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1000萬坦桑尼亞人感染瘧疾，一羣中國人想去改變它
瘧疾，已經與艾滋病、血吸蟲一起，成為了坦桑尼亞最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每年約有1000萬至1200萬的坦桑尼亞人感染瘧疾，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每年又有約8萬人死於瘧疾。
而過去3年間（2015年4月到2018年6月），中國的瘧疾防控經驗正在被移植到非洲大陸上。“中英坦項目”由三方進行合作——英國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DFID)出資，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拿出自己的經驗和人力，再由坦桑尼亞當地的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協助。
3年過去了，整個項目耗資了182萬英鎊，中國疾控中心在魯非吉的邊遠地區建立了4個流動進檢站，每個站配備4到5個人，包括臨牀醫生、現場調查人員和檢驗人員，對高發病地區進行快速的動員和篩查、治療。該項目成功讓坦桑尼亞魯非吉試點地區的瘧疾感染率下降了80%以上。
不過，隨着英國脱歐、英國國際發展部相關人士離職等因素，一切變得曖昧不明。因此中國疾控中心開始尋找新的項目贊助方，蓋茨基金會是主要的接洽對象。與瘧疾的抗爭還任重而道遠。
界面新聞8月15日的報道《每年有1000萬坦桑尼亞人感染瘧疾，一羣中國人想去改變它》，通過記者的實地走訪，詳細描述了這一場瘧疾的戰鬥。
圖源：蓋茨基金會
廣西援非瘧疾防控專家赴坦桑尼亞開展“中-英-坦瘧疾控制試點”項目工作 圖源：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以下為全文：
中巴車在這間長得像普通人家院子的餐廳門前停了下來。
待客人落座，穿着坦桑尼亞常見花布裙的服務員端上來一碟碟的米飯和蔬菜，再配上一碗雞肉。雞是整半邊的雞，吃起來需要費點勁。人還沒有動叉子，蒼蠅就成羣結隊地飛了過來。伸手想趕走蒼蠅，手背卻準確無誤地撞上數量不會更少的蚊子。
這裏是魯非吉（Rufiji），在東非國家坦桑尼亞的南部，是坦桑尼亞六個主要行政區之一，距離該國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大約五個小時的車程。
蚊子是坦桑尼亞人最大的健康敵手，它的歷史幾乎和人類等長，1.45億年前的白堊紀岩層化石裏，就已經發現了蚊子的蹤影。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每年約有1000萬至1200萬的坦桑尼亞人感染瘧疾，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每年又有約8萬人死於瘧疾，抵抗力較弱的老人和孩子是主要受害者。瘧疾和艾滋病、血吸蟲等疾病一道，成為坦桑尼亞最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
一萬公里之外，跨越阿拉伯半島和西北亞，有一羣人中國人同樣關注坦桑尼亞的瘧疾問題。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預防控制病所的所長周曉農，“中英坦項目”小組組長王多全，以及他們的30名同事，從2015年4月到2018年6月這三年多里，往返中國和坦桑尼亞十多次，每次在當地工作三個月，把降低魯非吉地區的瘧疾感染率作為中國在非洲地區實施的第一個公共衞生試點項目。
“中英坦項目”由三方進行合作——英國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DFID)出資，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拿出自己的經驗和人力，再由坦桑尼亞當地的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協助。
