進行一系列規範時，選擇了“黔首”而非“民”。“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相近，但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説明它們之間互有影響。

段清波先生強調，文明交流過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於制度層面和理念層面。但筆者認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這一點恰恰是最難證實的。

兵馬俑的秘密

兵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對於中國而言，確乎是奇蹟，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如此寫實、規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藝術。對於西方人而言，兵馬俑與同時期歐洲、西亞的雕塑相比顯得相對稚拙，他們之所以看重兵馬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數量所造成的強烈視覺衝擊力——中國人的人海戰術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89年第1期發表的《秦俑藝術筆談》一文中，張仃先生強調兵馬俑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雕塑，王鷹先生則將兵馬俑與古希臘的雕塑進行比較——他們討論的前提都是兵馬俑是中國古代人民自主研發的產品。同樣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發表了德國學者格爾曼·漢夫勒的《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臨潼兵馬俑觀感》一文，他意識到了兵馬俑出現的不尋常：

但令人驚訝的是，當陶俑剛開始聞名於世時，卻沒有人在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個自發的問題：怎麼會出現這種陶俑羣塑？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給人以深刻印象，其藝術性勝過同期雕塑的藝術品，而且在中國完全是一種新類型……顯然，那認為雕塑藝術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論點是蒼白無力的。沒有西方藝術就不可能有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甚至沒有亞歷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會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國——中國。

這篇文章並未詳加論證，在當時的中國學者看來，無疑充斥着想當然的玄想。邱紫華先生針鋒相對，發表了《秦俑是中國先秦審美文化的結晶——兼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批評》（載《文藝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對漢夫勒的觀點予以一一批駁，認為“漢夫勒既無確實的依據，又缺乏具體細緻準確的分析，就武斷地作出結論，這正表現出他思想中的‘歐洲中心論’和審美判斷上的失誤”。

倪克魯與段清波兩位先生則真正將這一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們便已開始就這一問題進行私下討論，達成了不少共識。此後，他們都各自撰文予以討論。

倪克魯教授

段清波先生除了討論秦帝國與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聯繫，還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見兵馬俑、百戲俑、銅車馬、條形磚、封土內台階式建築、青銅水禽等，認為它們的部分製作工藝的文化因素宛如橫空出世般出現，而又在其後的時代難覓蹤跡，因此他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原本從未出現的以人和動物為主題來表達藝術目標的這一理念會突然出現在秦帝國時期？

段先生指出，陶俑雕塑藝術在先秦並不發達，直到戰國才陸續出現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東臨淄郎家莊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組春秋戰國之際高10釐米左右的陶俑，戰國時期列國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發現。就秦國而言，咸陽周邊的幾處墓葬中曾出土遲至戰國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過20釐米，多為10釐米左右，兵馬俑則突然拔高為一米八多的大個，不免令人心生疑竇。段先生還認為，咸陽塔爾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與塞人（Saka，國內學者大多將其等同於西方文獻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邊陲，與羌戎雜處。往來於歐亞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羅人等印歐人通常扮演了中間商的角色，一些來自歐洲、西亞、中亞的文化因素主要通過他們傳遞到羌、戎、周、秦等族羣。早在西周時期，甘肅靈台白草坡、陝西周原等遺址便已經見到印歐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與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觸。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將文字銘刻於石頭（以石鼓文、秦始皇東巡刻石等為代表）、一些墓葬所見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現鐵器、較早出現金銀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與中原王朝的固有傳統不同。如果説兵馬俑受到廣義波斯文化的間接影響，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國境內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縣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傑作，時代在戰國時期。景騫、林梅村等先生認為，這尊青銅像表現的是希臘戰神阿瑞斯。**無論其是何身份，它作為“遠東第一立體雕像”的特殊意義值得重視。此類雕像，還見於同是新疆西北的鞏留等地。

武士蹲像，1983年發現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源縣，約公元前500年

陝西咸陽塔爾坡戰國晚期秦墓出土的騎馬武士俑

隨着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後進入希臘化時期。希臘化的浪潮一路向東，甚至已經抵達現在中國的鄰國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認為，也許就在此時，東西方之間兩類存在根本差異的文明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臘化塞琉古帝國而起的是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國古書中被稱為“安息”。與古代中國最接近的大國便是廣義的波斯，漢夫勒與倪克魯所稱的希臘，主要是希臘化時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響的帕提亞帝國，屬於廣義的“波斯”。

