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未曾改變日本-新潮沉思錄
【文 矢澤左京大夫】
73年前的今天，是日本歷史上最長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中午十二點，裕仁天皇的聲音通過電波傳到了日本各地——這是裕仁第一次發表廣播講話，同樣也是大多數日本人第一次聽到這個“現人神”的聲音。然而，日本人聽到的聲音可能與他們此前的想象有着不小的落差——透過收音機傳出的聲音一點都不像是一個40多歲正值壯年的年輕人，而是一種帶着特殊的催眠效果、拿腔拿調卻又含糊不清的聲音。這個聲音並沒有向人們想象中的那樣號召他的“臣民”戰鬥到死或是宣佈某個虛無縹緲的重大軍事勝利，而是拖長着聲音要國民“堪所難堪，忍所難忍”。然而，多數人都難以理解這種晦澀難懂的文言，只有熟悉情勢的人才會反應過來，這是在説日本戰敗了。
進行廣播錄音的裕仁天皇
現在看來，雖然是戰敗者的停戰聲明，但《終戰詔書》通篇卻洋溢着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它沒有説明日本為什麼要發動戰爭侵略他國、也沒有承認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地犯下的累累暴行，甚至連“戰敗”兩個字都沒有出現，但《詔書》卻把裕仁打造成一位精緻的和平主義者；在談當下的形勢時，他説“戰局必不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在談發動戰爭的目的時，他説是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在談戰爭罪行時，他説這些都“固非朕志”，而“為萬世開太平”才是他本來的初衷。即使是在詔書的最後，裕仁還不忘警誡國民不要“情之所激，濫滋事端”，因為此時他最擔心的莫過於戰爭結束後可能發生的社會劇變。
總之，戰爭結束了。1945年8月15日，對日本來説既是結束，又是開始。
努力回憶歷史
即使冠冕堂皇的詔書沒有一處提到“投降”，但日本人已然認識到日本的確是戰敗了。這一天，NHK廣播了翻譯過的《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雖然是晴天，美軍的轟炸機也沒有飛來，戰爭好像真的結束了。
現藏於國立公文書館的《終戰詔書》原件
面對戰敗，日本人首先是迷茫的——很少有人能在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之前就做好萬全的準備。而在這陣迷茫之後，就是“各有各的不幸”了。
第一組回憶者（左上起，順時針方向）：半藤一利（1930~）、內田百閒（1889~1971）、廣津和郎（1891~1968）、小林一三（1873~1957）；這其中，半藤一利是夏目漱石的外孫，而內田百閒是夏目漱石的學生
以昭和史研究成名的作家半藤一利，戰爭結束時還是一名15歲的初三學生。他回憶説當時“比起戰爭結束那種‘好極了’的感覺，自己只是眼前一黑，頭‘嗡’的一下，像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一樣，首先進入了茫然自失的狀態。然後就是涕泗滂沱。是悲哀的淚呢，還是不甘心的淚呢，恐怕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56歲的作家內田百閒回憶道：“天皇陛下的聲音是宣讀戰爭結束的詔書錄音。我流下了止不住的熱淚，但這流下的是怎樣的眼淚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53歲的作家廣津和郎也有着類似的回憶：“因為戰時沒有條件修收音機，所以聲音低得快要聽不見了…而我卻流淚流個不停”。
72歲的實業家小林一三當時也不由自主地哭了出來：“中午，我恭敬地聽完君之代播放後陛下的講話，眼淚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只能茫然地靜靜坐着”。
對於另一些人來説，戰敗彷彿是早已預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他們“麻木”地迎來了戰後，卻留下了更加有趣的細節：
第二組回憶者：高見順（1907~1965）、大佛次郎（1897~1973）；兩人都是在鎌倉活躍的“鎌倉文士”作家羣的成員。戰後，二人與同為“鎌倉文士”的川端康成、小林秀雄、裏見弴等人為與創辦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相抗衡，也創立了名為“鎌倉文庫”的出版社。三島由紀夫就在川端康成的介紹下將小説《煙草》投給了鎌倉文庫雜誌《人間》，使三島由紀夫正式躋身戰後作家之列。