三年過去了，整個項目耗資了182萬英鎊，併成功讓魯非吉試點地區的瘧疾感染率下降了80%以上，中國的瘧疾防控經驗也藉此被移植到了非洲大陸上。
2018年7月25日，坦桑尼亞魯非吉縣Mohoro村，中英坦瘧疾防控試點項目覆蓋的村子之一 圖源：界面
熟悉的坦桑尼亞，陌生的坦桑尼亞
關於非洲，我們往往有着模糊的認知，甚至誤解。
每三年一屆的中非合作論壇已經持續了5屆，中國還有着數量龐大的非洲留學生和貿易者。廣州的小北路一帶是全國聞名的“小非洲”，可統計的非洲人就有2萬多人。但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非洲其實是由60個國家和地區組成，東西非之間有着迥異的語言、文化和習俗，很難只用“非洲”這個區域概念去概括這片大陸的多樣性。
坦桑尼亞連接太平洋，當地語言為斯瓦希里語——在中國，有一個人能操熟練的斯瓦希里語播廣播，他就是陳魯豫的爸爸，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斯瓦西里語主持人。而1976年完工的坦贊鐵路，仍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
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肯尼亞所環抱的維多利亞湖，則是尼羅河的源頭。V.S.奈保爾在《非洲的假面劇》中形容維多利亞湖注入尼羅河後的情景：它不像剛果河或者密西西比河那樣渾濁，河水在高高的綠色河岸間穿流，岩石將河水分流，水花在岩石上飛濺，迸發出活力。
1964年，坦桑尼亞推翻蘇丹王的統治，宣佈成立聯合共和國。不過，這個先後經歷過德國和英國殖民的國家卻並沒有在獨立後獲得良好的經濟發展，2017年坦桑尼亞的GDP約為520億美元，還不到廣東省2017年GDP的6%。薄弱的公共衞生體系和疾病控系統是導致傳染病在這個國家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原因。
在坦桑尼亞，醫療系統分為三個級別，最高級的是醫療中心，往下一級是鎮醫院，而最基層的則是分佈在各個村落裏的衞生所——在中英坦項目的試點地區，每個自然村落的1.5公里內便會有一個衞生所。與中國類似，按照病情的嚴重程度，病人從低一級的醫療機構向上轉診。
烏提提醫院承擔着烏提提鎮（Utete）上絕大部分的醫療需求，這家由平房羣組成的醫院坐滿了等待的病人。每個月，烏提提醫院都要接待500個疑似瘧疾的病例，其中有15％-20%會最終確診。這些繁重的工作由全院僅有的24名醫生分擔，而他們當中只有16位擁有正式的行醫執照。
但周曉農、王多全和他們的團隊在開展瘧疾防控試點項目的最開始，遇到的問題還不是和公共衞生體系作搏鬥——從確定試點地區到政府動員，他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拜訪村、鄉、鎮的領導人身上，以獲得這些領導人的同意和配合。
在坦桑尼亞乃至許多非洲國家，地方領導人有着極高的號召力和權威，一如部落首領。烏提提是魯非吉地區一個重要的鎮，也是中英坦瘧疾項目的主要試點地區，無論你是中國來的衞生工作者，還是中國來的記者，每位到訪者都要得到鎮長的知情允許。
2018年7月24日，烏提提鎮醫院治療瘧疾的13歲男孩Abdul
坦桑尼亞Kiwanga村，村醫務室所使用的抗瘧藥 圖源：界面
在分歧和協調中抗瘧
一隻蚊子飛了進來，在車裏盤旋起降。
外來者緊張地盯着蚊子，畢竟這裏是全球瘧疾感染率最高的地區，誰都害怕被咬。Yeromin Mlacha看了一眼蚊子，輕鬆地説，這不是會致病的那種蚊子。
Mlacha是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的研究員，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所在坦桑尼亞做瘧疾防控項目的這三年，Mlacha一直參與其中。瘧疾是由瘧原蟲引起，經雌性按蚊傳播的疾病。感染人類的瘧疾寄生蟲主要有四種，分別為惡性瘧原蟲、間日瘧原蟲、三日瘧原蟲和卵型瘧原蟲。