但如果説有外國技術專家直接參與了兵馬俑的設計和製造，則仍缺乏確鑿的證據**。**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區發現了一座窯址的亂葬坑，其中埋有百餘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論文中懷疑這些勞工中有非蒙古人種，這基於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學檢測結果。美國學者梅維恆（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學界介紹過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體的講述中，段先生直接強調發現了來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檢測結果與前次並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國西北地區古代人羣的DNA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以及他與張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載PLOS ONE, Vol.3,No.10, 2008）一文中，分析了這些勞工的線粒體DNA，發現他們來自於漢族，也來自於少數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於北方人。這一研究成果雖不能覆蓋全部勞工，但已經比較能夠説明問題。不過線粒體DNA只能指示這些勞工的母系來源，更全面的認識有待Y染色體DNA的考察。（近來有媒體報道專家復原出秦始皇妃嬪面容，認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證據）

在出土的兵馬俑中，在一些隱蔽處往往刻有製造者的名號。從這些名號看，有的是“宮”字開頭的，説明屬於官府製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則冠以地名，如咸陽、櫟陽、安邑等，説明來自於地方製陶作坊。中國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沒於歷史的煙雲中，若非兵馬俑的出土，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批傑出工匠的存在。而將名號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興起於秦國）的體現，誰製造誰負責，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據這些陶工的名號和來源，我們並不能發現洋專家的蛛絲馬跡。

兵馬俑上的陶工戳記

早期中國的確缺乏雕塑的傳統。過去我們所能舉出的雕塑，主要是紅山文化女神像、石家河文化玉人、殷墟玉人、三星堆青銅人像、曾侯乙墓編鐘之鐘虡銅人等有限的例子。這些雕像，除了三星堆的人像，大多相當迷你，而且不着意於寫實，畫風相對抽象，比例也很不協調。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敖漢旗境內發現了一尊距今約5300年的紅山文化整身陶人，通高55釐米，極為寫實，故發現之初令世人驚歎——其年代之早大有穿越之感。之所以紅山文化有相對發達的人物造像藝術，也與其位處歐亞草原的東端有關。

紅山文化女神像

紅山文化陶人

殷墟婦好墓玉人

從某種程度上説，**兵馬俑恰恰説明了中國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這本身是中國自身的傳統。即便兵馬俑吸收了國外技術，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載者，並不影響其本土性。**正如中國的冶煉技術最初由域外輸入，但我們的祖先主要用它來製造禮器，只不過是將原先的陶鼎、陶斝換成了銅鼎、銅斝。我們的祖先從來都不排斥外來的技術，同時，三代禮樂文明到儒家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又極具保守性，新技術往往用來製造盛放舊酒的新瓶。從過去到現在，師夷長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沒必要説承認這一點就有損民族尊嚴。至於過度誇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進而捨本逐末，認為中國文化一概都是外來輸入，更無必要。

中外雕塑藝術風格的差異以及技法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其用途決定的，並無嚴格意義上的優劣之分。倪克魯先生認為“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時期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徵，而對於秦始皇時代的人而言，那些摶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同時他也承認，秦始皇之前的人物造型表明“先秦中國的工匠完全有能力製造人物和動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見，可能是因為當時的人缺乏塑造人像的興趣”。當時的人們之所以缺乏興趣，在於早期禮樂文明的背景之下，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基本都是禮樂器的裝飾和配角。**像西方那樣對人肉體的細緻描摹，在主張禮儀、含蓄的中國古代是難以想象的。以木俑、陶俑代替生人殉葬，同樣是為禮制服務的——早期中國缺乏“為藝術而藝術”的自覺。**兵馬俑雖有寫實傾向，但與西方雕塑相比，仍有濃郁的寫意風格。再如其拼合組裝（西方是減底法）、以陶為材質（西方以石質為主）的製造方法，也極具中國特色。作為陶俑的兵馬俑，與西方雕塑相比可以説是全然不同的藝術形式。