38歲的作家高見順想到的首先是那一天炎熱的天氣：“（日本）終於還是輸了，輸掉了戰爭。夏天的太陽正噼啪地燃燒着，光線刺得眼疼。在這樣的烈日下得知了戰敗的消息，周圍除了不斷的蟬鳴以外沒有任何聲音，安靜得很”。
無獨有偶，48歲的作家大佛次郎在日記中寫道：“8月15日/晴。清早收到陛下親自講話的預告…到了預告上説的中午12點的午間新聞，在演奏完君之代之後，陛下親自進行大詔放送，然後是公佈《波茨坦公告》的提議和開羅會議的各種條件…感覺好像這世間都變得奇怪了。下午聽到從篠崎回來的豆腐店老闆説大家都期待着會播放（與之）相反的內容，但卻是停戰的詔書…”。
1945年8月15日早6時由中央氣象台（今氣象廳）發佈的天氣預報圖，當天最高氣温預估為30℃，但實際氣温遠高於這個數字
從1945年的《中央氣象台月報》中我們可以發現，73年前的今天，東京的最高氣温是32.5℃，而兩位作家所在的鎌倉距離東京不足50公里，氣温和東京大致相同。這一天裏，日本全國大部分地區都處在烈日的照射下，只有東北地區和北海道是多雲天氣。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作家當時對這些數據是一無所知的。因為軍部發現天氣在襲擊珍珠港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於是從1941年12月8日開始將天氣預報被劃入軍事機密，全部由密電發送，同時停止民間天氣預報的播報。因此一般民眾根本不可能知道第二天的天氣，更不用説詳細的氣温數據了。
這一保密政策使1942年8月27日登陸九州的颱風成為了一場毫無預兆的“突襲”，整個西日本損失慘重。1945年8月22日，在日本戰敗整整一週後，天氣預報節目首先在東京重新開始廣播。現在，天氣預報在日本也成為了“和平”的象徵。
對於戰敗，日本人也不全是茫然、沮喪和麻木，還有“苦惱、悔恨、蒙受欺騙後的痛苦”。但不管怎麼説，更加直白的情感恐怕還是結束不幸和免於死亡的喜悦，像《哆啦A夢》中出現的歡呼戰敗的場景也確實存在。據裕仁的親信、內大臣木户幸一回憶説，他在皇居里看到有人在皇居門外歡呼。面對這一幕，他在書信裏心情複雜地評論道“他們顯然是如釋重負”。
如釋重負的不只是庶民，還有庶民的代表——共產黨。
就在8月15日，戰前的勞農派活動家桑園健司騎着自行車走訪了他戰前的夥伴，並在一個月後重建了日本共產黨山梨縣支部。這時的日共仍然是“非法政黨”，戰前日共的中央委員德田球一已經在監獄裏度過了17年，同樣身陷囹圄的還有志賀義雄、袴田裏見和宮本顯治，但他們這時不知道的是，他們將在4個月後的日共四大上被推舉擔任中央委員。
日後將與德田球一一同重建共產黨的岡野進，此時還在延安給日軍戰俘上反戰課。半年之後，岡野進將回到日本，恢復“野坂參三”的原名，向公眾許諾建立一個“可愛的共產黨”。但他不會料想到，僅僅5年之後，他將又一次回到中國。
時隔多年終於重逢的共產黨委員（左起：德田球一、野坂參三、志賀義雄）
戰後日本另一股政治力量——保守派也是彼此彼此。雖然被稱作“保守派”，但這羣人在戰時的日本卻是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飽受軍部勢力的批判。
戰後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鳩山一郎（1883~1959）與吉田茂（1878~1967）
62歲的鳩山一郎這時正在遠離東京的長野縣輕井澤隱居，他將在一個多月後復歸政壇，率領日本自由黨參加戰後第一次議會選舉。十年後，他的自由黨將與民主黨合併，成立新黨，就是今天的“自由民主黨”。而現在，他只是一個不問政事的農民。
鳩山一郎的宿敵，66歲的原外務官僚吉田茂同樣處在隱居的狀態——他在半年前因為幫助近衞文麿上奏勸説裕仁承認戰敗而被憲兵隊關押了40天。在取得假釋後，他離開東京，前往神奈川南部的大磯，過上了不出家門的隱居生活。談到戰敗，他諱莫如深地回憶道“戰敗前後的事情，我因為離得太遠，知道的也只是傳聞的程度，對細節一無所知”。他還不知道的是，他在一個月後即將回到東京擔任外相，而40天的羈押也成為了幫助他登上首相寶座的政治資本。
設法忘記歷史
8月15日，在永田町的官廳街上，道路兩旁建築的庭院裏濃煙滾滾。這並非是裕仁所擔心的“暴動”，也不是軍隊發起的“兵變”，而是各個省廳在集中銷燬戰時的文件。
8月15日，國會議事堂與永田町的官廳街
與8月10日日本政府宣佈有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時，各中央省廳根據閣議指令開始了對戰時公文的銷燬與藏匿工作。與此同時，在全國的市町村，地方政府也有組織地將徵兵和動員情況的相關文件集中銷燬。負責管理殖民地與佔領區的大東亞省也發佈了焚燒機密文書的指令，從8月15日開始，日本在個殖民地的總督府也開始銷燬機密文件。陸軍省和海軍省的動作相對遲緩——這兩個部門的文件在8月28日美軍進駐日本後仍沒有銷燬完。換句話説，美軍進駐日本後，有組織地銷燬公文的行為仍在繼續。