瘧疾發病是個極為痛苦的過程，病人會發高燒、頭疼，畏寒。畏寒時，蓋幾牀被子都不能控制全身發抖，但當轉而高燒時，又常高達40度。
在中國，瘧疾也曾經是傳播率極高的傳染病，新中國剛成立時，每年有3000萬瘧疾感染病例，死亡率約為1%；1970年，瘧疾感染病例仍有2000萬以上；但到了1980年後，中國的瘧疾感染率開始大幅度降低，進入消除階段。
1971年 ，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提取獲得了青蒿素，成為繼乙氨嘧啶、氯喹、伯喹之後最有效的抗瘧特效藥，並憑藉這項成就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本地感染的瘧疾病例數減少至只有40例。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當一個國家能證明連續三年無本地獲得的瘧疾病例，且建立起完善的瘧疾響應機制時，便能獲得世衞組織所頒發的“瘧疾消除認證”。
中國的瘧疾消除工作從2010年以後開始展開，從中摸索出“1、3、7”的工作模式——也就是一天內通過網絡報告、三天內病例核實和確診、七天內開展針對性處置措施。周曉農和他的同事們前往坦桑尼亞前，計劃中是把“1、3、7”模式，結合世界衞生組織的T3模式（Test檢測、Treatment治療，Track追蹤），在坦桑尼亞進行試點。
坦桑尼亞的瘧疾傳播情況和中國有着許多相似和不同。不同的是，在非洲瘧疾主要由惡性瘧原蟲造成，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瘧疾主要由間日瘧原蟲造成，前者更為兇險。
獲得了當地官員的首肯，中國疾控中心的工作才剛剛進入挑戰階段。中國的“1、3、7”是建立在信息電子化基礎之上，但坦桑尼亞許多村落連用電都還未普及——2016年以前，中英坦瘧疾防控試點地區的所有疑似和確診病例都是以紙張記錄，直到後來才有了手機app的介入。
牆壁上的科普海報，用斯瓦西里語提示“不是所有發燒都是瘧疾” 圖源：界面
中國疾控中心在坦桑尼亞一個重要的調整，是把“1、3、7”模式轉變為以社區為基礎進行快速篩查和治療的“1、7”模式。
“我們僱傭了當地社區的一批衞生員，每週同我們在社區裏開展快速篩查工作，一旦發現病人就及時進行治療，原則上既符合世界衞生組織的T3，也同我們中國的“1、3、7”的工作模式相近。”周曉農説。
而中國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的合作也是在不斷的分歧和協調中推進。文化差異也是需要磨合其中一件事，在非洲，時間觀念很是淡薄，説好8點開會，到了12點才開始。在英語裏還有African Time一説，來形容非洲人對時間的漫不經心。然而讓王多全感到幸運的是，不到兩個月，雙方就建立起全新的信任來，“説9點鐘開始，甚至8：55車子就過來接。”
在當地，不通電是常事，蚊蠅烏泱烏泱而至。但挑戰中國人的還有當地的氣候，坦桑尼亞每年有兩個雨季，遇到高温的季節，在户外連續工作很容易中暑。
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除了是中國疾控中心合作者，也是他們在本地的“嚮導”。為了讓當地人接受中英坦瘧疾項目，建立起參與意識，中國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想過一些動員的辦法，比如舉辦當地人都喜愛的足球賽；找的衞生員也都是當地的農民，當不需要種地的時候，便穿上粉色的統一服裝，在村落裏巡查、普及知識。
“我們像一個大腦，和中國來的衞生工作者交換我們的想法，告訴他們坦桑尼亞的方式應該是怎樣的。”伊法卡拉衞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Prosper Chaki説。和中國人待了三年，去了不下五六次中國，Chaki甚至能説一些簡單的中文詞彙。