段清波先生認為從戰國時期的小俑到相對魁梧的秦兵馬俑，跳躍性太大，“其間巨大的序列缺環在邏輯上令人無法接受，而這種差異用秦帝國資源配置能力強大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雕塑是門涉及人體解剖學、人體運動力學、幾何數學等方面知識的綜合藝術，古代希臘等文明對此有持續的探索，早期中國在這方面的基礎相對薄弱，而秦始皇陵陪葬坑所出土的百戲俑在人體肌肉的塑造上已有極高水平，確乎前所未有。而且，這一高峯轉瞬即逝，直到佛教造像傳入中國，類似的雕塑藝術才再次在華夏大地出現。但我們也不能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意志、喜好以及古代工匠的集體技術攻關能力。秦始皇似乎有其獨特的品味，致力於打造浩浩蕩蕩的亡者大軍，而這一點在其他帝王那裏看來並無必要。早期中國的官營手工作坊高度壟斷資源，正如金屬冶煉術傳入中原後迅速被改良，進而形成獨樹一幟的青銅鑄造技術，實現了技術上的彎道超車。**更何況，以陶塑造人像在早期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早至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陶人，晚至戰國的陶俑，均有脈絡可尋。**朱君孝、宋遠茹兩位先生在《試論秦始皇兵馬俑的工藝技術淵源》（載《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中從製陶技術、陶窯結構、青銅鑄造工藝、雕塑技藝、彩繪裝飾技藝等方面的持續進步分析了兵馬俑製造技術的本土基礎，付建先生在《古希臘人體雕刻與秦代人體雕塑對比研究》（載《文博》2018年第2期）中強調兵馬俑與古希臘雕塑藝術品從發展上沒有先後聯繫，可以參看。

百戲俑

餘論

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張騫出使西域，是為鑿空之舉，被視作絲綢之路開闢的開端。此番出使，張騫蒐集了諸多一線情報，譬如當時西方有大國叫安息（波斯帕提亞帝國），同樣人文極盛。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西行，這次他還派遣副使前往安息。元封六年（前105），又一撥漢朝使者抵達安息，標誌着絲綢之路的正式確立。當時的安息王米特里達梯二世（Mithridates II of Parthia，前124－前87在位）遣使迎候漢使，並向漢武帝致送鴕鳥蛋與魔術表演團。此後，一直到薩珊王朝，波斯一直都是絲綢之路的樞紐所在。

這是古代中國與波斯往來的最早官方記錄。在此之前，被西域阻隔的兩大文明並無直接往來。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從來都不絕如縷。

先秦時期，小麥、黃牛、綿羊、家馬、馬車、冶銅術、冶鐵術、金銀器、玻璃器等物產和技術逐漸自域外輸入，彩陶、絲綢、農業技術等則自東向西傳播，東西方的間接互動早已在西域綠洲與歐亞草原上演。在此過程中，塞人、吐火羅等遊牧民族扮演着重要角色。

春秋戰國以降，中西互動愈趨頻繁，多有異寶西來。在春秋末期到西漢早期——絲綢之路創闢之前的貴族墓葬中，常發現有裂瓣紋的銀豆或銀盤、蜻蜓眼玻璃珠、蝕花肉紅石髓珠、有翼神獸雕像等，均是具有濃郁波斯色彩的奢侈品。它們為當時的貴族所珍視，並隨他們進入幽冥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裂瓣紋銀豆，見於山東、安徽、江蘇、廣東、雲南等地，除了異域風格的波斯裂瓣紋，還有強烈的本土氣息，是中西合璧的典範。這些都是中西互動的最直接材料。可見在狹義的絲綢之路開通之前，中西交通已端倪初現。

但大流士似乎並不知道中國的存在，睥睨天下的秦始皇也似乎不瞭解在他西邊還有更龐大的帝國。古代中國與波斯等文明的互動，尚是很初步，也是很間接的，往往通過塞人、吐火羅、羌戎等接力傳遞。説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響、兵馬俑是外國藝術風潮的產物，尚難以得到證實。我們承認域外因素對中國文明影響的同時，也不能抹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不然又容易落入“西來説”的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