對於來不及銷燬或者相對不那麼重要的文件，比如御前會議和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的會議記錄、陸軍和海軍發佈的“大陸命”、“大陸指”和“大海令”等，這些文件沒有被銷燬，而是被秘密地藏匿起來。
關於銷燬和藏匿文件的目的，作家保阪正康評論道：“就是為了在別的國家指責日本在戰爭中的行為時能夠回答‘沒有那樣的記錄’，如果還有反駁的聲音，就撂下一句‘大概都被燒掉了吧’”。
今天看來，事實的確如此。日本外務省對南京大屠殺的官方態度就是“無法否認日軍在進入南京（1937年）以後存在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行為等的事實。關於受害者的具體人數卻有很多説法，日本政府認為很難認定哪些數據是準確的”。應該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曖昧含糊的態度為一些否定或美化南京大屠殺的言論提供了土壤，而日本政府這曖昧含糊的態度正是來自於73年前東京各地的縷縷黑煙。
人畜分界線：日本新聞網關於南京大屠殺證據的相關報道（左）；2017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當天進行的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演講海報（右），可以發現，右翼分子對外務省的官方口徑並不認同，甚至還説什麼“醒悟吧外務省”
在企圖讓歷史的細節“死無對證”的同時，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稔彥又拋出了“一億總懺悔”的説法，設法讓日本人代替天皇和其他戰爭指導者承擔戰爭的責任。
東久邇內閣就任，1945年8月17日。前排着軍服者即東久邇稔彥
東久邇稔彥是在裕仁的親自任命下組閣的。裕仁要求他“尊重憲法，以詔書為基準，統制軍隊，維持秩序，努力收拾時局”，因此東久邇內閣的使命便是以明治憲法為基準，維護天皇製為中心的國體；處理投降事宜和維持統治體制。8月17日，在東久邇內閣成立的記者會上，東久邇表示“全體國民的總懺悔是我國重建的第一步，也是我國國內團結的第一步”。東久邇把戰爭的責任歸於“規則的制約、軍部和政府當局的錯誤及國民道義素質的低下”。
不難看出，這樣的“一億總懺悔”，其本質便是東久邇內閣為遵照裕仁指示而拋出的煙霧彈。將戰爭責任由戰爭的發起者和參與者轉化為全體國民，讓全體國民就戰敗一事向裕仁做出“懺悔”，這正是根據“維護國體”的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姿態。（注：這讓筆者想到曾經一度喧囂塵上的“原子彈下無冤魂”的論調，同樣也是以“總體戰”之名將戰爭的責任強加於日本人民的頭上。現在看來，這和這種“一億總懺悔”本質上並無區別，而這種論調正是今日日本右翼所樂見的。）
但日本國民對這種“一億總懺悔”並不買賬。因為即使是作為旁觀者也很難相信一般國民對戰爭的貢獻同軍部和政府的官員相一致，既然對戰爭發揮的作用有大有小，那憑什麼要國民與戰爭的計劃和執行者承擔同等的戰爭責任呢？就像政治學者丸山真男評論的那樣，所謂的“一億總懺悔”，“就像是烏賊遇險拼命逃生時噴出的黑色煙霧”，是為求自保而作出的無奈之舉。而一名鄉下男子則激憤地呼喊説“這場戰爭在我們農民一無所知時開始，又在我們即將相信將要獲勝時敗北。我們不需要為自己沒有參與的事情懺悔。那些背信和欺騙國民的人才有懺悔的必要”。
洗腦國民為國家去死而自己卻苟活到戰後並出現在東京審判被告席上的前首相東條英機，相當多的人將其“自殺”的鬧劇與戰時末任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的自殺相比較，認為東條英機“使用手槍自殺本來就是懦弱，他應該用軍刀切腹”。
洗腦國民為國家去死而自己卻苟活到戰後並出現在東京審判被告席上的前首相東條英機，相當多的人將其“自殺”的鬧劇與戰時末任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的自殺相比較，認為東條英機“使用手槍自殺本來就是懦弱，他應該用軍刀切腹”。
在戰後初期，上述的“全民懺悔論”與“全民受騙論”是當時戰爭責任大討論中的兩種主流觀點，但無論怎樣，這都不能説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產生的觀點，充其量也只是“過過嘴癮”而已。
電影導演伊丹萬作曾説，“很多人説自己在這場戰爭中被欺騙了。但就算有驚天的謊言，只要有一個人沒有上當的話，如此慘烈的戰爭也定然無從開始。這些叫嚷着‘被騙了’然後滿不在乎的活着的國民，恐怕將來還會繼續這樣被騙吧。不，他們現在就已經開始聽從另一個騙局了”。
73年過去了，時間改變了什麼？
恐怕什麼都沒有變。
（矢澤左京大夫 / 知乎ID：矢澤探偵事務所，原載“新潮沉思錄”微信公眾號）