早在中國人到來之前，坦桑尼亞政府和其它國際組織也在盡所能地降低瘧疾感染率，預防是第一位。除了噴灑藥物，當地政府也給每户家庭分發至多兩牀的長效藥物蚊帳。所謂的長效藥物蚊帳，是在普通蚊帳上加入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
王多全和他的組員來到魯非吉地區之後，也會對蚊帳的覆蓋、配送和使用做宣傳和督導工作。預防的成本總比治療要低，但長效藥物蚊帳只能洗20水，之後便會失去藥性。然而坦桑尼亞政府只會免費配送一次，每牀長效藥物蚊帳的售價在10美元左右，超出當地村民的負擔。不過中國疾控中心到來之後，這個難題在一定程度得到解決。
“每年當地大概有10%至15%的蚊帳破了，我們會對破損蚊帳的替換項目給予一些必要補給、補充。”王多全説。在此之前，試點地區的長效藥物蚊帳覆蓋率76%，但2016年9月以後，長效藥物蚊帳的覆蓋率上升為88%。
試點地區的Mohoro村，當地婦女Wanabi有一對年幼的子女，長效藥物蚊帳有效的保護了孩子，一雙兒女 至今沒有感染過瘧疾 圖源：界面
Wanabi家的蚊帳 圖源：界面
睡前掛個蚊帳，在我們看來並不是多難的事，但在坦桑尼亞，這是1980年代以前都未曾有過的生活習慣，需要反覆教育、監督。可意想不到的是，蚊子又能“進化”到另一個地步——因為蚊帳的普及，夜晚叮咬變得不再容易，白天孩子們又在上學，於是被叮咬的高峯時段變成了下午三、四點當地兒童放學後。
技術發展至今日，篩查瘧疾並不複雜，只需要花25美元，就可以買到一盒五個的瘧疾檢測試紙套裝。滴上三滴血，一槓是陰性，兩槓是陽性。但問題是，怎麼才能讓人在出現症狀時及時就診。
幾個呈現陰性的瘧疾測試盒 圖源：界面
在魯非吉，不乏沒電、沒自來水的邊遠地區，它們難以被醫療服務所覆蓋，但正是瘧疾高發的地區。三年內，中國疾控中心在魯非吉的邊遠地區建立了4個流動進檢站，每個站配備4到5個人，包括臨牀醫生、現場調查人員和檢驗人員，對高發病地區進行快速的動員和篩查、治療。
在這些流動進檢站，病人所服用的藥則來自桂林南藥所生產的青蒿素類複方抗瘧藥。桂林南藥以1.6美元的成本價提供了一共2.4萬人份的抗瘧藥，如果這些藥能持續產生效果，經世界衞生組織評估對其他人種的安全性後，也將會推廣到地區使用。
保住抗瘧成果的下一步
今年6月，中英坦瘧疾防控項目已經結束，如何維持所取得的成果，以免瘧疾傳播再次反彈，成為眼下最迫切的問題。一旦項目中斷，周曉農評估試點地區的瘧疾感染率會很快上升。
在一年多前，中國疾控中心已經和英國國際發展部商量繼續支持第二期項目的計劃，但隨着英國脱歐、英國國際發展部相關人士離職等因素，一切變得曖昧不明。因此中國疾控中心開始尋找新的項目贊助方，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是主要的接洽對象，一旦資金落實，項目組有望10月份在此返回坦桑尼亞。
蓋茨基金會在非洲投入多年，2015年還與中國商務部在西雅圖簽署了《關於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合作內容為非洲的農業開發和對非醫療工作。
不過周曉農也承認，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只有把中國的抗瘧經驗完整地傳遞給坦桑尼亞衞生部全國抗瘧辦，把試點地區的後續工作承接下來。
但是坦桑尼亞的瘧疾問題遠不是建立起完善的疾病防控體系就能根除的。
從達累斯薩拉姆到魯非吉的五個小時車程裏，除了偶然經過的村落，目之所及便是廣袤的草原和灌木叢。在過去60年，中國之所以把瘧疾的感染率和發病率降至幾近消除的程度，除了醫療水平和疾病防控體系的進步，也要歸功於中國的城市化——正因為建築物取代了荒地，排水系統和垃圾收集有效地改善了衞生條件，蚊子的繁衍才得以控制。
然而在坦桑尼亞絕大部分地區，生命無法被安排和管理，人類和動物更像是鄰居，每一個水窪和灌木叢既屬於角馬和斑馬，當然也屬於蚊子。
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